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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钱锺书出生于江苏无锡，从小即在家从伯父与父亲读书，后来又先后在无锡东林小学、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读完小学和中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学者，著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专门论著与广博涉猎，自述“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
。深厚的家学渊源为钱锺书打下了坚实的古文根基，对他后来博览传统典籍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一九二九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专习西方语文”，同时，他也没忘记“亲炙古人”，总是“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
可以说，在大学期间，钱锺书中西兼通的知识结构已基本形成，跨越中西，后来也成为其研究著述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在大学期间，钱锺书以“中书君”为笔名开始在《清华周刊》、《大公报》、《新月》月刊上发表文章，并崭露头角。他的博学与才华得到清华师友同学的一致赞誉。当时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的张申府就宣称：“默存名锺书，乃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简直可以说，多分在现在全中国人中，天分学力，也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
虽然这只是老师对学生不无偏爱的赞誉之言，可是钱锺书一生的成就则表明这些赞誉之言是恰如其分的。
钱锺书当时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清华期间发表的那些充满才气与敏锐见解的书评及考证文章，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小说琐征》（《清华周刊》第三十四卷第四期）、《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评曹著落日颂》（《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作者五人》（《大公报》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等几篇。撇开钱锺书的具体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方面。一是它们与钱锺书其他著作的天然联系。《评曹著落日颂》中有一段对神秘主义的评论：“神秘主义需要多年的性灵的滋养和潜修：不能东涂西抹，浪抛心力了，要改变摆伦式的怨天尤人的态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要向东方的和西方的包含着苍老的智慧的圣书里，银色的和墨色的，惝恍着拉比Rabbi的精灵的魔术里找取通行入宇宙的深秘处的护照，直到—直到从最微末的花瓣里窥见了天国，最纤小的沙粒里看出了世界，一刹那中悟彻了永生。”
这段话已开《谈艺录》、《管锥编》大量论述神秘主义的先声。《小说琐征》中的考据已兼采古典笔记、小说、正史、佛典、经书、诗话、戏剧中的相关资料，显现出以打通为中心的治学特征。二是表现出早年钱锺书对哲学的浓厚兴趣，也显示了他在哲学上高妙的思辨与分析能力。比如《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对革命的精辟思辨：“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
《鬼话连篇》（《清华周刊》第三十八卷第六期）中对“Immortal”一词的“不朽”与“不灭”两层含义的辨析，就与“反”的辨析一脉相承，都是一种奥伏赫变的现象。尽管后来钱锺书没有再在哲学方面作过专门的研究，可他的著作中却充满了辩证的智慧。他一生的创作与学术显示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风范，对于世界、人生、文化无所不窥，无所不精。这一点却是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三是已经开始形成自己博学机智与游戏幽默的独特风格。《作者五人》中的一段话可以移来评说钱锺书自己，或者可以说是夫子自道。钱锺书认为桑塔亚那（钱锺书译为山潭野衲，颇有出世意味），“他的诗里，他的批评里，和他的小品文里，都散布着微妙的哲学，恰像他的哲学著作里，随处都是诗，随处都是精美的小品文”，而且，“他用字最讲究，比喻最丰富，只是有时卖弄文笔”。
这几乎就是钱锺书自身风格的写照。
一九三三年，钱锺书自清华大学毕业，即受聘于上海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也就在这一年，钱锺书与杨绛订婚。在光华大学期间，发表了大量五言、七言旧体诗，曾编有《中书君诗》一册。其他学术性著述则比不上清华时期，主要有《论俗气》、《论不隔》、《论复古》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篇。一是《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国风》半月刊第三卷第八期），系统表述了钱锺书早年的文学史观，对文学的定位、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体制与品类的关系、文学史的分期、作品本体观等问题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自出手眼，论述精辟，再次显示了青年钱锺书的敏锐卓识。二是《与张君晓峰书》（《国风》半月刊第五卷第一期），对文言与白话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言白话，骖驔比美，正未容轩轾”，两者均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可以互为补充。
应该说，钱锺书的这封信对“五四”以来论争不休的文言白话之争，作出了一个公允平实的判断，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钱锺书此后的写作也分取文言与白话两径，或许就是对自己主张的一种实践。
