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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引起了我的注意，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几位著名学者的著作也在诵读之列。当时我已知道柳诒徵编撰的《中国文化史》和《国史要义》，并且用作参考，但没有特别留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学者们。缪凤林、郑鹤声的书我也看的，不过未曾深究他们与柳诒徵的师生关系。
其后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任教，渐多参与校务和行政工作，致力于使学系所开课程获得学位资格，又渐次开设硕士、博士课程。区志坚君为我校毕业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浸大历史系进修，成为我系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博士。记得他向我提出，计划以柳诒徵的史学教研成果为研究对象，我甚为赞成，自此“北大南高”和“南高学人”“南高史学”等课题，有好几年成为我们谈话的口头禅，直至他的博士论文完成和顺利通过。
志坚毕业后在香港理工大学和树仁大学等校任教，研究兴趣渐广，不过南高学人一直在他的注视范围之内，曾发表了好几篇相关的学术论文，讨论的问题更广，见解更为深入。有一个时期，我见“学衡派”引起学界重视，曾建议志坚把博士论文尽早整理出版，如是者又等了好几年。最近志坚告诉我，此书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欣喜之情，不下于看到自己撰写的书可以与读者见面。
其实，我一直认为，处理博士论文出版事宜，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迅速出版，向学界公开内容和简介；另一是先发表相关论文，使学界对该课题加以注意。志坚采取第二种方式，态度是审慎和认真的。记得当年他交来一份厚达一百多页的研究述评，我建议他另行发表，然后精简内容，放在博士论文第一章。他搜罗文献著作的勤奋态度，我是十分欣赏的。
志坚撰著之多、题材之广，可能受到我的一些影响，若细心考究，则应是南高学术给予他的熏陶。在本书中，读者或可看到一些端倪。首先，志坚指出，柳诒徵深切爱护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历史撰述要肩负起时代和专业的责任。其次，南高学术强调教研工作的结合、对历史教育的重视，这在郑鹤声的生平和著作中亦明显地展示出来。
南高学者文史兼容、史地并重，由中国史至西洋史均见措意，又以成立学会和出版刊物互相配合，于治史方法和学术观点上都彰显其特色。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南高学者大体上站于北大学者的对立面，甚至被认为是反对以北大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一派。但既以“北大南高”并称，个人认为，时人对于南高，是认同其重要地位的，北大学术与南高学术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学术的一体两面，忽视南高，对于五四新文化尤其是“新史学”的认识就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了。
总的来说，志坚此书论述了柳诒徵与南高治史风尚的形成，南高史学的发展、成长以至史地分途的过程，进而阐明柳诒徵的史学观点及其治史方法，南高学者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的史学研究成果等，对师生传承和学派特色都能顾及。此书出版，有助于重新肯定南高学风的历史位置。
我特别注意到，史地结合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国早期的大学多设有史地系。后来历史和地理分系甚至互不闻问，是很值得去反思的。在21世纪的今日，跨学科研究成为时尚，文史结合、史地并济再度备受注意，南高当年的办学经验，以及志坚此书，相信能提供宝贵的参考，有益于大学教育和史学研究。
周佳荣
2020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