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正义的框架

共同富裕是发展目的，价值正义是价值追求，群众路线是实践范式，经济辩证法是实现形式。人们为追求财富而劳动，从组织整体看是劳动创造财富，从人的个体看是分配获得财富，联系整体与个体的纽带就是劳动协作。因此，价值正义、共同富裕、经济辩证法和群众路线是四位一体的关系，构成经济繁荣的根本。

（一）古典经济学的思考

经济繁荣是经济发展的良好状态，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繁荣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1．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古典经济学也称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价值分析为主线，从国家治理的层面，研究财富之因，完善经济治理体系，提高经济治理能力。1662年《赋税论》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1776年《国富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以分工构建分析体系并提出了财富增长论 ；1803年《政治经济学概论》反对这个观点的价值三分观点 ，以价值要素论替代劳动价值论；1867、1885、1894年《资本论》三卷分别出版，系统提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 、生产协作论 和市场均衡论 ，特别是从劳动是价值创造的能动要素入手，把早期的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要素论发展成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1890年《经济学原理》把剩余价值划分为消费者剩余 和生产者剩余 ，为古典经济思想中的供需决定论提供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形成了价值分析为主线的经济分析体系。至此，古典经济学形成了财富增长论为目标，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亦可称劳动剩余论）、劳动分工和生产协作论、市场均衡论五论一体的完整逻辑框架，有了数学规划的逻辑体系。其中，财富增长论是规划的价值目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规划的函数基石，生产协作论是规划的函数主线，市场均衡论是秩序约束条件——是生产协作带来的成本约束，五论一体构成了数学规划的价值目标，目标函数，内生矛盾辩证关系、自然约束和秩序约束。经济学具备了群众协作为基础的完整的数学规划体系结构 ，而数学规划本质上是资源有限性与目标无限性构成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拥有严密的逻辑体系。

2．中国古典经济学何以可能

古典经济学带来一个重要启示：经济活动的逻辑抽象是数学规划，简称经济规划。数学规划可以成为经济结构研究的重要工具。数学规模标准模型如下 ：

两个模型等价，通常把标准模型称为成本模型，反向模型称为效益模型。其中 x 为决策向量， x =（ x ₁ ，…， x _n ）， n 是决策向量的维度， x _k 是决策变量， k ∈{1，…， n }； F （ x ）是目标函数，取果实之意； G （ x ）是约束条件，《资本论》用 G 描述货币，是经济的约束函数； D （ x ）是决策空间，描述决策变量 x 的基本要求。具体到经济问题， D （ x ）是自然约束，也称底线要求； G （ x ）是秩序约束，人们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而形成的约束条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F （ x ）是目标函数，人们采用不同方式得到不同的目标函数，但是会形成秩序约束反映在 G （ x ）中； max 是目的设定，也称价值取向。比如，人们单干，只有自然约束 D （ x ），秩序约束 G （ x ）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目标函数 F （ x ）效率极其低下；人们开展劳动协作，目标函数 F （ x ）改变了，劳动效率提高了，但是带来协作的秩序要求，反映在秩序约束 G （ x ）中，人们的寻优空间变小了。人们需要在这些条件中平衡，同时也要展开创新，在相同的约束下尽可能提高目标函数的效率，或者，在相同的目标函数效率下尽可能降低约束水平，提高优化水平。

古典经济学的“五论”涵盖了上述数学规划的目标函数、价值取向、作为发展根本动力的内生矛盾或辩证关系、包括秩序约束和自然（底线）约束的约束条件等四个规划要素，因此是完整的数学规划体系结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但是，从数据结构理论看，还存在三个引发逻辑重叠的方面：一是财富增长论过于简单，难以表述优化性目标与约束性目标的关系，割裂了发展目的与约束条件的辩证关系，而矛盾辩证关系是内生发展动力，需要弥合这种断裂。二是市场均衡论创立了秩序约束，为经济模型的数学规划形式奠定了基础。但是，它没有内生说明市场归因，市场产生在模型之外，成为外生变量。三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说明了价值归因问题，为价值分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是原理解释，如何落实这个原理，没有具体说明。这些需要完善，为此笔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文化的经济思想，优化古典经济学的五论为框架，构建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框架。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契合。集体主义、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分析方法。由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严密的理论逻辑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可以为中国古典经济学提供根本分析方法。

