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良渚文化神徽为“大禹骑龟”说

本章提要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是一种神人与兽面结合的人兽复合母题纹饰。关于神徽的内涵，已有的观点纷繁多样，迄无定论。本章提出新说：神徽为“大禹骑龟”神话意象。大禹虽是载籍中夏人的治水英雄和夏文化的创立者，但因为良渚文化与夏文化有源流关系，大禹神话实际上是北迁的良渚人带到中原来的，良渚文化神徽上的大禹骑龟意象，是良渚人将他们的祖神、创世神大禹及其化身神龟，琢刻于各类玉器上的产物，以营造祖神无处不在、随时随地保佑他的子民的神秘氛围。

近年来，叶舒宪先生连续提出解读早期文明和文化的创新理论和方法，即大小传统论、N级编码论和四重证据法 ，笔者潜心研读，深受启发。今以良渚文化的神徽为例，利用这些理论和方法，解读作为一级编码的神徽图像，在四重证据（第一重证据是传世文献、第二重证据是出土文献、第三重证据是口传和非物质资料、第四重证据是实物和图像）的相互阐发和通观下，力争找出神徽图像的神话原型编码。

良渚文化神徽是指琢刻于该文化大量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 ，也被称为神像 等，本章统一简称为神徽。神徽的构型，既有完整的神人与兽面的复合型，也有独立的神人面纹、兽面纹等简化型，它们被广泛施刻于琮、钺、璜、梳背、锥形器、三叉形器、柱形器、带钩、半圆形器、钺冠饰、杖端饰、器柄、牌饰以及玉管等玉器的器表上 。

神徽的基本特征是神人脸面作倒梯形。重圈为眼、宽鼻、阔嘴。头上戴有羽冠。上肢形态为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叉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状 。在神人的胸腹部是以浅浮雕突出威严的兽面纹，重圈为眼，宽鼻、阔嘴、嘴中有獠牙。神人及兽的身上密布卷云纹（图3-1）。

关于神徽的内涵，讨论极多。总结起来，已形成共识的是该神徽乃神人与兽面的复合人兽母题，可看成是神人驾驭神兽的形象。但对神人和神兽的具体原型为何，则观点多样，迄未有定论。神人为谁的观点有伏羲 、天神 、天神太一（天极神） 、太阳神 、巫师 ^[1] 、神祖 、氏族首领 等等，关于神兽的原型，分歧更多，有猪 、龙 、虎 、牛 、鸟 、龟 、神兽 ^[2] 、图腾神 等等。这些多歧的观点，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我们认为诸多关于神人原型的观点，多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天神、天神太一、神祖，乃至伏羲、巫师、氏族首领等，他们之间有可通约性，并不特别矛盾。但遗憾的是，前人未能结合神人下方的神兽以得出一个可互为依存而自洽的观点来。关于神兽原型的讨论，笔者则仅赞同其原型为龟的观点。由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早期中外文化和神话的交流现象，笔者提出良渚文化神徽乃“大禹骑龟”的新说，就教于方家。