一九三五年秋，钱锺书考得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携新婚夫人杨绛同赴英伦牛津。钱锺书就读的是创立于一三一四年的埃克塞特学院。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是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之一，钱锺书以解颐示庄重，将其馆名形象地译作“饱蠹楼”。他和杨绛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全都消耗在这座“饱蠹楼”中。牛津严谨的学风和丰富的馆藏，帮助钱锺书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B. Litt. 学位。这篇毕业论文在钱锺书的学术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一直不为人所重视。毕业后，校方本拟聘他为中文讲师，但钱锺书婉谢了校方好意，和杨绛转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进修。牛津、巴黎的三年学习进修，使钱锺书对欧洲文化与文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西方文化的感悟也跃上一个新的层面。这个时期，由于忙于读书、学业与家庭，钱锺书除了学位论文，只发表了《谈交友》（《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等极少的几篇文章。后者穿越中西、繁征博引，以西方诗学的移情说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文评的特色，指出中国文评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不仅如此，而且“一切科学文学哲学人生观宇宙观的概念，无不根原着移情作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象征的，像煞有介事的诗意的认识。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
这种诗化的人文主义观念，可以说贯穿于钱锺书的全部著作。
由于担心在国外遇上战争，影响归国，所以在一九三八年秋天，钱锺书受聘为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夫妇俩携女儿返回祖国。十月，钱锺书在香港登岸，径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而杨绛则带女儿继续乘船北上上海省亲。在西南联大期间，钱锺书开过三门课：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他讲课谈笑风生，妙语如珠，深受学生欢迎。授课之余，钱锺书继续他的随笔写作，在《今日评论》周刊上以“冷屋随笔”为名，发表了“论文人”、“释文盲”、“一个偏见”和“说笑”四篇，以深沉的智慧冷眼观照人生物事，有着较为浓郁的兰姆或蒙田的散文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篇目或名句传颂一时。这些随笔后来均收入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一九三九年夏天，钱锺书返沪探亲，却没有再回昆明，而是在十一月同徐燕谋、邹文海等人在上海登船，长途跋涉，历尽困顿，转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以照料在那儿任国文系主任的父亲。这段旅程，是钱锺书平生所经历的最为艰苦的旅行，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围城》第五章基本上以此为取材基础，几年以后，钱锺书在评析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一诗时还情不自禁地说起当时的艰辛。
在湖南，钱锺书一边教书，一边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并编了旧体诗集《中书君近诗》。尽管蓝田林木苍翠，景色宜人，师友间诗文唱和、问学探道，生活似乎悠闲而平淡，但他心中其实充满了郁闷与忧伤，只能“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
。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作品有两篇，一篇是发表于《国师季刊》第六期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对中国传统艺术批评史上诗与画的关系进行了澄清与阐述，指出“中国旧诗跟中国旧画具有同样的风格，表现同样的境界”
。这篇文章后来收入《七缀集》时，已由原来的不足万字扩展到两万余字，可谓“吾犹昔人，非昔人也”。另一篇是为好友徐燕谋的诗稿所作的序。此序本来以为早已佚失，其实郑朝宗当年曾抄录一份，得以保存。其重要性在于，《谈艺录》、《管锥编》一以贯之的跨越中西、打通各科的文化立场，已经在此序中得到明确表达：对于中西文化“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及夫因情生文，应物而付，不设范以自规，不划界以自封，意得手随，洋洋乎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曰新曰古，盖脱然两忘之矣。姜白石诗集序所谓与古不得不合，不能不异云云，昔尝以自勖，亦愿标而出之，以为吾党告。若学究辈墟拘隅守，比于余气寄生，于兹事之江河万古本无预也”
。
一九四一年夏，钱锺书返上海探亲，因珍珠港事变，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成为孤岛，钱锺书再也无法离开，就此羁居上海，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糊口，艰难度日。这一时期，是钱锺书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日。正如《谈艺录》序中所言：“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
沉郁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此时的旧体诗作肃括凝重，在个体性的忧伤苦闷中，透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时代感受：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壮图虚语黄龙捣，恶谶真看白雁来。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伤时例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故国》）
