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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做了短暂停留——这是我第一次到访东方的商业中心，之后我登上了一艘开往九江的内河汽轮。无论我被派往哪里，理由都是“总署紧急需要”——这是总税务司掩盖其正式任命的委婉语。
时为1878年12月。那时还没有芜湖口岸，所以沿途唯一的口岸是镇江。长江下游并不特别美丽，人们对于狼山交道口（Lang Shan crossing）的风景不会感到很兴奋。但在庐山高处的乡村，“每一处景色都让人愉悦”。九江城刚好坐落于庐山脚下，拥有山川、河流和平原的全景视野。我注定只会在那里待大概八个月的时间，但对我来说，其间却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汕头时，我升了三次职，这是一个最好的“记录”，因为总署成立之初创设的普通员工提职制度已经停顿很久了。我的新上司是一个美国人——才能出众却太喜好权力。后一个品行最终毁了他。他自己还很年轻，级别仅是“助理税务司”，但他很少体恤他的职员，也从未得到他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一个理念是自我肯定，为此他敌视下属，并极力贬低他们。不管怎样，这都是一种讨人厌的德性，但在有着像鹭宾·赫德这样即使可能会忽略一份好报告，也“从不忘记一份坏报告”的上司的海关里，这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我是第一个受害者，因为我是高级帮办，离这位上司最近。海关内比我年轻的人开始得到更多重用，直到多年之后这位“暗箭伤人的伪君子”才现形。当时，当地税务司每六个月就会向北京发送《关于职员的秘密报告》，对于很多年轻人正处在萌芽期的声誉而言，这是一种可怕的毁灭方式。当然，鹭宾·赫德只会在他愿意的情况下，依据这样的报告采取行动。
然而，还是有一些补偿。我的同餐伙伴——一位出身高贵的可爱的法国人——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朋友。我们一起在马背上勘测过那座城市及其周边环境。在众多的独特风景中，我们尤其喜欢瓷器店和练兵场，旧时“勇士”在如画的风景中练习“骑兵”和“步兵”箭术。周六至周一到庐山上不太远的海关别墅远足，是一个重要的消遣。秀丽的风景，凉爽的夜晚，清澈见底的天然浴池，是那些快乐日子里显著的亮点。夏季的夜晚，在九江江岸的等待是一个可怕的体验。整个社区的人——俱乐部里有十四人左右——气喘吁吁地躺在网球草坪的长椅上，等待来自上海的“上水轮船”抵达，以获得它给我们带来的邮件与食品。当引擎微弱的轰鸣声第一次沿着九江河岸远远地传来时，我们即刻恢复了对外部世界的敏感。而在等待期间，外部世界离我们似乎非常遥远。来九江的旅行者并不多，而我还记得一个可爱的人，一个服务于切尔西的维奇
（Veitch of Chelsea）的植物收藏家。在到庐山的一次旅程中我与他同行。这是一个“有眼无珠”的事例，而我则是那个不朽故事中的无珠的主角。没有一片草叶或草本植物可以逃脱我同伴鹰眼的扫视。他的专业是蕨类植物，他发现了很多稀有种类（其中有一种是以前没有发现过的）。此外，他还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同伴。当他坐轮船离开时，我脑子里竟一片空白。为什么英国的男孩没有接受过认识和热爱自然的训练？在哈利伯瑞中学，我们的植物知识少得可怜，只限于周日在扣子眼中展示来自赫特福德希思（Hertford Heath）的“茶香月季”！
1879年的夏季因长江的洪水留下了印记。水位超过了九江河岸，不久我们不得不在跳板上或在舢板上进行视察。不过这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整个平原被淹数英尺深，从而为帆船和划艇提供了一个宽阔的安全水域。驾驶着从泰晤士河边进口的平底船在河滩上满帆疾驰，或者在被洪水淹没的荒地上亲驾独木舟，都是很美妙的。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太阳从岩顶逐渐隐入波状山麓小丘的深色树叶时庐山的光影。
