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者

在自由主义者政治立场的左侧，存在着一系列相当不同的派系，其中包含了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时常被统称为“激进主义者”，但这个术语甚至比自由主义者更加模糊。一般而论，激进主义者要求普选权。他们认为，即使是最贫穷的男性工人也应当拥有选举权（极少有男性激进主义者会为女性的选举权发声）。激进主义者对渐进式的立法改革缺乏兴趣，他们更愿意直接采取行动。他们对待传统当权者的态度更具有对抗性，也更缺乏耐心。他们可能既关注政治权利（出版自由，或自由主义宪法所保障的其他自由权利），也关注社会权利（最低工资、主食价格管控、劳动权）。不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区分也不是那么明显。举例来说，选举权的扩大就具有二重性。因为它涉及的宪法修改会导致社会性的结果——选举权的扩大势必会在国家政治中引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激进主义者担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忧虑当劳动本身变成一种稀缺商品时应当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在1848年的革命中非常重要。自由主义者将经济竞争视为一种有助于优化生产率的力量，而激进主义者将它视为社会毒瘤。对路易·勃朗来说，它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甚至可以算作一种“灭绝体系”。 ^[1] 一些激进主义者将竞争视为阶级意识诞生的障碍，而工人要想为自身利益开展有效的游说活动，便需要这种意识。在《工人联盟》（ The Workers’Union ，1843）中，弗洛拉·特里斯坦劝说工人克服行业、性别与社会的竞争，团结一致地行动，不只是为了确保物质利益，更是为了“构建工人阶级”——此时离《共产党宣言》的诞生还有五年之久。 ^[2]

自由主义者一般认为，财富将会逐步增加，并且从长远来看，它能够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而激进主义者更关心财富的分配问题，他们认为，财富（或资本）的集中建立在与贫困的零和博弈上。在他们看来，富人之所以富，似乎是 因为 穷人穷。必须说明的是，1830年左右和40年代后期的社会危机使这种观点看起来愈加合理且紧迫。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出版的小册子《黑森信使》（ The Hessian Courier ，1834）用一组隐喻将穷人和富人联系在一起：工人的汗水变成了富人脸上涂的油，而富人家中显摆的财富是从穷人家里掠夺来的。两者之间是直接的、剥削和寄生的关系。1847年，法兰克福粮价飞涨、因饥饿引发骚乱时，一份在城内外流传的传单也生动地表达了同样残酷的逻辑：

像这样的文本暗示了最富有者和最贫穷者之间掠夺与被掠夺的紧密关系，以及将弱小的工人和富有的闲人对立起来的两极化社会秩序。其中穷人的女儿沦为妓女的事情并非臆想，在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献中，许多作者都提到了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在较大的城镇中，女性性工作者大多是穷人的女儿。德意志共产主义者奥古斯特·贝克尔（August Becker）质问读者：“什么是金钱？”“金钱就是……被偷走然后储存起来的镀了银的劳动。现在，你们还没明白他们是用什么支付你的报酬的吗？这是肮脏的欺诈！他们把你们自己的劳动（支付给你）！……他们吸干你的骨髓，然后用你自己的汗水付给你作为薪水。”贝克尔总结道，工人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而得到的报偿不过是“他们失窃的影子”。社会可以纵向划分为生产者和非生产者，“从罗斯柴尔德到卖水果的女人，从财政部长到当铺里的男人，从将军到列兵，从男爵到佣人”。这与圣西门把所有阶层都区分为“实业者”和“闲人”颇有近似之处。 ^[4]

对极“左”翼的激进主义者来说，“和谐”这一理念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他们渴望重新规划社会，消除一切社会与政治冲突。他们所梦想的政治是参与性的，却不是个人主义的。 ^[5] 德意志乌托邦激进主义者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将他1842年出版的巨著命名为《和谐与自由的保证》（ Guarantees of Harmony and Freedom ）。 ^[6] 伊加利亚运动的发起人艾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希望通过工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对抗逻辑。 ^[7] 在他的设想之中，最核心的隐喻是一场田园盛宴——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伊加利亚人在优美的环境中享用美食，或者说在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的风景画中塞满了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所绘制的角色。夏尔·傅立叶的社会转型理论也是一种“和谐微积分”。 ^[8] 亚历山大·赫尔岑相信社会主义继承了“基督教最原初的应许——普天之下人人友爱，四海之内皆为兄弟”。 ^[9] 相反，自由主义者则假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各方的利益必定互相冲突，那么良好的政治秩序就不应该以压制或取代利益为目标，而应当对这些利益加以管理、协调。自由主义者极为看重的宪法，就其本质而言，正是一纸合约，设计的初衷就在于管理那些结构性对立群体之间的关系。这也能够反过来解释自由主义者对“温和”的关注：对致力于达成妥协而非制定最终解决方案的政体来说，“温和”至关重要。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偏重于义务而非权利，因为前者团结人民，而后者会分裂人民。（另外，他坚持实行民主，偏好暴力起义。）这使他更多地被视作激进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

