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是开拓和发展南高史学的关键人物,他早年的学习环境及其获得史地知识的由来,对于南高史学特色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作为东南方学术界的代表,柳氏与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陈寅恪并列,时人誉为“南柳北陈”,这位南高“精神领袖”的生平和学术是有必要首先加以讨论的。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晚号劬堂,又号龙蟠迂叟,江苏镇江人,妻吴素鸾,育有一子屺生(1910—1977)、一女定生(1913—2006),享年77岁。他的一生,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早年接受中国传统学术熏陶时期(1880—1900);(2)兼习中外史地知识时期(1901—1906);(3)从事教研工作及主持国学图书馆时期(1906—1937);(4)逃避战乱及晚年生活时期(1938—1956)。
柳诒徵生长在一个重视礼学及孝道的塾师家庭。
母鲍还珠(1845—1910),年幼时已“读四子书,强记异常,间制诗草”。
外祖父替柳诒徵取名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篇“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意谓保护诒徵成才。
诒徵高祖柳棽,曾撰《性理汇解考》。族祖柳兴恩(1795—1880),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任句容县教谕,著《穀梁大义述》,收入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叔父柳翼南,曾著《说文引经考异》及《尚书解》。
父柳泉(1834—1885),咸丰年间因避太平天国攻打居地江苏丹徒县,遂移居崔梁,至清军平定太平天国后,屡应科考不第,后入地方邑庠,教授里甲,但丹徒一地,自太平天国一役后,已是“地方贫乏,贫无立锥地”
,“学者生计困乏,官厅虑书院之膏火无以均济,乃月试之,升降厚薄无定”
。及后,他的父亲更患肺病,恶疾缠绵,只收私塾膏火,以资生活,“撙节食用,已极清贫,益以肺疾,馆谷减于前,生计更窘”
。至1885年,诒徵年六岁,父病死,家庭经济失去支柱,只有靠外祖父供给衣食,为了生计,其母以针线售钱。其后柳诒徵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小时候(得)不到营养,餐时经常只有红酱豆腐,母亲姐弟三人赖以下饭。”
在传统社会中,教导本是父职,如今母兼其职,督教诒徵。五六岁时,其母口授唐人五七律。稍长口授四子书、五经、《孝经》、《周官》及《尔雅》等古文诸书。母亲令其天天背诵,逐日念书,书不背完,不能吃饭。
与母相依,及得到乡邻接济生活,培养了他孝敬母亲、仁爱乡里的品德,长大后自号“劬堂”,就是不忘幼孤家贫,母教成才、终身自励的意思。母亲教课时,经常指出“为学之道,在明德”,故诒徵受母教的启发,以为“做诗做文不可好发牢骚,专说苦话,以及攻讦他人,触犯忌讳等等。所以平生谨守范围,固不屑以诗文为干谒谀谄之具,亦不敢用为玩世骂人之武器”
,吾家“习于家庭礼法,亦从先妣舅妗后,承事惟谨”
,因受其母的教导,柳诒徵由是孕育了以提倡道德教化为己任的思想。
除了母亲为柳诒徵提供了学术知识的来源,柳氏也受赵申甫及其父亲一位学生兼舅父陈庆年(1863—1929)所影响。在陈氏的教导下,柳氏由治经学转向治史学及注意通史研究。
在1898年之前,柳氏主要受母亲及外祖父的教导,并读书于镇江培风书院,治学以经书、骈文为主。乃至1899年,他结交赵申甫及陈庆年,治学自此转向史学。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强调他在廿岁前后,“最得此二先生之力”,陈庆年听说他很好学,时常找他去谈论,他因而“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
赵申甫是陈庆年的朋友,镇江人,因柳氏家贫,便常借家中藏书给柳氏,并经常与柳氏谈及镇江掌故,以及清朝学者的事迹,柳氏日后注意整理乡邦文献,与赵氏的教导也有关系。
陈庆年为镇江丹徒县(今镇江市丹徒区)人,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长于史学,主要研究法制史、兵制史及地理学。
他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研究风气,主张经学在礼学,认为实践礼学是重建秩序的工具,又宗浙东学者,言性命必折中于史,但处于清末这个列强入侵的时势下,陈氏认为士子应多注意研究通贯历代的史学,明了历代变化的原则,从而掌握治世的方略。他说,“汉儒欲救治经之弊,非玩经文存大体,求通今致用,宜取史学,如其事有关鉴戒宜少下己意为之发明,广取历代通事,观无涯涘”
,所以他曾撰《兵法史略学》,并辅佐江苏巡抚端方,任幕府僚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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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再次强调只考证文字的治经学方法,不足以处变列强入侵的时势,求通今必要提倡研治通史,以求通达古今,教员也可利用中国文明发达的历史知识,以振奋民心,增强民族自尊心,“以史教天下,即以疏通知远教天下”,“教育指归,至令人爱国而极矣,然爱国之理必先由于知国,盖治历史者之多少,验爱国心之多少”,“观通百代,处变时方”。
为此,他也非常重视乡土的历史地理教材,认为“以仁爱乡土思想,而仁爱一县以渐被于全国”,《兵法史略学》一书就是在“通今致用,史学所急”的思想下写出来的,
此书更成为晚清学堂兵学一科的教科书。
陈庆年曾劝柳氏:“今世欲以辞章出人头地,曳曳乎难矣。曷至力经史根柢之学乎?”
