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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作家克莱尔·德马尔（Claire Démar）在1833年写道：“在诸多古老权力尘烟未散的废墟之间，仍有一种骇人的权力，一种神圣的律法，威严地肃立在其古老的基石之上发号施令。”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巨像久历惊涛骇浪而仍巍然挺立。德马尔所说的权力既非君主，亦非宗教，更非资本，而是“父权”，摧残人类生存状态的种种形式的不平等都植根于此。 [1] 在德马尔看来，父权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与人类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被社会化和规训的过程交织在一起。正是借着这种权力，父亲摧残自己的儿子，殴打他们至“瘀青”来迫使他们屈服。它也是男性施加于女性的权力，男性借此掌控她们的财产，要求性满足，虐待、侮辱她们而不受任何惩罚。父权的影响无处不在，很难想象一个不受它统治的世界。在高等学府中，在法律和立法机关中，在军队、政府部门、工厂、外交使团中，在上流的社交场合和粗野的酒馆中，在亲密行为中，到处都能看到父权的身影。
人们可以设想废除封建制度、贵族特权或者行会的特殊管辖权——这些都已经在法国大革命中实现了；就连废除奴隶制这种古老的畸形制度似乎也变得可行——英国《废奴法案》正是在1833年8月28日签署的，距离克莱尔·德马尔写下她的宣言仅仅过去了几周。但男性对女性的权力依然未被动摇。设想这种权力的废止意味着设想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没有父亲身份的世界，一个没有可继承财产或世袭权利的世界，一个婚姻制度要么已经废除、要么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世界。
德马尔相信，婚姻制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家庭如同一个个细胞，其他一切统治结构都建立在这些细胞的基座之上，而正是在这些狭小的隔间中，女性亲身经受父权的束缚。婚姻纽带的“专制不可谓不荒谬” [2] ，它本质上是异常的，在社会上却被视作常规。在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尽管革命余温尚在，但男性对女性的权威仍然由法律镌刻在婚姻之中。《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配偶的义务”条目下有法条明确规定，“妻子应当服从丈夫”。有关婚姻的一切都是不平等的。一旦进入婚姻生活，女性就失去了对自己财产的控制。一旦她们因通奸而违反了关于性道德的通行标准，她们的丈夫就可以把她们赶出家门，并且禁止她们接触自己的孩子，而其丈夫通奸则不受任何惩戒。由于没有以不和谐为由单方面结束婚姻的权利，女性面对羞辱、虐待或漠视自己的丈夫而没有任何办法。根据这种结合的条款，女性注定沦为男性的“玩物”与“奴隶”。 [3] 德马尔主张，经由这种既不平等也不自由的结合所诞生出来的孩子，在这样的父母关系中被养育成人，注定成为不自由的人。
婚姻不仅是不平等的，也有悖于人类精神与欲望的特质：造物主并不是以永久的结合为目标而设计人类的。有关婚姻的一整套情感与道德价值皆是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匹配的结果。德马尔引述了斯塔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的一句评论——婚姻之爱不过是“双重的利己主义”罢了。 [4] 毒害了许多婚姻的嫉妒心理，源自“可憎的利己与自我之情”。“忠贞，”德马尔写道，“几乎总是出于恐惧，或是别无他法的无奈！”人们期望女性忠贞不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女性的忠贞更是经受极其严苛的监视。这种期待是一种奴役：“按照 反复多变 的自然法则，女性应当得到解放。” [5]
在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未来社会中，男女将会以根本不同于以往的前提结合。两性的结合将建立在“最广泛和最稳固的相互倾慕”之上，并且以“或长或短的同居（试验期）”加以检验。 [6] 未来的新女性将能够自由地选择步入没有固定期限的结合，并且能在她们认为合适时结束这段关系。在两性关系调整的过程中，父权秩序下的“确定性”和“推定权利”将会被“探索”与“神秘”所驱动的新秩序取代。 [7] 德马尔评价道，而结果将是一场革命，其意义要比1830年七月革命那种小骚乱深远得多。“因为婚姻的革命不是在风和日丽的短短三日之内、在两条街交会的广场上就能完成的。它发生在每时每刻，且无处不在，无论是剧院的包厢、冬天的社交聚会、夏天的街头闲逛，还是漫漫长夜……” [8] 虽然德马尔对这些事情具体将如何发生的因果链条语焉不详，但她仍然提出，这些变革将会引发一场全面的解放。 [9] “只有通过我们女性的解放，无产阶级、穷苦大众阶级的解放才可能实现。”就长期而言，其结果注定会包括“奴隶、无产者、孩童等一切人的解放”。 [10]
