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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一生沉浮，大起大落，矢志不移，自强不息，成为文化伟人。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春，苏轼来到黄州三年了。一日，苏轼与朋友春日出游，风雨忽至，因没带雨具，朋友深感狼狈，叫苦不迭，苏轼却毫不在乎，泰然处之，神态自若，缓步而行，并诗兴大发，信口吟诵：“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表现了诗人虽处逆境屡遭挫折而不畏惧不颓丧的倔强性格和旷达胸怀。不久，远在千里之外的苏辙看到苏轼的《定风波》，玩味再三，欣慰地说：“阿哥终于从磨难中走出来了。”
“乌台诗案”是苏轼的一大磨难。元丰二年（1079），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奏苏轼徙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反对新法之意，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其实，苏轼只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某些极端措施，认为有些做法过猛、过快、不切实际，同时他也肯定了新法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并主张从国家和百姓利益出发，审慎对待新法，事实也证明他是对的，反映了他的非凡政治智慧。但苏轼还是为此下狱103日，险遭杀身之祸，最后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
受此重挫，苏轼并没被击倒，而是在困境中求生存，于磨难里谋升华。被贬谪黄州后，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得名“东坡”。这一段时光，是苏轼人生中最暗淡的时刻，然而，旷达豁达的苏轼却因祸得福，另开天地。公务之余，他以诗文自娱，忘我地读书写作，不仅大大冲淡了人生失意的落寞，而且写出了著名的“一词两赋”，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一举奠定了他文学大师的历史地位。
然而，磨难还没有结束，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州）安置。那时，惠州经济还很落后，供应匮乏，可是苏轼在这里却过得优哉游哉，乐不思蜀，并在诗里把惠州生活写得花团锦簇，美如仙境。这里不仅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而且每天无忧无虑，“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些诗文很快传到京城主政的宰相章惇那里，章惇恶狠狠又无奈地说：“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一纸贬书，东坡再次被贬海南岛儋州。
当时的海南岛，是未开化地区，比惠州还要贫穷落后。苏轼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可就这样，他还是过得风生水起，丰富多彩，在桄榔林中建“桄榔庵”，带百姓打“东坡井”，与各路文人雅集唱和，苦中作乐，硬是把偏远的贬谪地变成一块乐土，“何妨吟啸且徐行”，“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的一生，命运多舛，几经沉浮。他22岁丧母，30岁丧妻，31岁丧父，42岁差点死去，45岁起不停被贬谪，49岁丧子，直到60岁还被贬。可是无论什么磨难都没有压垮他，他愈挫愈勇，坚韧不拔，“莫听穿林打叶声”，这辈子过得绚烂多彩，坦然走过多灾多难而又辉煌丰富的人生之旅。
苏轼的磨难都与他“多言”有关，如果遇到看不惯的事就装聋作哑，他很可能早就当上宰相了。宋仁宗曾对皇后说，他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可以做宰相的人，指的就是苏轼与其弟苏辙。苏轼不仅多才多艺，还善于做事，倘若他只想个人私利，大可以在王安石变法这件事上超然事外，谁也不得罪。可是，心系天下的苏轼还是“不合时宜”地说话了，而且还很激烈，于是他屡遭磨难。
还有诗文，苏轼一出道便以诗文著称，宋神宗就特别喜爱苏轼的文章，阅读时甚至连用膳都会忘记，屡屡称赞他为“天下奇才”。苏轼自己也很得意，自谓写文章就像行云流水，本无一定之规，该行则行，该停则停。不过，苏轼获罪被贬，也与诗文有关。他是成也诗文，败也诗文。后世评价他：“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
遭逢祸患时，苏轼之节义足以坚守他的品德，这都是“志”和“气”的作用啊。
磨难对有些人来说，就是过不去的坎儿；对苏轼来说，则成了他的宝贵财富。宋哲宗即位后，苏轼曾一度东山再起，被重新启用为杭州知州。有了贬谪经历的苏轼，深知底层民众疾苦，就用忘我的工作来消解磨难带来的苦痛。他主持修复六井，实地考察，挖沟换砖，修补罅漏，使六口大井重新焕发生机，解决了杭州人吃水不干净的问题。
瘟疫突袭而来，迅速蔓延，苏轼又多方筹措资金，拿出自己的多年积蓄黄金50两，遍请外地名医，购买大量草药，办起多家病坊，救治病人。并组织杭州药店做了很多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上门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
为根治水患，他带领杭州居民疏浚出大量西湖淤泥，又下令将这些淤泥筑成长堤，南北长30里，贯通西湖南北两岸，堤旁种植芙蓉、杨柳，既方便了人们往来，又成了西湖的一大美景，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苏堤”。后来，乾隆皇帝游西湖后，也不禁赞曰：“通守钱塘记大苏，取之无尽适逢吾。长堤万古传名姓，肯让夷光擅此湖。”
更为难得的是，他在被贬谪海南儋州后，还是处处为民众着想，为民众谋利。他看到海南教育落后，文盲很多，就主动和一些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办学办班，扫盲启蒙，开启民智，且自编教材，亲自讲授，并很快就见到成效。苏轼到海南前，这里的科举记录几乎是零，是苏轼培养了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人称“破天荒”。据《海南岛古代简史》记载，宋之前海南的科举惨淡至极，而从宋代到清代，海南共有举人787人、进士95人。《琼台纪事录》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可见，苏轼对海南当地的文化教育的影响与贡献是巨大的，他临终前写诗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是大有道理的。
