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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伦敦办事处的第一期服务是两年时间，期满后我获得了我并不想要的一年休假。在伦敦办事处的两年时间充满了乐趣，并有助于我了解总税务司各种活动的另一面，对这些活动，我与海关总署的大多数职员一样，完全不了解。怪不得每个新被任命去伦敦办事处的人都被要求在总税务司的一份手写命令上签字，大意是说，伦敦办事处的所有交易，“小到花一便士，大到购买军舰”，都是绝对机密。打破这个规则，惩罚是相当可怕的：解雇并丧失所有的“奖金”福利。
这就逐渐使得办事处的事务进入了一个有趣的阶段。在我抵达之后不久，金登干先生就积极与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市（Newcastle-on-Tyne）的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公司（Sir William Armstrong & Co.）的商行接洽，运送“蚊子船”小舰队（抵达中国时即被这样命名了），以及两艘新型的快速巡洋舰前往中国。这实际上是中国渴望拥有一支国家舰队的开始。这些由已故的乔治·伦德尔（George Rendel）设计的炮艇，是船身宽、吃水浅的小船。它们在船首装有一门阿姆斯特朗式大炮，实际上只是水上的炮架，目的是从远距离攻击较大的船只。两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在那时的确是很先进的。在所有交易所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它们起航前往中国。英国船长与工程师随船，但船由特别从中国为此项任务派过来的水手操纵，最后安全地抵达了它们在华北的目的港——芝罘和天津。
如前文所述，这些船是由阿姆斯特朗商行订约并建造的，但由于发生了罢工与其他延宕，船员——大约三百名中国水兵，由命途不幸的威海卫有名的水师提督丁汝昌指挥——抵达之后好几个月，这些船还不能交货。怎么安置这些人，马上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就是把他们事实上“禁足”在载他们过来的中国招商局的汽轮（挂中国旗）上，该汽轮停泊于合约商提供的泰恩河畔工厂的私人锚地上。限制他们的自由非常有必要，因为泰恩河畔的那些“家伙”，在劳工领袖的煽动下，起初非常有敌意，他们认为这些中国人是“码头工人”，是更多后续“中国劳工”的先驱。在已故的海因德曼（H. M. Hyndman）先生的领导下，伦敦新成立的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行为使这个虚幻的说法有了更多市场。联盟的聚会场所那时就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厅上层的房间，就在大本钟和议会大厦对面。威斯敏斯特贴满了“海报”，揭露劳工雇主最新的花招，宣称由纽卡斯尔输入的中国人对英国工人是一个严重威胁。他们举行了集会，也启动了常规的宣传。在金登干先生的指示下，我焦急地拜访了海因德曼先生，告诉他我被派来向他解释中国水手在纽卡斯尔出现的真正目的，以便他在主持海报所宣称的第二天晚上的“抗议”集会时可以掌握事实。海因德曼那时是一位非常“狂热的”煽动者，他一点也不接受我的解释。对他来说，这件事情是深藏的见不得光的阴谋，而他将要把它揭露出来。我做了一些反驳，然后告诉他我会参加他的会议，如果他不告知听众真相，那我就告诉他们。他告诉我我爱怎样就怎样。看到他不想听到任何东西去削弱他最新的“独家新闻”的威力，我用法语向他告了别。第二天晚上，我准时出席了会议。但令我惊奇的是，尽管中国人议题登在海报之上，会议却一点也没提到它。会议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控制，海因德曼显然是“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倡导者。紧挨着我的是一位机械工，我向他吐露了我的“任务”。他大笑着说：“你再等等。”不久一位壮硕而笨拙的带有德国口音的男人“获得了发言权”，从一件事讲到另一件事，最后讲到土地的国有化。我的机械工朋友评论道：“没关系。这是他的癖好。今晚你将不会听到关于中国人的事情了。”结果就是如此，但结束却是戏剧性的。一个沙哑的声音喊道：“这些椅子是怎么回事？”（我们坐在奥地利弯木藤椅上。）“它们是哪里造的？”插话者举起椅子在头上摇晃了几下，几乎不顾及他周边的人。他继续用一种霸道的而非客气的语言揭露了远比中国更靠近家门的危险。我记得我们立即七嘴八舌起来，直到会议结束，就像报纸上说的，“乱七八糟”。我想海因德曼对事情所起的变化是感到相当满意的，后来就没再听说那件事。与此同时，在纽卡斯尔，测试也在进行之中。少量的身着整洁制服的中国水兵被“放出”，出现在纽卡斯尔的街上。他们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敌视，反而受到所有男人、妇女和小孩子的热烈欢迎，很多人一路随行着。