而柳氏也承认“陈善余(庆年)最深于史学,劝我(柳诒徵)不要专攻词章,因此我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骈文。陈(庆年)的志愿是讲学不做官,我也就只愿讲学不做官”
,由此可见柳氏受陈庆年的经世思想和言论影响之深。
1901年至1906年,为柳氏学习中西方知识的主要阶段。1901年,诒徵二十一岁,因陈庆年命录其骈散文十余篇,转交给任江楚编译局总纂的缪荃孙
,诒徵的文章受到缪氏称许,故被缪氏任命为此局编纂,至1907年止。江楚编译局是刘坤一、张之洞昌言变法而设立的,缪荃孙任总纂,更积极鼓励陈庆年购买日本学者所译的西洋书籍,
此局收藏东西文书共五百三十六种。江南图书馆的部分藏书继承自江楚编译局。依《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所见,馆中收藏关于东亚史研究的著作,计有日本学者岩垣松苗撰《日本国史略》五卷,朝鲜学者郑麟趾撰《高丽史》精钞本,《朝鲜史略》十二卷,明人董越撰《朝鲜赋》一卷,江楚编译局编《日本历史》二卷和《日本史纲》二卷,姚文栋撰《琉球地理志》等;
而馆中收藏有关东南亚史地的著作,有元人汪大渊撰《岛夷志略》一卷及清人许之祯撰《南洋见闻录》等。这些书都成为日后柳氏撰写《东亚各国史》的重要凭借。江南图书馆藏书除了中国史著作,在“史部”中,以收藏研究日本历史的书籍为大宗,共七十九种;其次为美国史,共十九种。
由是柳诒徵不独因钻研馆藏那珂通世撰《支那通史》(此书以中文著述),而终成《历代史略》
;更在任职编译局期间,阅读编译局及江南图书馆中所藏有关中国历史、日本史、东南亚史的典籍,而有一系列有关中国史地、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
同时,此局主要编译新式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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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曾出版陈作霖编《礼书初编》及《元宁乡土教科书》,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陈寿彭译《万国史略》,刘鉴的《埃及近事考》《日本历史》二卷及《地理学参考》一册,引发了柳诒徵注意史地学知识的传播及编撰历史教科书的兴趣,
故柳氏曾说:“予于壬寅(1902)癸卯(1903)间,在江楚编译局,阅那珂通世所纂《支那通史》,略事删润,增辑元明两朝,易名《历代史略》,由局付剞厥,中等学校多采用之。”
(按:1899年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堂,刊印那珂通世所纂的《支那通史》,柳氏据馆中藏书,进行转录及改编;
《历代史略》成为清代学部指定的史学部教科书,日后柳氏执教的三江及两江师范学堂的史学部课程亦加以采用。
)除了《历代史略》,柳氏还在局中先后编辑《字课图说》《中国商业史》及《中国商业道德史》等教科书。
缪荃孙间接推动了柳氏对教育事业的注意。1901年,清政府宣布推行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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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令缪荃孙与徐乃昌赴日本考察学务,
次年1月,柳诒徵随缪荃孙等人,游日本横滨、大阪、神户及西京各地,尤考察日本的学校建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
柳氏在日本逗留至3月返国,其间他得知日本推行的教育制度与国家强大甚有关系,故立志以启导民智为己任。后来他接纳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宜先办小学和高等师范”的建议,于1902年7月与友人陶逊、陈义在南京创办思益小学堂,自任国文、历史、伦理、书法科教习。
所以,随缪荃孙前往日本考察,使柳氏对教育事业的志趣大大提高。
