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江浙学风和江南藏书业的发展

南高史学者柳诒徵及其学生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等人，不是治通史，就是治史地学；在史地学的研究领域中，他们主要从事整理及研究江浙地方史的工作。南高的这些史学特色，实与江浙两地的学风甚有关系。同时，在1925年东大发生学潮之前，南高图书馆所藏中国史籍尚未充足，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多前往江苏国学图书馆借书，此图书馆的前身即为江南图书馆，以收藏江苏、浙江先贤及研究此两地的史地著述为主，故此馆“馆藏江浙典籍为全国之冠” 。学生身处其中，得阅藏书，培养了他们治江浙地方史及史地学的兴趣，故本节欲说明南高史学者喜治江浙地方史的风尚，实与馆中藏书及江浙学风有莫大关系，由此得见南高史学上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因为张其昀、陈训慈等人极推崇顾炎武（1613—1682）、顾祖禹（1631—1692）及章学诚（1738—1801）的史地学研究成果， 以下介绍二顾和章氏的治史方法及思想，探讨其与南高史学的关系。张其昀曾言因师事柳诒徵，他得以“追踪二顾之学——顾亭林的史学和顾景范的地理学——相勖勉” ；又说治新史学的两大宏愿是“据章君（章学诚）所言史料之征集与保存及其著录之道而发”，“据章君详言自注之益而发”。 陈训慈在《清代浙东之史学》中也说：“实斋（章学诚）虽不用于时，而于史学经世致用之旨，可谓阐发无遗。” 由此可知，二顾、章氏的治史方法与南高史学部学生的治史特色，有着内在的关联。

顾炎武 ，号亭林，提倡通史研究，主张史学以求致用。顾炎武认为研究历史，要通古今，“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 ，古今历史发展是前后相承的，历史虽为过去的事情，却可为人们所借鉴，为今之“训”。因“鉴往训今”，顾炎武便在《日知录》中研究历代兴衰，将周朝亡国，归因于“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认为周朝亡于贪贿成风； “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严行法治，中央集权，事决于上，是为亡国之因。 又顾炎武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欲达“探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的目的，以辑录历代记载的各省数据，“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 ，通贯历代的精神面貌。张其昀提出的借考察个别区域，结合分类研究及分区研究的方法，与其有一脉相承之关系。

因为历代治乱相承，故考察一地的兴衰，自可见社会民生的全貌，由是顾炎武注意治地方史。他不独辑录历代史志，如先后撰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地方志书，更认为：“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为人作志，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地方为全国的组成部分，地方良治与全国政治甚有关系，地方史料可助研究者了解治乱的关键。他收集地方数据，全从时间及空间上着眼，收集史料的对象，远至夏商周，近至他所生活的明末清初的史事；如从空间上看，收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资料，不独是各省县及四邻的史事，更有文集、章奏、笔记、地方志、邸报、实录、谱牒、遗闻逸事等，由此可见顾炎武不像昔日一样只取官方编修的正史，而是扩大了史料的收集范围。

此外，顾炎武也重视地方志的价值，他认为志书的作用是：

昔神庙之初，边陲无事，大帅（戚继光）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图籍。……世之人能读全史者罕矣，宋宣和（1119—1125）与金结盟，徒以不考营、平、滦三州之旧，至于争地构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亡其天下，岂非后代之龟鉴哉！异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备矣，续今可也。

修志的目的在于探究历代边防问题，并希望借修志书，“为后代之龟鉴”，发挥资治通鉴的作用。因为顾炎武治方志学，故特别强调利用方志达到治世目的，认为方志不独是文献的整理，更具治世的作用。此与南高史学者柳诒徵治方志、“求实用”的论点，有着相承之处。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强调，“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此书之立体者也” 。又说：“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向）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 他运用沿革地理的方法，考察各地区自古至今的发展情况，并把历史事件放入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点进行研究。顾氏虽然注意沿革地理，然而《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与历代方志不同的地方，就是此书具有“军事地理”的特色。

顾祖禹认为前人所撰方志，偏于记载名胜古迹，不详述山川攻守。顾祖禹曾引其父之言曰，“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例，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遂因父命，成《读史方舆纪要》。此书详列“一代之方舆，发四千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从地理的角度，分析历代治乱相因、统治分合的原因。