如今，在近两个世纪之后，这些文字仍未失去其激进的锋芒。将女性在法律和社会上的从属地位等同于奴役并非新事。英格兰哲学家、女性平等教育倡导者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在《对婚姻的反思》（ Reflections Upon Marriage ，1696）中就提出了这一重要问题：“如果所有男性生而自由，为何女性就要生而为奴？” [11] 然而，将女性的解放与性欲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将性忠贞斥为一种伪装成美德的压迫形式，拆除婚姻的神学与道德支撑，使解放事业服务于改造日常行为的大规模试验——这些观点就算是在德马尔所处的激进圈子里，也是非同寻常、令人震惊的。德马尔为自己的文章所拟的标题为《我的未来法则》（“My Law of the Future”）。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所熟知的世界与可能发生这些变革的世界之间存在一道鸿沟。她写道：“时日尚未到来，世界还没有做好准备。”未来的曙光仍在地平线之外，而当下仍是一个“夜影笼罩”的世界，其中“混杂着各种思想”，“我们的愿望、言辞与行动在困惑之中自相冲突”。只有这样一个念头能够给她带来慰藉：她是第一个在“咒骂、愤恨和厌弃”［“甚至我们为其幸福而献身的（女性）同胞也如此对待我们”］的环境中站出来“为自由呐喊”的人。 [12] 对德马尔来说，当下与未来的差异大到难以承受。1833年8月8日，在把文章投稿给报纸的几天后，她选择了自杀，年仅32岁或34岁（她的出生年月不详）。激进记者兼裁缝苏珊·瓦尔坎（Suzanne Voilquin）出版了德马尔的《我的未来法则》，并在文末加上了“历史注释”。其中，瓦尔坎称赞自己这位朋友的临终绝唱是“世上由女性所发出的最强劲有力的（对自由的呼唤）”。 [13]
德马尔的斗争精神非同寻常，但并非孤立无援。她的密友苏珊·瓦尔坎是一家报社的编辑，该报用过多个名字，包括《新女性》《女性使命》《女性论坛》等。作者均为女性，大多数来自劳动阶级。她们在发表文章时只署名不署姓，以避免父姓所带有的父权制意味。立场激进的女裁缝让娜·德鲁安（Jeanne Deroin）把父姓视为“奴隶主在奴隶额头上烙下的字符”。 [14] 19世纪30年代早期，许多激进的异见者都已经开始关注性别不平等问题。参加圣西门主义运动的人数在巴黎和外省都日益增长。圣西门主义运动从早先致力于改革的政治派别逐渐演变为准宗教组织，四处“宣讲”关于社会变革的新福音，而性能量的解放将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克莱尔·德马尔，《我的未来法则》（1834）。其在出版近200年后，仍保有激进的锋芒
资料来源：Bibliothèque nationalede France, Paris.(Photo: BnF)
苏珊·瓦尔坎的铅笔肖像画，由艺术家菲利普-约瑟夫·马歇罗绘制（1833）。瓦尔坎如今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作为《女性论坛》的创始人和编辑，她将新闻领域的文学激进主义与多方面的社会激进主义结合起来，希望向其他女性展示如何才能过上更为自主的生活
资料来源：Saint-Simonian collection, 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 Paris［FE-ICONO-48(2)］.(Photo: BnF)
圣西门伯爵克劳德-昂利·德·鲁弗鲁瓦于1825年去世，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并不简单：他早年在著作中对技术创新大加赞赏，预测欧洲将在单一的法律和制度秩序下实现统一并因此受益；后来他构想了一种未来社会，其中为进步提供保障的不是暴力变革，而是科学与工业所释放的力量，那是足以与中世纪教会相媲美的道德力量。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 New Christianity ）将基督教的兄弟之爱置于完善后的社会秩序的中心。这位圣徒去世之后，他的追随者就如何解释并传播他的理念产生了分歧，他所开展的运动也随之陷于分裂。一部分追随者转向了工商业，另一部分则专注于政治改革。不过，在个人魅力与公众反响方面，最为成功的莫过于前银行家、葡萄酒商、烧炭党成员普罗斯珀·昂方坦（Prosper Enfantin）。他在圣西门的一部分教义中融入了以离婚自由化、改善女性合法权益等为中心的社会道德改革信条。昂方坦一派很快就显现出教派的特征，包括一套独特的蓝色套装，再搭配招牌式的、只能从背后束紧的白色马甲，用以提醒每个成员，他们依赖彼此的帮助。昂方坦后来以圣西门“教会”的“崇高圣父”而著称。有那么一段时间，他设想自己与一位“女性弥赛亚”结合，后者将为他生下救世主。1832—1833年，他因有伤风化、非法集会和严重的财务不当行为而被拘捕并遭起诉。他请求法庭允许他的两位女性同伴——阿格莱·圣伊莱尔（Aglae Saint-Hilaire）与塞西尔·富尔内尔（Cécile Fournel）——当庭为他辩护，但遭到了拒绝。 [15]
