自由与不自由

政治上活跃的欧洲人在批判同时代人的不自由时，经常使用“奴隶”的概念。对克莱尔·德马尔和弗洛拉·特里斯坦来说，女性是男性的奴隶。让娜·德鲁安把已婚女性从夫姓比作奴隶被奴隶主打上烙印。 ^[1] 在约瑟夫·德·迈斯特看来，革命者不是自由的斗士，而是历史的奴隶。维克多·孔西得朗谴责基督教是“奴隶的宗教”；夏尔·傅立叶指控天主教会奴役女性，期待终有一日女性将会从“婚姻奴隶制”中解放出来。 ^[2] 托斯卡纳爱国者乔瓦尼·巴蒂斯塔·尼科利尼（Giovanni Battista Nicolini）在他的戏剧《乔瓦尼·达·普罗奇达》（ Giovanni da Procida ）中夸张地再现了西西里晚祷战争，形容西西里受到外国统治者的掠夺而“沐浴在奴隶的血汗中” ^[3] 。在1831年2月印制的公告中，博洛尼亚的起义者声称，居住在教宗国的意大利人是“教士专制统治下的不幸奴隶”，而他们在奥地利治下的同胞则是“外国人的奴隶，这些外国人抢夺你们的财产，让你们的生活日渐悲惨，好让他们自己富有”。 ^[4] 路德维希·伯尔内（Ludwig Börne）在1832年写道：“是的，因为我经受过奴役，所以我比你更理解自由。” ^[5] 他指的是自己作为犹太人而遭受的歧视。亚当·密茨凯维奇写道，留在祖辈土地上的波兰人注定要“耐心忍受奴役”。 ^[6] 提到1834年1月的里昂工人起义，一个当地的激进主义者宣称，欧洲各民族很快就会加入起义的行列，并“终将把旧世界从奴役的锁链中解放出来”。 ^[7] 圣西门主义者皮埃尔·勒鲁则写道：“把无产阶级和古代的奴隶相比较是完全正当的。” ^[8] 简而言之，奴隶制已经成了西方政治哲学乃至语言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隐喻，一个用以指代“贬损人类精神的权力”的极具力量的修辞。 ^[9]

当我们查找有关奴隶制的引述时，会发现它们几乎无处不在，但令人震惊的是，它们从来都没有被用来指代19世纪早期真实存在的奴隶制现象，甚至连隐晦的提及也没有。对这一时期的许多批判作家来说，奴隶制要么是一个隐喻，要么是早已逝去的现象，要么是理论上的抽象。甚至当他们谈论这个概念时，他们似乎把视线从现实的奴隶制上移开了。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德意志激进主义者威廉·魏特林对奴隶制进行了详尽的思考。他认为，奴隶制是私有财产观念最黑暗、最肮脏的后果，它早在人类的历史出现前就已经成为可能。人类先是努力捕捉地上的野兽，继而用他们渎神的口舌说：“这是我的。”然后他们占有了土地及其出产物，说：“这是我的财产。”最后，他们把手伸向同胞，将其降格成可被买卖的物品。

但对魏特林来说，“动产奴隶制”，即人类对人类的占有，只不过是前奏，此后还有更糟糕的事情——现代的金钱奴隶制。他写道，“从前”，奴隶被鞭子驱赶着工作，他们是“被剥削、被交换、被继承的财产”，但他们仍然保留了固有的价值。“在那个时代，奴隶主还会留心不要让奴隶劳累过度，因为害怕他会因此生病、死掉”，但随着“金钱的引入”，一切都改变了。在这之后，“奴隶的境况与先前截然不同”：

