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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华南的生活都是一个模式。早餐就是茶或咖啡，加一个鸡蛋——每个人在阳台或自己的卧室里用餐。
午饭在餐厅吃，照例先饮用像鸡尾酒似的令人讨厌的冷饮。午餐是相当重要的一顿饭，其特色是“即杀即烹”的鸡肉。我们没有冰块。所有的肉类必须尽快烹饪并食用，并且只能从到访的汽船上脾气好的船长那里购得。
海关的工作时间是从十点到四点。躺在长藤椅上的人也可以在阳台上喝杯茶，这有助于增强晚间运动系统的机能。有时，当信用胜过理智时，“小瓶子”（用英语说就是小瓶的香槟）便被从俱乐部冰冷的深井中取出以代替茶水，一般是掷钱币来决定谁可享用。账单结算制度全面推行，但“月末”只是给少数人造成了困扰。
晚餐较迟——通常要到八点至八点半。白色亚麻布制服外套与帆布裤子——好打扮者则系红腰带——是最为常见的穿着。进餐时一般饮用雪利酒、红葡萄酒、苏打水和瓶装啤酒，餐后会有威士忌酒和苏打水——有时，玩牌正在兴头上，则要喝到深夜。晚餐不免很大程度上是“金属味的”。罐头汤、罐头鱼、罐头肉、罐头蔬菜，还有圣诞节罐头梅子布丁。
新加坡一位当地诗人写过一首忧郁的小曲儿，题目叫《金属味的膳食》（“Metallic Meals”）。由此可见，在冷藏技术出现之前，东方所有地方的白人在饮食方面的负担
都在于此。那时候罐头香肠是最主要的备用品，与绿豌豆（也是罐装）一起食用。难怪白人在多年以鸡和罐头为主要食物之后，消化功能会衰退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在伦敦给从东方回来的人提供这样的饮食，就无异于是在一头公牛面前摆弄红布。
“午饭”——那时没有人说午宴——在中午十二点进行也是一个主要的制度，而且在周日经常持续到下午很晚的时间。
接着——尤其是在周日——就到乡下散步和骑马。在礐石这一边，已经风化的花岗岩山丘提供了崎岖不平却令人愉快的步行体验，同时还可欣赏周边乡村美妙的风景。而在汕头这一边则有很漂亮的沙滩，还有很多偏僻的羊肠小道通向乡村，并最终通向潮州府地区的山丘。
但是，夏季过周末最好的地方是双岛（Double Island）
，它位于港口的入口处，更确切地说是位于汕头所在水域的支流。
社交生活的中心是妈屿休闲俱乐部（Masu Retreat Club）
，这是一栋在海滨浴场上方山肩上的宽敞木屋。房间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陈设。行军床到处都是——或在木屋里面，或在宽敞的阳台上。鱼是主要食物，端上桌子的品种繁多，都是从海里刚捞上来的。一种特别美味的佳肴是石斑鱼，其做法只有中国的厨师知道。我们有人试图用钓线在岩礁中钓鱼——这种娱乐多半没有实际结果。饮品放在深井中保冷，它们在两餐之间或在吃饭时很受欢迎。
那时，妈屿是汕头领航员
之家——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群体。领航员团体人数有限，并非常固执地捍卫其假想的权利，排斥外来者。他们由不同国籍的六位年老的领航员组成。最杰出的——因为其受到优质的教育——是一个叫弗勒旺（Frewen）的港口领航员。他自称是一个素食者，尽管有人说，紧急情况下，他会吃“几乎任何东西”，而这样的情况他时常遇到。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身体的耐受力惊人——他能在烈日暴晒下行走数英里，估摸着能短时间内击倒一个普通白人。
有一段时间，他与妈屿上的领航员团体对着干，屡次步行到岸边偏僻的地点，以便在进港的船只抵达领航员巡航的区域之前把它们截停。