圣西门主义者转向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一个灵感来源是夏尔·傅立叶，后者将资本主义与婚姻视作“当今苦难的两大主要源泉”。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并不是诸多歧视形式中的一种，而是一切不平等最为原始的范式。不解决这一症结，更加全面的社会改革就无从谈起。傅立叶在他的未来主义宇宙观中描绘了这一观念的内涵，他的宇宙观聚焦于以人类激情解放为基础的“和谐时代”的降临。傅立叶所想象的未来女性将会从“婚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享受一系列“不同级别的爱情结合”，包括与丈夫的结合、与“共同生育者”的结合、与“情人”的结合。未来女性可以和自己的丈夫生育两个孩子，和“共同生育者”生育一个，和“情人”则只是为了享受鱼水之欢。她可以按自己意愿升降丈夫、“共同生育者”和“情人”的地位。 [16]
与其他激进女性一样，德马尔也从圣西门主义运动的傅立叶阶段中得到了灵感。但两者的区别和共性一样显著。德马尔将自己所设想的女性解放的场景置于遥远的未来——正是在她的时代，“乌托邦”这个术语不再指代当下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而是未来某个可能会存在的地方。并且，和傅立叶一样，德马尔也想创造一个更顺应人类本性的社会秩序。但除此以外，她与傅立叶的每个观点都截然不同。和她社交圈子里的那些女性活动家一样，德马尔感兴趣的是女性解放，傅立叶感兴趣的却是 性 解放，两者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同一回事。 [17] 对德马尔来说，重要的是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对傅立叶来说，“和谐”则比平等更有吸引力。傅立叶仍然把女性描述成“美好的性别”和“软弱的性别”。他所设想的性解放不仅包括欲望的解放，也包含“需求”的满足。非自愿的独身将会被消灭，所有男女都会得到一份“最低性工资”。残疾人和老人的特殊需求将会由一个自愿分发“性慈善”的高尚的小团体来满足。傅立叶对愉悦的坚持几乎到了专横和管控的地步：在为了实现他的愿景而有意组织起来的社区法兰斯泰尔中，他设想靠“性爱法庭”来安排“狂欢活动”，且为了透明公开，此类活动安排在白天进行。这样的设想，并没有给作为德马尔“未来法则”根源的个人自主性留下多少空间。
傅立叶个人生活的一个特征是分裂性：作为一家小商贸公司的出纳，他的日常生活乏味无聊，而他的作品却充满奇幻色彩。他似乎从来没有成功地和真实的女性建立满意的性关系——他满怀期望地向滥交的侄女示好，却遭到断然拒绝。相比之下，像当时许多激进女性那样，德马尔依靠个人经验写作。将爱之欢愉从传统与金钱利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的事必须亲身实践和检验。“我就这么说！”她写道，“我真的自愿在某个男人的怀里躺过一个小时。仅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之间就筑起了一道名为厌倦的高墙……一个小时已经够长了，在我的眼中，他又变回沉闷乏味的庸人……” [18]
傅立叶想象自己的“制度”将在未来大获全胜。在《四种运动的理论》（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 ，1808）中，他写道：“只有我战胜了20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愚昧，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世代都会把他们无限幸福的开端归功于我一人。” [19] 德马尔则没有这么确信。对她来说，解放并不是以实施某种制度的形式到来的，它的实现要靠反抗压迫的女性所发出的刺耳合唱，其中一些声音会是尖锐、愤怒且严厉的。最重要的是，德马尔不是臆测女性需求的男性，而是一个讲述她自己及其同代女性亲身经验的女性：“我，身为一个女性，我要发言。” [20] “ 谁 在发言”这一点和“发言的内容”同样重要。
德马尔的朋友苏珊·瓦尔坎自1830年开始同巴黎的圣西门主义者一道参与政治生活。瓦尔坎童年时期的天主教信仰正在动摇。而且，正如许多激进主义者那样，她在七月革命的那几天及其余波中看到了庸俗与空虚，并为此心灰意冷。与圣西门主义者的相遇成了转折点。拒不跟随她进入这个新圈子的朋友都被她抛诸脑后了，她也不再只为了享乐而参加聚会。从没有哪一个人的个人生活经历过如此彻底的转变：“我们将自己的身体与灵魂都奉献给了这个新家庭；从那一刻起，这个家庭的一切社会、经济与宗教原则便是我们自己的。” [21] 而据瓦尔坎后来所说，昂方坦所宣传的信条最初吸引她的地方，是“一种无限进步的观念，它有如天主般永恒”：
当我理解、领悟了昂方坦神父所说的关于我们的自由和未来的宗教信仰的那些基本观念之后，我感到眩晕，“主啊，一切男男女女的父母”。这些神圣的信条给我带来了思想、心灵和行动的自由，我为此感到无上的喜悦。 [22]
这种眩晕的体验，在许多激进女性的早期生活中都曾出现。让娜·德鲁安回忆道：“在一片黑暗的废墟之中，透出一束亮光，圣西门主义出现了！”但是，这些与亮光相遇的描述不应被误解成对某个富有感召力的男性圣徒的从属宣言。让娜·德鲁安并不需要加入圣西门派才能成为女性权利倡导者。她转向这番事业的原因要追溯到她的青少年时期，当时她读到了法国《民法典》中关于婚姻的段落，并深感愤怒。法典明文写道：“丈夫必须保护他的妻子，妻子必须服从她的丈夫。”从那一刻起，她就投身于一项严苛的自我教育计划。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为了“积极参与……反抗这一辱没人性的丑恶陋俗” [23] 。当她接触圣西门派时，支撑她在1848年及其后的几十年间积极活动的那些理念早已形成。 [24]
