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先生序

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在晚清已有其滥觞，以20世纪初梁启超掀起“史界革命”、倡议“新史学”为里程碑事件。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北大及中央研究院主导的“以科学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新史学”的代表；而持反对论调的学者，则被视为“保守”派，他们在史学界的地位，亦往往为时代所遗忘。但是历史是一个多层势力竞合的过程，当新派史学盛行之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史学主张存在。其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民国初年一度与北大并称，有“北大南高”之誉，但南高史学系教授柳诒徵（1880—1956）及英文系教员吴宓、梅光迪等人，因反对北大师生胡适、顾颉刚等人的言论，而被人忽略，便是明显的一例。

柳诒徵及其学生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等人，在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在历史地理学、中国文化史、历史教育及中国史学史方面，均各有其独特的成就，且在史学研究日趋专业化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区书主旨是研究以柳诒徵为首的南高史学工作者，探讨他们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特色；借此也可见民国初年的史学研究，自史地合一至史地分途，各自独立发展，从而展示这批南高师生自八方聚集至分道扬镳的历程。柳诒徵出身传统经学，他借着对中国文化史及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自己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切爱护，倡导历史撰述要肩负起重建传统文化、礼教伦理的责任。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受到西方的冲击，他以一个时代见证人的身份教写中国文化史，尤具意义。

区书深入地阐发了南高史学的特点。

第一，南高师生受师范教育的影响，注意借史地研究推动道德教化及保存传统文化，从宏观及致用的角度研究史学，努力推动史地学研究及历史地理教育学的发展，同时也重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异于北大派“窄而深”的治史观念及方法。

第二，南高史地部师生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建构和解释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特色，在“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之余，亦冀“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他们推崇中国文化，但并不一定排斥西学。虽然南高史学者注意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以致其史学研究未能朝向专业发展；然而，史地部学生由追随柳诒徵治传统史地学，渐转向史、地二学分途，及兼治中外史学，由此也可见近代史、地学科步向专业分科发展的历程。

第三，对于南高史地部师生创办的学术组织及出版物，柳诒徵担起了领导者的角色。1921年南高文史地部成立的史地研究会，及1930年中大史学系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均以柳氏为指导员；而这些学会的出版物《史地学报》《史学杂志》，也由柳氏任编辑或指导。柳氏更为这些刊物撰写序言或发刊词，树立南高史学“史地通轨”的研究方法及借史学保存文化的研究方向。柳氏虽于1925年离开南高，但得学生张其昀的帮助，以东南大学史学系名义出版《史地学报》，并以东大史学系作为整理文稿的地方，使南高史学不因1925年的东大学潮而中断，柳氏始终是维系南高史学的中心人物。

第四，秉持重视历史“通则”但又兼及“独造”的文化史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所提出的通史观念，一方面求人类进化的通则，另一方面求民族“独造之真”。柳氏在该书的“绪论”中指出，历史本是研究因果的学问，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而研究历史，应在于“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世界人类有“共同之轨辙”，也有“特殊之蜕变”，我们应明白世界各国共同的“轨辙”，以“观其通”，同时，也要知道个别地区的文化特色。

第五，主张学习西方的经典及中国经典文化，以中国传统道德为主，吸收西方学问，主要要吸收西方真正的经典道德文化。受美国白璧德思想的影响（“Irving Babbit in China”），柳诒徵希望在中国建立一种“新古典”文化。在史学研究方面，柳诒徵也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缪凤林、陈训慈、向达也提倡西方的兰克、鲁滨孙等人的作品，陈训慈即曾说，“西洋古史之再造，以及古文明之发见，多赖掘地事业之发达。吾国一二出土之物，……已大有助于历史”，可见他们对于当时新兴的考古事业并不采取排斥的态度。

区志坚用力很勤，广泛罗掘各种资料。首先是利用1921年至1931年由柳诒徵及其学生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一起出版的学术期刊，如《学衡》（1922—1933年）、《史地学报》（1921—1926年）、《史学与地学》（1926—1928年）及《史学杂志》（1929—1931年），通过疏理这些刊物的内容，以见南高史学的发展及其观点。

本书又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数据，如《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等；以及相关的校史数据，如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高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台北“国史馆”藏《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地理历史选科学生履历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一览表》；还有1949年后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南京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京大学史（1902—1992）》，朱斐编《东南大学史》，朱一雄编《东南大学校史研究》等。以上数据包括南高、东大史学系的课程、教职员及学生名单，借着南高史学部、东大及中大史学系开设的科目，得见课程与南高史学发展的关系。

学界探讨柳诒徵的史学思想及治史方法，主要根据柳氏的《中国文化史》和《国史要义》，区书更运用了南京图书馆馆藏柳诒徵所撰《东亚各国史》等著作，这本书至今尚未为学界所注意。在研究缪凤林的治史特色时，他除了引用缪氏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要略》，还参阅了台湾省图馆内罗刚纪念馆收藏的《中国礼俗史》一文，以探讨缪氏的礼学思想。论及陈训慈的治史情况时，除了引录陈氏以“陈叔谅”为名出版的《近世欧洲革命史》《世界大战史》，更运用南京图书馆藏本陈训慈所著《西洋通史》等，以见陈氏兼治中外史学的特色。论述张其昀治史地学的特色，多取材自张氏所编的地理教科书。至于郑鹤声的治史方法，除了参阅郑氏编著的《中国史部目录学》及《中国近世史》二书，也引用了上海青年会图书馆所藏郑氏编著的《中国历史教学法》。

我与区志坚教授认识超过二十年，从壮岁起，至今两鬓飞霜，其间讨论、切磋，时而有之。他多年致力于南高史学的研究，书成之后问序于我，爰采撷他书中的若干重点以为序。

王汎森
于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