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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是一个人的永恒财富。人格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宝藏，它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人格是一个人独特而稳定的个性特质、道德品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总和。它是一个人的内在特质和外部表现的综合体，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方式、情感表达、行为选择和与他人的相处方式。人格是相对持久且相对稳定的，但也可以受到外部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而发生适度的变化和发展。一个健康而优秀的人格对一个人的自我发展、社交关系和生活满意度都有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从何而来？靠什么打造？新时代党务工作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党员人格？
人格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人格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与他人的相处方式。强大和高尚的人格能够给人带来正能量，并对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人格是我们内心的精神，它的光芒会照亮前行的道路；人格是人内在的本质，是我们与人相处的基础；人格代表一个人的品质，决定我们的行为和道德准则。
人格让人的生活更有意义和更加稳定。坚定的人格可以帮助个人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保持坚强和稳定。它提供了一个内在的指南，帮助个人决定和追求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一个有稳定的人格的人能够建立强大自信和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它能够帮助个体树立强大的内部支撑，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时保持冷静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良好的人格也有助于个体与他人建立积极和富有意义的关系。良好的人格特质，如诚实、宽容、尊重和慈爱，可以帮助个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和友谊，培养积极的合作和沟通能力。在社会生活中，无论你从事哪一种行业，也不管你身居何种岗位，即使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没有太多的钱财，也能够受人尊敬，被人信任，这是由一个人的人格所决定的。因为人格不是挂在嘴上，也不是写在脸上，更不是贴在墙上，而是实实在在，时时处处记录在你的行为里，表现在你的言行举止上。别人通过你的行为表现，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长期积累，得出结论，才能对你的人格作出正确评判。比如，一个人如果品行不端，总是做一些低格低品的事情，甚至良心缺失，违法乱纪，那么，这个人的人格就可想而知了，久而久之，这个人在社会上就立不住了。
在说到人格的时候，不能不谈性格，因为性格是人格最核心的部分，性格是一个人在思维模式、情感倾向、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上的独特个性特征。它是一个人从内心深处产生的、相对稳定和持久的个体差异，而不是一时的情绪或行为反应。
性格包含了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风格，如注重细节还是关注整体、理性还是感性、开放还是保守等。它还涉及个人的情感表达和管理方式，以及行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性格还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包括对正直、诚信、宽容、勇敢等价值的态度。
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静止不变的。在个人成长和经历的影响下，性格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变化。
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非常重要，它有助于自我认知、决策和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认识他人的性格特点也有助于更好地与他人相处和沟通。
“性格是命运的主宰”。性格特征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决策模式和行为方式。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命运产生影响，属于内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因的影响与作用，如家庭熏陶和教育、环境、机遇等。这些因素也会与性格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如毛泽东，他早期的性格更多受到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刚强倔强的性格和严谨精密的作风，同他的童年经历有极大关联。在毛泽东之前，他的父母还有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于襁褓之中。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格外在意。为了避免先前的厄运再次降临，他们在毛泽东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其外婆家抚养。因此，毛泽东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是在湘乡唐家圫的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因为嫁往韶山的女儿接连失去两个孩子，所以，外祖父母把更多的关爱给了毛泽东这个外孙，以至于毛泽东常受到同辈表兄弟姐妹的羡慕或嫉妒。优厚而又不平静的群体生活，使毛泽东养成了活泼而深沉、重情而倔强的性格。
毛泽东在外祖母家长到 9 岁才回到韶山。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们本来就难免磕磕碰碰，毛泽东与父亲毛贻昌的碰撞则更加激烈。这种碰撞，以毛泽东 13 岁时与父亲的一次冲突表现得最为明显。事情起因是，毛贻昌在一次宴席上当着众多客人的面，骂毛泽东懒而无用。毛泽东曾回忆：“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说坏话，就一肚子火气。”毛泽东当众顶撞了父亲并和他吵起架来，甚至在被父亲追打过程中以跳水塘来对抗。最终，在母亲的劝和下一场风波才归于平息。从这桩小事可以窥见少年毛泽东刚强倔强性格之一斑。
倔强刚强的性格在铸就毛泽东“富有自信力不可屈辱”的气魄的同时，也使得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缺点开始显露。他在 1921 年给友人的信中认为，“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当时，毛泽东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却很难改正。他说：“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对他管教严厉，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毛泽东做事严谨精密的习惯。毛泽东后来曾说：“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毛泽东在《祭母文》中曾说自己的母亲“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母亲文素勤的做事习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毛泽东办事精密的作风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毛泽东后来亦曾有“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之语。终其一生，毛泽东向来反对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刚强倔强的性格和严谨精密的办事作风，作为毛泽东个性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毛泽东在瞬息万变的严酷战争环境中成长为坚强的领导者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未经淬炼的刚强性格和精细作风，使得毛泽东的工作方式和态度有时简单生硬。再加上毛泽东所坚持的正确主张同“左”倾路线格格不入，最终使毛泽东陷入了长征前一段较长时间的痛苦之中。