此外,缪氏刻书及撰述,亦推动了柳诒徵撰述方志及研究地方史的兴趣的发展。缪氏曾参加《顺天府志》《湖北通志》《常州府志》及《江阴县续志》的编撰工作。1881年,张之洞任缪氏为《顺天府志》总纂,缪氏更编撰《地理志》中《疆域》《寺观》《沿革》,《经政志》中《矿厂》《钱法》,《人物志》中《乡贤》,《艺文志》,《金石志》及《序志》各部分。在编志时,他多借地方兴废,以见治乱的关键,治地方史时尤重经世,不全取文献考据及沿革史地的方向。他在《地理志》中认为,“规划疆域,脉络山川”及“城郭建置之方,治所兴废之迹”尤为重要,“览形势厄塞,则思握险控,防患于未然;验风俗盛衰,则思与民休息,维之于不敝”
,行军与地势分布有关,驻兵扼险要的地势,自然能防变于未然,所以在《故事志》中,缪氏要求述志“由今溯昔,纲举条系”,以见“兵事之成败,地势不可不讲也”。
晚清外患主要是“海波一角,摇动全燕,轮舸炮台,锁钥勾连”,故借撰以上诸志,以明“不忘武备”“居安思危”。
在《地理志十二·边关》中,他详述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侵华之役,指出“咸、同之际,洋舶驶至天津,通商内地者二十余国,海口设防不虞是戒。有心时事者,不能无世变之感矣”
。在《经政志四·矿厂》中,缪氏认为海禁大开,使外力入侵,为求应世,中国也应效法“泰西,煤铁要需,尤宜筹划”
。“西北多山,民习勤苦;东南多水,民忧泛滥;惟通州、武清下接津沽,近年各国通商,轮舶翔集,大艑长舸,百货荟萃,民食其利”,边疆大吏应按地理环境、民习风尚,以筹划地方发展。故方志可以提供一地的风貌、地形的分布,人们可将方志作为开发地方的参考,官员亦可将方志作为安边政策的依据,可见治方志与治世甚有关系。
此外,缪荃孙又喜保存文献,既注意考订文献的真伪,也注意借保存地方文献,使世人知地方兴废所由。缪氏认为:“掌故,军国大事,治乱攸关,祖宗家法,沿革备载,诚立国者之所资,亦秉笔者之盛业也。”
保存文献,非徒是辑录散佚的工作,而是将保存昔日的文献,以为后世立国的借鉴,故缪氏在《云自在龛随笔》《古学汇刊》中先后写作“顺治朝补记”“列朝一”“列朝二”“康熙朝诸臣”“经济名臣”“经世诸臣”等部分,使“士子取自圣裁,明治世方略”。缪氏为了使学子了解他个人的藏书状况,方便局员借阅,又撰写书籍目录,在1900年把家中藏书“按籍编目”,撰成《艺风堂藏书记》,尽录题跋印记,书中略举撰者的履历及书籍的内容大意。
及后缪氏掌管江南图书馆,先后购买了杭州丁丙的藏书,并扩充南京龙蟠里图书馆,增添馆员,补充图籍,更收藏宋元旧版;为方便读者查阅,他清理书籍,按经史子集分类,行字、尺寸另成一编,于1903年撰成《江南图书馆书目》。
日后,柳诒徵也上承缪氏编辑书目,公布馆藏书籍于世,以发扬借“书目”保存文献的美意。
缪氏还刊刻地方乡贤丛书。他从书籍流传的角度,以为学者应如黄丕烈、顾千里等人,“公其书于天下”,反对“私其书于一己”,所以存文献,“举古人欲绝之迹,海内未见之本,传之艺苑,播之寰宇,俾又可绵延一二百年,不致泯没”,以免先贤典籍因为兵火摧毁,或为“外洋捆载以去”,失传于中国,故藏书家应以使书籍“广被流传”为要务。
他刻刊的书籍主要以江浙乡贤的文籍为主,如“云自在龛丛书”共五集十九种,其中有《吴兴山墟名》《吴兴记》《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三水小牍》《东湖丛记》等;他更受盛宣怀嘱托,利用江南图书馆所藏书籍,编刻了《常州先哲遗书》四十二种,其中保存了不少舆地、地方掌故方面的书籍。
柳诒徵也承认保存地方文献的思想,得自缪荃孙的启导,从中得到许多整理地方文献的门径。
柳诒徵在此阶段致力于教育工作及学术研究,这对南高史学的发展尤为重要。1906年至1907年,柳氏以江楚编译局分纂的职位,兼任思益小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及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习,开始参与教育工作。至1908年,两江师范监督李瑞清聘请柳氏任该校历史学门教员。两江师范的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
,这亦是日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而校址即今天南京的东南大学。
柳诒徵自1908年起执教于两江师范学堂,由是与师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镇江也于11月宣布独立,驻江宁第九镇统制徐绍桢(1861—1936)亦宣布起义,进攻南京城,终取得胜利,却使两江师范大受破坏,该校成为驻兵之所,“寄宿舍百余间被毁,所余书籍操衣帐子等件,本部封存”