一、神徽之兽面乃龟形

先看神徽下部的兽面，说是兽面，并非完整具象的神兽形，仅夸张地突出了其重圈状的两只大眼、宽鼻、阔嘴、结实粗大的兽爪以及肢体上密布的卷云纹（或称回纹）。难怪学界对它的原型众说纷纭。但有两位学者阿城、徐峰，敏锐地认定它是龟形。阿城主要从形象上抓住兽面的大圆眼和爪，这都符合龟的眼和爪的特征（图3-2），而其他观点中的猪、牛等，既不是圆眼更不是爪而是蹄，阿城还从龟在上古就用于占卜、具灵性等特质，以及与洛书河图中的传说文献相结合，认为从这三重证据可证这兽面是龟 。徐峰除注意到兽眼、鼻、嘴与龟十分相似外，也关注到了兽爪，且很好地解释了龟爪本为五趾可神徽上兽爪却是三趾的问题 ，他还注意到了神人和兽面肢体上均有的“卷云纹”，认为也可称椭圆形“漩涡纹”，他发现这漩涡纹与龟背甲上的纹饰非常相似（图3-3），但其他被当作原型的兽类便不具此细节上的优势。除了外形上的可比性，徐峰还从两方面论证了兽面是龟面的可能性。一是他探讨了良渚玉琮的形制源头，认为龟本身是一个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模型，琮的外方内圆造型，正是仿自龟，这就从玉琮的形制和纹饰，即“形”和“神”两方面求得了一致性。二是他引用商周金文中的诸多人龟组合图案（图3-4），以后代的实例说明，良渚的神徽即便是神人御龟的造型，也并非造型史上的孤例。苏雪林将此图形文字释作“奎”，其同“魁”，指奎宿、魁星，而魁星“独占鳌头”的样子，当是这图案的具形，魁星是海神、水神，是西亚水神哀亚在中国的衍形 。

有了两位学者的多方论证，兽面为龟的证据已十分坚实，还可以作为新添证据的便是本章从原始宗教、神话角度对神徽上下两部分所做的通盘理解。那便是，考虑到本章的观点是神徽乃“大禹骑龟”形象，联想到大禹及其父鲧所具有的水神性，他们都曾化身为龟，而龟正是西亚神话中水神的本形之一，以及鲧、禹治水中神龟都曾给予帮助或担任使者的神话，若要认同神人为禹，其胯下不是龟反倒不好理解了。那么鲧、禹和龟到底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呢？

二、鲧、禹的天神性及其与龟之关系

今天的史学界，即便将鲧、禹看作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治水英雄，也不否认古代文献描述中的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神性，至少有两位学者，即顾颉刚和苏雪林，曾经力排众议，将鲧、禹送上了神坛。时间过去了几十年，随着考古材料的丰富、史学研究的进步，关于夏史的存在与否的争论，已不再像古史辨派那样激越，甚至有考古学者试图证明它的实在性 。笔者的基本看法，也认为夏朝当有，但对夏人及历代华夏族群奉为夏族始祖的鲧、禹，他们是人还是神，却不敢有肯定的意见。但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他们实有其人，但附上了后人追加上去的神性，要么他们纯然是神，被夏人奉为神祖，历经世变，这神祖演变成了人祖。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们身上的神性神迹都明显存在，且顾颉刚、童书业 和苏雪林 等都做过极好的归纳，现综合整理如下。

先说鲧。

（一）帝之元子。《墨子·尚贤》：“若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 元子即首子、长子。上帝的儿子，当然也是天神。

（二）窃帝息壤。《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归藏·开筮》：“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 能偷窃上帝之息壤，自然不是凡人所能及，能堙塞洪水的息壤，也绝不是凡物。

（三）堙塞洪水，汩陈五行。《尚书·洪范》：“箕子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 是说鲧用息壤堵塞洪水，把五行搞乱了。能堵塞洪水、搞乱五行者，也非天神莫属。

（四）命兽为患。《吕氏春秋·恃君》：“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彷徉于野，以患帝。” 说鲧能激怒比角为城、举尾为旌的猛兽作乱，这指挥者鲧也非神魔莫属。

（五）尸腹生子。《山海经·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 男性尸腹中能生子，也非凡人所能及。

（六）身化黄能或黄龙。《天问》：“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能，巫何活焉？” 《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 《左传·昭公七年》也有类似记载，“能”属龟鳖之类。此外也有说鲧化黄龙的，如《山海经》郭璞注引《归藏·开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也。”龙字繁体为“龍”，与“能”字易混，笔者也疑是“能”字误作为“龍”字。这化为龟鳖的本事，也只有神才有。

大禹也有化龟的本事，在此一并例举。《绎史》卷十二引《随巢子》：“禹娶涂山，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能）。”