据毛泽东自己讲，自投身革命以来，受到的各种错误处分、打击，“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且主要集中在自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至遵义会议前的时间段内。如毛泽东后来所讲，面对这些“冤枉和委屈”，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毛泽东的选择当然是后者。
长征的开始和随之而来的环境变化，为毛泽东处事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时机和空间。这种转变的突出表现是，毛泽东开始打破沉默，主动与人交谈。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主动要求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动，通过沟通交流，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在关于反“围剿”失败问题上的看法趋于一致。毛泽东还同周恩来、朱德等人谈话、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处事方式的重要转折点。会后，毛泽东对贺子珍感慨地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淬炼，毛泽东“性情急躁、作风生硬”的性格慢慢发生了变化。虽然此后有时批评人依然严厉，但总体上说，他的脾气开始注意收敛，批评也变得更加注意方式方法，逐渐变得“练达”起来。
20 世纪 40 年代，师哲曾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泽东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
毛泽东不断锻造自己性格，最后形成了伟大的人格，并以他卓越的人格魅力，得到他的同事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从内心佩服！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和价值追求，塑造和凝结成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概括：在形象上，表现为“君子之道”；在内容上，表现为“家国情怀”。“君子之道”和“家国情怀”一直相生相伴、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道德追求。那么，究竟什么是“君子”？孔子的理解，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究竟什么是“君子之道”？孔子分别从做人、为官、处世三个方面作过全面阐述：一是从个人修养的角度，要时刻以仁、知、勇三德要求自己，始终朝着不忧、不惑、不惧的目标迈进；二是从为官从政的角度，所谓“政者，正也”，为官者自身的行为举止要谦虚庄重，在上级面前要恭敬有礼，对待老百姓要爱护有加，需要百姓去做的，也应该得体适当，不能过分；三是从为人处世的角度，强调要各安本分，遵守规矩，先予后取。在“君子之道”的经典形象下，“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格力量的核心内涵。在中国的“国家”概念中，国与家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这就是中国人亘古不变的家国情怀。而代表这种情怀最高境界的追求，就是历代仁人志士念念于心、口口相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道”和“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邓小平说：“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代表着真理的力量，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则是人格力量的集中体现。一个伟大的执政党，只有掌握正确理论才能为人民指引前进方向，只有具备高尚品格才能赢得人民的认可、尊敬和追随，两种力量缺一不可。
回顾 100 多年的风雨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格力量千锤百炼、反复锻造的历史。100 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具有卓越人格力量的优秀共产党员。千千万万的群众认识、了解我们党，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通过身边党员的道德品行、人格魅力、工作作风、牺牲精神等方面来感知并产生信赖，然后才进一步认识、学习、理解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才进一步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个群体中，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以宽广的胸襟和伟大的气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勇于压倒一切敌人，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接触毛泽东时，就惊异地发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有一种不可征服的人格力量，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前曾是坚定的“拥蒋派”，但延安之行后，他从国共两党党员作风鲜明的对比中，看到中国的前途所在，发自肺腑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深为人民群众怀念的周恩来总理，顾全大局、能力超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其高尚的人格，给后世留下无尽的美谈。周恩来的一生，永远是坦诚第一，他人第一，工作第一，谦逊第一。即便是曾经的谈判对手，如张治中、张冲、马歇尔等人，也无不从内心深处钦佩他一身正气、襟怀坦荡的君子之风。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周恩来给人们留下的永远是求真务实、举轻若重、细致入微的形象，他以自己毕生的心血，践行了“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铮铮誓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说，“是周恩来的人格力量说服了我。我觉得，一个拥有如此高尚的领导人的政党是值得信赖的”。
卓越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奋勇拼搏的许许多多英雄模范身上。
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喜，是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短缺的局面，他以强烈的责任感投入到为祖国找石油的工作之中。他率领的 1205 钻井队“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以“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打出了大庆石油会战第一口油井，创造了年钻探 10 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王进喜同志把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石油工业，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铁人”，铁人精神及其展现的人格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张桂梅作为一位在中国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担任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和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她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信仰和执着的追求，她相信教育能够改变贫困山区女孩的命运并矢志践行。