倍还春色渺无凭，乱里偏惊易岁勤。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焦芽心境参摩诘，枯树生机感仲文。豪气聊留供自暖，吴箫燕筑断知闻。（《乙酉元旦》）
正是在这种压抑而艰难的情境中，钱锺书夫妇杜门寂处，只能读书写作。一九四一年底，钱锺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一九四二年，《谈艺录》初稿写成，并开始创作《灵感》、《猫》等短篇小说；一九四四年起，开始写作《围城》……钱锺书这个时期丰富的创作与学术实绩，恰恰印证了他诗可以怨的著名命题。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中华民族重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天地。钱锺书也走出郁闷，出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名著选读”、“文学批评”等课程，并兼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刊物 Philobiblon （《书林季刊》）主编。与此同时，他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高潮期。除了在《新语》、《大公报》、《观察》等报刊发表《小说识小》、《谈中国诗》、《说“回家”》等随笔和书评，他还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开明书店，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版）、长篇小说《围城》（晨光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五月初版，先期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连载于《文艺复兴》月刊）、学术专著《谈艺录》（开明书店，一九四八年六月初版）。至此，钱锺书融创作与学术于一体的著作空间初步形成。
如果暂且不论旧体诗创作和后来动了笔却没有完成的《百合心》，那么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在四十年代已全部完成。钱锺书的创作贯穿散文、小说与旧诗，“以旧诗与先哲共语”、“以小说与时贤并论”，显示了青年钱锺书恃才技痒的个性与旺盛的创造力。他的散文与小说犀利精妙、汪洋恣肆，在妙语巧言的隙缝中游刃有余，既有对社会世态、文人世界的无情奚落，又蕴含着作者深沉的人生思索，充分展现了钱锺书文学家的才情，树起了作为作家的钱锺书的形象。对于钱锺书的文学创作，评论界多有评说。我只想强调一点，即无论是《写在人生边上》对人生的点评，还是《人·兽·鬼》对人性弱质与人物心理的探索与描摹，抑或是《围城》对一种人生境遇的揭示，其实都贯穿着钱锺书“在人生边上”对人的生存境地和基本根性的彻悟与周览。这与钱锺书早年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倾心不无关系，我们与其说钱锺书是写在人生边上，不如说是凭借其智慧与悟性居高临下地俯视人世，讽世谕人。从这个角度看，《写在人生边上》的序言，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它不仅可以视作这本散文集的导言，而且不妨视作钱锺书全部文学创作的总序，这是不无道理的。
序言中所透露出的文化立场与思想态度，已然成为钱锺书全部创作的基本精神特征。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我们一大半的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可以写完缴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文明人的懒惰，那就是从容，使他们不慌不忙的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时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或者写一个问号，像中国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的随感，并不是他们对于这本书整个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中间也许先后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领导读者教训作者的大使命。谁耐烦做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这种基本精神是远离主流社会的对人生的冷眼旁观，是随时批识的人生评点。《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和《围城》虽然体裁不一，但是由于有着这种共同的基本精神，使得它们获得了内在的呼应和高度的统一。《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分别以《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与《上帝的梦》开场，体现了一种戏剧性的整饬。
《人·兽·鬼》书名得自四个短篇《上帝的梦》、《猫》、《灵感》和《纪念》所包含的人、兽、鬼、神四种形象，归根到底还是在写人，而且似乎还蕴示了人性、兽性、鬼性的相通相转。《上帝的梦》在寓言的形式下，寄寓的是对人性缺陷的暴露；《猫》通过对李建侯夫妇情感生活的剖析，展示给读者人性的弱质；《灵感》是对所谓文人作家劣根性的无情鞭挞；《纪念》中曼倩的情感纠葛，显示了人生的自我捉弄。这两本作品中对人的基本根性的揭示，到了《围城》中则得到更深入的挖掘与表现：从婚姻到人生，都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当境厌境，离境羡境”
，正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普遍性的困境。钱锺书曾论及宋诗的最高境界是理趣，所谓理趣，就是“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乃举例以概也”，“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
他对人的生存境地和基本根性的评点、对世界人生的洞察，正是他作品中的理趣，也是他作品智性的体现。
如果我们将《围城》置于钱锺书全部著作的话语空间，以钱锺书的有关论述加以阐释，就会发现《围城》揭示了一种人生的无出路之境界。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论及《易经·大壮》时指出：“火左寇右，尚网开两面，此则周遮遏迫，心迹孤危，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境界’之示象，亦即赵元叔所慨‘穷鸟’之遭际也。”