顾祖禹又注意各地形势。他以为得地利是“行军之本”，“盖地利之于兵，如养生者必借于饮食，远行者必资于舟车也”，明乡邑之地利，才可安排及布置军法，终获“以动无不胜” ；行军能够灵活运用“地利”，攻守合宜，制地利而权衡，“攻守万端，巧拙异用，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 。顾祖禹强调治沿革地理，及其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柳诒徵在教课时，也强调顾氏结合地理与国防的治史方法。张其昀为柳氏的学生，也借柳氏的教导了解了顾祖禹治史的精义，故张其昀在五四运动后，提出从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的角度考察国防地理的论点，这与顾祖禹治地理学的观点也有相承之处。

章学诚提倡方志及地方史研究，此对南高学人治史的方向影响最大。柳诒徵与学生王焕镳合撰《首都志》，而柳氏也撰写了《江苏社会志》中的《礼俗篇》《江苏书院志》；张其昀也撰方志，以及治章氏方志学；陈训慈也喜治江浙学术史，以及研究江浙地方文化。凡此均与章学诚治方志学的特色有着内在的关联。

章学诚认为方志是一国历史的写照，所以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认为：“方志虽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户礼兵刑工，无所不备，是则所谓具体而微矣，国史于是取裁，方将如春秋之籍资于百国宝书也，又何可忽欤？” 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他谈及“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府州县志，均是地方的历史，能提升至“国史”的地位。所不同者，国史与志书只有述事范围之别，国史是记全国的事情，地方志则记一地的史迹，二者的内容没有主次之分，故考虑到方志的内容与体裁，其不应只作为“地理专书”，而应具有“经世”作用。

章氏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言：“史志之书，有裨益风教者，传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息，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掌柱者乎？” 方志也就是垂训、征劝的教育工具，志就是“政教所施，经要所重”，方志对社会教化甚有帮助，所以章学诚建议各省立“志乘科房”，方志为正史所取，又可为地方保存民情风俗。地理沿革的知识，成为研究历史地理学的材料，章氏这种重视方志的态度，及扩大史料研究范围的做法，均为南高史学者所效法。例如，张其昀便在《读〈史通〉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一文中，对章学诚的史学加以发挥，呼吁新史学建立的三大希望，其中一点为“希望于大学史科者：广罗史籍，分别部居”，张氏直言此说法是“据章君所言史料之征集与保存及其著录之道而发”，另一点“希望于史书及史学杂志者：行文自注，言必征信”，则是据“章君详言自注之益而发，章君又言著史宜多列图表，图表亦自注之例也”。可见南高学人在《史地学报》上提倡“行文自注，多列图表”的看法，也是启导自章学诚的观点。 陈训慈在《晚近浙江省文献述概》中曾言，“溯浙东于学宋儒而畅论其在清初之流传者，殆以章氏言最为著名” ，又在《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中认为，“浙东学者会通汉宋，破除门户之精神，得章氏可谓阐发益彰矣”。陈训慈与章氏同为浙江人，章氏在《浙东学术》中总结浙东学者的成果，陈训慈因之而撰《清代浙东之史学》，对“学风递嬗，浸成乡习，源深流长，由来以渐”的浙东学风有甚多研究。陈氏对乡邦文化的发扬，实深受章氏一文的启发。

以上主要略述二顾和章学诚的治史方法及思想，从日后南高史学工作者的治史方向及有关治地方史和修方志的见解可见，南高史学工作者的史学思想与其有传统的内在关系。但应多注意南高史地部学生就学南高期间，常前往江苏国学图书馆借阅藏书，此图书馆即日后的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而柳诒徵也先后任此二馆的馆长。故江苏国学图书馆的藏书特色，对南高史学工作者从事其研究甚有影响。

柳诒徵在《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中曾说：

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远承江南图书馆、江苏国学图书馆之典藏，国学图籍、经史之书，渐为充裕……顾一事之兴，函（含）有地域、人事流衍兴感之因，非皆无端而崛起，虽其影响有远有迩，而文化之渊源及区域之关系，往往有蹊径相通之故。

根据上文可知，江苏国学图书馆的发展情况：其一，南京一地有图书馆甚久，图书馆与营造一地学风甚有关系，各地的文化背景与区域学风的形成也有关系；其二，民国时期成立的国立中央大学，其国学图书馆的藏书，主要继承自缪荃孙办的江南图书馆及日后的江苏国学图书馆。又因南高学生在校就读时多前往江苏国学图书馆借阅图书，故下文从江苏国学图书馆的藏书特色入手，以见其与南高史学发展的关系。

第一，江苏国学图书馆馆藏以集部为最多，其次为史部，在史部中以地理类为最多，共1761种，其中又以江苏、浙江地方志及研究此二地的地理书、史书为大宗。馆藏的资料，成为研究地区文化及史地成果的凭借，培养了南高史学工作者研究地理学及江浙地方史的兴趣。江苏国学图书馆以收藏江浙一带的文献为主，希望达到“存文献与筹教养”，“发扬乡邦学风之志焉”的目的，将保存文献以存江浙一带学风及教化于后世作为图书馆的责任。

