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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重要的东西在1848年之前都早已说过。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 [2]
1839年，当比利时激进主义者佐薇·加蒂·德·加蒙考察当时的欧洲时，举目所见尽是变迁与动荡。她写道：“每个阶层的精神都已陷入怀疑、焦躁和不安。”一切信仰都已黯淡，一切权威皆已动摇，社会纽带也已几近分崩离析。政治前景晦暗不明。民族和政府都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向何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战争与内乱迫在眉睫”的气息。 [3] 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欧洲人构建了种种思想观念，设想了各种方式来更好地处理个人与民族的种种事务。有些人拥抱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变革进程，有些人诉诸理想化的过去，还有些人则期盼尚未降生的未来。
我们已经习惯把种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看作一系列不同的方案，从持保守立场的右翼方案，经由各种自由主义形态的中间派方案，到激进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左翼方案。然而，在1848年革命前的几年间，这个选项清单还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民间的确还有关于18世纪90年代初巴黎议会中各种党派建制的记忆，但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这样的术语此时才刚开始流传，其含义尚未明确——它们常常被用以指称种种模糊不定且不能逻辑自洽的观点与主张。在此时的欧洲大陆上，还没有哪个政党能以纪律约束其成员，或是将他们绑定在普遍认同的立场之上，此时的政党不过是志趣相投者组成的松散的网络或派系。如教义一般有权威性的“意识形态”还不存在，有的只是种种文本与人物所构成的群岛，欧洲人围绕它们构想出种种奇特的道路：即便是那些追随特定的思想家或作者的人，例如自视为法国思想家夏尔·傅立叶门徒的佐薇·加蒂·德·加蒙，也把他的观点与来源各异的种种观念加以混合。
在这种状况下，当时那些伟大的思想形态注定要变动不居，一直在变化、重组。而这就意味着，政治主张常常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受到经济话语、爱国主张或宗教信仰语言的渗透。关于如何建构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关系的讨论，与教会中何者拥有教义权威，或者国民身份附有何种权利之类的问题，难以区分。而且，各种政治立场都仍然深深根植于特定的历史记忆方式之中。即便这些历史共鸣通常都不是自然浮现于脑海中的“记忆”，而是作为修辞工具，给当下政治主张赋予历史深度和合法性，令这些主张看起来不再像是新奇的发明，而更像是在完成某种由来已久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生活中那种多变性、非线性、模糊性与我们今天的混乱局面颇为相似。在他们那个时代，现代政治的那些界限分明的身份认同尚未建立；而在今天，这些认同正在迅速瓦解。
[1] 我从已故的友人、同事迈克尔·奥布莱恩关于美国南部社会与政治思想的两卷本杰作那里借来了这个标题。Michael O’Brien, Conjectures of Order.Intellectual Life and the American South, 1810–1860 (2 vols., Chapel Hill, 2004).
[2] 卡尔·施米特致恩斯特·容格尔，1939年4月26日，见Helmuth Kiesel (ed.), Ernst Jünger–Carl Schmitt.Briefe 1930–1983 (Stuttgart 1999), p.84。
[3] [Zoé] Gatti de Gamond, Fourier et son système (2nd edn, Paris, 1839), pp.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