由此思考，《荀子·王制》的“力不若牛……彼不能群也”定义了“群众”的古典含义——有组织的大规模协作的群体，也确立了古典群众路线的含义——社会实践是群众的实践，群众是最伟大的实践力量；《周易·乾卦》的“自强不息”和“元亨利贞”，《文言》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从组织的角度看，为人之长就是领导班子，合礼就是文化建设，利物足以和义就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利益分配，事之干就是组织结构，所以，从个人的角度，元亨利贞是个人修养，从组织的角度，元亨利贞是四种组织建设的核心工作。所以这里实际提出了群众路线中“一个精神和四大重点工作”的组织工作原则，其中，“一个精神”指自强不息的精神，四大重点工作指“元亨利贞”，启示组织建设要优先抓好领导班子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和组织结构建设等四项工作。以这些群众路线原则发展生产协作论，构成经济的群众路线论。《周易·系辞》说“各得其所”，这是正义的本质，并以“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提出了以市场交易实现价值正义的基本原则；《易·贲卦·象辞》以“天文”定义“正”，以“人文”定义“义”，《六韬·文韬·文师》以共识定义“义”，进而提出“仁德义道”四大价值正义原则，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佐证了以共识达成正义的古典原则。这些一起构成了中国古典正义论。以中国古典正义论发展丰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构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和辩证关系为主线的价值正义论。《道德经》“冲气以为和”和《大学》“博学之……笃行之”，提出了中国古典辩证法的框架，认为辩证法是追求真理和实现正义的根本方法。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是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辩证统一，剩余价值论内涵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以此辩证关系为基础，奠定了以价格划分价值、分配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价值正义的实践基础。结合中国古典辩证法和价值正义论，市场是实现价值正义的经济辩证法体系，市场交易不再外生，市场均衡论发展为市场辩证论。价值正义论内涵共同富裕框架，以此发展财富增长论，弥合发展目标与约束条件的裂痕，形成矛盾辩证关系内生的发展动力，构成共同富裕论。古典经济学的“五论”可以重新划分为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四论”，其中，价值正义是逻辑核心和根本特征，四论一体（图1-1）构成更为严密的体系框架，我称之为价值正义钻石体系，构成中国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四论与经济规划模型四要素更加对应：共同富裕论主导发展目标，明确了优化性目标与约束性目标的关系，优化性目标构成目标函数，约束性目标构成底线约束；价值正义论主导价值取向；经济辩证法主导内生辩证关系；群众路线主导约束条件。四论对后者构成了划分性覆盖，具有严密的数学逻辑性。

3．从政治经济学理解价值正义

生产关系是价值正义的核心范畴。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生产力，不是直接的生产力，是关于生产力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安排。生产关系的三要素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产品如何分配。生产资料的归属称为基础产权分配。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包括谁做决策、谁来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称衍生产权分配。基础产权分配和衍生产权分配合称一般产权分配。产品分配方式称价值分配，主要是分配与交换两种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分配在组织类的市场主体内部进行，交换在市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方式包括谁能获得、获得什么、获得多少、怎样获得，决定了谁能消费、消费什么、消费多少、怎样消费等，交换方式包括谁来交换、交换什么、交换多少、怎样交换，交换是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转移方式，本质上是价值的转移和分配；运用市场方式的交换称交易，物与物的直接交易称“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易称“贸”。价值分配本质上也是一种产权分配，为了更好区别分类，价值分配不称产权分配，而一般产权分配简称产权分配。价值分配和产权分配构成价值体系的价值范式，包括客观合理和主观认同，客观合理是价值分配和产权分配合乎客观规律，属真理范畴，称客观正义；主观认同是价值分配和产权分配合乎主观人心，属人文范畴，称主观正义。