她将几十年的人生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推动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帮助几千名贫困山区女孩实现了大学梦。
在面对疾病和困难时，她始终坚持教育使命，与时代同行，与疾病抗争，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蓝天，作为党代表，她感到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为此，她积极探索，努力办好教育，在党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她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和气质，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张桂梅的人格力量体现在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对贫困山区孩子的深切关爱以及对社会责任的勇敢担当，她无愧于“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光荣称号。
从中国共产党的模范人物身上可以看出：拥有卓越人格的人以诚实和正直为准则，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以诚实为基础建立与他人的信任和亲密关系；拥有卓越人格的人具备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能够克服挑战和困难，面临压力和逆境时坚韧不拔；拥有卓越人格的人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为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承担责任，他们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投入工作和关心他人的福祉；拥有卓越人格的人懂得如何与他人建立积极和富有意义的关系，他们善于倾听和沟通，尊重他人并体现关怀和理解；拥有卓越人格的人对待他人公正、平等，并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他们坚守社会公平公正和道德原则，对待他人不带偏见和歧视；拥有卓越人格的人乐于为社会和他人作出贡献，并以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回馈社会，他们具备无私奉献的精神并愿意为他人的福祉和利益而奋斗；拥有卓越人格的人具备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进行自我反省和成长的意识，他们持续不断地学习、发展和提升自己，以更好地为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总之，一个拥有卓越人格的人在道德、行为、领导能力等方面展现出超凡水平和榜样力量，进而影响和引导他人。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力量，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有力武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精神动力。在当前形势下，党务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铸造政治上光明磊落、作风上清廉自律、工作上求真务实、生活上简单朴素的共产党人卓越人格，通过确立自己的卓越人格，让自己立起来，在党员、群众心目中立得住走得正！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具体到每名党员来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党性以个性为基础，个性以党性为边界。没有个性的党性是唯唯诺诺、死水一潭，缺乏生机与活力；不顾党性的个性由于失去敬畏和约束，必将走向一盘散沙。毛泽东曾经强调，“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正是成千上万党员的不同个性铸就了鲜明的党性，成千上万党员自觉坚持的党性赋予个性明确的方向。
“员”字前面有个“党”。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个性之外还有党性，都必须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在行为处事方式上，如果说党员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不能任性而为、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在党的历史上就有一些因个性极强而不顾党性原则的反面典型。比如在红军长征时期，张国焘个性极强，在第四方面军大树个人权威，大搞个人崇拜，唯我独尊、我行我素，最后发展到叛党投敌。这样凌驾于党性之上的个性，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还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重视党性并不等于抹杀党员的个性。每名党员应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用党的纪律规范自己的言行，坚决杜绝只讲个性、不要党性，只讲自由、不要纪律的不良现象。善于正确处理好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努力做到以党性管住个性、以党性升华个性、以个性展现党性。
优良性格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党务工作者不断地努力和修炼才能达到。人都是有性格的，而性格决定命运是有基本道理的，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性格呈现了你与他人的情感表达与行为表现。性格是有好坏优劣之分的，好的性格有开朗、乐观、理性、包容、厚道等，坏的性格有偏执、多疑、冲动等，但人基本是多种性格的综合体，真正成就卓越功业的人，他会把人生目标、理想信念作为性格的内在基础，从而与自己的性格缺点作“断舍离”，就如毛泽东，他的性格受父母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他还受杨昌济、徐特立、李大钊等人的熏陶，在井冈山斗争及苏区根据地建设中，他因自己易怒之性格，与同事相处有冲突，后来，他深刻反思自我，不断弥补自己的性格不足，达成了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沟通，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党务工作者的职业性质，要求我们成为心灵摆渡人、全能“二传手”、卓越政工匠，必须涵养优良的性格，也就是要涵养坚如磐石的刚性、百折不挠的韧性、细致入微的柔性、坚守原则的理性。而自闭、偏执、多疑、冲动的性格对于开展党务工作是极为不利的，有这样性格缺陷的同志就要努力改正。
新时代党务工作者要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坚守党的性质、宗旨和原则，做到对党忠诚、热心为民、守纪律、讲规矩，塑造积极向上、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性格特质。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和乐观的态度，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了解自己性格的优点和缺点，多与具有优良性格的党员或同事交往，寻找积极正面的影响和激励，主动寻求他人的反馈和建议，接受批评并根据反馈来改进自己，不断弥补自己性格的不足；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培养同理心和包容心，提升沟通技巧，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团队合作和协调。