魏特林似乎恰恰是为了不谈奴隶制才谈及奴隶制的。他使用这个词，是为了表现现代经济体制的压迫性，以及它对最穷苦的欧洲人所强加的限制。要想实现这一效果，魏特林就不得不把动产奴隶制说成是一件古老的事情和一桩较小的恶行。魏特林的做法并不少见。黑格尔是一位比魏特林更深刻、更重要、影响更深远的思想家，“他出人意料地频繁提及奴隶制”。 ^[11] 近来的研究重新解读了黑格尔关于主奴之间“殊死斗争”的思考。研究表明，黑格尔的思考不仅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或对古罗马历史的研究，而且来自他阅读的德意志媒体对1791—1804年的海地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报道。起义的结果是起义者获胜，海地人民获得解放，并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这就是黑格尔探究主奴辩证法的真实语境。这个概念不仅是他在《精神现象学》（ Phenomenololgy of the Spirit ）中提出的自由哲学的核心，也深远地影响了从马克思到尼采再到后世的欧洲哲学的发展。有趣的事实是：黑格尔 借由 海地进行思考，却并没有 对 海地进行思考。海地的语境的确在场，却如“用隐形的墨水写成般”未被言说。 ^[12]

讨论奴隶制的概念，却不把它置于当时的语境中，这一趋势无疑是吊诡的。因为19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殖民列强对奴隶的使用扩张到了空前的程度。众所周知，在1807年后，英国发起了一场反奴隶贸易的国际运动，虽然该国一度是这种贸易的主导者。丹麦和美国紧随其后，放弃了奴隶贸易（但未放弃使用奴隶）。而其他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尼德兰，则在抵抗英国试图终止这项贸易的压力。这些国家依然认为奴隶贸易是有利可图且合法的。尽管此后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正式禁止了奴隶贸易，但奴隶贸易实际上仍在继续。在英国禁止奴隶贸易之后离开非洲的300万人中，大约2/3是被非法贩运的。 ^[13] 而且，在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上，对奴隶的 使用 有增无减。教宗格列高利十六世在许多方面都极为保守。1839年12月，他在英国人的鼓励下，颁布了宗座牧函《最高使徒职责》，明确谴责奴隶贸易，命令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立即停止“奴役、不公正地迫害，或掠夺印第安人、黑人或其他人种”，否则将被革除教籍。 ^[14] 但没有人听从。伦敦希望教宗的强烈谴责能够促使西班牙和葡萄牙执行禁止奴隶贸易的法律，但竹篮打水一场空。

失败的原因部分在于提倡禁止奴隶贸易的是英国。举例来说，在葡萄牙，爱国的活动家和新闻报纸往往认为禁止奴隶贸易是英国的一种策略，而有损于葡萄牙的利益。到了19世纪30—40年代，葡萄牙转而愿意禁止南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这也并不是因为其奉行废奴原则，而是出于对巴西的担忧。巴西在1822年获得独立，且是非洲奴隶最大的消费国。为了弥补巴西独立所造成的损失，里斯本当时正试图把安哥拉建成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蔗糖生产经济体，而巴西有可能从葡属安哥拉吸纳大批奴隶，并由此阻碍里斯本的计划。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葡萄牙才加入废奴的队伍。 ^[15] 关键问题不在于奴隶贸易的利益相关者反对废奴（虽然他们确实反对），也不在于缺少对依赖奴隶的产业进行补偿的财政措施（虽然确实缺少），而仅仅在于消息灵通的国内人士（尤其是左翼的九月党人）以国家利益为由反对废奴。 ^[16]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反奴隶制的团体往往由少数精英组成，在更广泛的大众中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政治影响力也相当有限。英国的废奴运动得到了英语世界新教福音派的大力支持，他们接二连三地组织请愿、出版废奴宣传册、召集民众集会，但在欧洲大陆上，类似的势力并不存在。 ^[17]