而“鸿渐”之名取之于《易经》，渐卦卦文含六项变项，即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陆，卦中之鸿，正是一只飞来飞去没有着落的水鸟。它由海上飞来，逐次飞临岸边、石头、陆地、树木，最后飞上山头，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不定的寻觅之中。方鸿渐在海外一事无成，只得随船漂回国内。到了国内，却也是上海—内地—上海，四处辗转漂泊，职业无着落，事业无成功，爱情一场空，婚姻又破裂，最后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四顾茫然，怅然若失。据论者研究，渐卦的六项变项可分别对应于小说的第一章（印度洋至香港），第二章（香港至上海），第三、四章（上海），第五章（闽赣路入湘），第六、七章（湘西背山小镇），第八、九章（经港返沪）。
方鸿渐奔波漂泊于各地，感受着社会、事业、家庭的种种压迫，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与归宿，陷于人生“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
的绝境。“鸿渐”与“围城”相对应，形成一个无奈而悲悯的人生意象。
这种人生困境或许还可与钱锺书拈出的另一种人生境遇，即“人之生世若遭抛掷”相印证。《梁书儒林传》载，范缜不信因果，答竟陵王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李白《上云乐》：“女娲戏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钱锺书认为，“当代西方显学有言人之生世若遭抛掷，窃谓范、李颇已会心不远也”。
人之生世感受着社会与生活的重重压力，却难觅出路，只能体味着随风抛掷的滋味，即使处身于人海之中也是群居而心孤，“聚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只身在莽苍大野中”。
这是一种何等深沉哀怨的人生境遇。据此，我们不难窥见钱锺书的存在主义观念以及《围城》深层意蕴的现代性特征。钱锺书犀利的笔触已超越于特定的方鸿渐们而指向整个人类的存在，立足于中国的土壤而展开了现代人生的整体反思。方鸿渐们普通平庸的生命漂泊因而具有了巨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小说的结句“对人生包涵的讽刺和怅惘，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哭”
，不难理解作者的自白“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
一般而言，人们总喜欢把《围城》称作“学者小说”或“学人小说”。从作品中纷至沓来的比喻、俯拾即是的典故来说，可以说名副其实。但从钱锺书本人来说，却“毫不领情”，因为他对所谓学人之作颇不以为然。早在《谈艺录》中，他就对学人之诗颇有微词，到《管锥编》中更是明确标立“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
、“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人多多许矣”
、“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
，等等，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说：
以詅痴符、买驴券之体，夸于世曰：“此学人之诗”；窃恐就诗而论，若人固不得为诗人，据诗以求，亦未可遽信为学人。萚石、覃谿，先鉴勿远。颜黄门《家训·文章》篇曰：“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命笔。”人之小有词翰，略窥学问，春华则艳惭庶子，秋实又茂谢家丞；譬之童牛角马，两无所归，卮言日出，别标名目。《晚晴簃诗汇·序》论清诗第二事曰：“肴核坟典，粉泽苍凡。证经补史，诗道弥尊。”此又囿于汉学家见地。必考证尊于词章，而后能使词章体尊。王仲任《论衡·超奇》篇说“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之别，而论定之曰：“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所谓“鸿儒”者，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又《佚文》篇曰：“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人所能为”；又《书解》篇曰：“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业易为，文儒业卓绝。”是则著书撰文之士，尊于经生学人多矣。……可见学人之望为文人而不可得。
对于钱锺书来说，分取创作与学术两途，是要在不同的领域尽情施展身手，两者虽有互文相通，却不可等量齐观、合二为一，成为什么学人小说。或许可以说，钱锺书是想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解构一下“学人之望为文人而不可得”，显示身兼学人与文人双重身份的可能性。从《围城》本文来说，处处自觉不自觉地流溢着钱锺书丰厚的中西文化素养，却又似蜜蜂以兼采为味，无花不采，吮英咀华，滋味遍尝，取精用弘，“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
明明是舞鹤，却只见舞姿而不见鹤体，“体而悉寓于用，质而纯显为动，堆垛尽化烟云，流易若无定模”，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文成而不觉有题材，全然没有学人之诗的迂腐与无味。
因此，与其说《围城》是一部学人小说，不如说它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型文本。
如果说“诗情绕树鹊难安”
的《围城》代表了钱锺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那么“书癖钻窗蜂未出”
的《谈艺录》则代表了钱锺书四十年代学术研究方面的最高成就，显示了钱锺书在文人与学士两方面相辅相成、彼此促进所达致的最大可能性。《谈艺录》无论在研究深度，还是文本形态上，均为后来的《管锥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谈艺录》写作的最初缘起，是钱锺书读了冒广生的《后山诗天社注补笺》后颇为不满，认为“其书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献，若夫刘彦和所谓‘擘肌分理’，严仪卿所谓‘取心析骨’，非所思存”。