1879年9月底的一个大好日子，“总署急务”再次使得我必须调职。这次去芝罘，位于上海以北大约五百英里的滨海口岸。总体来说，我不觉得遗憾。九江本身很有趣，而我对中国瓷器——来自附近著名的景德镇——的喜爱可以追溯到我在九江主要大街商店里的采购。在这些店里，我也顺带着学了不少中文口语。这是因为，人们一定不会走进去就说——“嗨，我要那个”，接着立即按卖方开出的价格付钱，然后快速离开。噢，亲爱的，不是那样！在文雅的中国式讨价还价中，我们不会那样做。我们会闲逛着进入商店，向柜台后的人打招呼，然后聊天。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后面柜台里的那个小花瓶的价格除外。而那个东西，他明白我们也明白，就是“我们最终要买”的物件。
几天以后，我们再次装作顺路的样子进入商店，这次我们讨论“贡瓷”、官窑及其种种优点。我们还主动提供自己的信息。我们是多么拮据啊，但我们又是多么喜欢他的瓷器啊。一会儿之后，我们给出了我们的“第一次”报价。他以一种惊讶的不悦拒绝了，并喃喃自语，好像是很小声的“Pu kou pen”（不够本），意思是说，我们因不懂行情而给出的少得可怜的金额将无法补偿他收购它时所必需的成本。他对我们的贫穷更多的是感到遗憾——但他自己也是如此——不过他最后也有了松动的迹象。我们就此打住，假装认为店主降价太“shao-pu-mai”（少不买），也就是拒绝了他想要继续取悦我们的意图，径自走出去，愁眉不展地缓缓回家。第二天，我们才真心实意地谈生意，花瓶就归我们了——尽管毫无疑问是以一个中国顾客可能觉得大吃一惊的价格成交的。
不过，想想我们学到的中文“口语”和当地礼仪！我们从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中的词语开始，但不久就超出了那本优秀而乏味的教科书的范围。当时这本书还是硬纸板装订的版本，希利尔（Hillier）出版社还未赋予它生命与灵魂。
19世纪70年代晚期的九江仍然是一个茶港，每年都有外国品茶者造访。其中有个人叫立德（Archibald Little）——那时在长江上游他还不太有名。他在生意方面从来都不是很成功，但在宜昌完成了一件费力的工作，从而“发现了自我”。他注意到，只要汽船安装了合适的发动机并构造良好，就能越过上游河段的“湍流”。“对他的赞美来自高贵的竖琴而不仅仅是我。”但我们可以感谢上帝，让他从做一个“买卖人”转向从事探险和写作这样的高层次职业。他死在各种人都可以得到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K. B. E.）的时代之前，但人们对英国政府没有对他表示认可感到惊讶，而这是他的命运。他的妻子也非常无私地支持他，而且在反缠足运动中对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也许，与另一位伟大的探险家一样，“他的功绩太伟大，以至于不能被承认”。我很纳闷！但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的工作成果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韦德（H. T. Wade）是当之无愧的上海板球运动之父，当时也是九江的一名茶商。就对世界的整体看法而言，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当茶叶提价半个便士，他却像任何乐观主义者一样满怀希望。在整个夏天的晚上，他通常会抱怨生活，尤其是茶叶。而第二天早上，他仍然相当肯定他碰巧遇到了上等“品牌”。
九江小圈子中另一位非常友好的成员是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一个健壮的苏格兰人，后来在上海成了非常成功的“大班”。帕特里克·麦格雷戈·格兰特（Patrick McGregor Grant）——安德森公司（Anderson & Co.）的茶商——作为上海之外的“大帅哥”，也给了我们必要的氛围。他的领带与从商店购买的衣服总是最时髦的。总之，与他们在俱乐部的“台球桌”上来一局，也并非一场无趣的赛局。
调职转任途中沿江而下的旅行需要再一次造访上海——那个“罪恶的渊薮”，有人曾经这样称呼它。“给狗安一个坏名声”