他们初次亮相即获得了巨大成功——丁汝昌穿着独特的中式长袍，高挑的身形早已成了镇子上令人眼熟的特色，而且他在高价商品店中大量购置货品——诸如装饰钟和音乐盒，这使他非常受欢迎。因而在“市中心”的社会较低层，每个中国水兵都被称为提督。他们被请进蓬门陋室，并在随后的饮茶与散步中得到了更多的尊重。种族偏见，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在彼此接近之前就消失了。而彼此接近又产生了正常的结果。如果偏见是后来产生的一个特征，那它本质是什么呢？在过去的日子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水手们不也给诺福克郡（Norfolk）海岸或不列颠群岛其他地方留下了类似印象吗？
丁提督尤其受到河边“家伙们”的小孩子们的喜爱。他们追着他跑，要握手，很让他头痛。“Pu kan ching”（不干净），他低语着，一边把肮脏的小手拨在一旁，一边和蔼地微笑着。
我在伦敦办事处是相当愉快的，除了一次，我在海关里的快乐与自豪遭受了不体面的“重挫”。总税务司热衷于密码电报，他自己开发出了一种“三字母密码”。东方电报公司的一位高层曾告诉我，这是他所知道的最糟的密码。它让操作者感到绝望，但对其发明者来说不会呈现任何困难。他与金登干先生两人——由于长期的使用和习惯——几乎不用“解码”就能读懂一条电文。只有密码形式的电文才会在办事处的公共档案中记录在案。解码后的电文则被记录在一本书里，而这本书由这位头儿保留在他的私人档案里。但所有进出的密码电报每周都要经过邮局确认，为此，三字母密码的长段电文需要在一种特别的公文表格上抄录。它们由初级助理抄出复本，然后由高级助理“核实无误”，签上姓名首字母。有一天很不幸，在与原文仔细核对之后，我在一份长电文的复本上签上了我姓名的首字母P. H. K.。过了几个月，我们收到总税务司寄来的一封快件，里面指出了该复本一个“明显的”错误。我被告知，如果再在一份不准确的文件里签上姓名首字母确认核实无误的话，那该名字将被置于花名册的底部，诸如此类，还有其他一些可怕的威胁。经翻查记录，显然，原始件与复本完全一样，因而金登干先生写道：“抄写电文的某某先生与核实电文的庆丕先生都不应受到责备。”当中的一个错误字母事实上在原始电文里面就有了，而该电文是金登干先生自己在某个深夜写的。我因而被证明是无辜的，并自然地以为那封带有威胁性的快件至少应被撤下。但什么也没发生，它仍然保存在伦敦办事处档案里，留待将来的心理分析师去做判断！
我任职两年没有获得提升，期满后离开了伦敦办事处。在紧随其后的并非出自本意的探亲假期中，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由于我们经济拮据，事情都不太令人愉快。此后，我被调任到广州，但在抵达香港时（1883年11月），发现调令是去上海的。我们出行随身只带了“夏天的行装”，但突然遇到了深冬这样一种非常不同的气候。在保暖服装上自然花费了一笔令人心碎的开支，但我们在圣安德鲁舞会（St. Andrew’s Ball）之夜抵达了上海，而舞会本身是让人感到温暖的。当然，关于计划的改变，预先告知可能会让我省下那些开支，也会是合理的。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海关却没有给出预告。
几年后，当海关职员给其上司准备讲稿的时候，一位高级税务司，也是一位美国人，评论道：“我希望里面不要出现有关公正的内容，因为如果出现的话，我就不会签署它。”
在上海办事处工作期间——1883—1885年——我碰到了几件有趣的“特别任务”。我从普通的岗位上离开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去调查导致了税收重大损失的所谓“转口”欺诈行为。详述其细节会令人感到乏味。凭借篡改的中文文件回溯核查交易记录既费时又繁复。但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犯法者——包括海关内外的，因为有广泛的勾结——最终受罚，落得人财两空。
对我个人的回报就是江海关税务司要求我不能调走，因为在这里我“正在一个特别的方向上做着很有用的工作”。结果却是我立即被调到九江，职位比我六年前担任过的还要低！这样，我们再次沿着长江逆流“蹒跚而行”。从1885年9月到1887年2月，我们一直待在九江，整天就是一些“家庭事务”。我们在那里过了一个严冬，又是霜又是雪，湖面覆盖了可承重的冰块。可惜，那个社区没有滑冰鞋，上海也没有。华中地区深冬的气候是不为人所喜的——吹冰冷的东风，外加多雨；但气温很少长时间降到足够给人滑冰的机会。九江沿长江一线的江堤之上有很多曼妙的大树，它们的枝叶都压满了冻雪，给外国人也给中国人展示了一道迷人的风景。但对于一家大型外国商行的镀锌铁皮大货栈而言，冻雪的负荷太大，以至于屋顶垮了下来，幸好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从这次灾祸里引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地的代理商被其在上海的“大班”叫去问责，指责他没有清扫屋顶的积雪。“帕廷顿夫人与她的扫帚不能奏效”