。据当时《时报》上的报道,两江师范破坏的情况如下:
南京闭城时,监督李瑞清驻守校中,全校保存。光复后驻扎军队,兵士因天寒燃草取暖,以致失慎,斋舍洋楼半为灰烬。有两江师范毕业生吴逸(仙),以保管自居,而贵重仪器,至此荡然无存。……该校规模宏大,于江南教育界首屈一指,从前用款达二百万,光复后风潮变幻,竟成废墟。
两江师范学堂经历战乱后,校园设施遭到破坏,师生也未能上课。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李烈钧和黄兴在南京先后起兵,声伐袁世凯违背宪法。袁氏命冯国璋率领江防营攻陷南京,致使两江师范再被冯国璋的部下及其他土匪先后洗劫,“军队屯集,炮弹纷飞,校具之移置,校舍之破坏,一日数起”,“乱兵土匪混杂其间,无由辨识,所有全堂校具顿成瓦砾,见封锁之室,即横加捣撬,纷纷攘夺,户限几穿,未及三朝,抢毁迨尽”。
自1911年至1914年,柳诒徵也因南京战乱及学校受到破坏而避居镇江;1915年他回到南京,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聘,任国文、历史部教员。江谦早于柳氏执教两江师范时,已欣赏柳氏行谊,自1915年任南高校长后,网罗人才,邀请柳氏任教其中。江谦更确立了师范教育的办学宗旨,并以南高作为东南地区教育学术发展的中心。
1918年郭秉文(1880—1969)继任南高校长,于1919年秋把国文史地部改名为文史地部,并于1920年推行专科发展方向,史学系、地学系由是成立。而柳诒徵也于1920年后成为史学部专任教授,柳氏借此学术机构以传播史学知识,并培训学生从事史学专科的教研工作。
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南高聘请了一群曾留学美国的学者执教文史地部,这些学者——如哲学部主任刘伯明,外文部教员吴宓、梅光迪——与史学部柳诒徵均认为:“今国中所谓‘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绝之,不遗余力。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只见万众息心敛手,同入于陆沉之劫运而已。”
柳氏与吴、梅、刘氏更认为南高是一群反对过于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致力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同志”的聚居之地。
他们也因反对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首的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被视为“保守”的、“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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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氏极力倡导学术研究,担任南高史地学部学生举办的“史地研究会”指导员,1921年与学生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等人创办《史地学报》;又与吴宓、梅光迪及刘伯明组织学衡社,出版《学衡》杂志。柳氏又为这些学术刊物撰写序或弁言,尤其是在《史地学报》上撰写的序,标举出了“史地通轨”的研究方向,及借学术研究以阐明中国文化的治学精神,这些研究特色均成为南高学生从事史学研究的指导方向。
1923年南高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确立“师范教育专业”,特重教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向,东大由是积极推动学术研究的风气。当时,东大所处的南方,相较于北方而言,尚为安定,这种环境使整个南高教育事业也走入专业发展的阶段
,师生一起生活在一个较安定的学术环境下,自能促进学术发展。柳诒徵执教史学系,并开设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中国通史等科目,他要求学生读原著,记心得,撰写笔记,对学生的笔记,均能逐字眉批。