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完全的戒酒者和素食者，他与汕头的主流思维可谓格格不入。而我时常纳闷，真实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表面上看，他有点冷漠，不易接近，并且很显然，他不喜欢社区里的任何人。我那时年轻，但此后时常好奇，他在那些偏僻的山丘上日夜徘徊，是否发现了什么值得思考的东西。其他五个人也都很怪。有个人——桀骜不驯，样子粗野，可能来自德国北部——号称只以“荷兰杜松子酒”为生。但他是一个行动快捷的领航员，他熟悉邻近地区的每一个洋流，他引导航船异常迅猛，如果他是一个现代的出租车司机，以这种方式驾驶，就会被送进监狱。
在美好的往昔，即从1861年开港到19世纪70年代初，承担海岸贸易的主要是“大型帆船”，也就是敏捷轻便的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三桅帆船，每艘承载能力大约为六百吨。
它们从芝罘和牛庄
运来大量的豌豆和菜豆，然后满载汕头的粗糖运回去。这是一个让有关各方都感到满意并有收获的交易。
中国的租船人喜欢拥有一艘由他全权负责的船只，并在航线两端都有几乎无限制的“停泊期限”，船长是不会不同意在港口长时间停泊的。这些帆船很多是家庭船只，妇女和女童也在船上，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她们也能掌舵。
船具商也喜欢这些船只带给他们的贸易，有很多关于私下讨价还价的故事，各种船帆常常以次充好，从汉堡来的每月二十五泰勒（Thaler）
收入的船长，从来不会拒绝这种交易。
在19世纪60年代，挂外国旗帜的帆船队是汕头沿海的常客，但其数量逐年消减，后来整个贸易转由便宜的汽船接替，而英国太古洋行（Butterfield and Swire）就是借此做出了他们对沿海贸易的第一次尝试。
但汽船也不全都是便宜的。由著名的马丁船长（Captain Martin）驾驶的明轮船格伦盖尔号（Glengyle），将永久地留在曾经踏上过它华丽甲板的人的记忆之中。对我们在汕头的所有人而言，那是个悲伤的日子，它未能在预计抵达的早晨时间出现。那时还没有通用的国际呼救信号，但它的救生艇于傍晚时分出现，诉说了那个悲伤的故事。
由于临时接替马丁船长执行在上海和汕头之间往返的航行任务的人导航出错，这艘好船在光天化日之下撞上了三烟囱断崖（Three Chimney Bluff），不久之后就沉入深水中。那位不幸的临时船长把自己锁进特等舱，随船一起消失了。也有相当多的当地乘客伤亡。
深受所有认识他的人喜爱的轮机长劳（Law）先生，是一位可爱的苏格兰老人，他被一位中国司炉救了。司炉抓着他的长胡子把他拽进了一艘救生艇——除了他的美德，他还因为他的长胡子而闻名。这是他作为受到大众认可的“轮机长”应得的敬意，不过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深海上的中国水手并不像他们沿岸和内河的同行那样，对救起溺水者有偏见。
格伦盖尔是一艘有历史由来的船。在香港往昔的鸦片岁月，它在印度邮轮（Indian Mail）起航的第二天离开加尔各答，比后者提前一天左右抵达香港外海，在鲤鱼门水道（Lye-Moon Pass）附近潜藏。它的大副——伪装成一个中国人——独自登岸，向拥有它的商行传递邮轮的消息。当印度邮轮抵港，信件以常规方式送发之时，格伦盖尔也进港并正式注册。同时，了解最新消息的那些“幸福的有钱人”（Beati possidentes）就能够预见，而且是“聪明地预见”市场行情，从而赚得巨额利益。格伦盖尔是一艘建造得十分漂亮的船，“像游艇一样的”线条使得它在那时能以很快的速度航行——当然，它从不携带重货。但电讯设备的安装让它的小把戏无法再得逞，使它降到了普通沿岸船只的水平。对其沉没所产生的遗憾更多是出于伤感，而不是出于实际，因为它运营成本高昂，就体积而言是一艘运输船。不过其锚链和舱面设备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难怪它的沉没几乎击碎了马丁船长的心。愿沉睡中国海底的它安息！
很高兴我们有资深的领事：富礼赐（R. J. Forrest）及其有魅力的夫人；学识渊博却总是喜欢逗乐的“汤米·瓦特斯”（Tommy Watters）；最后一位但却相当重要的人，是那位已故的杰出的威廉·格雷戈里（William Gregory）。