，但当事情搞清楚之后，“商业常识”为他挽回了局面。
但这件事与大火烧毁一艘巨型船相比，就显得既不那么戏剧性，也没有那么吸引眼球了。这些巨型船通常是被拆解了部分构件的旧班轮——我记得有一艘曾经是法兰西火轮公司最好的船，船尾依然保留了旧式风格的公用大厅，充满昔日法兰西装饰品位的怀旧之风。这次被烧毁的是一艘英国造的非常舒适的巨型船。它满载货物，从船头到船尾都覆盖着木质甲板。不明原因的大火突发于午夜时分。我们都在税务司官邸参加舞会，但不久每个人都在口岸所拥有的那一本“手册”的指导下，卖力地行动了起来。我想这是海关的职责，所以，我们的职员自然要行动起来。我们喷了几个小时的水，但效果不大。这时候有人建议，唯一办法是把这艘旧船沉入水中。但怎样做呢？当整艘船处于火光之中时，没有人敢冒险上船，所以我自告奋勇弄来了一艘中国“巡逻艇”，并尝试了一下这个工作。
应该解释一下，巡逻艇是一种通常由长长的环形叶片驱动的船，但在顺风时由可使用的桅杆与帆来操纵。除了十几个配备火绳枪的船员之外，它还载有舰首炮与近距臼炮序列的前装炮。把船长从其艉敞舱舒适的住处弄醒花了一些时间，但是当完全醒来之后，他就把船员骂了个够。我们及时开航，接近着火的船。然后我向他解释我们需要他干什么。他有一门加农炮，他能够装填弹药吗？弹药会飞得太远而伤及后面的人吗？他认为他能够击中那艘外国船只并让它沉没吗？他说，这些他都能完全做到。但他补充说“K’ung pa，yao pu kou”（恐怕药不够）——担心没有足够的弹药——这当然是委婉地告诉我，这样做行不通。我认同弹药是达致成功的先决条件，但告诉他，他与他的船必须“依然”随同我行动。他来看了看，最后返回了他深爱的小河中的锚地，毫无疑问是向他的上司报告他的诸多“英勇”事迹——当然这是第二天的事情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区界内是和平的。没有军阀来乡下劫掠。带有蓝色条纹风帆和不知威力几何的大炮的巡逻艇一出现，就足以让我们附近河上的盗贼闻风而退。稻米充足而廉价。实际上偷盗之事可能会“Pu hao k'an”（不好干）——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吃得饱的人而言，转向犯罪是最坏的形式。
受我在上海的经验的鼓励，我发动海关职员一起创办九江“健身房”。我们在一个旧茶叶货栈或仓库之类的地方碰面，事情顺利运作了好几年。访客之夜总是有大量的能人异士坐当地河流中的汽轮而来，而职员之间很多的小争小吵都通过戴上手套的较量来解决，结果是握手言欢。确实，出汗是一个伟大的解决办法。但很遗憾，它对我来说结果并没有那么好。总税务司巡视各口岸，顺便在九江停留一天。据传闻，他那时脾气不佳，抵达那天就告诉税务司，任何公务均以书面呈现，不需口头报告。随后他在税务司官邸午餐，只有征税科（或办公室）人员受到了邀请。非常明显，正如美国人的说法，那个大人物“不高兴”，但他尽力做到对他的女主人，也就是税务司的妻子非常殷勤，这是一个非常健美端庄的女人。当我们被请进会客室时，她坐在沙发上，而他坐在她脚边的一个垫子上。我记得他有一句关于坦率（谄媚）或好听的意见的评论令人作呕。可惜！她的思想配不上她姣好的面容，而且那样的评论与其他同类的表达都没有引起他的听众的热烈反应。
然而，他“从别处获得了补偿”。他转向我说道：“我听说你是这里的健身房教师。请问，你是在哪里学会这些东西的？”我必须承认，我有点慌乱，并思考着，如果能让他对我这点小小的努力说一些得体的话，那该多好啊！然而，我回答说：“在德累斯顿，先生，我第一次碰见里奥（Liot）的地方。”（里奥是他的私人秘书，正坐在对面。）他冷冷地说：“我不知道你和里奥以前见过。”然后他转过脸去，让我作为一个体育人士自感良心不安。
他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属下，在总署里一直是一个问题。各种有抱负的青年试图用各种方法得到他的青睐。他偏好漂亮脸蛋是众所周知的，而这也不总是可靠。有一次，一位受误导的青年送给他一位漂亮女演员的照片作为生日贺礼。他的回答让人受不了：“谢谢你的照片，可我宁愿要一篇由你自己手写的原创中文作文。但是，每只狗都只会跟着自己的嗅觉行事。”
这是很不客气的，这位不快乐的青年失望地把这封信拿给我看。我安慰了一下他，并说：“我真希望他也像那样写给我。”果然，依自己嗅觉而行的狗比任何其他同龄的狗得到了更快更显著的提升。没人真的知道如何才能赢得鹭宾·赫德的好感。他的好恶使人想起了著名的布里丹之驴
（Blondin Donkey）。对于预期的事情，结果往往出人意料。“怎么会这样。”他最杰出的德籍税务司有一次举起双手叩问上天，大声叫了起来，“怎么会这样，即便在总税务司看起来想要取悦别人的时候，他也总是做一些让对方不高兴的事，这是为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
但我有点跑题了，必须重提一下上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