（七）水神。《拾遗记》载：“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沉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须振鳞，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 这“河精”就是河神、水神之意。鲧的水神性当来自他吸收的西亚水神哀亚和阿伯苏的神格，以及化身为西亚水神本形——龟的神迹等 。而禹因是鲧子，同样继承了水神的神格 。鲧与哀亚、阿伯苏神格上的影响关系，见下节分析。

再说禹。

据苏雪林分析，禹的天神性之强，胜过其父鲧百倍。整理如下：

（一）布土定州。《山海经·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遂公盨铭》的首句也说“天命禹敷土”，等等。这是创世神话，说大禹在原始洪渊中布土造陆，然后分为九州 。这当然是天神的行为。前引《山海经》也提到鲧“布土”，看来鲧和禹都有造地创世的神话。

（二）奠山导水。《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 《诗经·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 《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奠”“甸”义同，排列分布的意思。山、水都是禹所安排设置，岂是人力所能为？

（三）制定朝夜。《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禹以为朝昼昏夜。” 日出日落、朝昼昏夜，是大禹制定的。

（四）测量大地四极。《淮南子·地形训》：“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大禹派人测量大地四极，这等气派和神功，也非人力所能为。

（五）为山川神主。《尚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意思是做名山大川的神主。《史记·夏本纪》：“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经刘起釪研究，认为这句是司马迁依《尚书·吕刑》所载，上帝派三个天神伯益、大禹和后稷下来“恤功于民”，其中的“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

（六）为社神。《淮南子·泛论训》：“禹劳天下，死而为社。后稷作稼穑，死而为稷。……此鬼神之所以立。” 《三辅黄图》：“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其后又立官社，配以夏禹。”

（七）攻戮神话人物。《国语·鲁语下》：“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骨节专车”是说一节骨有一辆车那么长，这恐怕只有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人族可比。禹的神话传说中，还有杀九首蛇身的相柳、攻伐触倒不周山的共工、锁神猴巫支祁等等。大禹能致神戮神，他自然也是神。

通过以上的梳理，鲧禹的天神性无可置疑。无论他们是一开始纯然为天神后来附加了人事因子，即神话的历史化，还是起初为人王，后来附着了神性神迹，即历史的神话化，都脱不掉他们身上弥漫着的神功和神迹。

这两位大神跟龟（其实也是神龟）都有密切的关系。下面试作分析。

首先是鲧、禹化龟，上文已揭示。所以田昌五曾说：“鲧亦作鱼玄，拆开来就是玄鱼，是龟、鳖、鼋之类的东西。” 王小盾也说：“鲧在古人的看法中是玄鱼、玄龟或玄龟之神。” 其次，《天问》中有“鸱龟曳衔，鲧何听焉？”一问，苏雪林解作鸱和龟在教鲧填土造地的方法。龟在这里成了鲧治水造陆的帮手。此外，苏雪林引《庄子·大宗师》中郭象注引崔譔的说法：“北海之神，名曰禺疆，灵龟为之使。” 并考证出这禺疆也即颛顼或鲧，皆水神。在这里，灵龟成了水神鲧的使者。最后我们来看大禹与龟的其他记载。《拾遗记》卷二：“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 这里的神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重要帮手。句中“河精”就是河神、水神，玄龟同时是水神的使者。又同书：“舜命禹疏川奠岳，济巨海则鼋鼍而为梁，逾翠岑则神龙而为驭。” “鼋鼍”是龟鳖类，它们同样是大禹治水的帮手。《洛阳记》：“禹时有神龟于洛水，负文列于背，以授禹文，即治水文也。” 《太平广记》卷二二六“水饰图经”条引《大业拾遗记》云：“有神龟负八卦出河，进于伏牺、禹治水。” 《河洛精蕴》：“汉孔安国云：‘《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这三则文献均记神龟负书（八卦）以助禹治水，应是有相同来源的神话传说。

总结以上所梳理的鲧、禹与龟之关系，有三种：一是神龟是鲧、禹的化身；二是神龟是鲧、禹的助手；三是神龟是鲧、禹的使者。无论哪一种，都显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

