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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摩尔达维亚自由主义律师、政治家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Mihail Kogălniceanu）在1843年宣称，“战地村战役（即白谷战役，1476年奥斯曼军队于此役击败了摩尔达维亚军队）比温泉关之战更有吸引力。” [1] 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情感，而不是一整套原则或观点。这种情感可以呈现在与历史的特定关系中。民族记忆使人们对某些事情感到亲近，对其他事情感到疏远。塞尔维亚极其丰富的史诗歌谣文化保存了这个民族长期以来反抗外族统治的记忆。这场斗争可以追溯到1389年6月28日，这一天，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战役中被土耳其人击败。一部编年史由此诞生，其中不仅有闪光的英雄，也有背信弃义的反派：前者在危难之际团结塞尔维亚人；后者则在共同大业中袖手旁观，甚至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民族。 [2] 西尔维奥·佩利科（Silvio Pellico）加入了意大利的爱国主义运动，并因此长期被关押在奥地利的监狱里。他的爱国事业开始于年轻时阅读浪漫主义诗人乌戈·福斯科洛（Ugo Foscolo）的作品，尤其是后者的诗歌《墓地哀思》（ Dei sepulcri ）。诗歌想象当时的意大利是一片颓败的墓园，地下埋葬着声名显赫的逝者，而如今这个国家除了对过往荣光的记忆，早已一无所有。佩利科深深为这首诗所震撼，甚至有段时间，他不管看到什么书，仿佛都能在封面上看到“墓地哀思”这四个大字。福斯科洛的挽歌成了一面透镜，佩利科透过它审视自己的国家。1820年，他在给自己兄弟的一封信中写道：“威尼斯是一座何其宏伟的城市！但在回忆它往日的强盛与繁荣，并在心底感到油然而生的敬意之后，又不得不为这幅庄严的残垣断壁之景而感到痛心。” [3] “我们今日不再为奴！”这句话出自裴多菲《民族之歌》（ Nemzeti dal ）的第二节。在1848年，这首歌也被匈牙利的革命运动采纳为国歌。“我们的祖先生而无羁，死亦自由，如何能在被奴役的土地上安眠？” [4]
1842年，西西里学者米凯莱·阿马里（Michele Amari）出版了一部史书，介绍西西里晚祷战争（1282—1302）。这是一场王朝继承战争，始于西西里人为反抗当时岛上的法国统治者而发动的起义。阿马里以一种更为现代的风格重塑了这段叙事。在通常的叙述中，战争由贵族阴谋导致的王朝更替引发，而阿马里却聚焦于西西里人民身上，将他们塑造成舞台上的主角。在该书第一版的序言中，阿马里写道，自己越是深入地研究这场晚祷战争，就越能发现其中“更加崇高的光芒”，“背叛和阴谋的痕迹消退了”，他转而开始歌颂“被这场革命唤醒的社会与道德力量”。在阿马里的笔下，晚祷战争不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而更像是“一个既不习惯也不愿忍受外国暴政枷锁的民族在适当的社会与政治条件下……发动的起义”。 [5]
在阿马里时常掺杂着想象的重述中，显贵变得渺小，人民越发高大，晚祷战争则成了人民起义的指南。阿马里曾经希望“五个半世纪之久的时间间隔”足以迷惑审查官，但他还是低估了那不勒斯当局：他的书被封禁；最初让这本书通过审查的三名审查官被解雇；敢于发表书评的报刊被查封；他的西西里出版商因遭到莫须有的指控而被流放到蓬扎岛，不久之后就去世了。阿马里被邀请出席那不勒斯的一场“谈话”，他敏锐地察觉到事有蹊跷而逃往巴黎。在巴黎，他出版了这部著作的第二版，随即成了文学界的名人。 [6]
选择史书这一体裁让阿马里得以实现其他体裁（例如小说、戏剧或史诗）无法达成的效果。他之所以选择史书，是因为他相信，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存在于关于自己过往的认识之中。 [7] 史书将当代人从当下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含蓄地给既存秩序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单单是叙述过去一场“成功的”革命的进程，就能赋予新的变革追求以合法性。在一个珍视传统的世界里，它意味着君主制可能是短暂而肤浅的，起义反而是古老而深刻的。阿马里对西西里晚祷战争的重述把现实置于新的历史基座之上，把现代西西里波旁王朝的编年史从西西里岛长时段的历史中剥离了出来。在阿马里笔下，独立和议会君主制“曾在西西里持续了七个世纪”，“直到波旁家族从这一代人手中窃取了它们”。 [8] 因此，波旁王朝是漫长的本地历史中迟至晚近才长出的异物，并不比13世纪那些注定失败的法国入侵者具有更多的合法性。
爱国主义历史学家经常用这种方式重塑过去，但也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模板。意大利复兴运动从各式各样的元历史神话中汲取灵感，有的专注于史前的伊特鲁里亚人，有的记述古罗马，有的聚焦于中世纪的城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9]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在过去的辉煌与当下之间，总有一段衰落和毁灭的黑暗时代。在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1837年出版的《瓦拉几亚史》（ History of Wallachia ）中，爱国者的愤恨没有聚焦于该公国的奥斯曼统治者，而是集中在他们在当地的代理人——讲希腊语的法纳尔精英身上。这些人才是“瓦拉几亚真正的僭主”。正是这些“腐化堕落的希腊人”肆意掠夺当地居民，将“比修筑中国长城更残暴”的专制强加在他们身上，才腐化了瓦拉几亚曾经淳朴的道德。 [10] 史书之所以能够承担意识形态工作，恰恰是因为它并不只是过往事件的编年史：它构建了某种现代与历史之间的联系，让某些与当下有关联的历史时刻被置于聚光灯下，而其他时刻则逐渐隐入尘埃。
历史先例殊为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连续性和时间的深度受到推崇。在1845年，恼于丹麦王室统治的冰岛爱国者在雷克雅未克召开了一届临时的议会，并称其为“阿尔庭”——源自冰岛中世纪集体大会的名称。 [11] 对爱国者来说，“民族”显然不是一个新发明，而是继承自历史的某种东西，它独一无二但并非凭空产生。弗勒斯马尔蒂·米哈伊（Vörösmarty Mihály）创作的史诗《卓兰的出走》（ The Flight of Zalán ，1825）以气势恢宏的六音步诗体，叙述了阿尔帕德王对匈牙利的征服。借着模仿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Aeneìd ）的叙事结构，《卓兰的出走》为这部匈牙利历史剧踵事增华。 [12] 但是，为流传下来的历史构建一个形象，这本身就是一项包含考据、发明和即兴创作的任务。这是所有民族主义事业的核心矛盾，它反映在民族主义文献之中，这些文献往往可以被分为彼此对立的两个阵营：原生主义和建构主义。原生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可以追溯到现代以前，它根植于种族与文化特殊性的深层事实；建构主义者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晚近的现象，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尤其是大众传播和识字教育普及的结果。