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天性，这是价值正义的第一个内涵，所以，生产力是价值正义的基础。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因此生产力是实践范式，是价值范式的基础。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资料的核心是劳动工具，劳动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标志，是知识的物化和物化劳动的历史累积。劳动者是活劳动的生命载体，劳动工具是历史劳动的物化载体，劳动对象是现实劳动的物化载体。所以，生产力是劳动力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状态，是劳动的成果。作为劳动成果，一方面决定于劳动的动力，即劳动激励问题，另一方面决定于劳动的能力，即劳动赋能问题，因此可以说，生产力是劳动的激励和赋能的结果，而这种激励和赋能正是价值范式的意义指向，所以，价值正义不是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本身，而是创造生产力的“生产力”——创造生产力的核心能力。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是价值正义的指向。经济繁荣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结果，通过主观认同激励劳动的积极性和协作性形成动力，通过客观合理赋能劳动的创造力和协作力形成能力，社会劳动力能够得到充分开发和有效运用，通过充分开发而累积强大的生产能力，通过有效运用而创造庞大的社会财富。其中，劳动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活动，知识水平的提升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增长是知识财富累积和增长的结果，而知识财富是社会财富的核心构成，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核心构成，因此，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发展的本质就是知识财富的累积和增长。生产力的本质是知识，生产力与知识是“器”与“道”的关系，生产力是知识的运用和载体。所以，价值体系包括价值范式和实践范式，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价值范式是关于价值追求的理念和原则体系，实践范式是群众劳动追求价值范式的实践活动。价值范式是实践范式的价值追求，实践范式是价值范式的具体实践，两者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构成价值体系的一体两面，也是经济繁荣的一体两面。

（二）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深化

1．中国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体系

中国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体系是价值正义体系。共同富裕=价值正义=群众路线，市场机制=经济辩证法=价值正义机制。中国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范式是关于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和原则体系。《六韬》说“仁德义道”，核心是效率和公平，其中，“仁”的定义强调了发展机会公平下的充分竞争，体现了发展的优化性目标；“德”的定义强调了生存机会公平，体现了发展的约束性目标，构成发展的底线约束；“义”的定义明确了正义的群众内涵，正义就是群众共识形成的共同契约，明确了正义的主体是群众、主权在群众、目的为群众的正义三大构成；“道”的定义立足人本主义，明确了追求财富是人的自然天性，是群众的天然诉求，因而劳动追求财富具有群体正义性。中国古典人本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语出《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人看作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把人看作发展的根本依靠，人们归纳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实践范式是关于价值范式的实践内涵，《荀子》的“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周易》的“元亨利贞”，实质是群众路线。在价值范式中，着力通过“义”强调了共识和公约，形成了正义为主要特点的价值追求体系，故把这个价值体系称为价值正义体系，简称价值正义。同时，共同富裕的价值范式称正义范式。由此，中国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体系是价值正义体系，价值范式是正义范式，实践范式是群众路线，即，共同富裕=价值正义=群众路线。有时价值范式也称价值路线，对应群众路线。

在这里，正义的原意是遵循真理的共识和公约，通过共商、共情、共识、公约、共有、共治、共建、共享的公共选择过程来形成社会契约和实践社会契约，由此分配价值和分配产权，实现价值分配的人文性要求，产权分配的真理性要求。《文韬》说“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忧乐和好恶的主体是群众，表达忧乐和好恶的主权在群众，满足忧乐和好恶就是为了群众；《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群众是表达需求的主权所有者；《文韬》还说“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发展是为了群众。所以，立足人本主义，正义的三大构成是“主体是群众、主权在群众、目的为群众”，从而，正义性在本质上是群众共识，形式上是共同契约，简称共约，也称公约或社会契约 。所谓“三义一约”，“义”是共同契约，“约”带纠结的偏旁，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因此需要处理纠纷，求同存异；共同契约需要通过商议才能达成共识、形成公约，这个“义”是“议”出来的，有“言”字边；公约内化于心就是“义”，这个“义”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所以没有偏旁；公约外化于行就是“仪”，是要通过人的行为表现的，所以是“人”字偏旁。合乎真理称“合理”，合乎人文称“合情”，合乎契约称“合法”，“情、理、法”构成正义的三大内涵，正义是“情、理、法”的辩证统一。所以，正义本身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内涵和过程，群众属性是其本质。中国文化强调正义的群众属性，群众共识需要通过辩证关系和辩证过程来实现，包括形式辩证和内涵辩证。实现价值正义需要有辩证形式，构成买卖的双方，通过讨价还价的充分辩论。简单说，正义的古典含义是合理共识——合理的社会契约，需要通过辩证来实现。

