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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美学者如刘伯明等人执教南高之前，南高已确立了其师范教育的办学精神，这种精神使南高史学者注意对历史教育、地理教育及道德教育的推动。古代没有设立师范学校，国子监负有培养地方上教职员及官员的责任，柳诒徵认为国子监“为养成守礼绩学之士之良法”，监生“为文化之中枢，亦礼教之钤辖”
，他们不独是知识丰硕的鸿儒，更是道德情操甚高、移风易俗及传播礼乐文化的国子博士。而南高史学部的学生，也继承柳氏这个说法，既把南高拓源至明代国子监，以为“今日吾校之校址，实明代国学之西北一部分，存亡续绝，犹有今日”
，又认为南高不独要上承国子监培养地方人才的责任，更要效法监生们“存”“续”已亡的礼教文化。同时，南高校长江谦（1914—1919年在任）也认为南高的办校方针是“注意于道德，实利军国民美感诸要目，以养成国民模范人格为目的”
，确立南高师生师范教育的治学宗旨。然而，南高的办学宗旨上承三江师范学堂，所以应先探讨两者的传承关系。
庚子国变（1900—1901）后，清政府推行新政，新教育应运而生，普及教育成为全国努力的目标。要推行普及教育，便要培训中小学堂教员，师范教育由是而兴。清政府先后设立南洋公学师范院、京师大学堂师范馆、通州师范学堂、直隶高等师范学堂及三江师范学堂，而南高就是在三江师范学堂的原址上建立的。
三江师范学堂成立于1902年，1905年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校名虽改，但学堂的办学宗旨是前后相承的，这个办学宗旨强调：
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平日谨守规则，不得沾染习气，以免误入岐（歧）途。务期养成完全师范为以本身作则，敷教训俗之本，庶无负朝廷兴学之至意。
因师范毕业生日后会成为地方人士的道德模范，设立师范学堂的目的，不独为东南一带培养教员，更要培育师范生的道德情操及修养，以求日后他们能去社会之败风弊俗，所以师范学堂十分重视道德敷教，特别注意师范生的节行、出游及容止。在学堂仪节上，也要礼奠孔子，在校规中明令学员不得“离经畔（叛）道，妄发狂言怪论”，更不准发表批判先圣孔子的言论。
学堂校监李瑞清（1867—1920）
也强调师范生负有传播道德教化的责任，李氏更认为师范学生应效法孔子，致力于推动道德教化的工作。他曾说，“师者，所以存亡强弱而致伯王之具也”，师范生不独要保存知识，更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传往后世，
君子贵在道德的承传与维护，“天之所贵者道也，天之所忌者道也，道存则我存，道亡则我亡。福我者我也，祸我者我也，我自祸福之，天安能祸福我耶”
。教员也如君子一样，以传承道德教化为己任，“如无教育，便无人，安有国？吾教育诸公，人人皆有此责，愿以此负之”
。即使国亡，教育者也应以振兴民族仁德教化为己任。为实现这理想，李氏在校内积极推行道德教育，学生的伦理科成绩也表现较佳，而伦理科所教者，不独孔孟圣言，学生更要注意实践操行。
从现时所存《两江师范学堂历史地理选科讲义录》中可见，师范学生除了要修读伦理、教育、法制、经济、外文、地质、体操各科，更要在历史及地理学门中，修读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日本维新史、国朝史、西洋史、本国地理、东洋地理、亚洲地理、欧洲地理、非洲地理、美洲地理、澳洲地理。这些课程的特别之处，是结合历史、地理二门为一科，而不同于其时的北京京师大学堂史学门、地理门分立二科。师范学堂这种结合史学、地学、教育学三方面知识的传授方法，为日后的南高文史地部所承袭。
1915年南高第一任校长江谦，在两江师范的原址上建立南高。
江谦
认为道德教育科为众科之首，师范教育本是敦品立教，不独以成就中小学教师为己任，更要树立地方上的道德典范，师范教育应求身体力行，以实践道德教化为要务。但有感于革命以后，江苏一地师资缺乏，师道失传，而高等师范学校为“全省教育根本，关系之为重要”，乃倡导地方教化的起点，故在两江师范的原址上兴办南高。
自此，南高以至日后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都在师范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欲达“寓师范教育于研究之中”的目的。
江谦确立德育为尚的办学宗旨，并以孔子为道德实践的代表，注意推动校园内的精神教育。他强调训育为办学的首要任务，以使全体师生“注意于道德，实利军国民美感诸要目，以养成国民模范人格为目的”，认为道德修善的重心是塑造国民的完善人格，而完善人格包括坚强的体魄、充实的精神，具备道德、学术、才识三方面的特色。师范学员为全民模范人格的代表，负有移风易俗的责任。
