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者

位于政治光谱另一端的“保守主义者”又是一群怎样的人呢？最浅显的回答或许是，他们认同并支持当下的现状。但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保守主义者也常常反对当局。例如在普鲁士，保守的政治圈子就反对政府官员的改革措施。柏林著名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通常被认为是当时著名的保守主义者之一，但他拒不同意法律源于君主意志或者国家权威。他主张，法律真正的来源在于“民族的意识”（Bewußtsein des Volkes）。 ^[1] “当下的现状”时刻在改变，从前支持维护现状的人则滞留在新的困境里。在巴登大公国，保守贵族拒绝接受大公于1819年提出的宪法，并抵制召开议会。法国七月王朝期间，出现了一批“正统”反对派，他们仍然坚持复辟波旁王朝的念头。一开始，他们希望查理十世（Charles X）重返法国；在查理十世于1836年去世后，他们转而拥戴其子路易十九（Louis XIX）。与此同时，参与了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成了新秩序的支柱，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成了新的保守主义者。一些保守主义者的反对派立场，可能会驱使他们暂时与激进主义者合作。例如，1848年春，西班牙的专制主义报纸《希望》与法国的激进主义者一同庆祝七月王朝倒台，理由是这个世俗的、自由派君主政体“跟共和国没什么区别”。 ^[2]

瑞士法学家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尔（Karl Ludwig von Haller）是保守主义政治理论最具影响力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恶行，它的根源在于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来就扎根于西方政治思想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假定，主权的存在与人类摆脱以高度的暴力为特征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相关。该理论认为，为了保障彼此的安全，人们最终一致同意，将权力让渡给一位君主，由他负责维护和平、保卫领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用一部分个人自由来换取一定程度的集体安全。他们就此离开了自然的领域，而进入主权和安全的世界。哈勒尔认为，这种主张的问题部分在于它无法对应到具体的历史上：这个“契约”到底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它具体包含哪些条款？哈勒尔质问，谁授权契约起草人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这份契约现存何处？在做出这种安排时，如何测算可能的风险？怎么应对风险？这一连串的论述显示出了早期保守主义论述的普遍性特征，即偏爱具体的、“历史”的例证，而非构建“哲学”体系。

但是，即使人们认可社会契约论，视之为一种法律上的虚构，它的逻辑也仍然使保守主义者深感不安，因为它暗示政治权力的存在反映出一种人为的、非自然的状态。另外，既然君主的权力是由人民通过契约托付给他的，人民当然也可以单方面收回这一权力。哈勒尔认为，正是这一错误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爆发。为替代这一理论，他提出，一些人拥有对其他人的权威，这是符合自然秩序的特征，不需要社会契约。父亲总是拥有对孩子的权威，这不是因为孩子聚在一起签订了一份“契约”来把权力让渡给父亲，而是因为父亲对孩子的权威是神圣的造物主所规定的父权的自然属性（这一论点与克莱尔·德马尔对“父权法则”的谴责之间存在有趣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本就是人类原始状态的特征，它既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而且，原始状态在现实中从未以霍布斯所想象的那种方式中断过。政治权力根植于“自然优越性”这一事实。在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下，人们激烈争夺各种资源，他们的生命“肮脏、野蛮而短暂”；他们的“自然状态”不仅是虚构的，而且不虔诚地拒不承认上帝的旨意。它对今天的邪恶影响表现在“人民主权”的观念、对王权的否定和对人民代表与宪法的时髦追捧之中。 ^[3]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保守主义者否认自然状态曾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西班牙自由主义者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和丹麦—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同样如此，他们认为即使在最原初的状态下，人类也拥有理性，并构建了类似于国家的结构。 ^[4] 不同之处在于，马丁内斯和达尔曼在自然状态中看到了 理性 ，而哈勒尔看到了 权力 。