三、良渚文化与夏文化之关系及越地的大禹传说

良渚文化神徽处在一个无文字的大传统社会，故无法自证其与鲧禹有什么关系，而后代的文献将鲧、禹记载为夏朝夏文化的开创者。那么，要想证明良渚文化神徽是大禹或伯鲧骑龟，至少得证明良渚文化与后来的夏文化有文化交流或承续关系。

这方面的证据，已被董楚平、陈剩勇、黄懿陆、吕琪昌等数位学者从考古实物和文献两个方面深入地讨论过，此外在良渚文化分布区还有传承至今的大禹神话、传说和仪式。我们只需要好好总结这几方面的成果就行了。

董楚平从考古实物和文献两方面分析了良渚文化对中原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他指出，当太湖地区玉器文化基本消失的时候，在山西的陶寺文化、甘肃的齐家文化和河南的龙山文化中，实然出现了本地区前所未有的玉琮、玉钺、玉璧，以及代表太湖地区其他传统文化的物件。他认为陶寺文化中的玉（石）琮、钺，破土器，石犁，漆器，等等，源头都在良渚文化。他还指出河南龙山文化中的有段石锛、扁平穿孔石斧、凿井术等，当自太湖地区传入。齐家文化中的璧、琮、穿孔石斧（钺）等，在黄河上游找不到祖型，源头当也是良渚，并经中原传入。在二里头文化中，董楚平找出了更多的良渚文化因素，例如鼎、贯耳壶、瓦形足三足盘、玉礼器、印纹陶，还有鼎、豆、壶的礼器组合，等等。此外，董还利用十一处文献证据，证明夏王朝上层有东南方的苗蛮血统。至于良渚文化影响夏文化的路径问题，他提出江淮的薛家岗文化是中介，所以良渚文化是通过江淮地区传播到中原的 。

陈剩勇以一本专著回答了良渚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他的基本观点是：夏族的发祥地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分布区，夏朝崛起于东南地区，良渚文化末期（也称夏禹宇宙期）的海侵事件 ，导致夏人主体特别是社会上层北迁和南徙，其北迁者进入中原，创造了中原夏文化。夏禹宇宙期海侵的考古学证据，则是在诸多良渚文化遗址之上，普遍发现了海侵痕迹——淤泥、泥炭和沼铁层 ，有学者更是列举了被淹没于湖泊、泥沼或被淤泥、泥炭覆盖的良渚文化聚落多处 。中原的鲧、禹治水传说，当是以良渚文化末期海侵事件为历史素地的神话表达。关于夏人北迁的证据，陈剩勇列举了10种，笔者认同其中的9种，分别是夏执玄钺与东南史前文化中的石钺，二里头青铜鼎与源自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的陶鼎，夏后氏之璜与良渚文化玉璜，夏后氏玄圭与东南史前文化玉石刀、圭形器，夏社与良渚文化祭坛，夏后氏堲周与良渚文化红烧土块堆置墓穴周围的葬俗，起源于夏、流行于三代的鼎、豆、壶随葬礼器组合与良渚文化中的同类器，瓦形足三足簋、鸭形壶在二里头文化和良渚文化中互见，夏代礼器尚黑与良渚文化黑陶，等等。陈著中列举的这9种夏文化因素，均可在良渚文化中找到源头，揭示了二者密切的源流关系。

笔者基本认同陈剩勇关于良渚文化与夏文化关系的观点，略有差异的仅是认识的角度和程度。例如，笔者以为，夏文化仍创始于中原嵩洛地区，不渊源于东南的良渚文化，后者只是构成夏文化特别是夏文化上层的重要文化质素。也即，良渚社会上层在海侵事件中被迫外迁，他们中的重要一支迁到嵩洛地区后，与当地的中原龙山文化、西来的齐家文化相遇，形成了全新的夏文化；并且将形成于东南的鲧、禹治水英雄传说带到中原，演变成中原的治水传说。