江谦更为南高树立道德教育的办学宗旨。其一，以“至诚”为校训。江谦说，“诚乃教育精神之根本，诚者自成”，“诚乃有信心，有信力。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国；有信力，乃知非实行教育无以救国。以信心为体，以信力为用，此本校（南高）教育之主旨”。而师范教育以“立诚”为开始，师范生修业其中，自然养成知行合一的道德品性，进而推动社会教化。
其二，撰写校歌。校歌为办学精神的写照，也是团结师生的工具，江谦以诚为训，以诚为本，他亲自撰写的校歌，首句便是“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足三兮，曰智、曰仁、曰勇”，“诚”涵智、仁、勇，“诚”是孕育德、智的根本，师生以“诚”立身，以“诚”修业，以“诚”健身，以“诚”待人，树立了师生间“自珍自重，互敬互重”的风气。歌词更以孔子为历代圣贤典范，明确南高上承孔子所传的道德教化的办学思想，“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巍北极兮，金城之中”
。因为道德教化的事业无穷无尽，以至“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而道德教化更成为南高办学性质的代表。
由此可见，在1919年五四事件前，南高已确立道德教化、尊孔、崇道德的办学宗旨，师生也为这种校风所感染。柳诒徵秉承江谦的办学宗旨而执教南高，他曾说：“与江易园先生（谦）相晤，江先生告我以‘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我为之极端倾倒。”
刘伯明执教南高时，也认为南高已培养出道德教化的学风，并以南高为理想大学，“人生之真谛，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南雍贤者，唯以育才是重”，“南高独宜秉持士林气节，保持朴茂之学风”。
南高教育推崇孔子、崇尚传统的道德节行，使得南高史学者反对新文化运动中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但在治学上，南高学者并不排斥西学，由是南高史学亦有兼集中西学术的特色。同时，南高学风尚道德教化，以儒家知行言论为本，对传统文化采取“谨慎”的态度，故有学人认为，“世人多称南高学风偏于保守，这是一种误解，与其称为保守，不如称为谨慎”
，“不走极端，一方面接受我国固有文化，一方面拼命吸收西洋文化”
，并不像北大学人那样发出疑古及反对传统文化的激烈言论。
南高教员尤喜以传播儒家道德为己任，故南高史学部的学生也喜以著述作为宣扬儒家道德的工具。江谦早认为师范教育“应该顾念先贤的使命及当年受国家优待的至意，忠心于教育，忠心于学术，而尽师范生应尽的责任”
。师范生移风易俗的责任，使学术研究成为移风易俗、道德教化的工具，由是南高史学工作者，多借编撰历史地理教科书，承担教化社会的责任，如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其学生缪凤林撰《中国通史纲要》及《中国通史要略》，并发表讨论历史教育的文章
，郑鹤声也编有《中国历史教学法》及《中国近世史》，张其昀著高中《本国地理》及《世界地理》等，这些都是大学及高中史地科的教科书；南高师生尤喜在《史地学报》上发表研究史地教育的文章，就此可见南高史学者积极推动及研究史地教育，此与南高师范教育的办学特色甚有关系
。
同时，师范教育的课程设计，使执教者在编写讲义时，多注意先教授基础的知识，及后才传授专门学科的知识，这种课程有利于学生把所学知识传至地方中小学。就史地学门的课程而言，三江师范学堂先后设立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西洋史、东洋史等科，务求使学生对中外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故柳氏于1908年执教两江师范，教授历史地理学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等科目时，
为使学生获得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便改译日本学者那珂通世（1851—1908）撰写的《支那通史》，而为《历代史略》，此书成为两江师范史学门的教科书。同时，这些上课的讲义，就是传授基础知识、简化专门学问的工具，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后，再进行研究。故柳氏在治史方法上，尤注意普及历史知识，而普及的途径莫如编写教科书。柳氏在编写教科书之前，便把上课的讲义，做进一步整理而成书，例如，他在执教南高时撰成的《东亚各国史》及《中国文化史》，就是整理上课讲义而成的历史科教科书。
日后，南高史学部的学生因读柳氏著述，及受师范教育结合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所影响，多注意把专科知识推广至民间；为达到此目的，他们也喜欢编著历史、地理科的教科书，以及讨论“通史式”的研究方向，此与北大学人喜“窄而深”的专题研究甚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