这样，承袭传统文评诗话的传统，“擘肌分理”、“取心析骨”，凸现莫逆冥契的诗心诗意就成为《谈艺录》的自觉追求。而莫逆冥契的诗心诗意，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传统诗文本身，而且存在于诗文与俗语、谣谚、曲艺等之间，更存在于中西诗文之间，将中国传统诗话文论与西方文论相沟通，成为《谈艺录》的显著特色与最大贡献。《谈艺录》序言所显示的贯通中西、寻求中西之文心的独特思路，是理解《谈艺录》及钱锺书全部著作的必由之路，值得反复称引：
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盖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流布四方，可征气泽芳臭。故李斯上书，有逐客之谏；郑君序谱，曰“旁行以观”。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
《谈艺录》以传统札记形式写成，标立为九十一则正文及二十四则附说，一九八四年的补订本篇幅上又扩充一倍。所论述的内容非常广泛，以诗为主，而兼及其他各种艺术门类；以文学为主，遍及社会科学的其他各个领域；以唐宋明清为主，又上溯先秦，旁及中西古今文化。全书以“诗分唐宋”开篇，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
与中西诗学理论研究为两大并进线索。
前者如对后山、李贺、陆游、王渔洋、赵瓯北等人的诗作提出了精湛的创见。钱锺书论李贺曰：“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舆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犿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其心目间离奇俶诡，鲜人间事。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
这些论述，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李贺研究中最精辟深刻的阐述之一”
。他解读李商隐的《锦瑟》，认为是以诗评诗，且词旨深妙，“借比兴之绝妙好词，究风骚之甚深密旨，而一唱三叹，遗音远籁，亦吾国此体绝群超伦者也”
。这种解读独出机杼，瀹人心胸。
后者如对人工与自然、理趣与理语、得心与应手、禅悟与诗悟、性灵与妙悟等重要诗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史上一些聚讼纷纭的公案，独辟蹊径，重揭其中的深厚意蕴。
尤其是对《沧浪诗话》、《随园诗话》等传统诗话名著作了较为集中的研究，在中西诗学话语的对话中提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严羽是南宋著名文学批评家，论诗颇有识见，可他以禅喻诗之说，却颇遭诟病，论者皆“视沧浪蔑如也”。而钱锺书却借助对中外文学文化的博识，力排众议，亟称“沧浪别开生面”，为其重新定位。钱锺书熟读《庄子》，精研禅宗，细读西方神秘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爱克哈脱、白瑞蒙等人的著作，从神秘主义的视角回过头来重新观照沧浪，并将严氏诗论与法国印象派诗论相比较，拈出它们的相通之处，从而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意义。
这正应验了钱锺书自己所说的一段话：“谈艺之特识先觉，策勋初非一途。或于艺事之弘纲要指，未免人云亦云，而能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悟稀赏独，拔某家而出之；一经标举，物议佥同，别好创见浸成通尚定论。”
对此，钱锺书也不无骄傲，在补订本中还说：“余四十年前，仅窥象征派冥契沧浪之说诗，孰意彼土比来竟进而冥契沧浪之以禅通诗哉。撰《谈艺录》时，上庠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
《谈艺录》具体鉴赏与理论研究齐头并进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在中西不同的诗学语境中，阐述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异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
。为此，《谈艺录》在继承传统诗话的同时，又引述了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各家之说，融合了现代西学的方法与理论，从而将中国传统诗话推向了顶峰。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传统诗话的终结，也为中国传统诗话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一个典范。应该指出的是，《谈艺录》初版本只代表了钱锺书的阶段性成就，只有在《管锥编》及《谈艺录》补订本问世之后，《谈艺录》才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定位，并与其他著作一起，汇成了钱锺书著作充满张力的话语空间。
一九四九年夏，钱锺书举家从上海迁居北京，先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来随着全国院系调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五十年代初期，钱锺书的学术思想和心理状况都处于对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调整适应之中，以读书为主，著述不多。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钱锺书在郑振铎等人的支持下，独力完成了《宋诗选注》。不久，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以前，钱锺书总是坚持创作与学术的并进，那么到了这时，他虽“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不兴此念了”，
转而全力进行《宋诗选注》这样的学术研究。这恰如他诗中所言，“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
将全部精力转向学术研究，既是钱锺书顺应时势的体现，也使钱锺书最终达致大成之象成为可能。当然，在钱锺书的学术研究中，处处又见小说家的手眼，以小说家的眼光阐发典籍，也许使钱锺书略略重温到创作的乐趣。到“文革”之前，钱锺书的代表性著作是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注》，其他作品主要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通感》、《读〈拉奥孔〉》、《林纾的翻译》等几篇文章及译作《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弗·德·桑克梯斯文论三则》，参与了余冠英主编《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负责唐宋部分）、《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上编一九六六年问世，全书一九七九年才出版）的编译以及《唐诗选》初稿的选注与审订。