黄懿陆通过对《山海经》的解读，认为《山海经图》中记录了良渚先民因洪水而北迁中原的史事 。特别是《山海经·西山经》中的《西次三经》，讲述了“良渚先越之民长途跋涉，历尽千山万水之后，终于到达黄河南岸，从而攻占其地在中原建都之前的故事” 。这种通过对传世文献的全新解读而得出的新认识值得关注。

吕琪昌另辟蹊径，通过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礼器——封顶盉、爵、觚的起源和传播路线，得出夏王朝主体渊源于良渚文化的结论 。具体来说，他发现夏文化封顶盉源于太湖地区的陶鬶，青铜爵则是环太湖地区小型陶鬶的“后裔”，青铜觚则源自良渚文化的漆觚。远古礼器的象征意义至深且大，在“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时代，这源自良渚文化的夏文化三大礼器，只有认同使用它们的两大族群有共同的文化根基才能说得通。

以上四位学者的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即夏文化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代表夏族上层社会精神文化的礼器、礼制，多来源于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由此他们推断因良渚文化末期海侵事件的发生，良渚人群的重要一支北迁到中原创造了夏文化，良渚文化与夏文化是源与流的关系。那么，作为良渚文化神徽“伯鲧御龟”或“大禹骑龟”的主要形象的鲧或禹，随着良渚人的北迁而传播到中原并成为夏人的始祖，以及鲧禹治水神话和传说形成，就顺理成章而不足为奇了。

海侵过后的太湖流域，后来形成了吴越文化。越人自称是禹后，在越文化分布区，流传着大量的大禹传说和故事，遗留下大量崇禹祭禹的遗迹遗物。传说故事有“禹禅会稽”“禹会会稽”“禹娶涂山”“禹葬会稽”“禹疏了溪”“会稽鸟耘”等 ，文物古迹有涂山、涂山禹庙、石船石帆、铁履铁屐、禹宗庙、大禹陵、禹庙、禹祠、禹珪璋璧佩、禹剑、岣嵝碑、大禹寺、菲饮泉、禹井、宛委山、禹穴、禹会乡等 ，保留至今的仪式活动则有“祭禹” 。这种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足以说明大禹与越文化、越地的密切关系。至于奉鲧、禹为祖神并镂刻其形象于玉器上的良渚人，不是因海侵事件而外迁了么？为何事隔1000余年后，在越地重又出现大禹崇拜了呢？我的理解是，虽然良渚族群的上层及大部分族群确已北迁南徙，但仍有少部分蛰居于高处未曾浸于水下的良渚聚落，生存于此的少部分良渚人与后来迁入的马桥人融合，并继续演变出越文化，正是这少部分良渚人将大禹崇拜保留了下来。此外，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北迁中原的良渚人后代的部分回迁，他们同样可以将大禹崇拜带回故地。《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中追述越王世系，正是持后一种观点 。且这两种情况也不矛盾和排斥，可以共存。

四、西亚创世神话与鲧、禹之关系及良渚文化中的外来文化

西亚创世神话体现在近东开辟史诗中，史诗虽言及多位创造主，我们这里仅介绍与鲧、禹有影响关系的两位，即水星神（水神）哀亚和木星神马杜克。

前文已详述西亚创世神话人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中国的符合者鲧、禹是如何与之相符合的。

经顾颉刚、苏雪林等的研究，鲧、共工均是中国的水神，大禹也深具水神性。鲧和共工分别对应于西亚甘水神哀亚和咸水神阿伯苏，大禹则对应于木星神马杜克。但鲧和共工也经常相混，经研究，鲧和共工实际上是一神，有他们俩大量雷同的神格和神迹为证 。且即便从表面上看，“共工”不过是“鲧”音的缓读，“鲧”则是“共工”的急音。 苏雪林则认为，“鲧”和“共工”，都是原始女怪之名“Kudarru”的音译 。这种相混，当是西亚水神本是一神而后一分为二的结果。鲧和共工的二分，应是西亚水神哀亚和阿伯苏在不同情况下流传进来的结果。而且，鲧的神格中有善恶参半的现象，也是西亚原始深渊有善有恶，分而为善恶二神的缘故。