。在这种情况下，坏名声是继续留下来了，但上海挺了过来。洋泾浜（Yang King Pang）早就被修葺一新，两边建起了豪华的房屋，让人肃然起敬，但在那时却并非这样。“德文郡酒店”（Devonshire House）——最古老职业之总部，依然是一个公共机构。当地人光顾得并不多，但对于刚结束航行的海员来说，它总是很有吸引力。当提及它时，很多老船长都默默地咧嘴而笑，但那个故事自然属于“不对女士讲的”三十九个故事的那种性质。然而，这里有一个可以公开的故事。一个夏日午后，法兰西火轮公司的一个知名代理人来到河边，看到一个法国水手的岸上“休假”显然过得不怎么样，很明显他在寻找着某种东西。那位水手蹒跚地走向他，在回答他善意的询问时，把健壮的手掌搭在他的肩上，央求着说：“先生，先生，您能告诉我妓——院——在哪里吗？”
那位代理人有些惊讶且不高兴地转过身去，但水手毫不害羞地继续央求道：“对不起，对不起，先生，”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您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在船上待了三个月，没有……”他的央求并非徒劳。回应是耸肩外加一个歉意的微笑。“这确实不是我的义务，但是，”朝着那个受期望的地方点一下头，“如果您从那儿走的话……”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法国人体面地摆脱困境的方法。
经过四十八小时相当艰难的海上旅程，我们在芝罘上岸——这个地方有时被称为中国的布莱顿。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可能对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市镇一无所知。芝罘面向西边，只有天主教徒一直有意把他们的建筑朝向南面。我记得法国老神父的格言——“房屋朝南，其他方向都不行！”——当我像现在这样坐在太平洋对岸的加利福尼亚时，时常想起这句话。在这里我们也面向西边，海边的住宅以及游泳的人因而遭受不便。
正是1880年在芝罘，我遇到了中国的戈登
。他刚刚到天津拜访了李鸿章，正在返家的途中。芝罘的税务司是他在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个老朋友，戈登在他那里小住了几天，等待轮船。某个晚上，我们大家在宴会上相遇，在一起坐了很长时间，然后听这位拥有如此多传奇历险的英雄最精彩的独白。他大谈阿比西尼亚的约翰国王（King John），以及在这位国王手中九死一生的经历。一则关于李（鸿章）的评论也留存于我的记忆之中。他用一种奇怪的、梦幻的、怀旧的声音说：“与我第一次见他相比，现在的李变化非常大。过去，如果他不依从我，我就会拿走他船上的桅杆，直到他屈服。但是，”他继续说道，听起来有点遗憾的样子，“现在你不能对李那样做了。”在接下来我自己与这位伟大的总督的接触中，这个评论时常出现在我脑海里。事实上，在李职业生涯的任何阶段，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行动上，很少有人愿意与他针锋相对。尽管有过龃龉，戈登显然仍对这位老人有好感，并钦佩其毋庸置疑的勇气。他向我们透露了他最近见到李时给李的忠告。“吃人的怪物”就是俄国。戈登有关中国军队如何最有效地在陆上抵御敌人的观点尽人皆知，但他（给李）的有关应对海上攻击的忠告，据我所知，尚未被记录在案。该忠告极具个性，而且还有点冷幽默。“我告诉李，在大沽除掉敌人舰队的最好办法是雇用一个美国人在夜里坐划艇出海，在每艘船下放置一桶火药。”——他顺便还说：“明天我就能找到半打的人做这项工作！”——“你应该和他们签订合同，”也就是这些假设的美国佬，“把敌人的舰队送入海底，而他们确实会做得令人满意。”
这确实是一条简洁而有效的解决之道！李并未采纳，他也不愿意采纳戈登更为激进的建议：作为中国唯一真正起作用的军事力量的头领，他应该率领一支军队进入北京，接管最高权力。据说李回答说：“好是很好，但你知道，我从没有背叛过朝廷，”他又补充说，“而且，这不会成功，而我也会搞得脑袋搬家的。”