我们不需要在这两种选项中做出判定，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并不纯粹是无中生有的发明，它借鉴了历史和传统；另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强烈程度和深刻的社会影响也标志着民族主义的一个新起点。虽然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匈牙利民族服饰的确参考了古代的案例，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佩斯的裁缝们运用本地生产的原材料，迎合爱国转向的审美趣味而做的创造（或再创造）。 [13] 深受德意志爱国体操练习者和兄弟会学生喜爱的古德意志服饰，大致仿照德意志文艺复兴风格，但实际上是反拿破仑战争时期由爱国主义宣传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推广的现代复古设计。 [14] 1848年，斯拉夫椴树协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召集一批艺术家来共同设计一种波希米亚服饰，设计理念并非忠实地模仿某种具体的民间服饰，而是抽取不同的民间元素来创造一种民族风格。 [15]
爱国主义的情感特性也解释了它的反应性特征，或者说它根据历史上外部压力的变化而时起时落的倾向。作为一种大众现象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往往因为感知到外部的威胁（尤其是法国的威胁）而激增，之后又悄然回落。一个例子是1840年的莱茵危机。危机起因是法国首相阿道夫·梯也尔既不明智也无益处的提议——重新将莱茵河设为法国的东部边界。这意味着法国要兼并德意志32 000平方千米的领土。 [16] 这一问题十分敏感，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对18世纪90年代的记忆：当时法国军队跨过了莱茵河，并且确实将河两岸都划为自己的领土。爱国主义的激愤之情立即如风暴席卷了整个德意志，激发诸多诗人（也可能是蹩脚诗人）创作“莱茵颂”。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律师兼作家尼古劳斯·贝克尔（Nikolaus Becker）创作的《莱茵之歌》（ Rheinlied ）。他的其他诗歌都已被人遗忘，但这首《莱茵之歌》却被谱曲200多次。
他们永远不会得到
我们自由的、德意志的莱茵河
尽管他们如渡鸦般喧嚣
贪婪地叫着“我的，我的！”
只要它依旧蜿蜒
绿水如长裙柔曼
只要它恬美的浮波间
仍漂荡着一叶轻帆。
他们永远不会得到
我们自由的、德意志的莱茵河
只要我们的心灵安适于
它甜蜜赤热的琼浆。 [17]
如20世纪90年代的嘻哈歌手进行说唱对抗一样，诗人、小说家、巴黎花花公子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用以下讽刺戏谑的诗节回应了贝克尔的小调：
我们占领过你们德意志的莱茵河。
拿高脚杯盛来解渴。
至于你那些镇痛的诗句
能不能抹去法国人的靴底
在你们屁股上留下的血迹？
我们占领过你们德意志的莱茵河
如果你忘记了那些时刻
不妨去问问女孩儿吧——因为她们还记得
是她们款待了我们
用你们那喝不出什么味儿的酒 [18]
关于18世纪90年代的历史记忆在这些诗句中历历可见：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跨过莱茵河，兼并了神圣罗马帝国西部边境的大片德意志领地。1848年2月，当柏林的普鲁士政府收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巴黎成立的消息时，第一反应不是逮捕街头可疑的民主主义者，而是立即取消了驻科布伦茨邦联要塞的部队的春夏假期——科布伦茨位于莱茵河畔，与法国边境相距不远。
这种对外国统治的敌意是19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最容易引发共鸣的主题之一。在希腊人反对奥斯曼帝国、争取独立的战斗中，欧洲人满怀热忱地同希腊人站在一起。在德意志、法国和意大利的“波兰俱乐部”中，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肩并肩地热切支持波兰摆脱俄国统治的抗争。在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前夜》（ On the Eve ）中，奥地利军官在威尼斯街头现身（“他的胡子、他的帽子、他整个的样子”），这让小说主人公义愤填膺，因为他自己就是不堪奥斯曼统治者迫害而逃离家乡的保加利亚人。 [19] 在整个19世纪20—30年代，自由斗士从一个前线赶往另一个前线，先是支援意大利人，然后是西班牙人、希腊人、波兰人。其中一些人活到了1848年，并参加了爱国主义军队的战斗。
这种国际爱国主义的团结也有其他表达方式，例如对被囚禁在外国监狱中饱受折磨的爱国者的关心。夏尔·德·蒙塔朗贝尔伯爵描述了1832年巴黎的一场晚宴中的对话：
在沃尔孔斯卡娅家中。谈论奥地利和俄国令人揪心的暴行细节。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恶劣。贡法洛涅里（此处原文有误）伯爵的恐怖经历。他被关押在摩拉维亚的施皮尔贝格监狱，距离布吕恩不远。他被关在重犯监狱里，用很短的锁链拴着，这样他就既不能躺下，也不能走动。每到他被判处死刑的周年纪念日，都要挨100下鞭打。 [20]
虽然这些传闻的细节并不都是真实的（例如，周年纪念日的鞭刑就是编造的），但这些恐怖的流言仍是爱国主义团结纽带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伦巴第爱国者、剧作家兼新闻编辑西尔维奥·佩利科的狱中回忆录收到了热烈的反响。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佩利科于1832年出版的《我的狱中生活》（ Le mie prigioni ）已经成了讨论最为广泛的书籍之一。单单在法国，这本书就发行过多达165个版本。 [21] 佩利科因卷入1820年意大利的政治动乱而遭到逮捕和审讯，在不同的监狱中被关押了九年，其中包括米兰的前圣玛加丽塔修道院、铅皮监狱（设于威尼斯总督宫殿中的监狱），以及上文提到的施皮尔贝格监狱。佩利科对自己多年监禁生涯的叙述使拉梅内“深感着迷”，而蒙塔朗贝尔更是在此书出版后第一时间就读完了，并且直呼从未“读过如此令人赞叹、使人同情、引人愤怒的著作”。在蒙塔朗贝尔看来，佩利科的作品“揭示了有史以来玷污过地球的最卑劣的暴政”，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作品”。阅读这些“专制政府用撒旦的头脑发明出来的恐怖的精神与生理折磨”，令读者“愤怒到全身发颤、血液沸腾”。 [22]