并不是所有保守主义者都反对社会契约论，但是很多保守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尊重他们所认为的自然秩序。对哲学家、法学家，同时也是萨伏依家族（统治撒丁岛和皮埃蒙特）臣民的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来说，自然秩序是由上帝制定的。所有人都通过一条柔软的锁链与至高者相连，这条锁链“约束我们，却不奴役我们”。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追求自身自由的实现，这样的举动造成了一种复杂的灾难，它最终反而让他们的自由沦为表象。最后，天主的忠仆变成了历史的奴隶。迈斯特宣称，罗伯斯庇尔本人从未想过要建立革命政府或恐怖政治，但他和他的同志们被“周遭的环境”“难以觉察地引向了”这一境地。这些“平庸之人”刚被推上高位，就被一种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法控制的进程扫荡和摧毁。革命最终变成了上帝用来引导世人的工具，旨在展示当人类过于自负，试图按自己的方式去攫取“自由”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照此推论，适当的宪法并不是经过精心考量而写成的文件，而是经上帝之手逐步成熟的事务的自然状态。自然演化而成的制度并不需要成文宪法，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权利的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从这个角度看，成文宪法只不过是动乱的一种症状罢了。 ^[5]

对普鲁士政论家亚当·米勒（Adam Müller）来说，法国大革命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制造出一个“融合了绝对国家、绝对法律和绝对理性的怪物”。他认为，在追求这个迷梦的过程中，传承下来的秩序的真正特性——特殊性、分散性、非标准化也受到了扭曲。现实是，政治领域是由许许多多的附属实体组成的，每个实体都像一个国家一样有自治的能力。男性家长（Hausvater）类似于国家首领，只是这个国家的形式是家庭。在扮演首领角色的同时，他也是一系列“国家”的成员，这些“国家”包括社区、行会或公会、城市、王公领地，它们构成一组同心圆。现实世界中已经存在如此多样的自治团体，谁还会需要抽象的“权利”呢？不管是谁，只要不带偏见地思考一下，都会发现这个明显的事实：这个自然演化而来的状态源自上帝的权威。现实秩序复杂嵌套的特征也揭示了“社会契约”神话的欺骗性，因为实际上国家中存在无限多样的契约。因此，革命者建立“单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行为是对自然与上帝的暴行。革命者及其帮凶在摧毁行会、城镇、庄园领主和省份的特权时，也一并摧毁了真正的自由，并用虚假的自由取而代之。革命者就像是动物标本制作师，从受害者身上盗走活生生的器官，再往尸体里填满毫无生气的碎屑——虚构的“权利”。政治权威不应当走向普适国家的噩梦，那里是一切特殊权利的坟墓，而是应该回望那还没被近300年的现代抽象哲学所破坏的古老世界，从中寻找灵感。 ^[6]

尽管各有侧重，但这些主张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它们都偏爱以家长制和地方化的权力结构为基础的、“自然的”社会关系，而反对官僚制的现代化和自由立宪主义的平均化和同质化的倾向。这既解释了许多欧洲贵族为何喜好保守主义，也解释了他们对待政治权威的矛盾心理。在普鲁士，贵族的特权和政治地位在战争改革时期遭到了削弱。在战后的几年间，保守主义贵族强烈抨击了新的、“像蛀虫一样吞噬一切的行政专制主义”。 ^[7] 对匈牙利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政治权威必须掌握在地主贵族手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渐进式的改革措施可以容忍，但前提是旧贵族的特权要完整保留。他们认为，等级制度和阶层划分是一切社会组织固有的。 ^[8] 他们看来，与传统社会秩序的“自然性”相对立的，是宪法的“专断权力”和强加的法令（例如《拿破仑法典》）。这一脉络的保守主义与农业贵族的特殊诉求时常相差无几。

相较于假定的普遍自由，保守主义更偏好继承自历史的特殊权利。这种偏好也体现为保守主义支持地方分权的政治结构，这套结构被认为更有利于保护地方自治。在西班牙，对自由主义革新的拒斥，与地方及城镇对其“自由”传统的依恋密不可分。1833—1840年，一场激烈的冲突席卷西班牙东北部，这便是第一次卡洛斯战争。在此背景下，本来各自为政的各种地方主义运动因为共同反对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化”而走到了一起。保守主义在此反对的是自由主义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景，这不是自由反对专制，而是两种不同的“自由”之间的争执。类似的冲突也存在于温琴佐·焦贝蒂（Vincenzo Gioberti）和朱塞佩·马志尼之间。前者主张在意大利建立联邦制和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后者则希望意大利在未来实现民族统一。 ^[9] 在瑞士，保守主义者同样倾向于保护各州的权利与独立性，自由主义者则试图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威。到1847年，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引发一场战争。

