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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职责在召唤。我受命去汕头——一个沿海小港，从香港出发坐汽船大约需十八小时。
此次航行由德忌利士（Douglass Lapraik）公司广东号汽船负责。这是一艘坚固的小轮，由皮特曼船长（Captain Pitman）指挥，他是当时沿海航线最有名气的船长之一。我们于清晨抵达汕头，而我则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中国征税船宁丰号（Ling Fêng）科克尔船长（Captain Cocker）令人舒适的照顾。在那个场合他对我的好意成就了我们终身的友谊，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在中国海关服务多年之后去世。大家都对他的去世感到惋惜。宁丰号以作为总税务司的游艇而著称，它是一艘保养得宜的小船，船身干净美丽，纪律活泼，属于典型的英国战舰。
科克尔自己以前在海军任职，因而引来了其他的前海军军官。以我幼稚的眼光看来，林中尉（Lieutenant Ring）是其中特别出众的一位。他肌肉健硕，身上却有一道可怕的疤痕，这是在东京街头的一次冒险活动中由一个嫉妒心强的日本武士造成的伤害。一个日本妇女用软纸堵住了裂开的伤口，直到几个小时之后领事馆的医生抵达，才救了他一命。
用完丰盛的早餐，科克尔船长带我上岸，把我介绍给我的长官，也就是当地海关税务司。我们在一个气派的客厅等了他一段时间，他终于到了——是一个典型的又高又瘦的美国佬。我那时还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礼仪并不能造就绅士，所以对他接见时的无礼颇为“反感”。还有更加倒霉的事情。在乘坐税务司的快艇——一种华丽的六桨帆船——赴汕头海关的路上，我十分天真地问他是否懂中文，当时我满脑子都是这个疑问。他对这个问题显然感到不快，直到几个小时之后我才明白我失言的程度。他是早期海关税务司中对中文的了解仅限于威妥玛
序言内容的人之一。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但当然他的看法是我这个“可恨的英国人”在故意戏耍他。上岸并抵达海关大楼之后，我被正式介绍给了其他职员：高级帮办，一个红头发的中年爱尔兰人，英军前海军少尉，也是总税务司的亲属；一个法国人，也是红头发，外加大红胡子；还有一个身材魁梧的贪图享受型的德国人。我得到了一间小得可怜的里屋，没有浴室，但由于我年轻并渴望工作，这样的事情算不了什么，没多久我就适应了当地的条件。在当时的海关部门，我这样的类型有点罕见——一个同时精通法语和德语的英格兰人，因此我很自然地既交了朋友也树了敌人。但共同辛苦流汗最能够解决问题，在炎炎夏夜的走廊上，微小的不快易于得到消解。我抵达当晚的活动是一个晚宴，就在美国汽船九州号（Kiushu）的甲板上。这是一艘样子最为普通的旧船，船长是德维尔（Deville），一位法裔美国人。事实证明他是一位非常亲切的东道主，而那位海军少尉驾驶船只在凌晨时分安全地把我们送回到床上。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詹姆巴瑞”（Jambarree），一种汕头刚兴起不久的特有的娱乐，下文还会谈到。
与现在一样，在汕头的人那时也经受了利益分割带来的困扰。外国人租界分布在港口的两岸，被不易通航的大约一英里的潮水隔开，社会壁垒也就这样形成了。住在某一边要比另一边更“奢华”一些。我们海关也被分化了。我们的头儿，海关税务司，住在“奢华”的一边，而他的四个助理却住在海关大楼，与中国人和商业环境为伍。
对于住在汕头这边的人来说，另一个社交障碍在于，已婚的人——多数是资历较深的人——都住在对面的礐石（Kahchio）。