也有人更近距离地看到了奥地利当局的严刑峻法。德拉戈伊拉·亚尔内维奇（Dragojla Jarnević）日后将成为克罗地亚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在现今位于克罗地亚西北部的卡尔洛瓦茨，年仅21岁的亚尔内维奇曾目睹近400名从意大利押解来的囚犯被运往匈牙利监狱。这些人是伦巴第和威尼西亚的爱国者，因参与了1831年的起义而被捕。囚犯们六人一组，被关在马车里，周围是持枪的士兵。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脚被锁链锁住，所有锁链都在马车下面连为一体。他们两两拴在一起，又由下面的脚镣全都连到一起。”这些男性囚犯“年轻而英俊”，尤其令她惊讶的是，尽管被镣铐锁住，他们却仍面带笑容。她写道：“看到对家庭和故乡的爱遭受严酷之手的镇压，任何爱国者都无法不为之痛心。”囚犯被暂时关押在城外的一个大谷仓里，那里储存着给帝国马匹准备的草料。几乎所有城镇居民都前来围观异乡的反叛者。当时天气炎热，而这些年轻的意大利囚犯身着长衣，下摆一直拖到脚踝。谷仓四周都有守卫放哨，但正门大开，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或爬或坐，或高歌或大笑，其中大部分囚犯站到门口对着围观人群，特别是对着女人们微笑。所以一个有教养的女性要是不想身陷窘境，最好还是站在五十步之外”。 [23]
民族主义话语把民族描述成一种继承自历史之物，但对许多欧洲人，尤其是中东欧人来说，民族是仍然需要学习和理解的东西。爱国主义的起点是搜集各种音乐、文学、艺术、民俗，以及与其他表现形式相关的知识。 [24] 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杂志支撑着爱国主义的亚文化，它们不仅刊载诗歌、短篇小说、民俗笔记、历史文章，也刊载关于烹饪、园艺和农业的文章。1836年，三个讲乌克兰语的学生在伦贝格出版了《德涅斯特河的宁芙》（ The Nymph of the Dniestr ）。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杂录，同时收录了加利西亚民歌、乌克兰诗歌散文、从一份15世纪手稿中摘录的抒情诗与英雄史诗选段，以及翻译成乌克兰语的塞尔维亚民歌。作为编辑之一的马尔基安·沙什克维奇（Markiian Shashkevych）撰文赞美了乌克兰本地语言传统的优美，并概述了当下俄国统治下的乌克兰中东部地区文学与民俗的研究。
摩尔达维亚爱国者格奥尔基·阿萨基（Gheorghe Asachi）是一位博学家。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创办了第一份以罗马尼亚语出版的政治与文学杂志，为现代罗马尼亚语成为文学和高等教育的媒介奠定了基础。像他这样的博学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将认识本民族的各种方式联系了起来，从自然科学和制图学到诗歌和视觉艺术。1829年，阿萨基在他创办的杂志《罗马尼亚的蜜蜂》的第一期中写道，只有通过祖国传统的教导，他的同胞才能获取足以支撑一个“强大而幸福的民族”的“精神财富”。 [25] 1847年，捷克爱国者卡雷尔·弗拉迪斯拉夫·扎普（Karel Vladislav Zap）出版了《布拉格指南》（ Guide to Prague ），这是第一本用捷克语写成的有关该城的指南，作者旨在鼓励自己的同胞前往首都街头，在广场、纪念碑和建筑中阅读捷克的历史。爱国者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不仅仅是理论性的观点，而且是身临其境、切实可感的体验。 [26]
对很多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来说，最核心的莫过于统一和完善本民族语言的热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曾经写道：“一个民族唯一真切的边界是语言。” [27] 仇法的现代德意志体操运动创始人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编著了一本同义词词典，目的在于表明，高地德语的习语可以通过吸收日耳曼部落方言词汇加以丰富。在他看来，巩固、完善一个民族的书面语言并不一定会让言说者远离民众所讲的、本真的德语，相比于从低劣的外语中借词，以方言来补充语言要好得多。 [28] 在雅西出版的期刊《达基亚文学》的编者希望能够完善罗马尼亚文字，使罗马尼亚文学能够“自豪地屹立于欧洲文学之林”。 [29] 以柳德维特·加伊（Ljudevit Gaj）为中心的“伊利里亚”爱国者在19世纪40年代致力于清除克罗地亚语口语和书面语中的外来词汇，例如，štampa（出版、印刷之意，来源于意大利文stampa）一词被改成了其南斯拉夫语替代词tisak。 [30] 在匈牙利，语言民族主义者担心马扎尔人及其语言难以抵抗充满自信的斯拉夫文化，后者在匈牙利王国内部和周边都颇具势力。爱国者科苏特·拉约什警告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匈牙利人必须坚持将马扎尔语运用于行政、立法和执行机关、政府管理、法律、公安、税务、商业等领域。任何妥协都有招致民族消亡的风险。 [31]
追求语言的完整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种族上的排外：法国大革命时期所采取的语言同化政策旨在增强共和国的公民身份认同；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说，被视为语言共同体的民族对“刚开始听、说、读这门语言的人”来说始终是开放的。 [32] 对本民族的文明优越地位充满自信的爱国主义者，有时会期望其他族群的成员通过语言同化而融入自己。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强迫，而是一种恩惠。而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上，这一观点在进步的马扎尔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中颇为流行。 [33] 还有一些爱国主义者支持多语言共存，例如在自由三年时期（1820—1823）的西班牙，不少教育家渴望赋予加泰罗尼亚语与卡斯蒂利亚语平等的地位。 [34]
对许多爱国主义者来说，语言首先是一种工具，用于习得日益扩张且较为文雅的公民文化。1846年，布拉格成立了市民俱乐部，该城的捷克爱国者常出入此处，不断壮大的捷克中产阶级可以在此平等地与德意志人进行礼貌的谈话或娱乐。 [35] 1835年6月在摩尔达维亚雅西落成的米哈伊尔学院，以及1831年在佩斯作为学术团体成立、1845年改为学院的匈牙利科学院，都为思想交流和知识传播做出了贡献。它们涉及的知识领域相当宽广，从历史、哲学、法学到化学、农学、建筑学。治学方法是整体和普遍的，学者们在跨学科的联合会议上交流讨论。即便在讨论科学知识的特定领域时，匈牙利的学者也忙着收集方言词汇和专业术语，对术语加以筛选和重新创造，并推动书面语言的标准化。 [36]