我第一次被引见给他是在英国领事馆的花园中。据说，他通常的装束是可爱的旧式台湾风格的睡衣，但显然他正准备接待中国官员来访，所以慌忙穿上了这种场合的制服。
我记得他看起来是多么古怪，睡衣和制服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矮胖的“水桶状”的人，不喜欢紧身衣裳，所以，他未系紧的长袍替代了睡衣，在系着黑皮带的腰间垂下，皮带只是胡乱地将抖动不已的白色帆布裤子维持在腰间。
但他是一个很亲切的东道主。他对我露出了善意的微笑，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问候年轻人。他说话时声音中有一种迷人的假音，还有一些奇怪的习惯和用语。但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会提防被反驳的可能，针对轻率的说法，他会用他有趣的尖叫声说，“噢，现在让我想想。严格来说，这样说会不会更准确”，等等。很爱“抬杠”的“老理查森”往往立即找掩护：“该死的格雷戈里，只要你开口那样说，我就知道我错了。”
在中国，由于拥有治外法权，领事也可以扮演区域法院法官的角色。我在格雷戈里领事的法庭里当过陪审员——与另一个英国青年一起。案子是一个常见的“混合”案件，中国原告和英国被告。因此，所有的证据必须以两种语言采集。
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法庭的官方中文是中国官话，但中国原告完全不熟悉，而英国被告除了可能懂一点不适合在法庭上使用的脏话外，完全不懂中文。
格雷戈里的中文也与他这个人一样怪异，除了他自己，只有一个人听得懂，那就是他的中文教师，一位杰出的不得志的中国老“乡绅”，总是坐在他身边。所以在这种场合，法庭说的是一种只有他自己和他的亲信，也就是那位老“乡绅”才懂的中文。证人用汕头话说一些东西——但为了能被法官听懂，必须得经过好几个程序。首先为了英国被告的便利译成英语；然后，从英语译成普通的中国官话，那位不得志的“乡绅”足以领会；最后，为了让法官听懂，译成那位官员使用的中文古体方言，也即被他认为是中文语音唯一准确的、纯粹的形式。他诙谐机智的助手普莱费尔（Playfair）总认为“格雷戈里的中文”是一个“混合物”，是试图从《威廉姆斯中文字典》（ Williams’Chinese Dictionary ）中借助各种令人恼火的解释给一个字发音的结果。
尽管如此，结果仍旧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与原先的证词非常不同的内容传入了法官的耳朵里。法庭自然也就做出了申斥，于是整个过程不得不再来一遍，然而结果每况愈下。
这种情况下，知了就变得非常令人讨厌。它们在花园内发出没完没了的吱吱声，干扰着“法庭”。法官只好派出领馆的船夫拿着长竹竿逼使知了从法庭周边撤离。由于所有这些干扰因素，不用说，我们的这个案子没有得到多少进展，而法庭最终也宣布休庭，结束了当天的庭审，茶也因此需要多喝几杯。有一次，陪审员们在受到法官的邀请后勇敢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记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普莱费尔在工作台下面的座位上，偷偷地喝了彩。但法官并没有听进耳朵里。格雷戈里听了一会儿，然后说：“嗯，哈，我不同意你的建议。”很幸运，一个特别有活力的知了的声音遮盖了我们的混乱，把法官的恼怒引向了另外一个话题。
有很多趣事是关于老格雷戈里的。对于所有有生意需要打理的人来说，他是令人绝望的，但对于仅仅把他视为朋友的那些人来说，他是很受人喜欢的。他适时地退了休，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了很长一段开心而满足的时光。
富礼赐领事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青年时代，他曾经独自骑行进入广州城外的“太平军”营地，并因此扭转了一个危及外国人生命的局势。他来到汕头后，长期服务与气候开始对他产生不利影响。他的手臂经常神经质地颤抖，但他一直是一位极其沉着的射击手，很少让野鸽逃出生天——这可是很难的考验。