保守主义者对地方分权的偏好有地缘政治的维度。1815年，由战胜国强加给瑞士的宪法遭到了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愤恨，这恰恰是因为它维持了中央的弱势，而让权力流向各州，其中的很多州仍然处于传统贵族的统治之下。这使得各地协调一致的“民族”改革进程几乎不可能实现。拿破仑战争之后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也陷于类似境况。邦联的中心是设在法兰克福的虚弱议会，其成员为各邦诸侯派驻的特使，绝大部分权力都掌握在各邦政府手中。包括普鲁士在内的一些邦国直到1848年都还没有宪法或议会。意大利分属七个国家——这还没有算上奥地利治下的伦巴第和威尼西亚，它甚至没有任何形式的邦联机构。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是这种方案的主要缔造者。他之所以偏好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它似乎代表着欧洲未来稳定的最大希望。虚弱的邦联结构比强大的民族国家更有利于国际间克制：梅特涅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和风险来干涉德意志、瑞士和意大利的事务；而对法国来说，这种低成本的干涉根本难以想象。这些软弱的邦联所具有的秩序稳定性（至少理论上是稳定的）在梅特涅的眼中极具吸引力——这位政治家正是在大断裂时代的战争和动乱中成年并迈入政界的。

在政治光谱上处于保守主义一端的政治家和作家还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意识到现存政治秩序在面对挑战力量时极其脆弱。普鲁士法律史家兼最高审查委员会成员卡尔·威廉·兰西佐勒（Karl Wilhelm Lancizolle）在一篇关于1830年七月革命的文章中激愤地写道：“在七月革命的那些日子里，毒辣的阳光让污秽的政治流言与写作重获生机、恣意生长。”兰西佐勒宣称，无论立宪运动所提出的革新是如何的出于好意，它也仍是“一桩恶行，为毁灭和混乱敞开了大门”。 ^[10] 似乎兰西佐勒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倘若保守的秩序真是神定的、“自然的”，为何它在挑战面前竟显得如此脆弱。

革命动乱的传染性尤其令人警惕。来自1830年巴黎的那些“魔术般的口号”足以在全世界激起更危险的动荡。 ^[11] 兰西佐勒指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似乎就会助长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这源自该制度内在的矛盾。他讥讽称，自由主义者一边声称主权来自“人民”，一边又只愿意把真正的政治公民权交给“少得可笑的一小撮人”。在他看来，这种精英主义的制度安排很难与以下事实相适应：自由主义者得以迅速掌权，通常归功于“武装群众”所发起的暴乱。对兰西佐勒来说，这些观察表明，自由主义的实验就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由于自身缺乏合法性逻辑，自由主义摇摇欲坠的宪政架构很快就会被那些曾经使其掌权的社会力量所推翻。 ^[12] 这种分析固然充满敌意，但并不愚蠢；吊诡的是，这一论调将兰西佐勒置于几近极“左”的位置。

兰西佐勒的分析背后隐藏着“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分，而在1848年之前的几十年间，这一区分越发重要。在西班牙的立宪政权于1823年倒台之后，更加务实的保守主义者意识到，“要想阻止 社会 革命，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更加广泛地推动 政治 革命”。而在1830年的革命之后，“革命”这一概念分化成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变体，在欧洲的政治话语中日益普遍。对许多激进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构想，它意味着政治革命只不过是更加深刻的“社会”革命的序章。而在另一边，一些保守主义者使用这种区分来反对哪怕是最为温和的让步，因为政治改革的进程（无论它是否有革命之嫌）一旦开启就永远不会终结。这种解读意味着，在传统秩序的大厦上今日拆一砖、明日拆一瓦，最终必然把整个建筑毁灭殆尽。由此，人们不难进一步想象，1789年开始的革命实际上从未结束。它伪装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破坏精神”，在整个欧洲游荡。 ^[13]

对兰西佐勒来说，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对上帝的亵渎，因为它“要求并企图”从“人类的智力和行动”那里获得“唯有全能者……才有权赋予”的利益和好处。 ^[14] 保守主义者经常将革命与傲慢之罪联系在一起，而最早犯下此罪的正是反叛上帝的天使撒旦。利奥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认为，革命者未能认识到人性中的罪恶，也未能认识到上帝为约束肉体凡胎而设置的权威有着神圣的起源。 ^[15] 在卡斯蒂利亚天主教政治理论家胡安·多诺索·科尔特斯（Juan Donoso Cortés）看来，战斗已然失败，历史（意味着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法国对西班牙的侵略、1820年的革命等）已经使尘世远离上帝所安排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异教正在宗教、哲学和政治中获胜。为了应对这段历史带来的极端情况，必须做出一些战术上的举措，向这个敌对政治的腐朽世界让步。然而，在已经失去的领地上进行这种战术性斗争是一回事，天主教社会秩序的全面重建则是另一回事，如何在两者之间过渡尚且无人知晓。多诺索·科尔特斯从未找到解决之道。 ^[16]