中国神话中的鲧腹生禹，简直就是阿伯苏腹中诞出马杜克的翻版，阿伯苏或哀亚与马杜克、鲧与禹，均是父子关系，两相对应，纹丝不差。而鲧被杀于羽山三年不腐，经巫者法术而复活并化为黄能入羽渊。这里的巫者、复活二节正可对应于哀亚为大巫，有起死回生法力的故事。伯鲧为帝之元子，跟哀亚为天帝阿努之子也画上了等号。

还有鲧、禹化龟神话，跟鲧的对应者哀亚或阿伯苏有龟形化身有关。鲧、禹都有的布土造地神话，也跟其对应者哀亚、马杜克父子在西亚神话中的创造主地位相一致。

阿伯苏在神魔大战中败北，身被戳。这就是伯鲧虽布土造地、息土填洪但仍然落得被殛于羽山的命运之前因。而其子伯禹做的是同样的布土造地、奠山导水的工作，却能被封赏拥戴，这也是由于其前身西亚创世大神马杜克所拥有的崇高地位对大禹的影响。

大禹虽吸收了西亚群神领袖木星神马杜克的诸多神迹神功，可也具备许多水神的神性。这是因为，大禹也继承了其父伯鲧及其西亚原型哀亚、阿伯苏的水神性。因此西亚父子神哀亚、马杜克的神性集于大禹一身。

上文讨论了鲧、禹的诸多神格，二者可与西亚创世父子大神哀亚、马杜克相对应，鉴于西亚创世神话的久远，当是后者影响到了前者。那么问题来了，在距今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期，就受到了域外文化包括神话的影响了吗？或者说，在良渚文化中，有受到域外文化影响的其他先例吗？我们的答案是：有。下面以良渚文化玉器上的昆仑形象为例说明。

笔者曾归纳过良渚文化13例玉器上的刻符（图3-5） ，认为它们是对昆仑山形象的刻画，可这昆仑形象和昆仑神话，并非古代中国的“土产”，而是世界昆仑神话的东方一支而已。世界昆仑神话的源头在西亚两河流域，在西亚神话中，有一世界大山，名Khursag Kurkura，为诸神聚居之处，其后，西亚又有一种人工的多层庙塔，称Ziggurat或Zikkurat，是对前者的模拟。“昆仑”二字，当是外来词，苏雪林认为它译自Kurkura，意为“大山、高山” ，凌纯声和杨希枚则认为它译自Zikkurat之第二、三音节，义为“崇高” ，林梅村另辟蹊径，认为它译自吐火罗语kilyom，义为“圣天”，汉代以后也译为“祁连” 。其实这三说并不矛盾，且能互补，在昆仑神话中，昆仑山正是崇高、神圣且上通于天的大山。

中国的昆仑山，一如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印度的苏迷卢山（须弥山），是西亚Khursag Kurkura的翻版 ，因此它首先是一座存在于昆仑神话中的神山。但信奉昆仑神话的族群，也会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指定一处高山，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昆仑山。古代中国境内被指定为昆仑山的名山总计有十多处 。《山海经》《淮南子》等典籍中所记载的“昆仑丘”和“昆仑虚”，则属仿自昆仑山的人工多层建筑，或者说它仿自西亚的多层庙塔Ziggurat。

信奉昆仑神话的族群，除了会指定一处高山作为现实版的昆仑山（例如大汶口文化族群之于泰山，良渚文化族群之于瑶山，越人之于会稽山等），也会在一些相关礼器上刻画昆仑山的象征形象，以强化这些礼器的祭祀功能。这样的昆仑形象刻符，除了良渚文化中有，笔者也在大汶口文化陶尊上找到了类似的形象 。可见，在新石器时代的东亚沿海，受到域外文化影响很正常，我们完全不必怀疑早期人类的远距离迁徙和文化传播能力。