因此，市场不是既成事实，市场是为了实现价值正义——人们创设的辩证机制。《周易·系辞》说“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本质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价值正义，人们用价格表决、用货币投票，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正义，包括了价值分配和产权配置两个层次。在价值分配上，自由参与和充分协商的交易形成市场定价，合理划分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实现了价值分配的价值正义；在产权配置上，一方面是市场通过自由参与和优胜劣汰决定了供给主体，从供给侧实现了产权配置的价值正义，另一方面是赋予了消费者购买决定权，从需求侧实现了产权配置的价值正义；这样就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实现了产权配置的价值正义。价值正义通过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来实现，本质是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统一，卖方代表使用价值，买方代表劳动价值，这就从结构关系上把价值分析与供需分析结合在一起。中国古典经济学从结构关系和流量关系上形成了价值分析与供需分析的一体化，由此构成了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即是说，立足人本主义，把价值正义确立为经济逻辑体系的原点（起点），从价值正义展开经济逻辑体系，用价值正义统一价值分析和需求分析，这是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特征，也构成了中国古典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派的根本分野。

前面提到，在价值正义的框架内，经济繁荣就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结果，通过主观认同激励群众劳动的积极性和协作性形成动力，通过客观合理赋能群众劳动的创造力和协作力形成能力，社会劳动力能够得到充分开发和有效运用，通过充分开发累积强大的生产能力，通过有效运用创造庞大的社会财富。所以，价值正义是群众路线的逻辑主线，群众路线是价值正义的实践主线，而且正义本身是群众路线的内涵，正义的基本构成就是“主体是群众、主权在群众和目的为群众”。因此，价值正义和群众路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构成经济繁荣的一体两面。这里的群众不是抽象的群众，而是协作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群众，是躬身入局利益相关的群众。

其实，自然的馈赠不足，人们生活存在短缺，这种不足和短缺是结构性稀缺。自然供给不足，需要通过劳动调整供给，而人类的劳动沿着群众路线与技术路线展开，两条路线交织在一起。其中，知识是创造财富的核心要素，技术路线是劳动的指向因素；劳动是创造财富的能动因素，群众路线是劳动的第一因素。

群众路线的本质是有组织、有分工、大规模的社会协作，它形成两个问题，一是真理问题，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这些规律构成了真理问题，人们对真理问题的认知构成了客观正义；二是人文问题，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偏好和信仰构成人文问题，人们对人文问题的认知构成了主观正义。主观正义与客观正义的关系是群众路线的根本问题，构成价值正义的核心内涵。

2．人的奋斗状态是经济繁荣的根本内因

《左传》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谈的是社会发展的兴衰问题，指出了决定事物兴衰之根本在于主观内因而不在客观外因，自我革命是解决社会兴衰的根本出路。

经济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的奋斗状态构成了经济的主观内因，是经济繁荣的根本动力。所谓主观内因就是与人们自身努力和能力相关的因素，客观因素就是个人意志之外的因素，比如，对于人的健康，生活规律是主观内因，人的年龄是客观因素。因此，经济繁荣需要人们的努力奋斗，而群众路线是经济繁荣之本。

《荀子·王制》说“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提出了古典的群众路线；《周易·乾》说“元亨利贞”，提出领导班子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和组织结构建设等四大组织建设，其中，元亨象征的班子建设和文化建设针对人，利象征的制度建设针对财和物，贞象征的组织结构聚焦在干事，由此启示人们做事的排序是“人财物事”，把人排在第一位，并且提出了“仁者聚人”的群众路线思想；《荀子·王制》说“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指出了群众路线中组织的重要性；《庄子·逍遥游》提出水积不厚则负舟无力之论，《论语·卫灵公》说“群而不党”，《荀子·王制》说“多力则强”，都指出了群众路线中规模的重要性，拒绝孤立和小集团。

因此，群众既是“群”又是“众”，“群”强调了组织性，这是从结构上形成力量的“乘法效应”，人们集聚在一起，需要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遵守的准则，形成分工和协作，凝聚和增强力量；“众”强调了规模性，这是从数量上叠加力量的“加法效应”，所谓“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群众观认为能够动员多少群众就能够汇聚多大力量，群众路线就是调动最广大人民，有组织地开展社会化大协作，所以，群众路线是成事之基、立业之础，也是经济繁荣之本。

