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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伦敦，是保罗·约翰·金（Paul John King）的第二个儿子。我父亲曾出任大法官法庭
高级主簿，其舅父是尼古拉斯·廷德尔爵士（Sir Nicholas Tindal），著名的英格兰首席法官。
我的学生生涯开始于南汉普斯特德（Hampstead）
的伯恩赛德（Burnside）学校。我在老伊顿公学和樱草花山坡地上的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球场学打板球。正是在那里我遭遇了生平第一个“挫折”，正如本回忆录将要展示的那样，这预示着我还有很多其他“挫折”。我才刚刚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慢投球手（slow bowler），模仿一个很胖且在当地颇有名声的叫沃克（Walker）的人，这时由我家女佣传来的召唤使我陷入窘迫：“乔尔少爷”（我的昵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茶点！”
我初次接触拳击和剑术——后来在哈利伯瑞（Haileybury）中学得以继续——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离开哈利伯瑞，我来到了德累斯顿（Dresden）
，这让我想起在那座美丽的城市与海因里希（Heinrich）教授及其可爱的家人度过的快乐的一年。他是一位善良而旧式的“邻家老爹”——这在近来的德国已经很少见了。我们以严格的德国方式生活着，我们的消遣活动也很一致——大型俱乐部宴会，随后则有为年轻人准备的舞蹈；以及冬季在大花园（Grosser Garten）
的湖面上溜冰，夏天则在湖的周围喝啤酒并欣赏乐队演奏。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依照乔伊·内岛（Joey Ladle）原理高效地学习德语，并且通过与一个自始至终在巴黎完成教育的土耳其青年互换课程的形式极大地增加了我的法语知识。他是一个活泼可爱、面容俊俏的青年，曾经在巴黎的两间学校勤奋学习。他拓宽了我的法语视野，让我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此处无须详述。但恐怕他并未从我的英语交换授课中得到多少助益。
1870年的普法战争迫使所有英格兰人回国，而我却游览了维也纳和布拉格，奥地利的蒂罗尔（Tyrol）
和萨克森瑞士（Saxon Switzerland）
，并穿着德国制造的套装回到了我在伦敦的家。随我一起回来的是对歌德和席勒的崇拜，对海涅和豪夫的迷恋，以及（日耳曼人）关于上帝与宇宙的一些确切观念，而英格兰的公学通常不会教这些内容。我一向嗜书如命，一生都在充分享受法语和德语的应用知识给一个英格兰男孩带来的“更宽广的视野”。
我再次闲待在家里。我们三兄弟谁也没有开始自食其力，我从事什么职业成了一个问题。我尝试加入商业公司，在民辛巷（Mincing Lane）非常快乐地奔忙了一年半，这主要归功于我作为一个轻量级拳击手在德国体育馆
确立的声誉——这有助于我在商业大卖场（Commercial Sales Rooms）销售体育用品。我顺便也在圣凯瑟琳码头学到了很多有关靛蓝染料和殖民地产品的知识，并偶尔受到信任帮公司做一些采购。
随后情况突然发生了逆转。（注意，与我在民辛巷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一天早上，三个神情严肃的男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通知我们布兰克逖·布兰克公司（Blankety Blank & Co.）的商行正在清算之中，八名职员中只需要会计员留下。就这样我坦然地回了家，我身上也没有发生其他更多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家庭危机中，我父亲记起了他与世界闻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鹭宾·赫德爵士（那时还不是爵士，只是称为先生）的旧时友谊。对方的回复非常及时，大意是说：如果你的儿子能通过普通公务员考试，那他就可以获得一个四等帮办的职位，年薪是四百英镑的白银等价物（当时的价格）。
哦，上帝啊！四百英镑！我能通过考试吗？用于竞争性“考试”的学校知识本已忘得差不多了，但死记硬背几个月之后，还好，我成功了。我本来可能会不及格，但很幸运，有一份考卷测试常识和智力，还有一份考卷要用法文和德文答题。我在民辛巷并非一无所获，所以再加上经商的学问，海因里希教授过去有关摩西和《圣经》的观点，以及我可爱的土耳其朋友的巴黎经验等助阵，我“对于事情”知之甚多，正式在“教育和医疗上”获得“通过”——并获得了四等帮办的职位，这在中国海关属于A级。我还得到了一张两百英镑的支票，作为旅费和置装费。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父亲与总税务司相识已有相当长的时间。1866年，我父亲到圣詹姆斯街的伯克利酒店拜会赫德先生的时候，我也随同在侧。我还记得他是如何从房间一个昏暗的角落走上前来，并以一种奇怪而害羞的方式与我们握手的。我对此印象深刻，但对于这次拜访想不起别的事情。
在获得职位的几个星期之后，我就登上了法兰西火轮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开往香港的班船。航行一路平静无事，只是在地中海发生了一件小事。在一个晴好的下午，当这艘甲级船机帆并用，以大约十四节的速度快速前行时，一个突然的震动让甲板上的人们手足无措，紧接着出现了令人相当紧张的场景。我们的白胡子船长飞奔上舰桥，整个轮船公司的人都奔上甲板。“快走”，“快走”，这是他们对挡道的倒霉旅客所用的“词语”。显然，我们在离亚历山大港大约二十五英里
的某处沙洲搁浅了。但幸运的是，乘客中有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他当时正由于主持开凿苏伊士运河声誉鹊起）这样的人，而且不止一个。
德·雷赛布先生建议我们的船长派遣大副乘坐救生艇去塞得港，并授权他带回足敷需要的蒸汽拖船。此时天色渐暗，风力也越来越强。整只船被大量绳索和线缆牵引着，随波摇晃。突然，我们开始移动了，几分钟后再次漂浮起来。德·雷赛布先生和我们的船长相对微笑。德·雷赛布夫人和她所有的小男孩与小女孩都“安静了”，整艘船再次变得正常起来。船上的英国人，在那一刻之前，彼此都有几分疏离感，此时都变得不再拘束，都认同在危机发生时他们宁愿是在他们自己的船上。在这个基础上彼此建立了很多友谊。我结识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负责人克锡（William Keswick）先生和他十分迷人的妻子，不过是在抵达香港之后，我才认识到“怡和大班”（Ewo Taipan）在那里有多大的地位。他们夫妇俩都对我非常友好。他们在东角（East Point）的可爱的房子和庭院立刻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我有一封介绍信——那时被称为汤券（tickets for soup）——给香港总督坚尼地爵士（Sir Arthur Kennedy）。我在政府大楼与他的女儿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牧师玩槌球游戏，度过了一个很开心的下午，他们和我一样也刚从家里出来不久。
1874年的香港与现在的城市看起来很不一样。人们乘坐六桨快艇从钟楼下的台阶上岸。旧式俱乐部与香港酒店就在附近，即使没有现代的建筑那么时髦，两者也都算是很舒适的地方。在华南几乎恒久的高温中，深深的游廊与宽大的房间是重要的附属设施。布屏风扇华丽而缓慢地扇动，与电灯的光辉以及时常不能给人安静或凉风的机械风扇的旋转相比较，并不完全处于劣势。然而，人们不必做一个“恋旧者”，只是在远东目前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会深情地回顾新加坡旧时“有奖购物”的淡定和尊严，以及香港过去岁月安静而广阔的“内在”。山顶铁路依然只是一个梦想。我带着椅子，徒步登上了岩顶，并循原路返回。一些吃苦耐劳的拓荒者在山边搭建了平房。我注意到一间平房，房顶用很粗的深入土壤的缆索牢牢系住。这是为了防止过境台风将房顶强行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