此外，钱锺书还参与了《毛泽东选集》和诗词的英译。钱锺书的翻译理论自成一家，独标“化”的境界。而考察钱锺书的翻译实践，除了《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随处可见的吉光片羽，就是这个时期的几篇译作了，它们因此在钱锺书著译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中国文学史》中钱锺书执笔的《宋代文学的承前和启后》和《宋代的诗话》两章，可以视作是对《宋诗选注》的补充与延伸。而《通感》、《读〈拉奥孔〉》等篇则又是《管锥编》中反复加以论述的诗学命题。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钱锺书亦受冲击，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被遣送至河南“五七干校”劳动，直到一九七二年三月作为老弱病残人员回到北京。
钱锺书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还是潜心两载撰成的《宋诗选注》，而他平生最后一篇书评恰恰又是通过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来谈诗歌辑注的问题，两者在某些方面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换句话说，他对《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批评，可能正是他在《宋诗选注》中的自觉追求。钱锺书高度肯定了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价值，同时又从四个方面对《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进行了批评。一是有些地方虽然“奇辞奥旨，远溯其朔”，似乎还没有“窥古人文心所在”。如韩愈诗中用了释典，只表示他熟读佛经，并不能证明韩愈私贩印度货。二是有些地方“推求”作诗的“背境”，似乎并不需要。三是注释里喜欢征引旁人的诗句来和韩愈的联系或比较，似乎还不够，还应该多把韩愈自己的东西彼此联系，多找唐人的篇什来跟他的比较。这样可以衬托出韩愈在唐代诗人交响曲或者大合唱里所奏的乐器、所唱的音调，帮助我们认识他的特色。四是对近人的诗话、诗评，似乎只有采用而不加订正，请来了那些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却没有“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他们的分歧，综括他们的智慧，或者驳斥他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
钱锺书《谈艺录》中曾补注过黄山谷诗，刚刚又完成了《宋诗选注》，他对《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的评论显然有着自己的兴会寄托，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宋诗选注》的自觉追求与学术特色。
如果说这四点更多的是钱锺书注诗方面的追求与特色，那么选诗方面钱锺书则独标“六不选”原则。这是他对古典诗文选学的贡献，也代表了钱锺书对宋诗的态度：
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蒙混，其实只是另一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六不选”原则为《宋诗选注》提供了新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作家作品的选择出现了较大的升降，并以具体鉴赏、阐释为基础为每个诗人重新定位。所选的八十位诗人中，既有王安石、苏轼、陆游等大家，亦有吴涛、乐雷发、利登、洪炎等名不见经传的“新人”，颇有“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
之势。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的“选”与“注”往往融为一体，“选”的过程也正是“注”的过程，或者说，一首诗之所以入选，总会在注文中找到选的依据。钱锺书的“选”与“注”，总是立足文本细读与连类阐释，拈出某诗人在宋诗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或是拈示与验证诗歌创作中的某种普遍手法。宋代“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中，杨万里宋以后的读者远少于陆游，甚至不及范成大，但是，钱锺书却指出，“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即严羽所谓“杨诚斋体”，这是陆、范所不及的。宋代尝耻辱地割地予金，在异族手中讨生活的“惭愤哀痛交搀在一起的情绪产生了一种新的诗境”，而第一个写出这种诗境的却是诗绩平平的曹勋。王禹偁诗《村行》中“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两句，一般注家只是从字面解释一下意思，而钱锺书却从逻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正是“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诗人常常运用这个原理。“数峰无语”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而此刻却忽然无语，这使得审美效果显得尤为强烈。
显然，这种“选”与“注”，早已突破了传统选学笺注模式，而开创了一种选学新境界。作者曾希望《宋诗选注》能选到“尝一滴水知大海味”
的程度，只担心选择不当，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事实证明，这种“选”、“注”把具体诗人诗作的致曲钩幽与对宋代诗人的重新定位相结合，并与对宋诗发展史的高瞻周览形成循环阐释，的确为我们宏观理解与把握宋诗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起点。
