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明清两代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诸多社会转型的新动向，民间舆论的勃盛则是其明显的标志之一。在明清两代，民间舆论以多样化的形式得以呈现，诸如谣谚、口号、对联、戏曲、小说、八股文等等，无不成为民间士民表达自己意见的重要方式，进而对国家及地方政治形成有效的制约。
然吊诡的是，当兴起之时，民间舆论就已呈一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之势。换言之，民间舆论在有效制约国家及地方政治的同时，又不免带有许多谣传的因子，由此一度造成社会的恐慌及混乱。在这些谣传中，尤以“造言”“讹言”“妖言”三者为甚。
通常说来，造言、讹言、妖言，自古即已有之，只是在平治之世较少出现。如《周礼》中的“八刑”，“造言”即居其中之一。周末之诗云：“民之讹言，曾莫之惩。”虽后世已不知当时传讹的是何事，但足以证明周末时已有“讹言”的存在。至秦汉，更是出现了“妖言者死”的律条，可见当时的“妖言”颇为兴盛。汉、晋以后，造言、讹言、妖言更是屡见于史籍记载。如汉建始三年（前30），京师百姓传言大水将至，人们奔走相告，互相蹂躏，老弱号呼，以致长安大乱；汉、晋之时，开始传布“东公王”行筹的说法；唐开成初年，京师妄言大兵将至，致使百姓四处奔逃，奔走尘起，甚至百官“袜而骑”，台省官吏亦悄悄遁去；唐代，民间流传讹言，称官府派遣枨枨杀人取心肝，借此以祭天狗，又有讹言，称毛人要食人心，甚至说有
母鬼夜入人家；宋太宗时，益州百姓传有讹言，称有白头翁午后要食人儿女，导致一郡嚣然，晚上路无行人；又宋、元时，多传讹言，称取童男童女制药。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究造言、讹言、妖言之关系，正如清人惠仲孺所言：“三者起于妖，成于造，传于讹也。”
既然“传于讹”，亦即以讹传讹。那么何谓“讹言”？元人曾作如下阐释：“事传而虚，谓之讹言，谓流言惑众者。”
关于讹言，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尚有进一步的考述。根据他的考述，可知讹言的“讹”字，古作“譌”，“伪”字古亦音“讹”。如《诗·小雅》：民之讹言。《笺》云：伪也。小人好诈伪，为交易之言。所谓“交易之言”，《正义》作如下解释：谓以善言为恶，以恶言为善，交而换易其辞。又《尔雅注》云：世以妖言为讹。显然，妖言亦可归于讹言之列。
讹言的本质在于虚伪而不实，而其功能绝不可小觑，足以“流传而惑众”。正如明人谢肇淛所言，对这些一时勃兴的谣言，却亦不可一概斥之为虚伪不实，尚有待于细加辨析。譬如有些讹言，“似讹而实有怪”；有些“妖言”“童谣”，看似无意矢言，事后确实多有应验，如“檿弧箕服”之类，则又不可简单地视为讹言。
尽管如此，造言、讹言、妖言，均具有一些共通的特性：一方面，明清时期的讹言，无不是一种假借灵异的不根传言，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方式，而在民间引发骚动。正如清人惠仲孺所言：“凭诸物，假诸灵，一夫说，万夫腾，无翼而飞，无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无所而相惊。”
另一方面，当时的讹言并非仅仅限于“乌头白，马生角”之类的以讹传讹，而是关乎朝野的议论，实属一种民间舆论，
一如明人谢肇淛所云：“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变乱白黑。”
由此可见，有时朝野议论同样借助于讹言而得以表达与传播。
若是仔细梳理明清时期的各类谣传，关于选秀女的谣传最为常见，且更具典型性。在传统的宫廷之中，只有被皇帝临幸之后，宫女方有出头之日，甚至一步登天。事实却是大部分宫女根本无此幸运，这才有了自古以来在宫中广泛流传的“宫怨”之曲。而《宫词》中所反映的“宫怨”生活，多有这方面的描摹，诸如：“可怜空长彤宫里，一世光阴半世闲”；“静院深深昼悄然，几时好梦得扪天”；“空有华堂十数重，等闲不复见君容”。