类似地，对改良语言的关注也驱动着捷克社的工作。这一组织由以历史学家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为首的捷克爱国者团体于1831年创建，旨在改良捷克语，使其成为科学交流的媒介。捷克社在专业词汇和词典编纂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将自己打造成捷克学术著作的旗舰出版商。
在上述三个事例中，爱国者都在反抗高雅文化的语言，后者的统治阻碍了其民族语言的发展。捷克人反抗德语，匈牙利人反抗德语和拉丁语，摩尔达维亚人反抗希腊语。 [37] 不过，改良语言与唤醒民族意识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总是直接的。第一份以阿尔卑斯斯拉夫语，或者说斯洛文尼亚语出版的期刊于1843年在卢布尔雅那诞生，它收获了500名左右的读者。但这份期刊出版的目的并不是推动斯洛文尼亚民族的解放，而是推广最新的农业技术知识。 [38]
虽然大多数爱国者更关心的不是政治独立而是文化整合，但对民族的歌颂总是会带来激进的意识形态冲击。它并不必然提出某种人民主权思想，但它的确有所暗示，因为民族系于人民而非王朝。它具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能够把通过继承确立的外国君主统治转变为一桩令人憎恶的丑闻。它在人们心中描绘的地图与欧洲大陆实际的政治地理划分并不一致。波兰人的脑海中还记得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它领土广袤，从波罗的海一路延伸至黑海；德意志人梦想着民族统一，把德意志邦联之下的39个邦国合为一体；乌克兰人认为，从哈布斯堡领地东部的加利西亚到俄国统治下的东乌克兰都是自己祖国的领土；对匈牙利人来说，“匈牙利”意味着圣斯蒂芬治下的所有土地 [39] 。与之相较，1834年一位斯洛伐克新教牧师出版的、关于“匈牙利的马扎尔主义”的小册子，将匈牙利按族群划分为不同的区域：鲁塞尼亚（乌克兰）、马扎尔、瓦拉几亚、克罗地亚等。 [40] 克罗地亚爱国者梦想在哈布斯堡临近亚得里亚海的领地上建立一个伊利里亚民族联盟。只有当革命爆发时，这些不同愿景之间的潜在冲突才会完全显现出来。
对某些爱国者来说，民族的“纯洁性”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目标。在爱国活动家、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看来，仅仅鄙视外国人是不够的，必须禁止他们接触本民族的血统。他在1810年写道：“民族越纯正越好。”“越是和异族混血，它就越像是流氓犯罪团伙。” [41] 雅恩的呼吁在我们听来极其刺耳：我们知道这种思想会带来何其可怕的未来，尤其是在德意志。但也有热衷于民族统一的人明确否定净化民族血统的想法。“只有衰败的民族才没完没了地念叨他们的祖先，”摩尔达维亚爱国者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在1843年如此写道。在他看来，民族是复合的实体——事实上，这也是他们强大的关键。希腊人之所以屈服于罗马，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想做希腊人，而只想做普拉提亚人、忒拜人、雅典人、斯巴达人”，正如“我们的祖先只想做特兰西瓦尼亚人、蒙泰尼亚人、巴纳特人、摩尔达维亚人”。 [42] 在1835年的一篇论文中，德意志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佩拉斯吉人、色雷斯人、亚加亚人和伊奥尼亚人曾经共同组成了富有活力的古阿提卡民族；而作为布立吞人、罗马人、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的复合体，不列颠民族也证明，一个“混合民族”，例如日耳曼人，完全有能力实现民族的蓬勃发展。达尔曼暗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亲属关系在民族历史中的重要性会逐渐降低，并让位于以共同地域和教育发展为基础的身份认同。 [43] 对出生在巴勒莫的历史学家、东方学者米凯莱·阿马里来说，西西里民族的文化力量恰恰在于它是伊斯兰、高加索及犹太元素的“地中海式”的混合。 [44]
作为一种受信念驱动的行为，爱国主义比自由主义和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更加包容，因为它（至少在理论上）欢迎语言或文化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女性。母亲非常重要，因为她们肩负着教育子女的使命。民族寓言常常以女性角色展开。男性爱国者用杂志来吸引女性加入：1822年，匈牙利爱国者基什福卢迪·卡罗伊（Kisfaludy Károly）创办了《欧若拉》杂志，这是一本以红色、粉色或白色皮面装订的面向女性的文学年鉴。 [45] 尽管女性仍然被排除在爱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政治团体（俱乐部、报社、学院、政治协会）之外，家境富裕的女性还是能够通过引人瞩目的消费来表达民族情感的。例如著名的齐奇姐妹：这两位匈牙利女贵族因为在舞会季节穿着精美的爱国主义服饰而出名——整套装束都是用本地制造的织物制成的。 [46] 在布拉格的爱国女性群体中，捷克爱国者卡雷尔·弗拉迪斯拉夫·扎普的波兰妻子所穿的民族服饰广受追捧。与另外一位“斯拉夫”已婚女性——克罗地亚人约瑟帕·库宾诺娃（Josipa Kubínová）的衣着一样，她的穿着打扮鼓舞这座城市的捷克女性纷纷穿上了自己的民族服饰。 [47]
在欧洲各地，爱国主义的社交网络在19世纪30—40年代几乎都得到了深入的发展。1842年，针对德意志体操运动的禁令终于解除，其参与者的人数急剧增长。到了1847年，已经有约300家体操俱乐部和9万名练习者。1843年2月，一个伊利里亚爱国者兴奋地描述了伊利里亚爱国主义是如何“取得进步并演化”的，尽管当局禁用“伊利里亚”这个词。她写道：“两天前，在阿格拉姆的一个射击场举办了一场华美的舞会，我们这些爱国者全都穿着民族服饰参加。舞会上有民间舞蹈，人们唱歌交谈，一切都极为美妙。感谢上帝！至少我们的敌人（她指的是匈牙利人）会看到，我们的民族……还没有亡。” [48] 在佩斯城中，舞会和晚会成了展示匈牙利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1846年，兼具阅读和社交功能的佩斯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狂欢舞会，在场的所有人都身着匈牙利民族服饰。除了为纪念加利西亚波兰贵族起义而安排的两支波兰舞蹈及另外一支华尔兹，人们跳的全都是匈牙利舞蹈。所有人都讲匈牙利语，即便那些更习惯说德语的人也一样。这些都是有意设计的，邀请函上就已注明“交谈使用的语言，以及服装的材料和剪裁”都必须是匈牙利的。两个匈牙利男性宾客没有注意要求，身着燕尾服前来，随即羞愧离场。而一个身着燕尾服的外国人获许留下了，因为他搞不清楚状况。 [49]