我们隔三岔五地被邀请去那边参加相当隆重的晚餐聚会，接下来就是玩惠斯特纸牌。但通常情况下，住在汕头这边的单身汉在社交事务上得自谋出路。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詹姆巴瑞”的精神得到发扬。有时相当无聊，于是打牌——主要是扑克牌——就变得更加时兴，而与此同时，我周围所有有需求的人也开始享受中国人夜生活的一面。对于刚离家的白人青年而言，这是一个相当陌生的环境：令人困倦的、易口干舌燥的气候，几不可见的道德约束，再加上浓浓的国际同志情谊（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在这个海岸的所有白人团结一致，掩盖了他们的分离倾向）。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两种大致的种族划分。总体来说，这两者之间没什么敌意。
当地商人多为广州人和外地人，而土著却是倔强的山民后裔，他们曾拒绝按照满族征服者的命令剃头。那时他们都戴有一个头巾，以遮掩最终被迫屈服带来的屈辱。外国人社区里英国人占多数，还有一些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几个法国人以及一两个美国人。我们这些后来者是相当幸运的，在早期无条约的时代，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在汕头住了下来。我在中国认识的这些人当中，托马斯·威尔斯·理查森（Thomas Wills Richardson）的名声与非凡个性是最为突出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墨卡托
类型（Mercator type）的英国商人，博览群书，视野宏阔。他注意到汕头已经完全具备了对外贸易的基础。
早期对华缔约国的领事——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是爱书之人。他们首要的、影响最深远的贡献就是在礐石建立了小俱乐部，其中精巧的图书室就有精挑细选的优秀作品。
就个人而言，我对他们深怀感激之情。在我居住汕头的五年期间，很多欢乐时光都是在他们的藏书中度过的，否则这些时光就可能无望地虚度了。
不久我就安下心来在办公室工作，我在伦敦的从商经验使得我能轻易上手这份工作。我对诸如船货单、发票、海关规则和条例等“可怕的禽鸟”（fearful fowl，对一个英格兰男学生而言这些非常可怕）了如指掌，此外，对于商业簿记也有相当的知识。所以，我不久就继任港口会计师和税务司秘书这样令人自豪的职位，其职责使我获得了一个小房间作为私人办公室，这样我在一个角落里放置我的中文书籍就不用担心受到干扰。老实说，学习中国官话——中国海关总署的所有内班帮办（Indoor Assistants）都必须得学——是在汕头那段时间里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该口岸的教师中没有北方人，如果不是翟理斯（H. A. Giles）教授——时任英国驻汕头副领事——善意地允许我去找领事馆文书（这位文书是福州本地人）帮忙，我应该得为学习四个音调以及朝廷官话的正确发音付出更艰苦的努力。直到今天，我仍然能回忆起努力练习用毛笔写字时的痛苦，以及在炎热的白天和夜晚，我坐着“制造”汉字时，汗水是如何在我的胳膊上恣意泛滥的。这些汉字是老师挑选出来的，并由他抄录在整齐地被分成半英寸
见方的小格子里。学生必须把描图纸覆盖在方格内的汉字上，然后描写这些字。对我来说，这件事之所以变得更加痛苦，是因为我得知在多数情况下，海关新人要么被送到北京学习汉语，免除每天坐班六小时的麻烦，要么就被送到某个讲官话的口岸，在那些地方，语言可以“通过毛孔”吸收。
我的当地老板不断地变换——那个美国人让位给了一个法国人，而这个法国人后来又让位给了一个来自贝尔法斯特（Belfast）
的爱尔兰人，而他在几个月之后，又把办公室让给了他们中最受尊敬的人，已故的汉南（Charles Hannen）先生。