馆中收藏了不少乡人著述及志乘，推动了江浙地方史的研究。依柳诒徵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的“志部”所见，馆藏的志书，其分布如表2.1：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收藏的志书以浙江志为大宗，共195种；次者为江苏志，共161种；再次为河南志，共119种。而浙江志占全馆馆藏志书的约19%，江苏志占全馆馆藏志书的16%。因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自清代以还就是江苏省的重要图书馆，又曾与修志局合并，成为该地藏志书的中心，故馆中藏有不少江苏、浙江的志书，这对南高史学工作者进行江浙史地研究甚有帮助。同时，馆藏以明清文人著作为大宗，江苏明人文集计有406种，浙江明人文集亦有201种。 日后任馆长的柳诒徵为江苏丹徒人，其学生张其昀为浙江鄞县人，陈训慈为浙江慈溪人，师生间也以“缅维先哲笃生二千祀前，楬橥大义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扬吾越之懿风，以为乡人奋发之资” 为要，故他们均能利用馆藏乡贤资料，推动研究江浙地方史的风气。

举例来说，柳氏利用馆中数据撰成《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社会志初稿》，并积极刊行馆中所藏江苏先贤著作，如江苏人靳贵的《戒庵文集》、江苏丹徒人章性良的《詹詹吟稿》、杭州人卢文弨的《卢抱经诸家校正王伯厚诗考》等学人的作品。 又为求使世人知道江苏国学图书馆典藏文籍的内容，柳氏与陈训慈在1933年举办“丁氏（丁丙）文物展览会”及“浙江文献展览会”，借举办这些活动“以激发本省（浙江）人士继往开来之精神”。

第二，南高史学工作者，尤喜编书目及撰写一些介绍史料文献的文章，此与江南图书馆馆长喜编书目的研究习惯甚有关系。江苏国学图书馆馆藏古代典籍甚丰，为使他人得知馆中藏籍内容，以及利用馆藏史籍做研究，柳氏承继缪荃孙编撰书目的精神，“惟是拘录职责，亦既有年，兢兢奉艺风师（缪荃孙）、横山征君（陈庆年）之绪，不敢失坠，赖诸子之勤，举凡要而布诸当世，使海内外学者，手是目而循之” ，遂刊印《江苏国学图书馆馆藏书目》《陶风楼藏名贤手札》，并撰文介绍馆藏有关明清年谱、中大国学图书馆发展史。柳氏又指导任馆员的南高史学部学生多利用馆藏文献进行研究，或补正前人所撰写书目的缺失。例如，范希曾以馆藏文献注《南献遗征笺》、补正《书目答问补证》，缪凤林撰《明人著与日本有关史籍提要四种》，向达撰《唐代刊书考》，王焕镳撰《曾南丰先生年谱》《本馆图书总目叙例》。以上著作均注意江苏国学图书馆藏书及书籍的版本问题，而郑鹤声更按馆中所藏典籍，撰成《中国文献学概要》及《中国史部目录学》，介绍国学的四部分类法，国人在文献审订、编纂、刻印方面的特色，并介绍史部的源流及发展。

因为江苏国学图书馆馆藏典籍甚丰，故此地又成为南高史学者的聚居地方，“龙蟠里一隅遂成为南京学术界之奥区，他书院莫之比也” 。为求使读者多阅读乡土文献，“本馆设立编辑部办理编辑书目卡片、年刊及整理档案集乡土艺文等项事宜” ，又因为南高史学者充当图书馆馆员，他们得以参与图书馆的文献整理及书目编刊工作，因此南高史学者除了治史地学，也多注意版本的整理、书目的编撰，并将书目作为治学的基本知识。所以江苏国学图书馆不独是“人才的‘摇篮’”，更是培养南高史学者的“文化摇篮”。

本节并非说南高学人的治史特色，就是顾炎武、顾祖禹、章学诚治史方法的翻版，而是以此说明二顾和章氏的治史方法，以及江苏国学图书馆的藏书特色，与南高史学者的治史方法和研究取向有着内在关联，这说明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并未与传统文化及治学特色相断绝，其中尤以南高史学者的治史方法，与传统学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既然南高史学部师生自觉继承传统文化及其治学方法，自然会对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文化言论加以批判。 fYsXu1LcdIM1LYS5nl3HOzfpQAjvYFHA5xrd0rBXxsBesIwNX9POzQjCH/CY6c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