顾颉刚在1924年发表论文讨论传说中的禹帝,认为其本是古代的“虫”,怀疑古代圣君贤相均是后人伪造的,由是掀起“古史辨”的运动;而柳诒徵也从文字的本义批判顾氏的说法,开了批评古史辨运动的先河。
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等学生,于1919年至1921年入读南高(东大),他们四人因为积极参与史地研究会举办的学术活动,以及积极在《学衡》《史地学报》上发表论文,故与柳诒徵及刘伯明、竺可桢等南高史地部的教员接触较多,治学方法上也显然受到柳氏等人的影响。
1922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属下将领齐燮元围攻上海,江浙大战一触即发,结果齐氏大败。东大校长郭秉文因得齐氏资助,成功筹办孟氏图书馆,这使校内一些学者认为郭氏与齐氏有政治上的关系;加上,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欲直接管理东大,由是支持“反郭”的言论,迫使郭秉文辞职,改任北洋政府所派的胡敦复为校长。而郭秉文对东大力行改革,甚得民心,学生多支持郭秉文复职,终于演变成学生们涌入校长室殴伤刚到任的胡敦复的事件,而校内方面也分成“拥郭派”“反郭派”。史学系教员徐则陵支持郭,反郭派的成员有杨杏佛、柳诒徵等。柳氏发表《学潮征故》及《罪言》二文,以为学生只有在安定的学习环境中才可上课,故应安处课堂,不应参与校园殴斗事件,此二文也表露出柳氏不满校董会负责人沈恩孚(1864—1944)操纵省教育会,以及批评郭秉文与士绅沈恩孚相为交往,使学术发展受到政治影响。最后柳氏更与萧纯锦、熊正理及段调元等教授发出《给教育部总长函》,明确反对学生殴伤部聘校长。该函认为:
东大学潮,纯由沈恩孚等造成,擅裁工科,不报教部,职查决算,久不报算,造法自违,而责部“违法”,以至酿成“三·九之变”(1925年3月9日学潮),实则沈恩孚欲独立耳!江苏一省,现全在中央统制之内,独教育不受中央统治,沈恩孚等是何居心?董职久停,哓哓无耻,乞发明令,以正是非。但问沈恩孚等:大学教授率领学生欧辱部聘校长,是何处理?沈等所董何事?则片言可析,公理立昭矣。
结果政府派蒋维乔任东大校长,才结束学潮。而学生们认为,“教育部突然更动我们校长,是因为校内有汉奸。汉奸是谁?就是柳翼谋”
。柳氏因被学生指为与政治交结,愤而离职。
据就读东大的学生郭廷以回忆,这次发生的学潮是一个政治事件。国民政府的周佛海,也采取联合北洋政府段祺瑞的政策,欲支持胡敦复,而江苏省的一部分地方士绅欲借支持郭秉文,反对政府借任命胡敦复以削弱地方官绅势力,另一部分地方士绅又欲借支持胡氏,以联结段氏北洋政府。
可惜,柳氏尚未看清时势,认为学生殴辱部聘校长,“有违学校风纪”,而教育归中央统辖是因为全国既已统一,中央政府也应统一政令,地方不应自行其是,他反对学潮及支持胡敦复任校长的原因,全不涉及政治考虑,只是未能清楚局势的全貌,而做出决断。
自学潮后,东大师生遇此“奇变”
,纷纷离校
。西洋史教授徐则陵,物理学家叶企荪,数学专家熊庆来,化学教授任鸿隽,心理学家陆志韦,生物学家秉志及地理学家竺可桢等人也离校。柳氏也因不满东大的校政及被学生指斥而离校。此后柳氏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然而自1926年起,柳氏虽居北京,却因学生张其昀任教东大史学系,得以以东大史学系为文稿收集及整理的阵地,
而郑鹤声及陈训慈也以东大史学系学生的身份,于1926年年初至1928年参与及协助《史学与地学》的出版,柳氏也欲以此刊物延伸《史地学报》倡议的“史地通轨”研究方向。
自1928年,柳氏因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遂返回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即东大,以下简称中大),并以兼任教授的身份执教于史学系,课余时协助缪凤林、陈训慈等昔日南高史学部的学生——当时已是史学系的教员,成立中国史学会。1928至1929年间,有感于执教中大地学系的系主任竺可桢创办《地理杂志》,并在此刊物的《发刊辞》上提出把昔日史学系开设的人文地理学及经济地理学两科,改由地学系开设,这样终将导致地理学独立发展,也会导致“史地分途”