换言之，激进女性也和当时的男性一样，从他人的思想中兼收并蓄，并借此规划自己前进的道路。一些女性最初被昂方坦神父关于解放的福音吸引，而后又退出这个“教会”，因为事实越发明显——圣西门派里那些身居高位的男性根本没打算让女性平等地进入这套等级体系的高层。为《女性论坛》撰稿一些记者就来自这些脱离者，其中也包括德鲁安。她们自称“新女性”，立誓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约瑟菲娜·费利西泰（Joséphine Félicité）在《女性论坛》上写道：“如今我们依靠自己来为我们的自由而奋斗，我们依靠自己而不需什么主人的帮助。” [25]
对这些年间的女性主义运动来说，最核心的就是清楚地认识到1830年七月革命的成果具有局限性。1836年创刊的月刊《女性公报》关注的并不是女性的自主权和自我解放，而是“1830年宪法和其他法国法律”所规定的女性权利与义务，旨在揭露现政权的虚伪——它一边大肆鼓吹政治平等原则，一边在实践中否认半数国民的平等地位。该刊物并不否认现代法国已取得的宪制进步，但1814年和1830年取得的进步只把男性从暴政中解放了出来，女性依然如故——这足以解释新秩序的专横。一篇文章宣告，“在过去的50年间”，一场“巨大的革命”“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社会的面貌”，但“在这场社会剧变中，我们什么也没得到”。该刊物质问道：“修订后的1830宪法第一条规定‘一切法国人，无论头衔和社会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法国《民法典》（第一卷第六编第六章）第213条却规定‘丈夫必须保护他的妻子，妻子必须服从她的丈夫’，二者如何协调一致？ [26] 为什么男性通奸为法律所允许，而且实际上得到政府许可经营妓院的政策的鼓励，但女性通奸就要受到惩罚？ [27] 为什么巴黎的女性性工作者不得不接受警方兼具性骚扰和羞辱性的‘体内检查’，而她们的‘男同行’（男妓）明明至少达三千之众，其存在却被当局否认，并且安然无恙？” [28]
《女性公报》一期接着一期地炮轰那些声称维护宪法原则、实际却反其道而行之的法律。为何仍有法条规定女性有义务“与丈夫同居，且不论其丈夫判断何处适宜定居，都应当伴其左右”（法国《民法典》第214条）？ [29] 既然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那为何女性不被允许担任陪审员？为何她们被排除在法兰西学院之外？ [30] 宪法中涉及“法国人”的段落应当被修订，以包含法国女性——倘若政府拒不承认法兰西国王陛下的臣民既包含法国男性，也包含法国女性，那按法律来说，岂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一半人口是生活在另一个共和国之中？ [31] 女性应当获准研习医学、法律、艺术和科学。 [32] 该刊物就这样月复一月地历数着政治进步的机制如何对女性的诉求无动于衷，并以严肃的讽刺揭露自由主义父权制建立在何等的双重标准之上。不过，这份刊物并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女性活动家那样强调个人经验，这无疑是因为刊物主编名义上是玛丽（Marie）或马德莱娜·普特拉斯·德·莫尚（Madeleine Poutras de Mauchamps），但实际上是男性共和派记者弗雷德里克·埃尔比诺·德·莫尚（Frédéric Herbinot de Mauchamps），这颇为怪异。顶着主编名号的是埃尔比诺的女伴。她从前是家仆，很可能不识字，我们也无从得知她是否对这份刊物的内容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 [33]
埃尔比诺对女性境况的关注不同寻常，但并非独一无二。尽管有关“社会问题”的文献大多出自男性作者，不过它们确实常常关注女性劳动者特有的劣势和苦难，只是鲜少支持特定的女性权利或者法律改革。以南特社会“制图师”的身份出现在第一章的安热·盖潘医生也是圣西门思想的拥护者，他曾大费笔墨，讨论富裕家庭和资产阶级家庭女孩经受的失意：当她们的兄弟或进入商界，或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广阔视野时，她们却注定只能无所事事、一无所知。他评论称，年轻女性的机会遭到剥夺，这是她们“患上神经症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而“所有的这些病症，包括僵硬症、癔症、梦游症，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与外界因素相隔绝的、神秘的私人生活的表现”。 [34] 西班牙同样有一批男性圣西门主义者，他们梦想，有一天压在“同胞兄弟和不幸的女性”身上的枷锁将被打碎，两性都将“从压迫我们所有人的奴役”中得到解放。 [35] 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作为外国观察家也注意到了这场论争。穆勒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思考圣西门主义对婚姻制度的批判。1849年2月，他在给自己的文学合作伙伴、未来的妻子哈瑞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信中写道，他认为“无论是在平等问题还是婚姻问题上，傅立叶关于女性的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1859年，穆勒把自己的一系列思考成果都凝聚到了论文《女性的屈从地位》（“O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之中。 [36]