绝大部分的宫女都是在这种期盼中而不知老之将至。无奈，为了打发宫中毫无希望的无聊生活，宫女们或人人争唱“御制词”，声虽娇嗔，不识伊州之谱，甚至错把“腔儿念作诗”，但还是希望以歌声打动君王之心，以便得到宠幸；或借时令节日，赏秋海棠，结吃蟹之会，以打发余暇；或茹菜事佛，将希望寄托于神灵。
正是因为入宫以后，会面临如此让人不堪忍受的宫怨生活，所以朝廷一旦有选秀女入宫之令，民间女子就纷纷提前婚嫁。一旦讹传此事，更会造成新的鸳鸯乱点、错配。诸如此类的谣传，至迟在元代就已经出现，只是谣言的内容由选秀女变成了“采童男女”而已。据史料记载，在至元十四年（1277）夏六月，民间一时谣言四起，纷传朝廷将采选童男童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护送，抵直北交割”。随之，自中原至于长江以南，府县村落，但凡品官庶人之家，只要有男女十二三岁以上的，无不匆忙婚嫁，有的六礼未备，就片言即合。即使那些巨室人家，也等不到车舆亲迎，就徒步迎亲。谣言所及，甚至那些守土官吏，以及鞑靼、色目之人，也纷纷提前嫁娶，而不管消息是否真实。经过十余日之后，谣传才慢慢平息，但有些人已经悔之晚矣。仓促相信谣传的恶果，就是婚配失偶，导致贵贱、贫富、长幼、妍丑匹配不齐，各生悔怨，甚至“或夫弃其妻，或妻憎其夫，或讼于官，或死于夭”。史称这是从古未闻之事，也是“天下之大变”。当时的苏州僧人祖柏，号子庭，素称滑稽，就口占一首绝句加以讥刺，诗道：“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唯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作诗云：“翡翠屏风烛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须睡，明日池塘是绿阴。”
在明代，照例宫女的选取，一般是用北方人，而不是南方人。明代江南民间选取秀女的讹言，至迟在正德末年即已出现。如正德末年，“讹言中使求女江南，民间趣婚”。
隆庆元年（1567），大江以南，民间广泛传播一种流言，说是朝廷要在江南选取宫人。于是，民间凡是八岁以上的女子，纷纷出嫁，甚至出现“良贱为婚”的状况。
这一“讹言”盛传的结果是，民间13岁以上女子，“婚嫁殆尽”，即使是那些官宦人家，在闻听此类讹言之后，也是为之动摇。为此，途中轿子相接，家贫不能赁轿者，则徒步投婿，未聘之人，更是无暇采择。与此同时，还有一个谣传，说每选取一位宫人，就选一位寡妇伴送入京。
这显是一种毫无根由的谣传。另外一则史料记载证明，这则谣传在江阴哄传，是在隆庆二年春正月十二日。其结果同样导致民间13岁以上的女子，无不婚配。有些有女儿的人家，就在自己家的门首守着，遇见有“总角”男童路过，就“拥之而入，遂以女配焉”。
这是一种民间“讹言”。所谓讹言，就是一种谣传。先从浙江湖州传来，后及于杭州，最后连江西、福建、广东都有了这样的传言。从明人田汝蘅的记载可知，这一讹言传到杭州的时候，已经是隆庆二年正月初八、九日。至于讹言对民间生活造成的影响，田汝蘅也有详细的记录。下面据此叙述如下：隆庆二年正月初八、初九，民间开始流传讹言，称是朝廷要点选秀女，人已从湖州过来。讹言一经流播，民间百姓人家的女子，凡是七八岁以上到20岁以下者，“无不婚嫁，不及择配，东送西迎，街市接踵，势如抄夺”。更有甚者，有人害怕官府禁止仓促婚配，就在黑夜潜行，匆忙成婚。讹传造成的影响，不仅及于普通百姓，甚至那些僻静的山谷村落，以及士夫诗礼之家，也在所难免。其结果，则是“歌笑哭泣之声，喧嚷达旦，千里鼎沸，无问大小长幼美恶贫富，以出门得偶郎为大幸”。当时正好有一大将官到了杭州北关，放炮三声，民间更为慌张，纷纷惊走，道：“朝使太监至矣。”仓卒激变，几至于乱。至十三日，地方上司颁发榜文严禁，但还是不能禁止谣言的传播。不久以后，真相大白，方知是谣传，悔恨嗟叹之声，盈于室家，但已是追悔莫及。