他是一个能让自己同时受到年轻人与年长者喜爱的上司，而且他做了很多努力活跃我们办公室的内外生活。我与语言的斗争没有逃脱他的关注，他多次联系北京的上司，希望能在讲官话的口岸给“年轻的国王”
一个机会。但让人疲惫的五年时间过去了，仍然没有回音，直到1878年我的健康出了问题，事情才出现转机。我被派到九江——长江上的一座古城，后面我会提到。直到那时，我对总税务司“复杂”而古怪的个性仍没有多少个人体验。我抵达汕头时曾给他写过一封信，感谢他对我的任命，而我也及时得到了回信，满是该做什么以及该避免什么之类的忠告。最后他写道：“接受这个忠告，并不是因为它来自总税务司，而是因为它来自一个在中国度过了二十年之久的人。拒绝这个忠告，二十年后你会在日记中写道：‘没有接受总税务司的忠告，我是多么愚蠢啊！’”
为了充分传达对伟大的总税务司心理状态的印象，这里有必要讲一个简短的题外话。19世纪60年代早期，我的舅父——已故的曼·斯图尔特上校（Colonel Man Stuart），外科学士，最低等级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C. M. G.）获得者——接受了在中国的工作，担任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先生（已故）的私人秘书。在李先生离职之后，我的舅父继续服务于他的继任者赫德先生，后者因为同样很有能力，最终成了中国海关的一名税务司。我的舅父是一位接受英国公职——包括文职和军职——传统培养的人，没过多久他就对新上司的武断作风十分不满。在海关内部，人们普遍认为赫德先生是一位“仁慈的独裁者”。他当然是一个独裁者，不过他的牺牲品却很少是他仁慈的对象。
所以赫德先生和我舅父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之中——对于初到中国的我来说很不幸。我与这位伟大上司的第一次个人接触是在1878年的汕头，当时他乘坐一艘税收艇巡视各口岸。我们都上了船，向他表达敬意。作为资历较浅者，我是最后一个被引见的。他向另一边的引见秘书询问了我的名字，和我握手，并回忆说，他认识我父亲以及我的其他一些亲戚。海浪相当汹涌，当我们正要翻过船舷时，他冷冷地问道：“你会游泳吗？”我当即回答说：“哦，是的，一辈子都会。”这是一个轻率的回答，但我并不知道鹭宾·赫德憎恨所有有运动倾向和技艺的人。他的怪癖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禁止他在哈罗公学（Harrow）读书的儿子参加任何运动。因而我的开局相当不祥。据说在会见之后，这位大人物评论说“年轻的庆很像曼”，“曼”指的是我的舅父，他已故的秘书。
从他长期客居中国以及他与中国人的生活方方面面的亲密关系中，可以看出总税务司有意无意地倾向于使用一种中国式交往方式。一种办法就是使孩子感知到其父亲的过失。我的例子也绝不例外，对我来说很不幸的是，多年来，伟大的总税务司透过他与我舅父“杰克”曼（·斯图尔特）的不睦关系来看待我。
这个大人物的另一个特性是，他习惯于采取主动措施去对付那些他不喜欢而又确定不能报复他的人。对于他的英国雇员，他一直拥有生杀大权。只要他高兴，善待还是恶待，都没问题。
对于在海关工作的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雇员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各口岸警觉的领事们及在北京的那些戒备的全权代表们会确保他们的国民在晋升一事上获得应得的，有时甚至更多的权益。但英国的代表——同样是公使和领事——在有关干涉海关内部事务时，从一开始就施行“自我克制条例”。无论这在道德上多么无瑕，实际上仍时常导致英国雇员蒙受不白之冤。