然而，将女性“解放”与性许可相联系的做法既令许多女性感到惊恐，也便于不少男性污蔑女性主义主张。捷克作家博任娜·聂姆曹娃（Božena Němcová）在她写给摩拉维亚一份报纸的文章中哀叹女性教育不易，认为这使得女性“远远落后于时代，只能遥望自由与文化的旗帜”。但她也向友人坦承，一想到自己可能被指斥在要求“女性解放”，她就感到羞愧。 [37] 佐薇·加蒂·德·加蒙在1830年革命前开始了政治生涯，当时她担任比利时激进反对派主要男性领袖人物之间的联络人。她是傅立叶的热心读者，但反对傅立叶关于“性解放”的激进行为，认为它不仅令人反感，而且容易引发丑闻。 [38] 她对傅立叶社会科学的阐述见于《傅立叶及其体系》（ Fourier et son système ，1838），该书后来也出了西班牙语版和加泰罗尼亚语版。书里全然未提这位圣贤关于解放性欲的奇思妙想。 [39] 居住在莱比锡的年轻作家路易丝·奥托（Louise Otto）在1843年观察到，给“女性解放”强加上性许可的含义，这纯属 男性 所为。否则难以解释，在一个“解放”已经成为极富号召力的口号的时代，为何诸多社会群体之中唯独女性没有得到应许。在1847年的一篇文章中，奥托规避了“解放”问题，转而讨论“女性参与国家事务”的问题。 [40]
这个时代的激进作家和活动家不仅发起了论争，也塑造了新型的政治自我。玛蒂尔德·安内克（Mathilde Anneke）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环境中长大。与暴虐丈夫离婚的创伤推动她走出原来的环境，转向包括性别平等理念在内的政治激进主义道路。当时她年方二十且怀有身孕，被法院断定为有罪的一方，并且因为“恶意”抛弃丈夫而被剥夺一切接受经济援助的权利。后来她写道，这场离婚诉讼的结局让她“觉醒”，并且认识到“女性境况之荒谬，无异于人性的堕落”。 [41] 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关于自我塑造的叙述也始于逃离一段失败的关系。1838年，她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自传《贱民游记》（ Peregrinations of a Pariah ），着重描述一个女人在社会中的孤立无援：她无法爱自己的丈夫，甚至无法尊敬他，因此逃离了婚姻，前往秘鲁（她有法国和秘鲁血统），孤注一掷地试图恢复自己的继承权。她写道，所有地方的女性都生活在奴役之下，就像美国的奴隶、罗马犹太区的犹太人和俄国的农奴一样。 [42] 面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压迫，唯一的行动路径就是打破私人领域的禁锢，这种禁锢将奴役的苦果隐藏在大量的个人传记中，使人们难以将它们视为一种系统性压迫的形式。 [43] 特里斯坦把造成她的不幸的人指名道姓地一一列出，希望以此为她的同胞树立一个榜样：“我会列出那些与我接触过的人的名字，他们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目前都还在世，我会让知道他们的言行。” [44] 暴露这些关系意味着将最为隐私的经历作为政治表达中的素材，使其成为新群体发声的权威来源。
一些激进女性组建起了大体上不受男性权威影响的社交圈子。对弗洛拉·特里斯坦通信的研究表明，她的朋友和伙伴中绝大部分都是女性，包括：欧仁妮·尼布瓦耶（Eugénie Niboyet）和波利娜·罗兰（Pauline Roland）等社会主义者，欧仁妮·苏代（Eugénie Soudet）等工人阶级活动家，诗人马塞利娜·德博尔德-瓦尔莫尔和小说家乔治·桑等作家，以及巴黎的波兰移民圈中的重要人物奥兰普·霍吉科（Olympe Chodzko）。 [45] 玛蒂尔德·安内克与许多女性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还转而在女性中寻找“生活与爱情的首要伙伴”。过去的一些著名的知识型女性成了她的榜样，例如斯塔尔夫人。另一些女性则以有力且令人信服的姿态而成为女性自主权的象征，例如乔治·桑，她以魅力非凡的形象挑战了性别的传统边界。正如一位男性作者的观察，乔治·桑“时而像个随心所欲的18岁少年，抽起香烟或鼻烟的时候派头十足；时而又像是25~30岁的迷人贵妇，才智过人、超乎想象，令人惊叹，又让人自惭形秽”。她永远不会把自己限定为女性或者男性，而是会“沉着平静地居于两个对立阵营的边界上，成为女性眼中的王子，男性眼中的女王” [46] 。她一生所著的将近60本小说深深铭刻在同时代人的想象中。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对她的小说极为痴迷，甚至在心里用她笔下的角色来给自己的熟人和朋友归类。 [47]