因此，既然源自西亚的昆仑神话可以传到良渚文化地区，那同样源自西亚的创世神话和哀亚乘龟或马杜克乘混沌孽龙神话（图3-6），也可以传到良渚文化中。其中，鲧、禹神话吸纳的是西亚创世神话，而良渚文化神徽，则形象地反映了大禹或伯鲧骑龟的神话意蕴。

五、玉礼器上刻“大禹骑龟”神徽之功能

“大禹骑龟”神徽始见于良渚文化中期，是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纹饰。关于它的内涵，蒋卫东总结道，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良渚文化玉器上最为重要且地位最高的纹饰，有着沟通天地人神的象征性功能，是良渚文化神崇拜的灵魂所在 。这与刘斌认为的神徽是“氏族首领（祖先崇拜）和图腾神（图腾崇拜）结合的造神反映” 等都大致不差，差只差在未进一步说破这神崇拜的灵魂是谁，这氏族首领和图腾神又是谁。我的回答则是，这神崇拜的灵魂、氏族首领和图腾神是大禹和他的坐骑（也是化身、助手和使者）神龟。

明确了这神徽的具体形象内容，还是要回答一下良渚人为什么要在玉礼器上镂刻他们的祖神和神龟？

我的理解是，良渚文化中期，良渚人吸收了外来的哀亚和马杜克创世神话，并且将创世神的神格融入本民族的祖神身上，形成父子始祖神鲧、禹神话，他们将始祖神大禹和他的化身龟镌刻在各式玉器上，构成“大禹骑龟”神徽，以达到强化玉礼器作为沟通天地神人的功能的目的。除了重要的玉琮上琢刻的是完整的大禹骑龟形象，良渚人也在其他诸多玉器上施刻只保留神人大禹或只有神龟的简化形象，以营造祖神无处不在、随时随地保佑他的子民的神秘氛围。

那么这域外的创世神话，是如何传播到良渚文化区的呢？鉴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与良渚文化的广泛交流，以及大汶口文化所在的齐地流传久远的“八神将”和“八主祠”神话，经苏雪林考证，此类神话完全是西亚七星神话的翻版。八主神话中的天主，其对应的西亚主神正是水神哀亚 ，还包括山东的泰山神话（也即昆仑神话）和三皇五帝神话中的外来文化因素等等 。笔者由此推断，良渚文化的创世神话，受到的是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鲧禹神话当与八主神话有共同的来源。

还需一议的是这神徽中的神人，到底是鲧还是禹？笔者虽在文题上标明是“大禹骑龟”，但文中也出现过“伯鲧御龟”和“大禹骑龟”互见的情况。这是因为笔者也吃不准这神人到底鲧还是禹，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原因是作为鲧禹原型的哀亚和马杜克，以及鲧、禹本身，都是创世神，又都有水神性，都有转化为水神的本形——龟的神话，我们虽然可以确定良渚文化神徽镌刻的是创世水神与他的本形龟转化而来的坐骑之间的骑乘形象，但确定不了良渚人当时崇奉的主神到底是鲧还是禹。但鉴于后来越地祭祀和供奉的是大禹，夏人也是奉大禹为始祖和夏朝的创立者，再加上西亚也有大禹的符合者马杜克乘混沌孽龙的故事和图像，因此我们倾向将神徽命名为“大禹骑龟”。

水神与他的本形龟构成骑乘关系，已成为古代神话中的经典意象。古代中国还曾见过禺疆使龟、魁星独占鳌头（鳌即大龟）、真武大帝乘龟、台湾王爷（水神）爱兽为龟等记载或图像，域外的类同神话则有哀亚乘龟、马杜克骑混沌孽龙（龟形）、印度偏入天（水神）乘龟等等。它们显然有着共同的神话源头。

魁星点斗和独占鳌头作为民俗熟语和吉祥图案（图3-7），在传统中国特别是科举时代流传得极为广泛，我们若将该图案作些解析，便可发现它与良渚神徽异时而同构，有着若隐若现的同源关系。