维克托·舍尔歇（Victor Schoelcher）曾前往墨西哥、古巴及美国南部旅行。在返回巴黎后，他于1833年出版了一本废奴主义著作《论对黑人的奴役》（ De l’esclavage des noirs ）。舍尔歇非常清楚，想要改变社会的惰性是极其困难的：人们知道奴隶制的罪恶，但还没有忧心到要采取行动来反对它。他写道，反对这种制度的观点已经屡见不鲜，由来已久，几乎不可能提出什么足以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新观点。欧洲人很容易被种种关于不公正和暴行的叙述激怒，但他们的同情心和兴趣用不了多久就会消失。在书中开头部分的几段话中，他令人信服地描述了欧洲人在探访殖民地时多么容易受到诱惑，转而支持奴隶制。他写道，刚抵达某个蓄奴国家，你就会被热情好客的白人团团围住，听他们讲述自己的逸事；你身边的整个（白人的）社会构成了一个“联盟”，致力于灌输奴隶制的优点和必要性。你开始为自己天真的想法而脸红，先前那些想法在你如今所处的世界里似乎完全失去了吸引力：

在承认奴隶制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心理影响力之后，舍尔歇用剩余的篇幅对奴隶主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驳斥：黑人并不比白人低能，是奴隶制本身使奴隶变得顺从、愚钝，因为奴隶制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和主动性；自由农业的生产率更高，因为它更能够激发动力和进取心；与普遍观点相反，奴隶主为保护自己的人类财产所做的考虑并不能充分保证奴隶免于被残暴对待；奴隶的死亡率远高于欧洲的无产阶级；说奴隶比“我们的农民”过得更好纯属无稽之谈，说他们“满足于自己的命运”而不愿用它来换取自由同样荒谬。 ^[19] 整本书都在炮轰奴隶制文化中的种种成见。舍尔歇认为，是时候抛弃这些“空洞的理论”了，应该转而实事求是地分析奴隶制是如何运作的，并详尽论证废除它的理由。不过，他此时也并不支持立即解放奴隶，而是支持渐进式的解放，让奴隶像学徒一样一步步地习惯自由。这个观点是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另外，尽管他反对在种植园中使用体罚，但他在1833年仍然反对立法禁止使用鞭子。鞭子是用来维持奴隶纪律的常见工具。他相信，禁止使用鞭子可能导致混乱。 ^[20] 不过后来，他放弃了这些保留意见。

大约在舍尔歇的著作发表的同一时间，一个来自马提尼克的“有色自由民”西里尔·比塞特（Cyrille Bissette）开始出版废奴期刊《殖民地杂志》。比塞特是一个商人，也曾是奴隶主。1823年，他因为参与分发一本谴责殖民地白人歧视有色自由民的小册子，触怒了法国殖民地当局。他肩上被打上烙印，遭受监禁，并被剥夺财产，之后又与来自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140名马提尼克有色人种囚犯一起被流放。随后他来到巴黎，这时他已经彻底成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认为有色自由民和被奴役的加勒比非裔黑人有共同的利益。 ^[21] 1834—1842年间每月出版一期的《殖民地杂志》刊载了当时常见于宣传期刊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诗歌、短篇小说、与废奴相关的各种官方法令和公告文本、详尽的法律案例研究、关于海地革命的讨论，以及废奴请愿书。 ^[22] 比塞特在世界各地积极寻找背井离乡的非洲黑人作家。他连载的作品包括：伊尼亚斯·诺（Ignace Nau）创作的短篇小说《伊莎莉娜：一个克里奥尔故事》（ Isalina: un scène créole ），这是最早的几部海地小说之一；出生于新奥尔良、定居巴黎的剧作家维克托·塞茹尔（Victor Séjour）创作的《混血儿》（ Le Mulâtre ），被认为现存最早的由非裔美国人创作的虚构作品。 ^[23]

在比塞特的主张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比塞特反复提及这一主题。他写道，奴隶制“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种观念”——战胜这一事实和消除这种观念是两个不同的任务。在《殖民地杂志》创刊号的序言中，他写道：“殖民地只在理论上知道‘博爱’这种伟大的观念，对于行动中的自由，他们一无所知。” ^[24] 杂志有时可能有必要刊载一些关于具体案例的翔实调查报告，因为“杂志的解放任务不仅要从理论中，也要从现实中汲取力量”。于是，对一个在欧洲工作的废奴主义者而言，首要的任务就是将奴隶制的理论含义与现实中奴隶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联系起来。然而，在一个已经习惯将两者区分看待的宗主国，这并非易事。 ^[25]