谣传四起，民间男女仓促成婚，必然导致婚姻错配。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有一富家，雇用一位锡工在家制作镴器。至夜半，正好有女尚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门择人，于是呼喊锡工道：“急起急起，可成亲也。”锡工在睡梦中茫然无知，等到起来，揉搓两眼，则堂前灯烛辉煌，主翁之女已经艳妆待聘，他大出意外。还有一家已经相约一人，乘黑夜送女前往，到半道上时，巷子的栅栏门已经锁闭，相当着急。当时栅栏门内有一位卖豆腐的人，早晨起来磨豆子，因自己尚无妻室，就不肯拿钥匙开门，强要成亲。女子的父亲害怕天明，又见其人正好是少年，就叹息道：“亦得亦得。”随之将女儿许配给他。又有一家已经选好一个女婿，等到将女儿送去时，则已经先有一家将女儿送入其门，二人正结花烛之好。后到的这家不免前去争吵，都说：“奈何，奈何？”此女父亲情急之下，只好说：“吾女亦当送君为副室也。”于是三人同拜，一人遂得二妻。
可怪的是，讹言尚莫名牵累许多寡妇。在讹言流播的过程中，又传言选寡妇伴送秀女进京，于是久已孀居的老少之妇，也纷纷改嫁。如有百姓家母女二人守寡在家，改嫁一家父子二人，正好相得。又有一位妇女守寡已经20年，年已四十五六岁，曾经发誓不再改嫁。又有一位女儿，年已20余岁，未曾出嫁。传言所至，不得已之下，只好“母东女西，各从其人，哭别而去”。诸如此类的好笑之事，引发好事者造出一些童谣加以刻画，如有一首童谣云：“正月朔起乱头风，大小女儿嫁老公。”又有人写诗加以讥讽，道：“大男小女不须愁，富贵贫穷错对头。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
相关朝廷点选秀女的讹言，在万历年间再次出现。史载万历改元之后，明神宗大婚的日期已定，忽然在民间讹传朝廷要点选秀女。于是，凡是家中有女儿者，无不惊慌失措，只求将女儿早日出嫁。当时有一家起初颇为从容，雇来衣匠替女儿缝制嫁衣。衣匠家距此很远，就居住在主人家旁的房子里。不久，“讹言声息益紧”，且因前所定女婿又另娶他人，举家无措。无奈之下，只好招呼衣匠与女儿结花烛之好。闻者无不绝倒。
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明熹宗登极这一年。为此，何伟然撰写了一篇《淑女记》，专门记述了因选淑女而引发的民间婚姻混乱之状。他记载道：
天启皇帝登极，下诏选人间淑女充椒掖。诏止凤阳，曾未及于江南。风闻所递，讹言辄布，三吴有女之家，咸栗如霜色。市井亡赖，乘机摇鼓，为作因地。俄而曰：某家皇已封矣，某家闻之郡邑矣。自润州而金昌，而苕霅，无不思所以毕婚嫁者。吾杭为甚。才闻井里，忽彻向乡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时佥举。不特及时破瓜，作缘成偶，即发未覆额，口尚乳气者，亦指童子为盟。或议归，或议赘，冰人竭蹶应千门之命，市上尽作定婚店矣。
从何伟然所记可知，原本一纸采选秀女的正常诏令，且明确将采选之地限定于凤阳以北，却因“讹言”的“风闻所递”，影响已经及于“三吴有女之家”。再经市井无赖的“乘机摇鼓”，更是传遍整个江南，尤以杭州为甚。
何伟然所撰《淑女记》一文中的情形，同样可以在当时史料与小说得到印证。如李日华有一首诗，题为：“天启改元春二月，民间忽传选绣女入宫，远近喧动，少女老鳏，一时觅配。官府谕之不止，亦异事也。戏书一律以志感。”诗云：“雪晴处处说寻梅，拍手儿童笑几回。水面山腰齐草色，树头篱脚近花开。枯梢偏许雏莺占，嫩蕊难禁乱蝶猜。不是东皇乍施令，禁林羯鼓暗相催。”
诗歌所咏，即是此事。至于江左樵子编辑的小说《樵史通俗演义》，对明熹宗登极选秀女的谣传，亦有详细记载。小说引用了一篇昔人所作的《绣女记》，其中云：