19世纪40年代，布拉格的捷克人也经历了相似的情况。捷克社的成员直到革命前夕都一直在增加，原本由绅士显贵推进的运动逐渐变为由中产阶级所主导。 [50] 波希米亚的实业促进会在1843年修改章程，允许中产阶级加入，而后协会成员立即迎来爆发式增长。1844年，捷克爱国者成立了秘密社团里皮尔（Český Repeal），这个名称来源于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1830年为争取废除1800年《联合法案》 [51] 而创建的取消合并协会。次年，为说捷克语的中产阶级男性而设的布拉格公民俱乐部成立，它成了捷克爱国主义观点的传播场所。自1846年起，卡雷尔·哈夫利切克（Karel Havlíček）利用他的报纸《布拉格报》在避免引起奥地利审查官注意的同时促进捷克的利益。 [52]
芬兰大公国当时在俄国治下，政治氛围平和，但就连这里也出现了民族情感勃发的迹象。1846年，波尔沃的博尔戈中学校长约翰·路德维希·鲁内贝格（Johan Ludwig Runeberg）写下了诗歌《我们的国土》（瑞典文为Vårtland，或芬兰文为Maamme），日后它将成为芬兰国歌歌词。这首诗也是鲁内贝格编纂的、包含35首英雄史诗的诗集的序章。诗集聚焦于1808—1809年的芬兰战争，瑞典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落败而将芬兰割让给了俄国。鲁内贝格并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主义爱国者，忠于俄国的统治，极力避免招致镇压。这首诗意在抚慰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同时阻止他们参加起义活动。在提到芬兰土地时，鲁内贝格使用将来时，以防给自己惹上麻烦。他写道：“你已含苞待放/必将崛起”，“看吧！你的光辉、你的喜悦、你的希望、你的炽热/都将在我们的爱中复兴”。结尾的几行诗句将视角重新带回国土：“我们的国土将会歌唱/歌声将越发清亮。”这些文本故意把芬兰的领土范围和位置写得模糊不清，只是简单提到“我们的北方故乡”和“我们祖先的土壤”。出生于德意志的音乐教师弗里德里希·帕修斯（Friedrich Pacius）为《我们的国土》谱了曲。1848年，这首歌在赫尔辛基大学合唱团一场庄重的公演中首次亮相。5月13日是芬兰大学的春季花神节，标志着一个学年的结束。当天，学生们在库姆塔提公园再次演唱了这首歌，并打出一面专为此次演出制作的爱国主义旗帜，上面绘有芬兰的狮子纹章，狮子头戴桂冠，脚踏白地。旗帜上完全没有任何与俄国相关的标记。学生会主席先发表了一番爱国主义演说，并在演说的结尾邀请大家为芬兰干杯。随后，在场的数百名学生激动地齐声高唱《我们的国土》。
在少数情况下，我们能够跟踪观察到特定个人的爱国意识是如何逐渐增强的。卡尔洛瓦茨诗人、散文家兼教育家德拉戈伊拉·亚尔内维奇于1812年出生在一个讲德语的克罗地亚富商家庭。在她写于1848年3月之前的日记中，她不时重思一个问题——成为一个克罗地亚人意味着什么？她回忆道，在18岁的时候，她意识到克罗地亚人“教育水平低下”，而且“天生头脑简单”。这个民族为数不多受过教育的男性要么是律师——往往专横跋扈、铁石心肠，要么是教士，想要在这个民族里找一个合适的丈夫根本就不可能。 [53] 在23岁那年（1836年），她用德语写道：“我真希望出生在不像克罗地亚人如此心胸狭隘的民族里！” [54]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她第一次听说伊利里亚主义，它渴望改良克罗地亚及其他南斯拉夫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政治活动家柳德维特·加伊敦促所有“善良的爱国者”通过通用书面语言教育来团结所有“伊利里亚国家”（指古罗马帝国治下的亚得里亚海东岸各省份）。萨格勒布的一群天主教神学院学生响应他的号召，创办了一个伊利里亚民族协会。亚尔内维奇起初不为所动。“我不在乎，他们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反正我也不喜欢克罗地亚语。所有来访的客人都说德语，如果我说克罗地亚语，他们只会觉得我很奇怪。” [55] 但她没能摆脱语言问题。1837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的兄弟约瑟普带了一群朋友来家里，讨论到当克罗地亚人好还是当伊利里亚人好的问题。现在，她糟糕的克罗地亚语口语让她十分尴尬。“我就是说不好伊利里亚语或者克罗地亚语，因此当这些年轻人非要我说时，我闹了很多笑话。” [56] 1838年5月，她记录了自己的挫败感，因为她不能像使用德文那样自如地使用克罗地亚文写作。
到1838年秋，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无论她兄弟的朋友弗拉尼奇和内拉利奇何时来访，她都能和他们说克罗地亚语。但她仍觉得自己年龄太大（当时她25岁），学不好这门语言。而到了1839年夏，她进一步掌握了这门语言：“我很高兴答应特恩斯基的来访，这样终于有机会说克罗地亚语了。我很久没说自己的母语了，现在我内心充满喜悦。”伊万·特恩斯基（Ivan Trnski）是一位作家、爱国者，也是伊利里亚运动的提倡者。亚尔内维奇爱上了他，这进一步激励了她的努力。特恩斯基没有回应她的爱意，但赞赏了她学习“克罗地亚语，或者用现在的说法，伊利里亚语”的努力，并且和她一起阅读以帮助她提高水平。 [57] 出国旅行又进一步增强了亚尔内维奇的爱国主义热情。在格拉茨逗留期间，她路过了一座塔楼（很可能是这座城市古老的钟楼），许多参观者都会在那里留言。阅读这些留言时，她发现其中一条是用克罗地亚文写的，她后来回忆道：
哦，我的心情多么奇怪！自从离开克罗地亚起，我就没怎么再想过它了。但是现在，看到这条克罗地亚文留言，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留言的开头是这样的：愿我的每个兄弟都身体健康……我只记得，这个人想向每一个能看懂的人问好，并且署名“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伊利里亚人”。我立即拿出笔来，拼凑了几句回复，但我没有给自己留一份副本，所以也没能记在这里。不过，我确实记得自己写了一个伊利里亚女人看懂了这些话，并且向他问好，然后署名“一个来自卡尔洛瓦茨的伊利里亚女人”。 [58]
到了1840年，亚尔纳维奇已经在奋力为一家伊利里亚刊物创作诗歌，并且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贡献将使自己的民族受益，自己的作品会对公众有用。对一个痛恨性别隔离将自己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女性来说，这种想法殊为重要。她越来越享受和爱国者们一同工作，并且开始密切关注克罗地亚议会的政治议程。1842年，议会正在反抗匈牙利当局，目的是使克罗地亚语成为官方语言。她已经成为和民族荣辱与共的爱国者之一。她对这项事业的热爱也与她对马扎尔人的强烈仇恨紧密相连。马扎尔人计划通过语言来加强对其治下的斯拉夫地区的文化控制，她把这种控制视为一种生存威胁。“我们必须勇敢地蔑视一切危险，向这帮愚蠢且邪恶的匈牙利人证明我们不畏惧他们，我们坚定地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 [59] 1843年4月8日，她写下了坚决的效忠誓言：“我只关心自己的祖国，我愿为之奉献一切力量与热爱。” [60]