激进女性在描述彼此时也不再像传统中那样强调外貌和性吸引力，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苏珊·瓦尔坎在一份笔记中悼念已故友人克莱尔·德马尔：“她的手脚很漂亮，面色疲惫但面容端庄，眉目之间透着高傲，但也多少有些冷峻……她讲起话来长篇大论，才思敏捷，但言辞唐突，又有些磕磕绊绊。” [48] 这段描述与埃尔比诺·德·莫尚笔下的弗洛拉·特里斯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该亲眼见见这个女人……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欣赏她那藏匿于深邃眼眸中的热火、乌黑飘逸的秀发、随着情感的细微变化而泛红的棕色皮肤，进而理解女性所受的苦难……社会如躲避贱民那般躲避她们。” [49] 莫尚的描述令我们关注吸引人的体态姿色，瓦尔坎则让读者感受到外表下的个人。
由呼吁性别平等而引发的争议也常常反映在当时的女性小说中。弗吉尼亚是奥雷莉·德·苏比朗（Aurélie de Soubiran）184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她身着男装，独自旅行，烟不离手，并且在罗马和自己的恋人公开同居。 [50] 克拉拉·蒙特（Clara Mundt）以路易丝·米尔巴赫（Louise Mühlbach）为笔名出版了许多小说，它们相对来说比较克制，但书中满是不愿用自由去换取婚姻枷锁的女性角色。“人只有被枷锁束缚之后方知其重。” [51] 乔治·桑1832年出版的小说《印第安娜》（ Indiana ）的核心情节是：同名女主人公陷入与老男人徒有其名的婚姻，只能借由离家出走和通奸才能得到些许自由。奥尔唐斯·阿拉尔（Hortense Allart）是一名育有两子的单身母亲，她的小说和自传式写作（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赞美了那些独立于男性，并以友谊、爱情和才思来界定自身的女性。 [52]
就像当时欧洲的其他政治运动一样，倡导女性自主权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模糊、涣散。激进女性和她们的男性同侪一样，抱持着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公民法律的变革与行为模式的转变之间仍然充满冲突，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性别不平等本就是由许多不同的因素所造成的。女性在民事上或政治上的权利当然重要，但在男性看来，毫不退让地维护在他们看来纯属自然秩序的特权同样重要。因此，加的斯激进主义者玛加丽塔·洛佩斯·莫拉（Margarita López Morla）号召读者向她们的丈夫——“我们的男性生活伴侣”普及关于公平分配权力的观点。 [53] 但是，束缚女性发展的部分障碍根植于她们作为个体的成长过程，可能是教育（或缺乏教育），或是与父母、同代男性之间的互动。“唯有自我的重生才能带来精神与道德自由的重生。”伊达·弗里克（Ida Frick）1845年出版的女性主义幻想小说《女性的奴役与自由》（ Slavery and Freedom of Women ）里的先知角色如是说。 [54] 1846年，居住在柏林的诗人路易丝·阿斯顿（Louise Aston）因“道德败坏”被逐出该城，后来她写道：“我们至高无上的权利，也是最值得我们为之奉献的，就是人格自由的权利，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干扰地发展我们内在本质的权利。我们的一切力量和信仰都栖息于此。” [55] 在她看来，女性创作的小说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们能够探索内在的世界，而崭新未来的希望之种必将播撒于此。 [56]
最为重要的是，激进女性揭示出性别秩序的人为建构性和偶然性。性别不平等是社会组织化的结果，而不是生理上的必然。在确定这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和自我理解必不可少的因素时，相比于同时代的男性，激进女性在挖掘现代社会存在的本质方面走得更深、更远。但是，有谁在听呢？19世纪早期和中期，抗争运动对各种不平等的体制发起了挑战，其中人们最不愿意改变的就是性别不平等。1848年革命期间，整个西欧的女性再次奋起抗争，要求进入新组建的议会，争取公民权，组织政治俱乐部，出版报纸。德鲁安、安内克及许多其他女性纷纷创办报刊，鼓动并组织运动，提名自己的政治候选人。然而，在言论审查机构被取缔，新议会通过新宪法，封建土地所有制遭到废除时，女性在民事和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却岿然不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奋起抗争的女性面临着与20世纪早期美国城市贫民窟中的非裔美国女性类似的困境：不平等的宏观结构扭曲了一切情感与行为，自由不是一种政治现实，而是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能赢得的个体经验——激进女性不得不在这样的世界中探寻自己的路途。她们开始了“不羁的生活和美好的实验”。 [57] 成功的希望渺茫，但正如苏珊·瓦尔坎所言：“正如身处政治革命的时代一样，身处道德革命时代，就必须勇于前行。” [58]
[1] Claire Démar, Ma loi d ’ avenir.Ouvrage posthume, publié par Suzanne (Paris, 1834),p.51.