选语才临郡国，讹言忽彻城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时佥举焉。不特时及破瓜，作缘成偶，即发方覆额，亦指童子为盟。或议归，或议赘，冰人竭蹶应千门之命，市上尽作定婚店矣。吉不必星期照之日采，轩不必鱼饰巾之绛裙。和合神马，价勒三铢；婚牍红笺，绵昂五百。致使鸡不得谈于窗，鹅不得阵于水，鱼不得乐于国，豕不得化为后，牛羊不得日夕下山。桔柚楂梨，贵似交犁火枣；葱韭薤蒜，珍如江芷杜蘅。花烛燕喜，十家而八九。有恐人知者，暗为送迎；复恐人不知，且扬言曰：“吾女已有婿矣。”纵府县严为告戒，且曰是宽我故留，以答天使者也。假合错配，何异流离。命亨者得佳人，并得金珠璧帛无算；命否者，徒多一丑妇人累耳，又安所得“杂佩赠之”“琴瑟友之”耶？几日之间，系鸳鸯之足者，不知费仙人几许赤绳也。夫一言之讹，一念之误，命满城忍辟一夫妇世界，童男姹女破性裂道，可胜言哉！吾闻之“不愿生男愿生女”，戚畹之宠，昔人所希，即修仪、贵嫔、婕妤之辈，无□大不可为之事。若曰终锢长门，亦胜于骤落火炕，何不忍其委珠玉于草莽，而不自怜惜也？不亦大可笑哉！
按小说所引这篇《绣女记》，实则来源于何伟然所作的《淑女记》，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稍有出入而已。且因小说文学性的敷陈演绎，这一选秀女谣传更为耸人听闻。天启登极时的选秀女谣传并未停歇，一直在持续发酵，即使到了天启四年（1624）的冬天，在浙江桐乡县，仍在民间流播一个“选宫人”的“讹言”，以致民间百姓“婚嫁殆尽”。
甲申年（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覆亡。朝廷选秀女谣传暂歇，进而转变为李自成“要占闺女”的“喧传”。史载此年四月二十九日，淮城民间喧传“李贼一路要占闺女，不要妇人”。谣传甚至借助于官府之言，哄传现有高监纪已经出了告示，“使闺女速速出嫁，无贻后悔”。于是，城内外大小人家，“竞先婚嫁，一舆价至二金”。民间信息的不畅通，导致民间以讹传讹，信以为真，即使巡抚、巡按亲自贴出告示，亦难以禁止，谣传流播长达一月之久，方才偃旗息鼓。
南明弘光建国，选秀女谣传再起。弘光元年（1645）春，浙江桐乡哄传朝廷选妃，“江南童男女无不婚嫁者”。同年，“讹言”再起，讹传朝廷“选西女，民大骇，亟配合，嫠妇嫁且尽”。
从小说《樵史通俗演义》的记载可知，弘光朝时朝廷选秀女之令一下，在江南嘉兴、苏州一带更是引起了骚动。正如小说所言：“有女儿的人家，那一个不害怕，那一家不惊慌，连夜着媒人寻女婿，富家女儿嫁与贫家儿子，标致女子嫁与丑陋儿郎。还有那十五六岁的闺女，媒人撺掇嫁了三四十岁的丈夫，那管白头之叹。几日之间，弄得个嘉兴城中举国若狂，嫁的、娶的日夜不停，路人为之挤塞。苏人闻风效尤，亦是如此。其间错配的不可胜记，后来有许多笑话出来，难以枚举。当时巴不得推了女儿出来，有人受领，就算是造化了。甚至有缙绅人家，也是这般。愚民越以为真，那一个不忙碌去干这件事件，岂不可叹。”
入清以后，采选秀女谣传持续在江南流播，甚至影响及于福建。顺治四年（1647）夏间，在松江府开始讹传朝廷采选秀女，府县城镇乃至乡村僻壤，凡是家中有女儿的无不惊慌失措，“早说暮成，俱幼婚配。不必三杯水酒，只用一鼓一笛，甚至良贱不拘，岂论贫富难匹。限时限刻，从早至暮，从暮达旦，无论日之吉与不吉，周堂利与不利，遍地结亲，亦希遇之事”。当时有人写诗一首，四出传诵，云：“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只有嫦娥为嫁人。”这一谣传事件，历经两个月之后，方渐渐停息。
至顺治五年，谣传又起，所传不仅限于朝廷采选秀女，甚至涉及满汉联姻问题。以松江府上海县为例，此年民间讹传朝廷将采选童女入宫。城乡有女之家，“婚配纷纷，无论年齿，不择门第，朝传庚帖，晚即成婚，傧相乐工，奔趋不暇。自早至暮，数日之内，无非吉日良时，阴阳忌讳，略不讲择”。
可见，同样引发了民间的骚动。此类关于朝廷采选秀女的讹言，一直流传至顺治十三年，仍未停息。如在浙江桐乡县，此年“讹言又兴，婚嫁不已”。
清代相关采选秀女的谣传，因时代的转换，所传内容有所改变，亦即在原本朝廷采选秀女的基础上，加上了满汉联姻之说，而引发的地方社会骚动则与一般无异。以江南松江府为例，顺治五年，传闻朝廷将实施满汉联姻政策，将关外及满洲女子，“驱逐而南，配与中国男子，天下一家，华夷为眷”。至顺治十年，又哄传朝廷将把满洲之女发配给中原男子，中原女子也要配满洲男子，名为“满汉联姻”。讹传之下，“人家养女者，父母着急，不论贫富，将就成亲，遍地皆然”。