党务工作者要面对党组织、国家、单位、家庭、亲友等，还要面对自己的理性与感性、欲望与理智、坚定与摇摆、正义与不义、公平与不公等，要坚持良知、勇气、正义，做大写的人。我们对从事的党务工作要有热爱甚至挚爱，要有职业品格，要求把挚爱融入职业中、深入内心里甚至刻在骨子里，只有把职业品格融入个人品格中，才能成为精者、匠者、师者。党务工作者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与落实者，是单位党建的“操盘手”与“二传手”，我们的职业崇高而神圣，艰巨而光荣，我们必须“致广大而尽精微”，润物于细雨，求同存异，“图难于其易”，涵养出党的事业高于一切，心系群众利益的卓越人格。
焦裕禄同志在兰考一共工作了 475 天，但这 475 天，焦裕禄同志一直在风里、在雨里、在沙窝里、在激流里、在老百姓中间……焦裕禄同志亲自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调研，发现和培育了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五个先进典型，抓典型树样板，迅速掀起治“三害”高潮。在兰考，焦裕禄同志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肝病。475天，焦裕禄同志用自己的生命给兰考人民换来了新生的希望。我多次赴兰考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学习焦裕禄同志事迹，每一次都是心灵洗礼，每一次都陷入久久的沉思——那一幕幕场景、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已经穿越时空，超越具象，成为永恒的精神丰碑。
2023 年 2 月 28 日，我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参加第53 期中青班培训报到。甫一下楼，焦裕禄同志的半身塑像便耸立于眼前，让我肃然起敬。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放着当年焦裕禄同志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内涝、治盐碱的感人画面：在漫天风雪中，焦裕禄同志忍着肝痛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给群众送去救济粮款，安排做好雪天“六项工作”；在洪水暴发时，焦裕禄同志抱病察看灾情，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绘制排涝泄洪图；在风沙肆虐时，焦裕禄同志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掌握风沙规律；在群众最困难、最需要帮助时，焦裕禄同志动员共产党员出现在群众面前，为群众送去关心和温暖；卧病在床时，焦裕禄同志仍然嘱托家人“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每每想到这些情景，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回到宿舍，心情依然不能平静。我又重温了穆青同志当年的报道，从焦裕禄同志的工资单、自行车、旧藤椅再次走进焦裕禄同志的精神世界。
焦裕禄同志的工资单：饱含着他一心为民的公仆心。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只有 40 多元钱，一斤猪肉才几毛钱。焦裕禄同志因级别比较高，一个月工资有 130 多元钱。尽管领着这样的“高工资”，焦裕禄同志去世时，除了常年佩戴的手表外，没能给家人留下什么物质遗产。焦裕禄同志的一条被子上有 42 个补丁，褥子上有 36 个补丁，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要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同志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但是，焦裕禄同志赴任兰考第一天，在冷清破败的街道上被饥饿的孩子们围追时，他将自己的全部食物分给了孩子们；当林场的老场长因粮食不够、长期缺乏营养得了水肿病，但仍坚持在治沙工作一线，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兰考时，焦裕禄同志哭出声来。由此我又想到了在洛阳工作时参观焦裕禄同志事迹展览馆看到的一个细节：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人刘辅臣妻子生了小孩，想喝点小米稀饭，焦裕禄把家中仅有的 2 斤小米送到了他们家中……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焦裕禄同志的自行车：传承了我们党调查研究的“传家宝”。焦裕禄同志从到兰考第二天起，就蹬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深入田间地头、乡村农户开展调查研究：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查到水归槽。焦裕禄同志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跑遍了 120 多个大队，跋涉 5000 余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底细，全县大小风口 84个，一个一个查清，编了号；大小沙丘 1600 多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绘了图；全县的各条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正是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县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焦裕禄同志治“三害”的过程，就是扑下身子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科学施策、真抓实干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
焦裕禄同志的旧藤椅：彰显了他顽强斗争的精气神。困难最能考验人、锻炼人、成就人。面对兰考风沙、盐碱、内涝灾害严重的情况，焦裕禄同志对县委的同志说：“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在与“三害”斗争的过程中，他的肝病越来越严重，肝病发作疼痛难忍时，就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这是需要何等的意志和勇气！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不怕任务艰巨、不怕责任重大，敢于克难制胜，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成为焦裕禄同志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
焦裕禄同志的“十不准”：体现了他清廉朴素的纯洁性。焦裕禄同志以崇高的党性情怀，为党的作风建设确立了一个标尺、一个高度。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县救灾办看到焦裕禄同志穿的棉袄实在破得不成样子，悄悄给他拨了 3 斤救济棉花，当女儿拿着棉花票高兴地嚷着要给爸爸做新棉袄时，焦裕禄同志疼爱地对孩子说，这些棉花是国家用来救济灾民的，公家的便宜不能占；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后想到县机关当打字员，焦裕禄同志则要求女儿到一线去参加劳动，最终焦守凤去供销社咸菜厂当了腌咸菜的工人；当得知大儿子没有用戏票去看戏后，焦裕禄同志十分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一遍，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后来，焦裕禄同志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搞特殊化。为了在孩子的心里打下劳动光荣的烙印，焦裕禄同志经常带着孩子们在收获过的大田里拾麦穗、复收红薯和花生，然后全部交到生产队。焦裕禄同志优良的家教塑造了良好的家风，也给兰考全县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
最后，谨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表达对焦裕禄精神的崇敬和做焦裕禄式好党员好干部的笃定信念。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来源：魏建平：《再谒焦裕禄》，《新乡日报》2023 年 4 月 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