在常见的图像中，魁星为一人形，右手持笔，有的身旁还有一墨斗和数星相连，魁同奎，也同夔、馗等，是二十八宿中主文运、文章的奎星神，他单足踩在一巨鳌（鳌即大海龟或鳖）身上，另一足向后跷起，“独占鳌头”一语便因此而来，这也让我们想到了“夔一足”的古语。持笔的魁星被历代科举士子膜拜，体现了他的智慧神格，这完全同于伏羲、鲧、禹一系的被传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各种发明创造的智慧神神格。因此，从大传统社会的良渚神徽，到小传统社会的商周铜器铭文上的人龟组合图案，再到更为普及的魁星点斗和独占鳌头民俗图像，它们都是在鲧禹神话原型的基础上的重新编码和“置换变形” ，但万变又不离其宗，其人龟组合的基本架构一直未变。这是N级编码理论的极生动案例。

六、结论

良渚文化神徽是“大禹骑龟”神话意象。神徽的下半部分是兽面纹，虽只夸张地刻画了神兽的眼、鼻、口和带爪的前肢及肢体上的“漩涡纹”，但我们通过这局部的外形即可判定它是龟。再加上文献记载中龟具灵性、用于占卜，良渚玉琮的形制仿自龟。以及商周金文中的诸多人龟组合图案等旁证，可确信这神人兽面纹中的兽面是龟形。

鲧、禹虽处在中国历史中的传说时代，但多有将其当作历史人物的情况，即便如此，我们也无可否认他们身上具有天神性，这到底是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现在还难有结论。在鲧、禹的神迹中，他们都是布土定州的创世大神，深具水神性，都有转化为龟的经历，神龟在他们的治水造陆神话中都充当助手和使者。可见天神鲧、禹与神龟有密切的关系。

大禹在史籍中被记载为中原的治水英雄、夏文化和夏朝的创立者，似乎与良渚文化搭不上关系。但经过考古学和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良渚文化与夏文化是源和流的关系，在良渚文化末期，因遭遇夏禹宇宙期海侵事件，良渚文化族群大部北迁南徙，北迁的一支到达中原，与当地龙山文化以及西来的齐家文化族群相遇，形成了以良渚人为社会上层主体的夏文化。他们除带给了中原地区礼器和礼制文化外，还将祖神鲧、禹以及治水神话带到了中原，并以大禹作为全体夏人的始祖和夏朝创立者。在后来的越文化中，也有“越为禹后”一说。越文化分布区形成了众多的大禹传说、大禹遗迹和遗物，以及流传至今的“祭禹”仪式活动。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大禹与越地的密切关系。

其实天神鲧、禹，有诸多神格与西亚创世神话英雄哀亚及其子马杜克相符合，这是后者影响前者的结果。域外神话进入良渚文化区，鲧、禹神话并非孤例。在良渚文化玉器刻符中，有若干昆仑形象，它们与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昆仑形象刻符一样，都是受到西亚昆仑神话影响的结果。而良渚外来文化，当是受到更早期就深染外来文化的大汶口文化的影响。

自良渚文化中期以来，良渚人自大汶口文化吸收引进域外的哀亚和马杜克创世神话，将创世神的神格融入本民族的祖神鲧、禹身上，形成父子始祖神鲧、禹神话，并将大禹和他的化身龟琢刻在各式玉器上，构成“大禹骑龟”神徽，以达到强化玉礼器作为沟通天地神人功能的目的。除了在重要的玉琮上刻的是完整的大禹骑龟形象外，在其他诸多玉器上也施刻只保留神人大禹或只有神龟的简化形象，以营造祖神无处不在、随时随地保佑他的子民的神秘氛围。

[1] 张光直：《濮阳三 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23页。

[2] 张光直：《濮阳三 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23页。 RwBjvLWEouTl8nXkLofznHZ7BX3EJztEC3+ziwuOx5yhjq470MLNlyMOysmS3+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