法国的废奴运动从未达到英国那样的社会深度。1833年，英国的请愿运动达到顶峰，有150万人签名表达支持；英国《废奴法案》于次年通过。 ^[26] 在法国，也不时有为废奴事业争取更广泛支持的努力，但结果令人失望。1844年在巴黎和里昂开展的请愿活动最后只收集到不足9000个签名。废奴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引起了少数文化精英的关注。比塞特的《殖民地杂志》仅有250个订阅者。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显示，一种渐进式的废奴形式正逐渐得到政治阶层的支持。1835年，在英国《废奴法案》通过的鼓舞下，这项事务被提交到法国众议院。议会报告表达了普遍的支持，但政府委员会制订的两个渐进式解放计划无一获得通过。1844年，海军与殖民地大臣、海军上将马科（Mackau）提交了一项议会法案，该法案设想分阶段解放奴隶，对奴隶主提供补偿，允许奴隶在一段时间内赎买自由。马科法案尽管对奴隶主利益做出了慷慨的让步，但在殖民地仍遭到抵制，从未完全生效。 ^[27]

到了19世纪40年代后期，一个更广泛的废奴主义阵线开始形成。《辩论日报》《宪法报》《国民报》都声援废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在教士中影响巨大的天主教越山主义报纸《宇宙报》和新创办的激进主义《改革报》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846—1847年的第二次请愿争取到了12 395人签名，虽然数量依旧微少，但较之于1844年已有进步。在革命爆发之前的18个月里，200多份谴责奴隶制的小册子先后涌现，其中不少都出自舍尔歇之手。舍尔歇还孜孜不倦地为《世纪报》《法兰西信使报》《独立评论》《经济学人报》《工场报》撰稿，最重要的是为《改革报》撰稿——舍尔歇自己就是它的创始人之一。 ^[28] 在几年之后，舍尔歇已经抛弃了渐进主义的立场，转而坚定地倡导立即的、完全的解放。但是，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情绪已经缓慢而稳定地积累了许多年，它还是没有造成多少重大的政治影响。在1847年出版的一本文集的结尾，舍尔歇表达了对废奴事业进展极其缓慢的失望之情：“我们每天都能听说，废奴事业在法国确实胜利了，每个人都在说，这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人们已经这么说了25年了，而奴隶们仍生活在镣铐下。” ^[29] 这时，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转变发生了：1848年2月，一场革命选出了废奴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并把他们置于政治权力的中心。隐喻与本体、辩论的意愿与行动的力量突然间结合在一起，并将造成深远的影响。

[1] 关于这一总体趋势，参见Karen Offen,‘How (and Why) the Analogy of Marriage with Slavery Provided the Springboard for Women’s Rights Demands in France, 1640–1848’，in Kathryn Kish Sklar and James Brewer Stewart (eds.), Women ’ s Rights and Transatlantic Antislavery in the Era of Emancip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57–81。

[2] Fourier,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 pp.50–1.

[3] Cited in W.D.Howells,‘Niccolini’s Anti-Papal Tragedy’，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15 (1872), pp.333–66, here p.340.

[4] [Anon.],‘Italy’，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no.19188, Friday, 25 February 1831, p.4, col.1.

[5] 1832年2月7日的信件，载Ludwig Börne, Briefe aus Paris (6 vols., Offenbach, 1833–4),vol.4, letter no.26, pp.131–55, here pp.140–1。

[6] Mickiewicz, The Books and the Pilgrimage of the Polish Nation , p.39.

[7] Rude, Les Révoltes des canuts , p.97.

[8] Pierre Leroux,‘De la philosophie et du christianisme’， Revue encyclopédique (August 1832), pp.281–340, here p.306.

[9]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Ithaca, 1975), p.263.

[10]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 pp.33, 42–4.

[11] 在评论Wannenmann做的黑格尔讲座笔记时，黑格尔学者Karl Heinz Ilting这么说，转引自Susan Buck-Morss, Hegel, Haiti, and Universal History (Pittsburgh, 2009), p.61。

[12] Buck-Morss, Hegel, Haiti, and Universal History , pp.42–5, 48, 52, 59.