[2] Ibid., p.6.
[3] Ibid., p.6.
[4] Ibid., p.45.
[5] Ibid., p.49.
[6] Ibid., p.49.
[7] Ibid., pp.38, 53, 55, 56.
[8] Démar,‘Appel d’une femme au peuple sur l’affranchissement de la femme’，p.67; 编者苏珊·瓦尔坎将这篇文章作为《我的未来法则》一书的附录出版。
[9] Démar,‘Appel d’une femme au peuple’，pp.67–8.
[10] Démar, Ma loi d ’ avenir , pp.25, 55.
[11] Patricia Springborg, Mary Astell.Theorist of Freedom from Domination (Cambridge,2005), pp.1–26, 32–3, 209–37.
[12] Démar, Ma loi d ’ avenir , p.26.
[13] Suzanne Voilquin,‘Notice historique’，in ibid., p.7.
[14] 出自德鲁安为加入圣西门“教会”而被要求撰写的《入教誓言》，转引自Joan Wallach Scott,‘Feminist Family Politics’，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17/3–4(1999), pp.20–30, here p.23。
[15] Claire G.Moses,‘Saint-Simonian Men/Saint-Simonian Women.The Transformation of Feminist Thought in 1830s’Fra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4/2, Sex, Science, and Society in Modern France (1982), pp.240–67, here p.249.
[16] Charles Fourier,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suivi du Nouveau monde amoureux , p.29.(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inventin.lautre.net/livres/Fourier-Theorie-des-4-mouvements.pdf.)
[17] 关于傅立叶残留的性别偏见，参见Leslie F.Goldstein ,‘Early Feminist Themes in French Utopian Socialism.The Saint-Simonians and Fouri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3/1 (1982), pp.91–108, esp.pp.102–7。
[18] Démar, Ma loi d ’ avenir , p.37.
[19] Fourier,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 p.300.(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inventin.lautre.net/livres/Fourier-Theorie-des-4-mouvements.pdf.)
[20] Démar, Ma loi d ’ avenir , p.24.
[21] Suzanne Voilquin, Souvenirs d ’ une fille du peuple, ou La Saint-Simonienne en Égypte, 1834–1836 (Paris, 1865), p.78.
[22] Voilquin, Souvenirs d ’ une fille du peuple , p.77.
[23] Jeanne Deroin,‘Profession de foi’，转引自Françoise F.Laot,‘Jeanne Deroin and Mutual Education of Women and Workers’.Pionnières de l’éducation des adultes.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es, 2018, 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hal-02315376/document。
[24] Laot,‘Jeanne Deroin’，p.4.
[25] Bonnie S.Anderson,‘Frauenemancipation and Beyond.The Use of the Concept of Emancipation by Early European Feminists’，in Katherine Kish Sklar and James Brewer Stewart (eds.) Women ’ s Rights and Transatlantic Antislavery in the Era of Emancipation (New Haven, 2007), pp.82–97, here pp.89–90; 关于圣西门女性主义的限制性，可参见Goldstein,‘Early Feminist Themes in French Utopian Socialism’，pp.95–7。
[26] Gazette des Femmes 1/2 (1 August 1836), pp.33–8.
[27] ‘Pétition au Roi, à messieurs les députés des départements, et à mm.les pairs du royaume de France, pour l’abolition des Peines contre l’adultère et la suppression entière et complète des articles suivants du Code pénal’，ibid.1/4 (1 October 1836), pp.97– 107,here p.99.
[28] ‘Tonibreh de Mauchamps’(=Herbinot de Mauchamps),‘De la prostitution dans la ville de Paris’，ibid.3/3 (1 March 1838) pp.40–43.
[29] Ibid.1/6 (1 December 1836), pp.161–5.
[30] Ibid.2/1 (1 January 1837), pp.12–6.
[31] Ibid.2/2 (1 Febuary 1837), pp.33–6.
[32] Ibid.3/4 (1 January 1838), pp.1–5.
[33] Marie-Louise Puech,‘Une supercherie littéraire.Le véritable rédacteur de la Gazette des Femmes, 1836–1838’，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t les révolutions du XIXe siècle 32, no.153(June–July–August 1935), pp.303–12; 关于七月王朝时期男性的女性主义，参见Karen Offen,‘Ernest Legouvé and the Doctrine of “Equality in Differ-ence” for Women.A Case Study of Male Femin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Though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8/2 (1986), pp.452–84。
[34] Guépin and Bonamy, Nantes au XIXe siècle , p.477.
[35] Alfonso Sánchez Hormiga,‘Saint-Simonism and economic thought in Spain(1834–1848)’，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17/2 (2009), pp.121–54, here p.126.