他是一个随和的人，不过他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可能有某位舰队司令或总督从香港过来拜访他。那样的话他必须戴着三角帽并穿着镶了黄铜的衣服上船。
冥顽不化的年轻人决定有意利用一下这个特性，快到3月底时他们开始散播英国舰队司令即将到访的谣言。这给富礼赐带来了不小的焦虑——他从未在把所有访客交付给一个比俱乐部酒吧更热烈的地方之前离开过俱乐部。每天早晨，他走到阳台，焦虑地察看海关的旗杆，看是否有三个黑色锥体——表示外面有战舰——悬挂在其南部的横桅上。一天清晨，那个重大的标志果然出现了。这位领事在俱乐部讨论那并非一艘英国军舰的可能性时，大声叹气。密谋者们则反驳。他们指出，那只可能是一艘挂着白色军旗的军舰，绝无可能是其他。
仍然没有看到旗帜，只有三个黑球。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人提出，那艘船可能在外面某个地方搁浅了，那样的话，它可能正期待英国领事亲自前来解救。就在他准备离开俱乐部，采取非常措施时，带有军舰三角旗的英国旗帜升起来了。这下没希望了，这一定是舰队司令。这个可怜的人命令他的小艇驶出，沿着防波堤满帆前进。这时候，参与此项密谋的富礼赐夫人的一张便条送到了他的手里。“你这个亲爱的老鹅，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4月1日吗？”富礼赐回了家，宽恕了这个恶作剧，也因这终究不是舰队司令而高兴地松了口气。
后来在俱乐部酒吧，大家一致决定掩盖这个谎言，领事也参加了。
在我那个时候，最杰出的美国领事是温盖特（Wingate），另一位的名字则不必在此提及。
前者是一位学者，笃信宗教。俱乐部图书室藏书精良，他贡献尤巨。后者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任命。他以一个晚宴后娱乐大众的形象活在我的记忆之中。他假扮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表演的致辞——也是在晚宴之后——属于不能让女士们知晓的那类故事。
除了“所剩无几的大好人”故事的男主角，19世纪70年代在汕头的美国传教士相对较少。但是有一个杰出的人物，菲尔德（Field）小姐——一位灵魂与肉体都很伟岸的女士，其文学名声经久不衰——必须在这里好好记上一笔。格雷戈里领事对她顶礼膜拜，我们所有人都期待并揣测他求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几次月光野餐似乎预示着前景大好，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真是可惜！她可能只是欣赏这位年长的学者，也帮他收拾仪表。在英国传教士中，苏格兰人吉布森（Gibson）博士非常杰出。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新手，但不久他就以中文学者与热心的工作者而驰名。但可惜的是，他的信条不能变通且狭隘，但那时包括教会电影院在内的“宽广的视野”是不被接受的。
很多人在没有其他谈资时，往往拿“冷漠的传教士”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对象，而且谈话双方都对此缺乏同情与理解。就我个人而言，我“高教会派的”（high-church）教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德累斯顿虔诚的海因里希博士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但这两者都没有让我过多地倾向于强烈谴责各色人等——包括我生活于其中的中国人的绝大多数，而那时这种倾向在新教传教士圈子里是很流行的。生活在这个地区中国乡村中的法国神父们是多么不同啊——他们独身并独自生活。对他们来说，死亡真的是一种收获——用天堂交换他们日常生活于普通人之中的肮脏的环境！