,实有违柳氏主张的治史方法,柳氏遂与学生以中大史学系的名义,合作出版《史学杂志》,并撰写序言,再次标举“史地合一”的研究方法,以相抗衡。
无奈,柳氏只得以兼任史学系教员的身份执教中大,他的工作地点仍是国学图书馆,不是史学部,故未能发挥南高时期领导学生的作用。也因为自1931年后,昔日一起合作及积极参与南高学术活动的学生,如张其昀已执教中大地学系,郑鹤声任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国立编译馆,陈训慈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只有缪凤林以全职身份执教中大史学系,故《史学杂志》出版至1931年4月第2卷第5、6期合刊后,便没有再出版。
另外,柳氏自1928年任中大国学图书馆馆长,此馆的前身是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不仅接收了昔日的江楚编译局,更因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前身是江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又收藏了清代藏书家丁丙(1832—1899)
的八千卷楼藏书,因此馆中不独收藏有昔日江楚编译局的西学典籍,也包括了八千卷楼所藏的中文经籍。
馆中藏书以宋元刊本及明代精刊本、旧钞本、稿本、名人校本为主,其中以集部的著作为最多,其次是史部,但史部以地理类为多,共一千七百六十一种,其中又以江苏、浙江地方志及研究此二地的地理书为大宗,这些资料成为研究地区文化及史地成果的宝贵资料。在柳氏未任馆长之前,这些藏书早已成为南高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重要凭借,这些图籍由是与南高师生的治史风尚结下不解之缘。又因丁丙曾撰《善本书室藏书志》,提倡把馆中藏书公之于世,故柳氏既上承缪、丁二氏欲把馆中藏书公之于世的美意,也受到西方力倡图书馆为知识宝库的思想影响,认为为提高国民素养,便应把馆中藏书供国民阅读,“研阅其中,卒成魁儒,殆难缕计,学术为天下公器”,及欲使学生能“与吾国先民风矩,接构国人,乃益拓其心量,谋化群私而轃大公,语其权舆”。因此柳氏一方面把馆中秘本、珍本、掌故文献开放给民间,“以待稽古通今泛览专攻之士”,“以待群彦之责索”,
国民能够阅读馆藏书籍,对研究古人思想、史事,自然有所裨益;另一方面,因为图书馆为传承文化的基地,而国学图书馆所藏古代典籍甚丰,为使他人得知馆中藏籍,柳氏遂上承缪荃孙、丁丙编撰书目的遗意,“惟是拘录职责,亦既有年,兢兢奉艺风师(缪荃孙)、横山徵君(陈庆年)之绪,不敢失坠,赖诸子之勤,举凡要而布诸当世,使海内外学者手是而循省之”
,又刊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陶风楼藏名贤手札》(陶风楼是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别名)等。柳氏又认为图书馆应“征求海内外世族谱牒,储之本馆,以供史学家、统计学家、善种学家之研究。大雅宏达,志光家国”,故征求各地家谱,以保存“吾华全民族之自信之史”。
他为了世人可以得知馆中藏籍,并利用馆中藏籍进行研究,遂于1928年编刊《国学图书馆年刊》,柳氏在该年刊的发刊词中曾说:“诒徵无似,未尝攻图书馆学,承乏盋山,忽已经岁,既刊《馆章》(《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章》),缉馆史,理董馆书,增益而刊布之,爰综一岁中,同人黾勉图维讨议施行之迹,都为《年报》,贡之邦人,非以稽绩,昭不敏也。”
编刊《国学图书馆年刊》的目的,就是把馆中藏书的数量及内容公布于世,以便国人借阅。又因为中大国学图书馆藏书来自江南图书馆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为使世人了解国学图书馆的沿革及前贤的功绩,柳氏又撰《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其学生王焕镳、向达、范希曾等先后任馆员,又与柳氏一起为《国学图书馆年刊》撰写论文,而治近代思想史的学者蔡尚思,也因得阅馆中藏书而撰成《中国思想史》。