当戈登用谈论约翰国王时的那种梦幻声音描述这一幕时，这一场景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那天晚上，在税务司家里的客人中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美国海军军官。我们向山丘下的码头走去，他几乎流着泪说：“庆，戈登是我敬重的英雄之一，可你是否注意到……？”我当然注意到了，但由于戈登也是我敬重的英雄之一，我们认为，我们俩都弄错了。第二天上午，戈登下了楼，进入办公室，有一封信被递交给了他。他看了看，然后递给了我。我瞥了一眼，看见了熟悉的总税务司信纸、浅黄色方块信封等，以及他的明确无误的笔迹。戈登向我要了一个信封，缓慢地把这未开封的信放进去，封好了口，写好姓名和地址，寄给总税务司。看到我惊愕的样子，他说：“我总是这样处理鹭宾的信，原封不动地寄回。鹭宾是有点厚颜无耻的。”那时，他的行为于我而言，是相当令人费解的。但根据后来的了解，我觉得他毫无疑问非常憎恨总税务司的第一封电报。在那封电报中，主要是询问在什么条件下，戈登才愿意返回中国。他的回答是：“谈到条件，戈登并不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后面的行为，即他认为在完全限于他与李之间的问题上，应与所有外国的中间人保持距离。持这种看法的不止他一人。日意格（Giquel）、琅威理提督（Admiral Lang），还有后来的丁恩爵士（Sir Richard Dane），都愿意选择直接服务中国，而不愿通过中国海关！
那个时候，有一个德国军事教官服务于芝罘道台。他已经把三百人训练成高水平的战士。他遇见了戈登，并告诉他说，他想训练更多的人，直到中国至少有一支核心的现代化军队，还抱怨说，他的雇主总是把他限制在这同样的三百人中。戈登相当同情地说：“哎呀，你是那种在中国伤了心的人啊。但毫无疑问，道台觉得过大的军队对他以及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危险。”显然，这是他劝告李夺取权力和统治权的反映。
我非常高兴能见到戈登将军本人，并听他谈话。毫无疑问，他的性格太倔强了，难以适应他所生活的物质时代。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也许说得对：“戈登，你的那些计划不会有用。因为它们不能生钱。”但这句话仅仅因为我们内心冷酷才是对的！
我注定在芝罘只会待上一段很短的时间，当我第一个七年服务期满的时候，我申请回家探亲。总税务司回复说把我调任到伦敦办事处，并按照惯例发来一个短通知，要我“立刻”去那里报到。与此同时，我订了婚，在她母亲，即芝罘已故的韦廉臣夫人（Mrs. Alexander Williamson）的庇护下，我的未婚妻移居到上海。稍后不久，我与她们会合。我们在华中已故的慕稼谷主教
的见证下，在上海大教堂结了婚。我们的蜜月是在回国的半岛及东方航运公司的漂亮轮船希瓦号（Khiva）上度过的。就这样，我在中国第一阶段的生活愉快地暂告结束。我们不久也回到了伦敦，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氛围依然笼罩着那里。
我父亲的老朋友，最低等级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获得者金登干先生，那时是中华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伦敦办事处（这是它的全称）税务司。办事处位于威斯敏斯特的斯托里之门（Storey’s Gate）八号，这里是很有趣的小住宅区，很久以前为了改善空间而被推平了，从而改变了并仍然在改变着老威斯敏斯特风景如画的大街。那些住宅坐落在一家法院的两旁，至少都有一百个年头了。临街的门前有专供厢式轿车使用的上马石，石块之上还有漂亮的旧式灯框。我们的房子就在法院的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一端。它有三扇拱形窗，俯视着鸟笼道（Birdcage Walk）。虽然卫生条件非常糟糕——整修了两次才得到改善，但“司座”（这是金登干先生官方头衔“无任所税务司”[Non-Resident Secretary]的简称，是真正意义上的赫德式类型的总署术语）和他的职员，三位助手，办公室管理员与妻子及勤杂工，都对那个地方抱有很深的感情。
“税务司办公室”是一个至圣的处所，装满了神圣的秘密和绝密的交易，涉及他与他在北京的伟大上司之间有关世界范围内的利益的和意义重大的很多议题。金登干先生在“无任所税务司”这个职位上干了三十五年，从1874年直到1907年他令人痛惜的辞世为止。在很多方面他都出类拔萃，却鲜为人知。我有幸在他手下干了两届，并最终“坐了他的位子”——我希望不要全无价值——超过六年，从1914年到1920年我届龄退休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