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共和国的红色文学史上，有一部作品创下 60年 1200万册的发行纪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这就是长篇小说《红岩》。
2006年末，“见证红岩——档案、文物、资料解密展”在重庆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 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报告执笔人正是《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这份《红岩》小说的“故事原型”，记录着重庆地下党在重庆解放前夕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中许云峰、江雪琴、成岗，包括甫志高的人物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中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
他拿起听筒，“嗯”了两声，接着就吼叫起来：“总裁手令，限你们三天之内，立即找到《挺进报》的巢穴……否则，提着狗头来见我。”（引自《红岩》）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个怒气冲天、咆哮如雷的人名叫徐远举，与小说中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官职一样，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二处其实就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南的领导机关。罗广斌在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挺进报》引起了以伪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为首的特务机关的注意。”
1948年 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地下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勒令其限期破案。
《挺进报》诞生于 1947年。那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人员被强迫遣送回延安。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1948年 2月，《挺进报》接到上级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报纸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打退了老蒋百万军队的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作战。这种背景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不仅朱绍良，当时重庆市市长杨森以及众多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收到了报纸。
《红岩》的故事，就是从《挺进报》开始的。
小说一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纪纲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甫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 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另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盯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那时《挺进报》案才开头，特务用刑很重。”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还供出了自己的上级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任达哉因为是当时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所以成了《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第一原型。
许建业是《红岩》小说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坚贞不屈。尽管身陷囹圄，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公司的宿舍。由于许建业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许建业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时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情急之下，他托看守陈远德送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不幸的是，信落到了徐远举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 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但坏事才刚刚开头。就在志成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一搜身，搜出个证件，证明此人姓刘，是南岸牛奶厂的会计主任。但是，特务在向志成公司职员求证时，有人却说，这个“矮个子”姓黄，经常来公司。证件上姓“刘”，别人说姓“黄”，这个问题实在不好解释。“矮个子”便承认了自己确实姓刘，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入党刚刚两个月，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
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 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隐蔽。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两人转移，他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有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 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了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他却带着特务在北碚街头抓到了“老张”。几个嘴巴子，“老张”就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
“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
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矮子”。刘国定这个有着 10年党龄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
1948年4月 18日，北碚区学运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6月初，冉益智再次“开口”，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随后，涂孝文叛变。根据他和冉益智的口供，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区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正在南京被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召见，因为他一口气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上川东地区工委委员骆安靖，重庆的党员干部李玉佃、王丕钦，秀山的党员干部罗广斌等多人。
大逮捕从 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 9月，最终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 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 40人，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被捕的革命者大多被关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若干年后被写成小说，感动了共和国。
重庆西北有座山，它翠霭浓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会意，称之为歌乐山。山上种着木棉，在山城的冬天依然开着红艳艳的花。那多像革命者丹心一片——“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渣滓洞监狱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是隐蔽。那里原是一家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 12月，它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直至 1949年 11月 27日被大火烧毁。如今的渣滓洞是新中国成立后复建的。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被押进这里。他就是后来《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罗广斌那年 24岁，年初刚刚入党，也是被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惧他三分。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罗广斌记录下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来自同志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后来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除了罗广斌自身的英勇表现，还离不开江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江姐，正是《红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原型名叫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
江竹筠刚入狱时，难友们都叫她“竹筠”，没人称呼她“江姐”。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也很不放心。作为重庆与下川东地区的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许多特务日思夜想的线索。大家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 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提审那天，特务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讯室里，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想撬开她的嘴。江竹筠疼得晕过去三次。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签子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改口喊她“江姐”，对她充满敬意。正是江姐证明了罗广斌的可靠。
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很快就到了 1949年的春节。此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主力部队全线溃败，两种命运的决战胜负已分。在这种大背景下，一场狱中大联欢成为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时，女牢的战友们全体出场了，预示着一个更精彩的节目。她们披着漂亮的舞蹈服装，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
《红岩》中写道：“一边扭着秧歌，女同志们又齐声唱起歌来。”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女牢战友们表演的秧歌都是大联欢的高潮。罗广斌在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也没忘记下：“最后女室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结果竟是一场化装的秧歌，弄得所方哭笑不得。”杨汉秀的特殊身份成了敌人的忌惮。她其实是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亲侄女，因为暗中购买武器、支持地下党武装起义，在 1948年 8月被捕。就是这位有名的杨大小姐，出嫁时抬盒摆了半条街，她却毁家纾难投身革命。抗战胜利后，她接受党组织的秘密任务，从延安回到重庆，开展秘密工作。那次秧歌舞之后，杨汉秀被杨森的一个小妾保释，接出渣滓洞。但她“屡教不改”，指着鼻子大骂杨森反动成性。“大伯父”恼羞成怒，又把杨汉秀抓了起来，秘密关押并于 1949年 9月杀害。直至 1975年夏天，有关部门根据群众反映线索发现了杨汉秀的遗体。26年后，忠骨犹存。
狱中大联欢结束不久，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8个月之后，他和白公馆的战友们一起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那一夜，没有人睡得着。罗广斌忽然有了个主意：“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既没剪刀，也没有针线，罗广斌他们是用一把铁片磨成的“小刻刀”，将黄色的草纸刻成五颗五角星，用饭粒把星星粘到了红绸被面上。但他们当时不知道五星图案是如何排列的，于是就把一颗大黄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黄星分列四角。五星红旗做好了，虽然制作粗糙，难友们却把它像宝一样地藏在了牢房一块地板下。多年后，这面红旗的原件早已遗失，后来展出的红旗是按照《红岩》小说中的描述复制的。或许这是共和国土地上唯一一面不像五星红旗的“五星红旗”。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者明白，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白公馆的核心党员陈然（小说中成岗的原型）、刘国鋕（小说中刘国志的原型）还曾计划让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人员实施营救。在兴奋与焦虑、希望与担忧交织的气氛下，一位名叫许晓轩的老党员站了出来。他要求大家稳定情绪，开展讨论，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党提出建议。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这些建议汇报给党组织。