“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一日一笑，此生快哉！”苏轼一生写诗3000多首，有344首带“笑”字，虽然他一生祸多福少，但都没有挡住他的笑声，他是一个超常的乐观主义者，似乎没有什么灾难能堵住他的笑口常开，只要他在的地方，一定是谈笑风生，其乐无穷。乐观的生活态度是他战胜磨难的利器，诚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所描述的那样：“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他身上“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豁达情怀，也是他淡化磨难、养气疗伤的秘诀。面对宦海几度沉浮，人生多灾多难，他在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中寻得解脱与慰藉。谪居期间，他潜心研究老庄的“静虚”与“清净”理念，以此来排除苦闷，解脱自己，始终保持着随缘自适的胸襟和豁达的生活态度，从而让自己在这矛盾而又挣扎的人生中顽强地过活。
苏轼一生，淡泊名利，清静无为，看轻身外之物，真正做到了超凡脱俗。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也是他抵御磨难的坚固盾牌。交朋结友，让他心有慰藉，感到温暖。他结交的朋友遍布三教九流，只要脾气相对，情投意合，他都以诚相交，以礼相待。寄情山水，使他心旷神怡，助他养气疗伤。苏轼好游历，每有郁闷烦心之事，他便呼朋唤友，或登高远眺，或江河泛舟，以化解忧愁，忘怀不快。祖国的名山大川，很多地方他都留下了足迹。就这样，生性超然的苏轼，不喜不悲，“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
纵观苏轼一生，跌宕起伏，崎岖坎坷，屡遭打击，但这一切都没有压倒他，他以过人的智慧，与小人周旋；以顽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以豁达的襟怀，与不幸较劲；以坚韧的性格，与挫败角力。另一方面，他以诗文自娱，以乐观疗伤，以游历悦情，以交友暖心，修炼成宠辱不惊、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最后终于成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文化巨人。
刘禹锡（772—842），唐代诗人，有“诗豪”之称。793年进士及第，曾任监察御史。刘禹锡为人正直，性格刚毅。他参加了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先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后调连州、夔州、和州刺史。身处荒蛮之地，他依然保持积极心态，性格爽朗倔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初心不改，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事和民间疾苦的诗作，风格雄浑爽朗，留下《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秋词》等名篇，让我们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坚定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
刘禹锡经历了23年坎坷生活，被打压越厉害，脊梁越挺直，环境越黑暗，内心的光焰越明亮，给诗人的称号、给民族的人文风骨添加了强度。他那高洁的风骨和正直不阿的人格魅力，他那弃旧图新和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令人感叹，让人敬仰。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刘禹锡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仅是美丽的诗篇，还有他逆境人生的铮铮风骨。刘禹锡无论是流落楚水，还是迁徙巴山，从不屈服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他经历的劫难太多，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颇深，悟出许多真知灼见，有一种傲视忧患、超越苦难的气概，有一种愈挫愈勇、催人向上的力量，并融入诗歌创作之中，闪耀着哲理的光辉。
刘禹锡和柳宗元一样，是倾向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进步的政治家，风格雄浑爽朗，经常被后人相提并论，互相比读。刘禹锡《何卜赋》云：“人肖五行，动止有则。四时转续，变于所极……极必反焉，其犹合符。”事物的发展总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五行运转，四时轮回皆有自然的准则，物极则必反。在边远的贬所经历了千辛万苦，刘禹锡的意志品质并未消磨，精神乐观，胸怀旷达，到最后显示出自己是光亮的黄金，而不是无用的废沙。
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一）另辟蹊径，用对比的手法，以积极向上的态度，热情赞美秋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说秋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天胜过一筹，似乎忘记了“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春天，让天下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眼前一亮，成为励志前行的高歌、奋发有为的乐章，至今依然感染并激励着我们披荆斩棘，奔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