《宋诗选注》的长篇序言是钱锺书多年潜心宋诗研究的一篇总结性论文，除了“六不选”原则，它还对宋诗在中国古典诗史上的地位与得失作出了历史而科学的界定，对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阐发。宋诗历来不受重视，从宋代起就有人认为宋诗不足道。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直陈宋诗之弊：“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明代“前七子”之一何景明更是坚称：“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钱锺书对宋诗的不足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历史局限，“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钱锺书曾批评钱仲联喜欢“推求”作诗的“背境”，而现在自己倒在强调社会背景，这多少反映了钱锺书尽可能适应当时气候的努力。二是宋诗的理语，“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
钱锺书一向认为这是对诗歌的严重损害。他曾在《谈艺录》中说：“顾人心道心之危微，天一地一之清宁，虽是名言，无当诗妙”，“惟一味说理，则于兴观群怨之旨，倍道而驰”。
三是“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
。在这个基础上，钱锺书对宋诗作了总体评价：“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钱锺书在序言中还论及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在论宋诗的历史命运与流弊时就谈到了“诗”与“史”二者的关系问题，指出“‘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诗”与“史”的关系，一直是钱锺书所关注的理论问题。《谈艺录》补订本中明确地说：“流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征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
《管锥编》中钱锺书对这一问题又多加论述：“刘氏复终之曰：‘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则是史是诗，迷离难别。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曰‘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直视史如诗，求诗于史乎？惜其跬步即止，未能致远入深。”
这些理论阐述“能于艺事之全体大用，高瞩周览，症结所在，谈言微中”
，为阐释具体的诗作与把握宏观的宋诗发展史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背景。
《宋诗选注》出版后，曾成为“拔白旗”运动中的典型。《文学研究》、《读书》、《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批判文章，加以清算。只有夏承焘的《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对其作了全面的肯定，认为“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其实，即使“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它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特定时代的烙印，典型地透露出钱锺书当时的学术心态。一方面，中国士大夫入世禀性和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使他试图“识时务守规矩”，顺应“潮流”，与社会协调一致；另一方面，钱锺书犀利的思想锋芒和传统清流的品格，又使他“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因此，三十年后，钱锺书把《宋诗选注》视作一面“古代模糊暗淡的铜镜”，“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更明确地说，它已成为“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
到了“文革”期间，钱锺书的学术心态由努力顺应时代意识形态转入个人独立的深层思索，以惊人的胆识与罕见的腹笥，开始酝酿其学术巨著《管锥编》。一九七二年三月钱锺书从干校回到北京，但还是居无定所，只好借居在办公室，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而外面是依然险恶的政治环境。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境下，钱锺书正式开始了不朽巨著《管锥编》的写作。当年钱锺书自述《谈艺录》“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时值抗战后期。岂料《管锥编》竟又成一部忧患之作。这部巨著凝聚着作者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怀，表现了一个知识者“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
的风范。一九七四年，钱锺书曾写下《老至》一首，“徙影留痕两渺漫，如期老至岂相宽。迷离睡醒犹余梦，料峭春回未减寒。耐可避人行别径，不成轻命倚危栏。坐知来日无多子，肯向王乔乞一丸”
，流露出一种老之已至的无奈与对春回大地的期盼。不久，果然春回大地。一九七九年，《管锥编》前四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旧文四篇》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同一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风靡美国学界。一九八二年起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此后，钱锺书著作开始为世人所推重，纷纷出版或重印，钱锺书进入了学术生命的高潮期。一九八四年，《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五年，《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管锥编》第五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九五年，《槐聚诗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九九六年，《石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钱锺书散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时，钱锺书已缠绵病榻，不再著述。