[36] The quotation is from Michael Levin,‘John Stuart Mill.A Liberal Looks at Utopian Socialism in the Years of Revolution 1848–9’， Utopian Studies 14/2 (2003),pp.68–82, 75; J.R.Hainds,‘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Saint Simonia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7/1 (1946), pp.103–12.
[37] Cited in Stanley Z.Pech, The Czech Revolution of 1848 (Chapel Hill, 1969), p.327.
[38] Éliane Gubin, Valérie Piette and Catherine Jacques,‘Les féminismes belges et français de 1830 à 1914.Une approche comparée’， Le Mouvement social , no.178 (1997),pp.36–68, here p.40.
[39] Zoé Gatti de Gamond, Fourier et son système (Bordeaux, 1838); Gatti de Gamond, Fourier y su sistema, principios de la ciencia social (Bordeaux, 1840); 加泰罗尼亚版本匿名出版： Fourier, ó sea explanación del sistema societario (Barcelona, 1841); 另参见Juan Pro,‘Thinking of a Utopian Future.Fourier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Spain’， Utopian Studies 26/2 (2015), pp.329–48; 关于加蒂·德·加蒙对傅立叶的选择性阅读，参见Valérie Piette,‘Zoe Gatti de Gamond ou les premières avancées féministes?’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 ’ histoire 77/2 (1999), pp.402–15, here p.412。
[40] Cited in Gisela Bock, Geschlechtergeschichten der Neuzeit.Ideen, Politik, Praxis (Göttingen, 2014), p.111.
[41] Cited in Joey Horsley,‘A German-American Feminist and Her Female Marriages.Mathilde Franziska Anneke (1817–1884)’，FemBio.Notable Women International,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www.fembio.org/english/biography.php/woman/biography_extra/mathilde-franziska-anneke/#_ftn1.
[42] Flora Tristan, Pérégrinations d ’ une Paria (1833–1834) (Paris, 1838), p.xxiv；关于欧洲和秘鲁的相似性，见p.298。
[43] Ibid., p.xxxiv.
[44] Ibid.
[45] Stéphane Michaud,‘Flora Tristan.Trente-cinq lettr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4/1 (1979), pp.80–125, here p.82.
[46] Jules Janin,‘George Sand’， Gazette des Femmes 1/4 (1 October 1836), pp.113–5.Janin是个不拘一格的剧评人，创作了 L ’ Âne mort et la femme guillotinée 。
[47] Alexander Herzen, My Past and Thoughts.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 , trans.Constance Garnett, rev.Humphrey Higgins (4 vols., London, 1968), vol.1, pp.xxiii(introduction) and 345, vol.2, pp.903, 972.该书包括Isaiah Berlin撰写的导论。
[48] Voilquin,‘Notice historique’，in Démar, Ma loi d ’ avenir , pp.13–4; 对这一篇章的讨论见Caroline Arni,‘“Moi seule”1833.Feminist Subjectivity, Temporalit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History of the Present 2/2 (2012), pp.107–21, here p.108。
[49] Herbinot de Mauchamps, review of Pérégrinations d ’ une paria (1833–1834) , by Flora Tristan, in Gazette des Femmes 3/4 (1 January 1838), pp.10–11.
[50] Aurélie de Soubiran, Virginia (2 vols., Paris, 1845); 关于充满敌意的评论，另参见 Bibliographie Catholique.Revue critique des Ouvrages de Religion, de Philosophie, d’Histoire, de Littérature, d’Éducation etc .5 (1845–6), p.536。
[51] 米尔巴赫早期的小说已难以寻觅，参见Renate Möhrmann, Die andere Frau.Emanzipationsansätze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innen im Vorfeld der Achtundvierziger Revolution (Stuttgart, 1977), pp.73, 106；此处米尔巴赫《多彩的世界》的文字引自p.76。
[52] Helynne Hollstein Hansen, Hortense Allart.The Woman and the Novelist (Lanham, 1998).
[53] 参见加丽塔·洛佩斯·莫拉撰写的附录，见Jean Czinski, Porvenir de las mujeres (Cadiz, 1841), pp.32–3。
[54] Ida Frick, Der Frauen Sclaventhum und Freiheit.Ein Traum am Hans-Heiling-Felsen.Allen deutschen Frauen und Jungfreuen gewidmet (Dresden and Leipzig, 1845), p.15.
[55] Louise Aston, Meine Emancipation, Verweisung und Rechtfertigung (Brussels, 1846), p.7.
[56] Ibid., pp.46–9.
[57] 苏珊·瓦尔坎研究20世纪早期美国城市黑人贫民窟的非裔美国妇女的著作便以此为名。Saidiya Hartman, Wayward Lives and Beautiful Experiments.Intimate Histories of Social Upheaval (New York, 2019).该书探讨的正是压迫性宏观结构与个人争取自治的努力之间的关系。
[58] Tribune des Femmes , 1 October 1833, pp.180–84, here p.183, consulted online at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855277/f247.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