激进主义者可再细分。举例来说，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和路易·勃朗都是赞同男性普选权的民主主义者，因此都可以说是激进主义者。这将他们置身于自由主义阵营之外，因为自由主义者要么维护法国既存的选举制度，要么支持在其基础上稍微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勃朗和拉马丁都把针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点纳入自己的政治纲领，并引以为傲。当拉马丁于1833年作为一名议员进入政界时，他加入了一个松散的议员团体，他称其为“社会党”；勃朗的小册子《劳动组织》广泛参考了当时的批判性社会观察文献。然而，在如何组织劳动市场的问题上，两人的立场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勃朗提出了一种制度，其中政府将会取代商业资本家，成为“生产的最高监管机构”。国家赞助支持的企业将由政府进行监管，由选举产生的工人领导经营。勃朗宣称，这种企业不仅会获取丰厚的利润，而且对工人和投资者都极富吸引力，很快就会淘汰旧式的私有产业，并确保“联合原则”战胜“竞争原则”。 ^[10]

拉马丁则厌恶这种观点。他在1844年写道，如果劳动组织意味着“以国家的名义攫取实业和劳动者的财产权与自主权”，那么这种计划“不过是在劳动领域应用国民公会（的雅各宾原则）”罢了。在一个以快速变化为标志性特征的环境中，实业的自由确实会引起“困难和不便”，但问题在于如何管控它们，而不是一刀切地压制它们。和专制君主制的政治暴政相比，一个工人国家的经济暴政难不成会更好？

拉马丁总结道：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唯一可行的“劳动组织形式”就是“通过竞争、技能和道德来争取回报的自由”。 ^[11] 这是对勃朗那本著名的小册子的尖锐反驳。拉马丁和勃朗都会在1848年2月成立的临时政府中任职，而在巴黎这场革命的进程中，围绕如何处理劳工问题而产生的分歧将发挥核心作用。

对知识分子来说，再没有哪一种左翼政治思想比“社会主义”更具吸引力了。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成为主流之前，这一术语指代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理论，而是一众各不相同的思辨作品和改良主义运动。1841年，年轻的北德意志学者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前往巴黎，去研究那里如雨后春笋般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结果发现这个术语仍然缺乏“明确的专业定义”。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用来指称一切有关社会条件改善的运动，另一些人则认为只能用于描述夏尔·傅立叶等特定思想家的追随者。 ^[12] 随着马克思主义取得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将急剧转向专门化和狭义化，但目前距离这一转变还有一段时间。路易·勃朗设想由公共权力来监管和保护劳动力，而傅立叶对“国家”则几乎不置一词。傅立叶（相当吊诡的是，他经常使用“自由”一词来描述自己的设想 ^[13] ）想象了这样一种社会，其中，管理性欲的复杂机制将取代国家权威，劳动将与享乐别无二致。他暗示，一旦人的需求与社会责任达成和谐，就再没有任何必要去使用强制手段。威廉·魏特林也设想了一个极尽和谐且可控的未来：其中试图“逃避为公共利益制定的规则”之人，不会被认为是邪恶或错误的；他们只是“生病”了而已，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治疗”。

圣西门的追随者则设想，塑造公共生活的权威将会落到一群开明的工程师、实业家、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手中，至于在这种新的安排下，“国家”应被置于何处，则鲜有提及。傅立叶主义者和部分圣西门主义者热切要求女性解放（当然，他们对“解放”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德意志激进主义者威廉·魏特林坚持认为，只要男性在“实用科学、发明和天赋”方面仍然优于女性，负责“社会管理”的职位就应当把女性排除在外。 ^[14] 匈牙利激进主义者裴多菲·山陀尔相信政治是男性的事情：“（女人）应该在厨房里做做饭，在花园里除除草，但马厩里的事，她们就应当相信男人，让他们去做。” ^[15] 社会主义者就这一问题及其他所有的问题，都未能达成共识。路易·勃朗认为，傅立叶的性欲主义和圣西门“废除家庭”的口号压根不切实际。 ^[16] 圣西门主义者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和朱尔·勒鲁（Jules Leroux）兄弟采纳的是相当不同的方案：对皮埃尔来说，根本议题是在共和制下实行普选；而对朱尔来说，促成工人联合才是关键。 ^[17] 威廉·魏特林嘲笑傅立叶，竟幻想自己设计的“协作”制度就足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18] 激进的天主教神父费利西泰·德·拉梅内在1848年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对财产和家庭的否定”，那么“我拒绝它，我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联合的原则……那我赞同它，我是个社会主义者。” ^[19] 盖潘批评圣西门主义者，因为他们设想伟大的社会变革不是由人民大众，而是由运动领袖发起的。 ^[20] 马克思将当时的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斥为空想家。但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仍不过是诸多发声者中的一个，他的独特性在于以下事实：马克思拒不追求和谐，反而接纳社会冲突（对他来说，这意味着阶级矛盾），视之为进步的必要动力。