[13] 精彩的概述：Joel Quirk and David Richardson,‘Anti-Slavery, Europea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Zeitschrift für moderne europäische Geschichte/Revue d ’ histoire européenne contemporaine 7/1 (2009), pp.68–92, here pp.78–9。

[14] John F.Quinn,‘“Three Cheers for the Abolitionist Pope!”.American Reaction to Gregory XVI’s Condemnation of the Slave Trade, 1840–1860’，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90/1 (2004), pp.67–93, here p.70.

[15] Valentim Alexandre,‘Portugal e a abolição do tráfico de escravos (1834–51)’， Análise Social , 4th series, 26/111 (1991), pp.293–333; 另参见Roquinaldo Ferreira,‘The Suppression of the Slave Trade and Slave Departures from Angola, 1830s–1860s’， História Unisinos 15/1 (2011), pp.3–13。

[16] João Pedro Marques,‘Resistência ou adesão à“causa da humanidade”？Os setembristas e a supressão do tráfico de escravos (1836–1842)’ Análise Social , 4th series, 30/131–2 (1995),pp.375–402.

[17] S.Drescher, Capitalism and Antislavery.British Mobil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1987), 50–66.

[18] Victor Schoelcher, De l ’ esclavage des noirs, et de la législation coloniale (Paris, 1833), pp.8–10.

[19] Ibid., pp.11–52, 72–81, 90–94.

[20] Ibid., pp.123–31.

[21] Sara E.Johnson, The Fear of French Negroes.Transcolonial Collabora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America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2012), p.137.

[22] See for example, [Anon.],‘L’Espagne, sa révolution.Son influence sur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colonial’， Revue des colonies 3/2 (August 1836), pp.49–54; [‘Un Haïtien’] ,‘Haiti.Principe de sa constitution’， Revue des colonies 3/3 (September 1836), pp.97–100; [Anon.],‘Portugal.L’Abolition de la traite des noirs’， Revue des colonies 3/6 (December 1836),pp.239–41; [Anon.],‘Colonies françaises.Martinique.Pétition des hommes de couleur en faveur de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ibid., pp.243–4; Ad.Gatine,‘Affaire Parfait–Liberté confisquée’，ibid., pp.225–32; [Anon.], Esquisses de moeurs créoles.Par un créole de Cayenne’，ibid., pp.253–61.

[23] Johnson, Fear of French Negroes , p.183 n.21.

[24] [‘Un Haïtien’] ,‘Haiti.Principe de sa constitution’，p.99; the preface to the inaugural issue is discussed in Kelly Duke Bryant,‘Black But Not African.Francophone Black Diaspora and the “Revue des colonies”，1834–1842’，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40/2 (2007), pp.251–82, here p.252.

[25] Preface to Gatine,‘Affaire Parfait–Liberté confisquée’，p.225.

[26] Seymour Drescher,‘British Way, French Way.Opinion Building and Revolution in the Second French Slave Emancip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3 (1991),pp.709–34, here pp.713–20; Sue Peabody,‘France’s Two Emancipations in Comparative Context’，in Hideaki Suzuki (ed.), Abolitions as a Global Experience (Singapore, 2016),pp.25–49, here p.31.

[27] Drescher,‘British Way, French Way’，pp.709–34, here pp.715–23.

[28] Lawrence C.Jennings,‘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par la IIe République et ses effets en Louisiane 1848–1858’， Revue française d ’ outre-mer 56/205 (1969), pp.375–97, here p.375; 舍尔歇的许多文章见Victor Schoelcher, Histoire de l ’ esclavage pendant les deux dernières années (Paris, 1847)。

[29] See the Conclusion to Schoelcher, Histoire de l ’ esclavage , pp.541–8, here p.541. 69YPIkUuf+HbHyc5f7uRF908KfFJu1cgNSzRRQUSUtT38bG6bl/wz08f7nj9N4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