而此刻，人民解放军已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1949年 11月 22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11月 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但零星的屠杀早已开始，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特务头子徐远举在新中国成立后交代：“1949年 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蒋介石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9月 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由贵州被押往重庆，当晚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
10月 28日，陈然、王朴、雷震等 10余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其中包括涂孝文、蒲华辅等 3名叛徒。
11月 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 30多人被特务借口转移押出了监牢，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11月 26日晚，徐远举从特务头子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大屠杀名单。那天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重庆近郊南温泉，距歌乐山只有几十千米。镇守此处的敌人力量不下一个师。双方打响了解放重庆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南温泉遭遇战。
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在 27日下午陆续赶到杨家山，他们中有看守，有特务，也有军警。下午 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下午 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晚上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刘国鋕！”晚餐后，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就喊刘国鋕。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别急，等我先作首诗！”“死到临头，还作什么诗？”特务不由分说，给刘国鋕和谭谟铐上手铐，押出白公馆。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多年以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园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烈士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就在刘国鋕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琪当时跪倒在地，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满面泪流，却摇了摇头。
刘国鋕之后，坐牢十年的许晓轩也被押了出来。走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话给罗广斌。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团司令，罗广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牢牢记住了。
罗广斌在重庆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道：“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说：‘安心去，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个人，临死都是倔强的，没有求饶，国歌和口号一直不停地在枪声弹雨下响着，牢狱锻炼得每个同志——党员和非党员，成为坚强的战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而渣滓洞方面，刽子手们心急火燎，已经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杀了。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 8间牢房内，情况有些奇怪，但大家只有等待。脚步声突然响起，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转眼间冲进了渣滓洞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一声刺耳哨响。哨响之后，枪就响了，枪声、口号、火光铸就烈烈忠魂。
特务和军警都赶去支援渣滓洞了，白公馆反倒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罗广斌他们趁机策反了看守，冲出魔窟。白公馆生还的 19人，再加上渣滓洞侥幸脱险的 15人，以及被提前分批处置、身中三枪未死的谭谟，大屠杀中只有 35人活了下来。根据 20世纪 80年代的统计，死于 1949年“11· 27”大屠杀者共计 207人，其中 185人被定为烈士。
就在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 28日，解放军重庆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当天晚上，在激战 56小时后，解放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屠杀到了 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 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 30日，重庆解放。
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都有过活下去的机会。只要写份“自白书”，在“悔过书”上签个字，或者仅仅“承诺”出狱后不再干革命，他们也许就能与亲人团聚，就能保存生命、盼来解放——那不正是他们为之奋斗、孜孜以求的理想吗？但是，他们不愿丧失气节，背叛信仰。他们情愿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一份血泪嘱托。
1949年 11月 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并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还以为父亲就被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 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 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有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攥着它，几个人抱头痛哭。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殓遗体，清理遗物。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 332具。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殓烈士的遗体。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1961年，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小说《红岩》问世，发行量超过 1000万册。它还被不断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戏剧、歌剧，几十年来经久不衰、感动依旧。若问其中的原因，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早就回答过：“《红岩》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本应到此终了，但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一次发现，让我们不得不继续说下去。20世纪 80年代初，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 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那个时候，重庆的党史研究机构刚刚成立，大批档案资料已尘封多年、无人问津。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 1949年 12月 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
报告的字迹，胡康民认得。蝇头小楷，娟秀工整，确实是罗广斌本人的笔体。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项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大家也逐渐信任他，愿意与他交流。
1949年1月 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对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 2月 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把事情托付给罗广斌。
1949 年 12 月 25 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
“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当罗广斌写下这些文字时，曾与他朝夕相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已经长眠地下，为这份报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泪。
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罗广斌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党组织。“狱中八条”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
八条嘱托针对的是 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我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沉重打击，多人被捕入狱。《挺进报》事件的后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地下组织也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干部蜕化成叛徒的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容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烈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让后辈更加深刻感悟到红岩精神的不朽荣光。2018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曾专门提到“狱中八条”，要求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今天，我们再一次追忆歌乐山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是为弄清《红岩》背后的真实历史，更是为寻找一种生能舍己、血荐轩辕的精神。淫威酷刑、铁狱黑牢，先烈们所面对的残酷，我们今天甚至无法想象、无法感受。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写份“自白书”或者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也许就可以活下去。但他们选择为信仰而死。坚持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对崇高理想和信仰的忠诚。无悔的选择浇灌出“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红岩精神。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研究这段历史多年，他的话发自肺腑：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是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累累忠骨，已长埋于歌乐山下，但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岩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侯健美，山西长治人，长期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曾在《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担任记者、编辑，采写多篇纪实性深度报道，参与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等重大主题报道的策划采编。作品被《新华文摘》等书刊转载。曾获北京市新闻奖、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