汕头的外国人社区很少与当地有身份的中国人发生关系，而事实上，那里有身份的中国人也不多。户部（Hoppo）
，也即粤海关监督，在汕头有一个低级别的代表；而道台，也称道尹，则住在相当远的内地潮州府府城。汕头在中国官员中名声不佳。那里的民众按宗族划分，难以容忍中央的控制。抢劫横行，货船若被劫持只能靠向当地抢劫者支付赎金才能免灾。
最后，北京政府采取了行动，住在广州的总督派了一位方将军（General Fang）去平定该地区。不久方“大功告成”。他对该地区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有充足的非当地军力供其指挥，所以能够把激烈方法付诸实施。他的计划简单而有效，他显然完全领会了这样一句中国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他从最近的村庄开始，趁夜色包围之，屠杀其所有居民，再如法炮制对付下一个，直到民众被“平服”。教训是惨痛的，却是有用的，不久皇帝的号令再一次开始在当地推行。我对那个瘦小男人印象深刻：长着一双雪貂一样残忍的眼睛，还有一副“砍掉他的头”的表情。
人们听过很多有关海盗的故事，包括海上的和陆地上的。中国海域，尤其是环绕香港、广州和澳门地区的水域，作为海盗的狩猎场而臭名昭著。除了总税务司领导之下的海关职员，“户部”与两广总督都有外国式样的炮艇，并有外国的船长与指挥官帮助他们镇压。其中最著名的是彭州海号（Pêng-chow-hoi），船长帕尔默（Captain Palmer）是一个标准的英国老式水手。一天晚上他来到汕头，我们都被邀请上了船。这完全就是一艘战舰，中间的甲板布满了现代式样的轻型武器，中国船员都熟练掌握了使用方法。已故的托马斯·马什·布朗（Thomas Marsh Brown）那次也在船上，当时所有的中国走私者与海盗都非常惧怕他。他身材纤瘦，有一双鹰眼，表情酷似一只捕食鸟。他确实是非常熟练地掌握了广州方言，尤其是羊城本地人频繁使用的用来点缀他们谈话的脏话，在当时这对一个非中国人来说是非同寻常的。
他较深的肤色无疑也是一个有利因素。他在广州习惯于装扮成中国人到访鸦片烟馆，尤其会去那些走私者和海盗光顾的店面，他们多数的事情都在这些地方筹划，因而他能够规划自己的应对措施。
他也勇于行动——在乘坐炮艇追逐重装海盗船之后，他会乘一艘轻便快艇在浅水区实施追捕，有点像老凯帕尔上将（Admiral Keppel）
1857年在广州的风格。有一次，他的背部严重受伤——他说是因为舵手缺乏勇气。布朗登船后习惯的做法是把船头对着敌方，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会让船体目标变小，第二，这可以摧毁袭击者的士气。通常当外国船只愈来愈近，他们的火力会变弱，最后一个举动便是弃船逃跑，丢下他们所有的掠夺品。托马斯·马什·布朗后来加入了中华帝国海关，没过多久就退休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果园里安度余生。当他抵达那里时，当地的华人蜂拥而至，并向他保证，不管有没有报酬，他的土地永远不会缺劳动力。他的声望如此之大，在广东人心里他威信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在加州的同乡以不拿报酬向他表示敬意为荣。
很不幸，长寿与安逸都不是他的命运。由于精神和身体均已衰弱，托马斯·马什·布朗并没有活多久去享受他的劳动成果。对于后继者而言同样不幸的是，据我所知，他在广州三角洲
的冒险生活并没有留下记录，而这本来有可能激励产生出一位康拉德（Conrad）或史蒂文森（Stevenson）。
但是，我在汕头的任职也接近尾声。在1878年岁末一个很热的下午，我登上了太古公司的一艘新的沿海班轮，途经厦门和上海，去往我在长江上的新口岸九江。离开汕头我是非常高兴的——尽管在那里所结下的友谊一直美好而实在地持续到今天。