价值正义是群众路线的主线，是经济繁荣之根。《资治通鉴》说子思以“先利之”解释《易》的“利者义之和也”，认为合理的共同富裕是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首要因素。《六韬》提出“仁、德、义、道”的“三归一赴”，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死乐生，既希望生存有所保障，又希望自由追求财富，所以，能够保障自由发展条件的发展机会公平就是“仁”，能够保障基本生存条件的生存机会公平就是“德”，由此构建起人们的群体共识，形成社会契约，而能够达成、尊重和信守群体共识就是“义”，能够保障人们利益而实现劳动创富就是“道”，所谓“道”就是实现“义”的路径，因为通过共同的利益和谐才能达成共识、尊重共识和捍卫共识。

而“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既有“规范”的含义，也有“路径”的含义，在这里以“利”来定义“道”，就是以利称道；同时，“义”是辩证之后的共识，核心是共同富裕，“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也是实现“义”的路径，就是以利称义；“利”的经济含义就是“劳动剩余”，也称劳动剩余价值，是价值比较的概念；“以利称道”和“以利称义”的“称”包含了两层含义，在定性的维度上以“利”定义“道”和“义”，在定量的维度上以“利”称量（测度）“道”和“义”，所以，“道”是价值路线，“义”是群众路线，“道义”构成了价值路线和群众路线两条交织在一起的主线，构成了价值正义的体系，强调以经济利益落实群众路线，强调真正给人民实惠。

所以，仁、德、义、道构成了价值正义的基本范式，是凝聚共识和汇聚力量的本质所在，自然就是群众路线的主线。由此，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共同富裕的“价值正义↔群众路线↔经济繁荣”的经济繁荣范式，即价值正义与群众路线的互为因果、群众路线与经济繁荣的互为因果，称“两个互为因果”。所以，价值正义是经济繁荣之根，群众路线是经济繁荣之本，价值正义和群众路线就是经济繁荣的根本。

3．经济繁荣的三位一体、两个层面和一个本质

一是市场繁荣的三位一体。市场是人们为了实现价值正义而创设的体现辩证逻辑的实践形式，市场一经创造出来，经济就形成了现象、本质、逻辑的三位一体，经济发展在现象上是市场的繁荣，市场交易总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升；在本质上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供给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在逻辑上是价值的增长，人们更多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所以，经济发展就称为经济繁荣或市场繁荣。

二是市场繁荣的两个层面。《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财富与价值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道”的层面上是价值（价值有效用与成本两个层次，效用的度量是使用价值，成本的度量是劳动价值，价值是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的辩证统一），在“器”的层面上是财富。所以，市场繁荣既是财富的增加又是价值的增长，财富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财富的本质。

三是经济繁荣的一个本质。需求引导供给，供给满足需求和创造需求，劳动是供给的本质，劳动的主体是劳动者，劳动者既是个体也是群体，因此，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繁荣。一个组织能够坚持群众路线，能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它就能够调动劳动者的协作和奋斗精神，激励最大数量的人群投身经济建设，它就能够创造繁荣。