这段情感与思想的旅程表明，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不同，爱国主义对女性的参与是开放的。尤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德拉戈伊拉·亚尔内维奇通过努力学习克罗地亚语得到了什么：其他爱国者们的陪伴和交谈、视野的拓展、有风险的事业所带来的兴奋感，以及与远远超越了一个偏远小镇的伟大事业的联系。她写道，民族的事业“吸引着（她的）灵魂”，使她超越了自己。“我的灵魂感到生命并不只是针线和锅碗瓢盆，我的灵魂把我拖拽出日常琐事，驱使我去寻找和享受生命。” [61]
“任何否认自己民族性、亵渎民族共同体的人都是我们的世仇，他们是侵犯主权的叛徒，发誓要用险恶疯狂的阴谋诡计来反对我们的祖国。” [62] 1833年，煽动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如是说。这种特征鲜明的极端咒骂提醒我们，民族沙文主义永远在与怀疑论及冷漠做斗争。民族主义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愿景：它的传说和故事中都是农夫、渔民、森林住民，民族服饰是传统农村和地区风格的体现。但在这一时期，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文化精英的专利。哲学教授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兹（Jakob Friedrich Fries）在1816年写道：“德意志的爱国主义是且必须是受教育之人的事务，而非一般大众的事务。” [63] 匈牙利自由主义作家厄特沃什·约瑟夫（Eötvös József）在其重要的社会观察小说《乡村公证人》（ The Village Notary ）中承认了社会地位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观察道，农民是“受轻蔑的”。他们虽然出生于此，“却既无权利，亦无财产，更无祖国”！怎么能指望他们对一个轻蔑自己的国家产生依恋之情呢？ [64] 1846年，奥属加利西亚爆发的、由波兰贵族领导的起义最终以惨败收场，因为农民更畏惧和仇视他们的封建领主，而非奥地利人。如前文所述，在加利西亚，一些讲波兰语的农民称贵族地主、庄园管理人、办事员和教士为“波兰人”，而把自己描述成“帝国的农民”。马志尼在意大利各邦策划的爱国起义都失败了，部分原因就在于在一些预期会发生起义的地区，人民实际上根本没有起义的意愿。
民族情绪摇摆不定。由于需要由书籍、报刊及其他印刷媒体所打造的生态系统来进行宣传，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识字的城市社交圈，这些圈子参与了民族文化的改良，规模往往很小：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省有200万讲罗马尼亚语的居民，而罗马尼亚爱国主义观念的唯一一个重要载体——布拉日出版的《特兰西瓦尼亚公报》总共只有250个订阅者。即使我们想象每份订阅的背后可能都存在10个甚至20个读者，这个爱国主义者的圈子仍然小得可怜。在相对落后贫穷的奥地利帝国行省达尔马提亚，内陆农业地区居民说各种南斯拉夫方言，而占比很小的城镇人口则讲意大利语。这里的人们更钟爱一个复合的“达尔马提亚民族”，而不是各色族群共同体。此外，地方精英还指望维也纳来提供经济与文化刺激。 [65]
一旦离开较大的城镇，人们对爱国主义的兴趣就迅速消失了。一个失望的匈牙利爱国者从尼特拉县（现位于斯洛伐克西部）发回报告称：“这里没有公共精神，什么精神也没有。” [66] 1843年，匈牙利国民议会在普雷斯堡（今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召开会议。年轻的女贵族勒韦伊·克拉拉（Lövei Klara）在其中一位代表家中做保姆，她为当地女性民族意识的缺失感到震惊。她写道，“极少有女性关心祖国的事务，很多人甚至理解不了当下的问题”——此时匈牙利爱国复兴运动正处于高潮。 [67] 在意大利语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的里雅斯特，人们的意大利民族主义意识非常薄弱，而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依然强劲，这与威尼斯和伦巴第的情况恰恰相反。 [68] 意大利爱国者常常哀叹，很难说服意大利人超越自己城市或地区的边界团结合作。西西里的知识分子，如弗朗切斯科·伦达（Francesco Renda）、尼科洛·帕尔梅里（Niccolò Palmeri）、乔瓦尼·埃万杰利斯塔·迪布拉西（Giovanni Evangelista di Blasi）和罗萨里奥·格雷戈里奥（Rosario Gregorio），曾用历史来赞颂“对祖国与民族的爱”（迪布拉西语），但他们指的是西西里民族，而不是意大利民族。 [69] 作曲家久罗·阿诺尔德［Ðuro Arnold，又名捷尔吉（György）］，也是一位多产的词作者，既创作宗教作品，也创作世俗作品。他用克罗地亚语的伊卡维亚方言出版了一部赞美诗集，希望以此鼓励并改善匈牙利—南斯拉夫边境、伏伊伏丁那西部的伊利里亚人（即说克罗地亚语的人）的宗教生活。但他也用马扎尔语为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音乐家创作安魂曲、受难曲、连祷曲、圣咏和其他作品，还出版德语的音乐主题著作。他能流利地讲匈牙利语和德语，并且精通克罗地亚语。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把其中某种语言当作身份认同的意向，并且显然“安适于（哈布斯堡）王朝多文化、多语言的环境”。 [70]
民族情感并不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明确无疑的身份认同，也不是报纸编辑和小册子作者的发明。它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意识领域，一种归属感的形式，且不得不和其他归属感（如宗教信仰、对地域和王朝的忠诚、政治愿景）共存。在某些情况下，如战争、战争恐慌或者革命时期，它可能会一跃成为最主要的归属感形式。但对许多欧洲人来说，是宗教、社会或团体地位、政治、城市或地域塑造并强化了民族归属感，而不是民族归属感决定这些因素。只有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后，民族主义思想动员和分裂欧洲人的巨大能量才得以完全显现。
[1] 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为米哈伊尔学院历史课程开课的致辞，见Kogălniceanu, Cuvânt pentru deschiderea cursului de istorie națională (Iași, 1843), pp.5–11。
[2] Leopold von Ranke, Die serbische Revolution, aus serbischen Papieren und Mitteilungen (Hamburg, 1829), p.40.