在这些著作中，《石语》是钱锺书六十多年前与陈衍一次谈话的记述，从中可以一窥钱锺书当年与老辈文人的交往，颇具学术史和文学史价值。《槐聚诗存》是钱锺书亲自删削编定的旧体诗集，时间跨度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九一年，包括了一部分当年流传不广的《中书君诗》、《中书君近诗》等。钱锺书的旧体诗作，学界论述不多，但对于理解与把握钱锺书的心路历程，显然是十分珍贵的资料。至于诗作的艺术特色，或可引钱锺书关于学诗的一段自述加以说明：
余十九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
此外，《旧文四篇》收集了《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四篇旧作；《也是集》收集了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以及《谈艺录》补订本中的部分内容。其中《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是根据一篇英文旧作“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改写而成，它是钱锺书早年想写的《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一部分，也是唯一一篇译自英文旧作的文章。《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中的三篇论文后来就合成并改定为《七缀集》。《钱锺书散文》是得到杨绛、钱锺书认可的一个散文选本，其价值在于第一次收入了钱锺书早年的一些书评、论文、杂论等，使人们可以一窥早年钱锺书的才学。不过，这些主要属于钱锺书早期的著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还是《管锥编》、《谈艺录》补订本及《七缀集》。
尽管钱锺书早期曾发表不少白话书评或诗文专论，但只有《七缀集》才是钱锺书亲自编定的白话论文的代表作。从时间上看，它们代表了不同时期的白话论文；从形式上看，它们充分体现了白话文的清晰纯正，与《管锥编》、《谈艺录》所用文言的粹美古雅适成对比；从内容上看，它们与《管锥编》、《谈艺录》形成了互补，甚至可以说是后者的精华提炼，《七缀集》所论述的诗与画、通感、诗可以怨以及翻译诸问题，都是《管锥编》、《谈艺录》中反复加以阐述的内容。当然，《七缀集》经过修改，已融入了钱锺书晚年成熟的思想内容，代表了钱锺书晚期写作的成就。与此相似的是《谈艺录》补订本，虽然主要内容我们已经在前面略加介绍，但补订本“犹昔书，非昔书也”，同样应该视作钱锺书晚年的代表作。由早年初版的《谈艺录》，到《管锥编》，再到补订本的《谈艺录》，表明钱锺书已由“自发”之明上升到了“自觉”之融的最高境界。
经过补订的《谈艺录》与《管锥编》相互打通，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融入了钱锺书著作的话语空间。
钱锺书晚年的集大成之作显然是贯通古今中外的奇书《管锥编》。它的完成使得钱锺书的话语空间最终得以确立，并跃上一个全新的境界。如果说此前钱锺书的全部著作还基本停留于谈艺论文，寻觅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那么到《管锥编》中则上升到了文化思想层面的跨文化研究，对人类文化展开了整体批判。《管锥编》评骘了十部古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融经史子集于一炉，几乎囊括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即便如此，已经出版的《管锥编》还只是初辑，“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
这样气魄宏大之作，却被钱锺书命名为“管锥编”。“管锥”二字语出《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这种含义也体现在他所认可的英译书名中：“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
“管锥”二字充分显示了他的谦逊，也显示了他对人类知识话语丰富性的尊重。
《管锥编》植根华夏，融化中西，或论史，或衡文，或点化，或评析，钩玄提要，触类旁通，察一于万，又寓万于一，在评注古籍的外衣下，孜孜以求地探究与抉发出人类文化的共同本质，显现出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全书涉及英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西方语文，旁涉文学、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人文学科。它树义警拔超绝，论述横扫六合，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在学术层面与思想层面上都有着无穷的创见，卓然而成一家“钱学”。它没有西方哲学那种逻辑演绎的体系构造，而是突破学科与中西藩篱，将异时异地相统一的观念，非历史性地捉置一处，推源溯流，探本求末，交互映照，从而达到对超时空的绝对观念的契悟神通，进入人类文化反思的更高境界。
因此，《管锥编》才被誉为“经天纬地的巨著”，钱锺书才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尽管钱锺书的声誉蒸蒸日上，可他本人却总是息影谢事，对蜂拥而来的盛誉，退避三舍，犹恐不及。他淡泊自守，埋首学问，并不是标榜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是几十年学理、学养和人生阅历的磨炼，早已让他对身外的一切漠然置之，视为累赘，有诗云：“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
柯灵曾在《促膝闲话中书君》一文中，精辟而深入地概括了钱锺书的学识和风范：
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览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袍，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溶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钱锺书悄然辞世，魂归道山，没有挽联，没有哀乐，让人再次感受到了钱锺书淡泊自守的人格力量。然而，“寂寞身后事”，“千秋万岁名”，钱锺书的英名早已镌刻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册，《管锥编》等著作也必将成为中国文化永远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