4．价值正义的基本内涵

价值正义本质是“各得其所”，内容涉及资源配置的状态及人们对这种状态的认同。资源配置是生产关系的内涵，其核心是价值分配和产权分配。价值分配是劳动成果的分配，产权分配（产权配置）是劳动资源的配置；劳动成果通过再生产转化为劳动资源，价值分配转化为产权分配；产权分配影响劳动能力，在归因原则下产权分配影响价值分配。价值分配包括产品的分配、产品的价值分配和它们的产权分配，衍生出分配方式和交换方式，分配方式包括谁能获得、获得什么、获得多少、怎样获得，决定了谁来消费、消费什么、消费多少、怎样消费，交换方式决定了谁来交换、交换什么、交换多少、怎样交换等。产权分配包括谁来决定、谁来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出产品归谁分配。人们对价值分配和产权配置状态的认同及其程度构成主观正义，主观正义与奋斗的努力正相关，是人文问题。人们获得的价值分配和产权配置越多则奋斗能力越强、效率越高，所以，价值分配和产权配置与人的能力存在匹配关系。让适合的人拥有适合的资源做适合的事才能提高劳动效率，这种匹配关系的客观优化水平即是客观价值正义，是真理问题。客观正义与奋斗的效率正相关，其中效率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价值正义的“各得其所”包括了价值分配的各得其所和产权分配的各得其所。主观正义决定了“各尽所能”的意愿水平，即人们奋斗的努力程度，称主观各尽所能；客观正义决定了“各尽所能”的能力水平，即人们奋斗的效率水平，称客观各尽所能。所以，价值正义更完整的内涵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各得其所”包括了得到“各尽所能”的机会和结果，首先是能够获得合理的劳动机会，然后是合理地分配劳动成果，所以也能够蕴含“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价值正义内涵。这里我们用水芙蓉作为价值正义的图腾，水芙蓉又称荷花，《离骚》中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水芙蓉属莲科，“青莲”通“清廉”，没有不义之财，这是价值正义的基础；出水芙蓉在水莲，荷花的“荷”也是“负荷”的“荷”，需要努力才能出水，“荷”是能够挺膺担当努力奋斗；芙蓉的“芙”音“扶”，“扶”是能够团结协作相互帮助；芙蓉的“蓉”音“荣”，清廉正义、努力奋斗、团结协作就能够创造繁荣，这是价值正义的基本内涵。

主观正义的水平越高，人们工作动力越强，实现“人乐其用”；客观正义的水平越高，人们工作能力越强，在资本积累的范畴内实现“人尽其才”，在资本集中的范畴内实现“物尽其用”，奉献精神和协作精神与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相互正向影响。

因此，价值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仁德义道”，其中，集体主义的辩证观为基础，人本主义为基本立场，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本观点，辩证思维方法论为基本方法。确立追求生存和追求利益的天性论，劳动创富的正义论，利益称量道德的价值论；以此三论为基础，确立天道酬勤的信念，明确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主观能动因素；确立按劳分配作为财富分配基本原则、公平和效率作为资源配置基本原则，确立共同富裕作为社会汇聚共识、凝聚力量和团结奋斗的共同价值观。在这里明确按劳分配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按劳分配，就是只有按劳分配一种原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分配原则；另一类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比如，股份制度存在资本分配，但是如果存在充分的资本市场竞争，资本获得的分配匹配于其承担的风险，社会具有合理制衡资本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企业拥有合理的治理结构，那么资本的存在是为了弱化和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达成资源配置优化，实质上就是围绕按劳分配来构建制度。这就是按劳分配主导的分配形式，称一般按劳分配。本书不做特别说明为纯粹按劳分配的都指一般按劳分配。

通过价值正义实现价值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内在统一，构建群众能够广泛和有效参与的共商、共情、共识、共约、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价值创造体系。其中，共约是共识的形式，包括法律、制度和规范，等等，共识是本质，社会契约是形式。

价值正义决定经济繁荣，这是经济的基本逻辑。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取决于群体拥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以及群体对劳动力的激励和运用，其中，激励是核心，人们是为了获得价值才创造价值，所以，群体价值正义的状况决定了个人价值创造的动力和能力，反过来又决定了群体价值创造的能力和空间。因而，经济繁荣存在一个价值范式：价值正义的状况或水平→协作精神+奉献精神→经济发展，如图1-2所示，这个价值范式构成了经济逻辑的基本框架。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价值正义不断实现的历史，随着价值正义的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的市场繁荣程度不断提高。

历史照亮未来，经济繁荣是树，群众路线是本，价值正义是根，根深本壮才能枝繁叶茂。繁荣的水平取决于劳动创造的水平，劳动创造的水平取决于群众参与劳动的水平，群众参与劳动的水平取决于共同富裕的水平，人们要想获得更高水平的繁荣就需要实现更高水平的价值正义，国家如此，地区、企业和任何组织也都是如此。《黄帝内经》说“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价值正义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提挈之纲和把握之要，价值正义就是繁荣之路。 g8kx4gxjJ8N/bOAwTbmUO2liixx+aOzvJO0j6kBb8uofTDGX9db2i2eao8H99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