[1]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 enschaft (Heidelberg, 1814), pp.10–11.关于这一主张的重要意义，见Charlotte Johann,‘Sovereignty and the Legal Legacies of Empire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Prussia’，PhD The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 2021, p.46。

[2] ‘...una monarquía sin iglesia preponderante, sin nobleza, poco puede differen-ciarse de la república’， La Esperanza , 28 February 1848.

[3] Karl Ludwig von Haller, 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ürlich-geselligen Zustands, der Chimäre des künstlich-bügerlichen entgegengesetzt (Winterthur, 1816), esp.the Vorrede, pp.iii–lxxii; 关于契约论的政治后果，见pp.21–34, 218–68; 关于自然状态的维持，见p.327–9；关于“自然优越性”，p.342–6。要在早期保守主义语境中理解哈勒尔的主张，可参见两部早期经典著作：Fritz Valjavec, Die Entstehung der politischen Strömungen in Deutschland, 1770–1815 (Munich, 1951)；Klaus Epstein, The Genesis of German Conservatism (Princeton, 1966)。以下著作详细分析了哈勒尔观点在欧洲政治思想和观念中的回响：Ronald Roggen,‘ Restauration ’ – Kampfruf und Schimpfwort.Eine Kommu-nikationsanalyse zum Hauptwerk des Staatstheoretikers Karl Ludwig von Haller (Freiburg/Schweiz, 1999)。

[4] 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 Die Politik, auf den Grund und das Maß der gegebenen Zustände zurückgeführt (Leipzig, 1847), p.3.

[5] Joseph de Maistre, 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 ([orig.Lausanne, 1796] 2nd edn,Paris, 1814), esp.pp.2–4, 73–4.

[6] Adam Müller, Von der Nothwendigkeit einer theologischen Grundlage der gesammten Staatswissenschaften und der Staatswirtschaft insbesondere (Leipzig, 1819), esp.pp.9–10.

[7] Diary entry, Leopold von Gerlach, Gerlach, 1 May 1816, BA Potsdam, NL von Gerlach,90 Ge 2, Bl.9.

[8] Iván Zoltán Dénes,‘The Value System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in Hungary, 1830–1848’，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6/4 (1993), pp.825–50, here p.828.

[9] Enrico Francia, 1848．La rivoluzione del Risorgimento (Bologna, 2012), p.18.

[10] Karl Wilhelm von Lancizolle, Über Ursachen, Character und Folgen der Julitage (Berlin, 1831), pp.66, 73.

[11] Ibid., p.66.

[12] Ibid., pp.48–9.

[13] José A.Piqueras Arenas,‘La revolución burguesa española.De la burguesía sin revolución a la revolución sin burguesía’， Historia Social , no.24 (1996), pp.95–132,here p.102; 1830年之后这种二分法在德意志和欧洲的流行，参见Reinhart Koselleck,‘Revolution, Rebellion, Aufruhr, Bürgerkrieg’，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and Koselleck (eds.),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 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8 vols., Stuttgart, 1972–97), vol.5 (1984), pp.653–788,here p.766；关于二分法对保守派理解革命的重要意义，参见Ernst Wolfgang Becker, Zeit der Revolution!–Revolution der Zeit? Zeiterfahrungen in Deutschland in der Ära der Revolutionen (Göttingen, 1999), pp.153–5。

[14] Lancizolle, Über Ursachen, Character und Folgen , p.73.

[15] 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在日记里虚构的对话中的一名谈话者便是如此。日记创作于1830年他在海牙停留之时。档案信息：Staatsarchiv Bundesarchiv Potsdam 90 Ge 7, fols.2–44, here fols.24–5。

[16] Stanley G.Payne,‘Spanish Conservatism, 1834–192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4 (1978), pp.765–89, here p.775. 69YPIkUuf+HbHyc5f7uRF908KfFJu1cgNSzRRQUSUtT38bG6bl/wz08f7nj9N4Y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