[3] Latour所作的序言，见Silvio Pellico, Mes Prisons.Mémoires de Silvio Pellico de Saluces , ed.and trans.A.de Latour (2nd edn, Brussels, 1834); 对威尼斯的评论，见Ilario Rinieri (ed.), Della Vita e delle Opere di Silvio Pellico.Da lettere e documenti inediti (3 vols., Turin, 1898–1901), vol.1, p.400。
[4] 在英语世界里，George Szirtes的译文更能引起共鸣：‘Slaves we have been to this hour,/Our forefathers who fell from power/Fell free and lived as free men will,/On land that was their own to till.’（直到今天，我们都是奴隶/我们的祖先失去了权力/自由地死去，并像自由之人一样活着/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www.babelmatrix.org/works/hu/Petöfi_Sándor-1823/Nemzeti_dal/en/2086-National_Song.
[5] 1843年版本前言，见Michele Amari, History of the War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ed.The Earl of Ellesmere (3 vols., London, 1850), vol.1, p.iii。
[6] Michele Amari, La Guerra del Vespro Siciliano (4th edn, 1st Florentine edn, 1851), p.viii；另参见Ellesmere所作序言，Amari, History of the War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 p.xviii;Roberto Dainotto, Europe (in Theory) (Durham, NC, and London, 2007), p.189。
[7] Bianca Marcolongo,‘Le idee politiche di Michele Amari’，in Andrea Borruso, Rosa D’Angelo and Rosa Scaglione Guccione (eds.), Studi Amariani (Palermo, 1991),pp.63–106, here p.68.
[8] Amari, La Guerra del Vespro Siciliano , pp.v, vi, ix.
[9] See Axel Körner, Politics of Culture in Liberal Italy (London, 2009); Antonino de Francesco, The Antiquity of the Italian Nation.The Cultural Origins of a Political Myth in Modern Italy, 1796–1943 (Oxford, 2013).
[10] 攻击法纳尔人是精明的行动，因为希腊革命已经斩断了奥斯曼当局与传统希腊精英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传统希腊精英统治着奥斯曼帝国西部的众多地区。Mihail Kogălniceanu（书名页署名为Michel Kogalnitchan）， Histoire de la Valachie, de la Moldovie et des Valaques transdanubiens (Berlin, 1837), pp.xi, 113 n.1, 260, 369, 371–374。
[11] Guðmundur Hálfdanarson,‘Iceland.A Peaceful Secess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25/1–2 (2000), pp.87–100, here p.95.
[12] Joseph Remenyi,‘Mihály Vörösmarty, Hungarian Poet, Playwright and Critic’，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31/77 (1953), pp.352–63.
[13] Katalin Földi-Dósza,‘How the Hungarian National Costume Evolved’，in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ed.), The Imperial Style.Fashions of the Hapsburg Era (New York, 1980), pp.75–88.
[14] Mark Hewitson, Absolute War.Violence and Mass Warfare in the German Lands (Oxford,2017), pp.211, 219–20.
[15] Čeněk Zíbrt,‘Svérázný český kroj národní z roku 1848’， Český Lid 31 (1931), pp.41–4, here pp.42–3.
[16] Wolff D.Gruner,‘Der Deutsche Bund, die deutschen Verfassungsstaaten und die Rheinkrise von 1840.Überlegungen zur deutschen Dimension einer europäischen Krise’， 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 53 (1990), pp.51–78.
[17] Nikolaus Becker,‘Der deutsche Rhein (Patriotisches Lied) 1840’，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www.oxfordlieder.co.uk/song/348.英语译文由作者提供。
[18] Alfred de Musset,‘Le Rhin Allemand’，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www.bonjourpoesie.fr/lesgrandsclassiques/poemes/alfred_de_musset/le_rhin_allemand.英语译文由作者提供。
[19] Ivan Turgenev, On the Eve , trans.Constance Garnett (London, 1973), p.137.
[20] Francesca Kaucisvili Melzi d’Eril,‘Montalembert e Pellico’， Aevum 50 (September–December 1976), pp.613–24, here p.614.
[21] Giovanni Dotoli,‘L’Italianisme et traduction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in Jean Balsamo,Vito Castiglione Minischetti and Giovanni Dotoli, Les Traductions de l ’ italien en français au XIXe siècle (Paris, 2004), pp.7–112, here p.61.
[22] Ibid., p.615; 拉梅内对该书的评论，参见F.de Lamennais, Lettres inédites à la Baronne Cottu (Paris, 1910), p.246。
[23] 日记条目，1833年7月20日和21日，参见Dragojla Jarnević, Dnevnik , ed.Irena Lukšić(Karlovac, 2000), p.37。
[24] 这是以下两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Alberto Banti, La nazione del Risorgimento.Parentela, santità e onore alle origini dell ’ Italia unita (Turin, 2000)；Banti, Il Risorgimento italiano (Roma, 2004),esp.pp.v–vi。
[25] ‘...moralnice avuții, prin carea o nație se face puternică și fericită...’， Gheorghe Asachi, Albina Românească 1, 1 June 1829; 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tiparituriro-manesti.wordpress.com/2011/10/30/albina-romaneasca-primul-ziar-in-limba-romana-din-moldova/.
[26] Chad Bryant,‘Zap’s Prague.The City, the Nation and Czech Elites before 1848’， Urban History 40/2 (2013), pp.181–201.
[27] ‘Die Sprache also macht die rechte Gränze der Völker’， Ernst Moritz Arndt, Der Rhein, Teutschlands Strom aber nicht Teutschlands Gränze (Leipzig, 1813), p.10.
[28] Johann Friedrich Ludwig Jahn, Bereicherung des hochdeutschen Sprachschatzes, versucht im Gebiethe der Sinnverwandtschaft, ein Nachtrag zu Adelung ’ s und eine Nachlese zu Eberhard ’ s Wörterbuch (Leipzig, 1806).本书出版之后，雅恩在作者署名时不再使用Johann。
[29] Anon., Dacia literară , 1 (January–June 1840), p.1.