对于香港和厦门，我也有令人愉快的美好回忆可以披露，尤其是在后一个地方——这些回忆有关我的海关同事和伦尼医生（Dr. Rennie）、万巴德医生（Dr. Patrick Manson）。
有一次我从汕头过来拜访，我的眼睛生了病，发炎很厉害。眼病在当地被严重误诊，但万巴德医生很快就诊断出我的病痛的直接原因。在借助放大镜仔细检查之后，他把那只有麻烦的眼睛撑开，伦尼医生则用一根骆驼毛扫掠眼睛。结果扫出了一粒粘在虹膜上的铁屑！
自那以后，我一直珍藏着对他们的记忆。多年以后在伦敦，我又一次受到了万巴德医生的恩惠。他为了一个老朋友降尊纡贵，放弃了每次出诊收五个金币的做法，让我安然度过了下颌脓疮引起的并发症，因而再一次救了我。
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伟大的医生。与大多数医生一样，他并不总是实践他所宣讲的内容。我记得有一次，在滔滔不绝地宣讲了空腹饮用冰镇饮料的危害之后，他几乎一口气喝光了一大杯（杯子都是大号的）冰冻啤酒，而这就发生在坐下吃午餐之前。他对我们所有人微笑着说：“你们年轻人不可以那样做。”但他可以，这一方面归因于其强健的阿伯丁人（Aberdonian）血统；另一方面，对于可能从黎明开始就在驱赶血丝虫的人来说，他有这样的酒瘾是足以获得宽谅的。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像他那样而不受伤害。在我离开汕头之后的岁月里我记得一件事。当时我正在上海珀丽特店铺（Polite’s establishment）刮胡子，突然从对面的镜子中看到了一张脸。他走近并靠向我，开腔说：“哎呀，这不是庆嘛，”接着又说，“哎，你从来不像我们其他人那样喝许多酒。”他是德维尔，古旧的九州号“贩奴船船长”。但令人奇怪的是，德维尔改变甚多，而且也去日无多了。他的话语充满了无奈的遗憾，但也带有一点对过去勇猛行为的自豪，这些再加上他变了形的外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放下汕头的话题之前，必须提及在已经逝去的岁月里，汕头社会中的一个特色。
那就是詹姆巴瑞俱乐部。一个偶然的机会，为了给老年人和年轻人提供指南，我制作了其原始章程的副本。它的作者汉南先生，最近以九十高龄辞世。
当然，他从来不是俱乐部的“活跃”成员，但很能理解年轻一代无伤大雅的奇异行为，而这是他的本性使然。
我觉得，他温和的讽刺更能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行为举止的无知，远比传教士醉心的“拽走”女士和一般指责对我们的影响来得大。在原始章程中，对执事人员的姓名都做了轻微的遮掩。虽然我愿意记录的人大多尚在人世，但毕竟过了这么长时间，也许我在这份忠实的记录中，可以透露一下他们的真实身份。主席大山（R. H. Mountain）的真名是小山（R. H. Hill），他是上海汇丰银行的前董事。秘书是孔特·达尔努（Comte d’Arnoux），他正在返国途中，因为“就像公司的车间一样，自己也要得到适当的修整”——那时他是我们海关食堂的成员，但后来在法国-土耳其金融机构中任职。我记得他是“一个优秀的骑手和一个忠诚的朋友”。他高卢人的热情从未出过问题。在参加中式宴会时，他能够让主人“烂醉如泥”，或无助地被抬回家。
“鹰眼”肖特（Shott），即已故的斯科特医生（Dr. E. I. Scott），他是医务官，与哥哥一起在汕头经营医疗事业。他是一位和善的、聪明的爱尔兰人。退休后，他毫不费力地在英格兰的布莱顿市（Brighton）西郊开了一家小诊所。非常令人惋惜的是，他几年前在那里过世了。他的遗孀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仍然在世，将长久地以一位和蔼的女士的形象活在我们的汕头记忆中（如果不是活在心里的话）。她付出过很大努力“柔化我们的习惯”。现在回首往事，回顾四十五年前，依然活着的东西——至少在记忆中——是在“醇酒、美女与歌声”的那些日子里，年轻人的友谊和年长者的善意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