在这里，我想做一点个人解释，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被人们认为是个不幸的人，是个心怀怨恨的人。我的情况远不是那样，但如果不被允许援引一些个人的体验作为例子，那么要想充分地论述这个主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有时称自己为事件目击证人的理由，意图在于对一个“复杂体”进行精神分析，该“复杂体”的所有伟大品质都可悲地因其喜怒无常的缺陷而削弱了。鹭宾·赫德未必总记得爱默生无情的忠告：“如果你不想被人知道你做过什么，那就永远不要去做。”
尽管很多英国人不得不遭殃，但当其他国家的人看到鹭宾·赫德对他自己的人民缺乏恩惠时，却对他的“公正无私”印象深刻，这确实有点幽默。毋庸置疑，他的态度——对一些英国的牺牲者来说异常冷酷——实际上美化并巩固了英国人的领导地位！
在宽慰了我的良心并希望通过这个简短的解释说明我的意图之后，让我来继续梳理早期在汕头的岁月。我已经罗列了那里的优秀人士，他们因不寻常与美德而熠熠生辉。其他一些人从相反的意义来说，也同样引人注目。那里有德国商界领袖迪克斯（Diercks）先生。他在口岸的汕头一边与他的中国妻子以及众多子孙一起奋斗了二十多年。由于欧洲甜菜作物突然失收，汕头的食糖成为紧俏物资。我们的这位德国朋友在最有利的时机抓住了财富，金钱滚滚而来。那家伙有了财富后人就变了。他从一个以半中国方式生活的苦寒的隐士，变成了香港（日耳曼）式的商业王子。他造了一所精美的房子，对那个地方的人非常吝啬，虽然这些人在他以前的生存状态中并没有让他不快。
个人而言，我不是一个讨喜的人，正如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嗜酒者，也不会成为一个沉迷的赌徒。作为一个会讲德语并比他更了解他的祖国的英格兰人，我也不被迪克斯先生信任。
后续情况有点悲哀。他立志要“回家”，在类似情形下，这也并非异常的表现。实际上，由于时光流逝，除了汕头，他别处无家。我想起了我们的告别谈话。“我要去巴黎，我会在那里吃各种大餐，我在汇丰银行有一万索维林金币（golden sovereigns）做后盾。”唉！人的幻觉是多么没有价值啊。在返回那个永不属于他的家的航程上，他死于心力衰竭。
那时的汕头生活有一个奇怪的特色，就是外国人社区清晰地分为年轻人和中年人两部分。我记得和善的理查森夫人——感谢她好心肠地为我们这些不可救赎的年轻人所做的一切——有一次曾悲哀地说：“你们为什么叫他老理查森先生呢？他只有四十岁呀。”她是在美国出生的，不知道对于不喜欢公开流露情感的英国年轻人来说，“老理查森”是个相当亲切的称呼。正是因为所有这些，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鸿沟就非常明显了——其中一个原因，我想，是我们都不同程度地依赖我们的年长者。确实，我们我行我素，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也做了不少愚蠢而鲁莽的事情，并且尽管我们私下对他们的钦佩可能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要多，但任何一位脱离社群的年轻人最终都有变成贱民的危险。像这样的“贱民”并不少见，且并不完全是年轻人。
有一个特别的人突然从香港来了，我时常对他的过往感到好奇。有谣言说他发现英国的殖民统治不再适合他待下去，故渴望在一个内地口岸找到更自由的生活，在这样的口岸，十诫就像穿着制服的警察那样难觅踪影。
尽管如此，他还是来了，并把自己安顿在当地市镇的一所中国房子里。他兴趣广泛，非常健谈。某个晚上，他多喝了点杯中物，给我们朗诵了罗马天主教堂礼拜中的语录，声音和细节的逼真度说明他要么是一个离职的牧师，要么就是斯托尼赫斯特学院（Stonyhurst）的肄业生。不用说，他很快就把钱用完了。在邪恶的交往有可能败坏我们剩下来的良善道德举止之前，他就消失了。另一种类型是海上的，有一个人以缉捕中国走私者和海盗而闻名。这是一个瘦小黝黑的男人，他那艘插着中国旗帜的外国炮艇给广州的府库带来了很多钱财。当他来到我们这里时，他的任期已经快结束了，但我记得他是一个中国少妇的拥有者（其他人并非不能分享，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有时也有这种情形），她是我在那之前和之后见过的最端庄美丽的妇人。