[30] Eva Maria Ossadník,‘Neue Denotate im kroatischen Zivilisationswortschatz.Die Revolution von 1848 und die Gesellschaft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Presse’， Wiener Slavistisches Jahrbuch 57 (2011), pp.159–64.
[31] 1842年科苏特在他的报纸 Pesti Hírlap 中如此要求，转引自Istvan Deak, The Lawful Revolution.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 (New York, 1979), p.45。
[32] 关于共和国的公民资格，参见Rogers Brubaker,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Mass., 2004), p.139; David A.Bell,‘Lingua Populi, Lingua Dei.Language, Religion, 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5(1995), pp.1403–37, here pp.1405–6。关于这一语言标准包含的潜在蕴涵，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p.145。
[33] Pieter Judson, The Habsburg Empire.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 2016), p.209.
[34] Jenny Brumme and Beatrice Schmid,‘Una lengua, una visión.El pensamiento liberal sobre la educación lingüística en España durante el Trienio Constitucional.El Nuevo plan de enseñanza mútua (Barcelona, 1821)’，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Lingüística Iberoamericana 15/2 (2017), pp.99–115, esp.pp.109–10.
[35] Gary Cohe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Germans in Prague , 1861–1914 (West Lafayette,2006), p.25.
[36] 亚诺什·阿拉尼（János Arany）描绘了该学院在成立的头十年间的工作。
[37] 关于匈牙利对拉丁语的反抗，参见István Margócsy,‘When Language Became Ideology.Hunga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Gábor Almási and Lav Šubarić (eds.), Latin at the Crossroads of Identity.The Evolution of Linguistic Nationalism in the Kingdom of Hungary (Leiden, 2015), pp.25–34。
[38] Judson, The Habsburg Empire , pp.127–49.
[39] 圣伊什特万圣冠领地理论上包括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伏伊伏丁那，等等。——译者注
[40] Daniel Rapant,‘Slovak Politics in 1848–1849’，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7/68 (1948), pp.67–90, here p.70.
[41] Friedrich Ludwig Jahn, Deutsches Volkstum (Lübeck, 1810), pp.7–8, 21.
[42] Kogălniceanu,‘Cuvânt pentru deschiderea cursului de istorie națională’，p.10.
[43] 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 Die Politik, auf den Grund und das Maß der gegebenen Zustände zurückgeführt ([1835] 2nd edn, Leipzig, 1847), p.5.
[44] Dainotto, Europe (in Theory) , p.6.
[45] Laszlo Deme,‘Writers and Essayists and the Rise of Magyar Nationalism in the 1820s and 1830s’， Slavic Review 43/4 (1984), pp.624–40, here p.627.
[46] Robert Nemes,‘The Politics of the Dance Floor.Culture and Civil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Hungary’， Slavic Review 60/4 (2001), p.812.
[47] Irena Štěpánová,‘Obrazy a zrcadla.Etnografika a slavika v díle manžel ůZapových’， Českýlid 93/2 (2006), pp.137–51.
[48] 日记条目，1843年2月24日，载Jarnević, Dnevnik , p.213。
[49] 有关这一事件的精妙讨论，参见Nemes,‘The Politics of the Dance Floor, pp.802–823。
[50] Miroslav Hroch,‘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the Czech Patriots in Bohemia’，in Peter Brock and H.Gordon Skilling (eds.), The Czech National Renascenc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ronto, 1970), pp.33–52, here pp.36–9.
[51] 英国根据该法案兼并了爱尔兰。——译者注
[52] Stanley Z.Pech, The Czech Revolution of 1848 (Chapel Hill, 1969), p.27–9, 34.
[53] Jarnević, Dnevnik , p.11.
[54] 日记条目，1836年4月26日，ibid, p.72。
[55] 日记条目，1836年11月4日，ibid, p.79。
[56] 日记条目，1837年10月26日，ibid, p.97。
[57] 日记条目，1839年7月13和14日，ibid, p.120–121; Jelena Lakuš and Anita Bajić,‘Interpreting Diaries.History of Reading and the Diary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Croatian Female Writer Dragojla Jarnević’， Information & Culture 52/2(2017), pp.163–185, here p.171。
[58] 日记条目，1839年6月12日，载Jarnević, Dnevnik , p.118。
[59] 日记条目，1839年8月3日，1841年3月31日、12月30日，1842年6月5日，1843年1月22日、4月3日，ibid., pp.124, 180, 184, 196, 211, 216。
[60] 日记条目，1843年4月8日，ibid., p.217; 另可参见日记条目1843年2月24日：“啊，我要如何为我亲爱的故乡助益；她是我的母亲、姊妹、丈夫和孩子；让我为她全力以赴；她蕴藏着我所有的珍宝”，ibid., p.213。
[61] 日记条目，1840年7月6日，ibid., p.157。
[62] Friedrich Ludwig Jahn, Merke zum Deutschen Volksthum (Hildbur-ghausen, 1833),p.112.感谢玛丽昂·康德让我注意到这一篇章。
[63] Jakob Friedrich Fries, Von Deutschem Bund und deutscher Staatsverfassung (Heidelberg, 1816), p.6.
[64] Joseph Eötvös, The Village Notary.A Romance of Hungarian Life , trans.Otto Wenckstern(3 vols., London, 1850 (Hungarian orig.Pest, 1845), vol.1, pp.245–6.
[65] Judson, The Habsburg Empire , pp.127–9.
[66] Vermes, Hungarian Culture and Politics , p.292.
[67] Cited in Robert Nemes, Another Hungary.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vinces in Eight Lives (Palo Alto, 2016), p.98.
[68] Anna Millo,‘Trieste, 1830–1870.From Cosmopolitanism to the Nation’，and Eva Cecchinato,‘Searching for a Role.Austrian Rule, 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Memories of the “Serenissima” in Venice’，in Lawrence Cole (ed.), Different Paths to the Nation.Region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Central Europe and Italy, 1830–1870 (Houndsmills, 2007), pp.60–81 and 122–43; Kent R.Greenfield, Economics and Liberalism in the Risorgimento.A Study of Nationalism in Lombardy, 1814–1848 (Baltimore, 1965).
[69] Dainotto, Europe (in Theory) , p.182.
[70] Zdravko Blažeković,‘György (Đuro) Arnold (1781–1848), the Musician with Two Homelands’， Studia Music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 44/1–2 (2003),pp.69–89, here p.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