政治理论家洛伦茨·冯·施泰因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观点尽管分散且多样，仍然值得细致而紧迫的研究。这不是因为它思想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本身是一种征兆，暗示着某些极为重要的事情。它标志着“社会”已经成为政治思想与行动的主体和推动力。“社会”现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而不再能被化约为政治。施泰因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表明“纯政治运动的时代已然终结”。未来的变革将由社会力量而非政治力量来推动。他观察到，就当时而言，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法国特有的现象，在法国，它已经获得了堪比“民间传说的地位”。但是，鉴于“在欧洲，任何一种深入的运动都不会局限于它最初诞生的国家”，人们完全可以预测，社会主义也必将传遍整个欧洲大陆，因为其他社会也经历着使社会主义兴起的变革。至关重要的是，勤奋工作却极度贫困的无产者群体出现了，并且已经有了阶级集体意识。 ^[21] 施泰因诊断性地去理解社会主义，而非肯定或拒斥其原则，从而得以摆脱充斥于主流评论中的对动乱的恐惧情绪，并剥离出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社会主义不是就社会贫困问题给出的药方，而是这一问题的症状。施泰因总结道，面对社会主义提出的挑战，密探渗透或警方镇压都并非解决之道，答案在于创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以指导国家制定安定社会的政策。 ^[22] 但在当时，这种想法仍遥不可及，被19世纪中叶革命的群山隔离在视线之外。

[1] Louis Blanc,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Paris, [1840]), pp.65, 94, 110–5.

[2] Flora Tristan, L ’ Union ouvrière (Paris and Lyons, 1844), pp.5, 71.

[3] Transcribed in Walter Grab (ed.), Die Revolution von 1848/49.Eine Dokumentation (Munich, 1980), pp.27–8.

[4] August Becker, Was wollen die Kommunisten? Eine Rede, im Auszug vorgetragen vor einer am 4.August 1844 im Lokal des s.g.Kommunisten Vereins zu Lausanne, von Mitgliedern verschiedener Arbeiter-Vereine abgehaltenen Versammlung (Lausanne, 1844), pp.4, 34.

[5] Viviana Mellone, Napoli 1848.Il movimento radicale e la rivoluzione (Milan, 2017), p.40.

[6] Wilhelm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Vivis, 1842).

[7] Christopher H.Johnson, Utopian Communism in France.Cabet and the Icarians, 1839–1851 (Ithaca, 1974).

[8] 傅立叶对“全世界和谐”的思考，参见Jonathan Beecher and Richard Bienvenu(eds.and trans.), The Utopian Vision of Charles Fourier.Selected Texts on Work, Love, and Passionate Attraction (New York, 1972), pp.81–2, 257–64, 271–328。

[9] Martin Malia, 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 1812–1855 (Cambridge, 1961), pp.118, 326.

[10] Blanc,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 pp.14, 108, 110, 113–5.

[11] Alphonse de Lamartine,‘Du droit au travail et de l’organsisation du travail’(1844),published in La Presse ；cited in Émile Thomas, Histoire des Ateliers Nationaux.Considérés sous le double point de vue politique et social, des causes de leur formation et de leur existence, de l ’ influence qu ’ ils on exercée sur les événements des quatre premiers mois de la République, suivi des pièces justificatives (Paris, 1848), pp.22–6.

[12] Lorenz Stein,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Leipzig, 1842), p.129.以下对施泰因的讨论获益于如下研究中的有力分析：Diana Siclovan,‘Lorenz Stein and German Socialism 1835–1872’，PhD The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4, pp.57–78, 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www.repository.cam.ac.uk。

[13] Daniel Gordon对Rosenblatt, Lost History 一书的评论，见网站H-Diplo Roun-dtable XXI-4。阅览网址：https://networks.h-net.org/node/28443/discussions/4689724/h-diplo-roundtable-xxi-4-lost-history-liberalism%C2%A0-ancient-rome。

[14]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 p.185.

[15] Cited in Vermes, Hungarian Culture and Politics , p.330.

[16] Blanc,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 p.105.

[17] Ludovic Frobert,‘Politique et économie politique chez Pierre et Jules Leroux’， Revue d ’ histoire du XIXe siècle , no.40［2010(1)］, pp.77–94.

[18]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 pp.227–8.

[19] J.Poisson, Le Romantisme social de Lamennais.Essai sur la métaphysique des deux sociétés: 1833–1854 (Paris, 1932), p.303.

[20] Roger Picard,‘Un Saint-Simonien démocrate.Ange Guépin’， Revue d ’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3/4 (1925), pp.456–94, here p.486.

[21] Stein,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 pp.iii, viii, iv, 10.

[22] Siclovan,‘Lorenz Stein’，pp.72–6. 7XRAg8hrJsj5ARm9TlLAzY5plRugbDYla7t7zKwZCtWicw4dXFlVWSZXbGAU4P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