她是一个有性格也有胆气的女人，因为他喝醉时是一个危险的男人——被发现任何不忠可能意味着不是死亡就是毁容。
在那些日子里，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唯一的“社会”交往经由“妹仔”（Mui-Tsai）
阶层的妇女进行。我必须公正地回顾一下，中国的管家时常做足功夫，以使她临时的主人行为端正，尤其是在饮酒这样的事情上，或者是在有可能迷失方向、误入缺乏监管并有可能损坏健康的场所这类事情上。令人高兴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永远消逝了。对于现在的白人男子而言，遍及中国的大量同族适婚女子使得他们没有借口去冒险与土著血统的人通婚；但在过去的黑暗岁月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好吧，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发表意见。
我们在夏天和冬天——冬天在一年中有一个月，最多两个月——最主要的户外运动是板球，欢庆节日时英国炮艇也时常前来助兴。随后欢乐与友谊主宰一切，树荫下九十八华氏度
的气温也阻止不了漂亮的板球与海量啤酒的结合。这是一个开放之家，所有已婚的年长者都到场，他们的夫人也来旁观，极其荣耀地穿着中国人复制的最新巴黎时装。
夜深之后，人群继续狂欢。如果一个锡壶偶尔被吊上领事馆的旗杆，或者教堂的大钟必须得从港口的海床找回，不会有人提出疑问，也不会有人损失一分钱。
在短暂的寒冷月份，韩江的淤泥沼泽——港口的延长部分——挤满了野鸟、大雁、野鸭和短颈野鸭。这些熟悉的、难以捕捉的禽鸟是主要的猎物，不过鹬和鸻——金色的和灰色的——也在被捕捉者之列。我们自己人中间的一种习俗值得记述一下。我们约定不使用口径大于十二孔的枪。线筒中的大号铅弹可以解决较大的鸟，而野鸭与短颈野鸭最好用四号铅弹对付。当然，我们只有黑火药，没有“绞筒枪”。但是，猎获物还是很多，没有所谓的任意滥杀。我们也会在不远的乡下山丘适度射杀野鸡。宽敞的“纸舫”（之所以如此称呼它们，是因为它们装载的货物是汕头有名的粗纸，用来制作大多数宽敞的船屋）的舱位里面有野营床架与桌椅。中国的船员在一个老大（Lowdah）——非常拿破仑式的称谓——的带领下站在两边狭窄的木板通道上，用长篙撑船。他们始终快乐地一边聊天，一边煮饭，一边做事，一边唱歌。他们盼望着在甲板与船脊之间的两英尺
空隙中舒适地休息时，鸦片烟枪飘散的香气能帮助他们入眠并做一个美梦。优良的运动型猎犬很少见，爱犬的“心丝虫病”常常最终令主人心碎。我对一条棕色卷毛爱尔兰猎犬记忆深刻，我可以保证它同样活在它的主人、我终身的朋友“鲍勃”·希尔（“Bob”Hill）的记忆中。老“忠”（Trusty）是一条非凡的“全能”狗。它的体质中一定有一些塞特猎犬的成分，因为它可以惊起野鸡，当然如果场合需要的话，也可叼回野鸡。
但有这么多爱好运动的人，一只狗怎么够！我们当中的其他人只得满足于用人替代。因为发现并带回一只受伤的鸟，我们海关食堂快艇的艇长享誉了整个口岸。
他和他的船员坚如钢铁。当风暴肆虐时，他们凭借纯粹的勇气与坚持，多次把我们安全地带回家。当霍乱击垮他时，真是让人难过。当我们站在他可怜的铅灰色的躯体边时，古老歌词“他的美德最为珍贵”回荡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田。
我可以说句心里话，在中国各地长期的广泛经历中，我几乎没有碰到过获得适当对待的中国佣人不诚实的案例。相反，我的夫人和我，还有我们七个孩子中的五个，非常感谢中国佣人朋友始终不渝的忠诚。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发达（这是他们应得的），并享尽天年，钱财富足，子女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