及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柳氏发挥了史学致用的作用,重刊馆中所藏由明代人物撰写的抗倭寇等典籍,如《经略复国要编》《辽事纪闻经略》《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以振奋民族抗战的精神。
及后,南京告急,柳氏既为国学图书馆馆长,遂想到怎样把馆藏典籍运往他方,免被日军侵略及毁于炮火中,但因交通运输不便,经费不足,只好把国学图书馆图书运往南京朝天宫,可惜此宫本身藏品已多,只可保存一部分馆内的图书,柳氏只好把余下的部分存在南京龙蟠里图书馆内。及后,当他知道朝天宫被日军掠夺,库中图书全部遗失时,遂发出自责的声明,称“我(柳诒徵)视图书馆重于自己的家,重视馆藏图书甚于自己的家产,爱护无微不至。抗战前夕,我把馆藏书籍搬运迁藏,但至今已损失了一部份(分)。我对祖国文化未克尽全责”
,且自责未能把馆中藏籍运往他地。居于南京时的柳诒徵,因居馆长之职,以力保图书为己任,迟迟未随团迁往四川重庆以避战祸,及至得悉朝天宫图书被日军破坏,在朋友催促下,才离开南京。
1938年,柳氏逃避战祸,初到杭州,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与张其昀共事。及后,日军相迫,他只好再次经浙江、江西,绕道广东、云南、贵州,到达四川重庆,然而他未尝执教于四川的中大。
在四川休养期间,教育部组织清点文物委员会,令其负责考察地方文物及考订文献。柳氏更进一步整理多年讲授史学方法、中国文化史等课的讲义,准备撰写《国史要义》一书。1945年,他更被教育部聘为教授。
同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后,柳氏复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1929年定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及党史会编纂。柳氏也曾致教育部《接收收复区图书文物函》,指出“敌伪(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对于公私书籍尽私人剽窃分据,而后汇为公藏”,建议“须对于敌伪劫去之图书文物,彻底追查,各归其主”,“严密关防,勿令彼方所留职员得乘我交替之时,隐藏盗窃”,对于“敌伪劫掠图籍不限地域”,展开全国调查,并与海外学者“订一共同办法,互相联络”,确保国人能接收流失的文物及图籍。
1948年3月,柳诒徵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年后,柳氏任上海市文物管理(也有称保管)委员会委员,整理委员会内的图籍,研究方向有所转变,专注于辑录奴隶史的资料,先后撰成《奴隶史料》及《人民生活史》。同时,他也进行辑录乡邦文献及校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工作,但因眼疾,致“目光日昏,不克多抄,又无写官相助,只可就力所能就者为之耳”
。1951年后,柳氏与顾颉刚和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合力开办上海图书馆,又被任命为镇江市文物名胜保管委员会委员,直至1956年2月3日逝世。
综观柳氏一生,早年家贫,劳力自学,先从其母学习传统礼教思想及古代经籍,以传承中国传统礼仪、孝道为依归。及后,从陈庆年处“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
,因陈氏教导经世致用之学,又最深于史学,劝他不要专攻辞章,因此他“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骈文”。在陈庆年的影响下,柳氏自治经学、辞章转向治史学,喜通观历代社会、经济及民生的变化,以见当代治乱的缘由。同时,又因陈庆年的引荐,枊氏被江楚编译局总纂缪荃孙聘为馆中编纂,得以在局中接触新学;又从缪荃孙治方志学、目录学,“得到许多整理地方文献的门径”
。柳氏因随缪氏访学日本,深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关系,乃于1902年开始办学,更于1908年执教两江师范,由是与师范教育结下不解之缘。终其一生,对史学研究工作从不倦怠,毕生的精力均付诸研究学术和推动教育的工作。作为南高史学部的“精神领袖”,柳诒徵可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