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朝廷采选秀女的谣传继续在江南传播。以苏州府为例，这一年的冬天，“喧传点绣女信，纷纷嫁娶，错配甚多，苏、松、常尤甚”。当时正值提学官考试生员之际，不时应接北来的显官达人，再加上考题中有“桃之夭夭”一节及“钻穴隙”之类，更是引发人们的联想，“人情愈疑，逾月乃息”。
毫无疑问，这一谣传并非无根之言，而是来源于对朝廷政令的误读。其中朝廷政令的真相并非如此。此年九月，清朝廷为了选妃，专门差遣大学士明珠、索额图前往江南、浙江及陕西、湖广、四川等处，要求满洲旗下官员，自三品以上一品以下，凡有亲生女儿，先期开报，等待明珠、索额图选择进用。这一选妃之举，原本与民间百姓毫无干涉，无奈民间百姓听信传言，一闻之下，无不惊惶失措。以浙江桐乡县为例，从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日起，到十二月初十止，民间“迎亲、并亲日夜不停”。并亲之人很是着忙，导致百物踊贵。其结果则是，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也不择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年纪大小，大约只要茶二斤、礼银四两即可成亲，甚至“有不费分文者”。
在松江府，同样广泛流传着这一讹言，以致十一月十五之后，“举国若狂”，甚至“婚嫁者因此尽削繁文”。
自明代以来，朝廷采选秀女的谣传，大抵以在江南传播为盛。入清以后，相关朝廷满汉联姻之说，开始向福建流布。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邸报有言：如汉军文武官员，有女不许配人，如已配，不许嫁人。细究邸报所言，仅仅限于汉军文武官员之女，并无言及民间女子。至康熙二十七年春天，广东马侯女子被纳为妃子，要择“好女”16人随嫁，曾移文两广总督吴兴祚查取。因福建漳州、泉州与广东临近，于是谣言开始在福建传播开来。六月初八日起，一二“鳏夫浪子”，大肆编造谣言，或云“朝廷要选淑女充掖廷”，又云“西虏进贡，要回好女千余赐之”。一时之间，民心惶惶。更有甚者，谣传指名道实，说“某大人并内监已到福州矣，令府县密查某家，已报名在府县矣”，又说“某家有差官来点验矣”。如此一传，不由得民间百姓不信。于是，“有女之家，如负重担。多男之家，居然奇货。已拟配者，催促讨亲。未拟配者，急托说合。共择十四、十八二日合卺，不顾门风，休询年纪，送往迎来，日夜如织”。谣传一直到十八日方止。
相较而言，承平时期的谣传不仅数量颇少，且讹传内容大多限于朝廷采选秀女。一至社会动荡时期，或边境不靖，或战乱四起，谣言更是纷起。
南倭北虏，是明代的大患，最终导致东南、西北边境动乱，百姓受其蹂躏。一旦出现讹言，四处流散，以讹传讹，就会造成地方社会的骚动。如嘉靖末年，“倭虏交儆，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处盗贼蜂起”，导致讹言四起。先是河南人“讹传倭至”，继而凤阳、泗州人又传言“开封没于黄河”。后虽知所传非实，然讹传之下，当时景象，正如朱国祯所言，可谓“危矣，危矣”。
倭乱讹传可以到达深处内陆中原的河南，足见讹言流播之广。至于东南沿海之地，自嘉靖以来因时常遭受倭寇骚扰，有关倭警的讹言，更是不时而起。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二十七日，因为遇到大风与雾，有两只倭船暂时停泊于桐盘山，前去海上捕捞墨鱼的渔民为倭船所劫而逃归。一听之下，温州府永嘉场各乡乡民，就四处“哄传倭警，居民奔避，各所及乡堡俱戒城守”。过了数日，蒲歧所上报，“有异船在后塘行驶”，再加之“磐石卫关外望见苏州船七只”，众人不明就里，“讹传倭至”，于是“溪乡、江乡、河乡居民多奔入府城”。至四月望前数日，更是声势仓皇。为此，兵备道专门出了告示，“谕以无恐”，且督兵船棋布防御，倭寇不敢进入汛地，至府城避难的各乡百姓，随之“累累还集”。四月十九日，有一只倭船，突然停泊于束落山，巡哨船前去拦击，生擒倭寇18人，斩首级若干，其余跳水溺死，滨海才趋于安堵。
东南倭寇之患，盛行于嘉靖中期。自嘉靖末年以来，一直至万历年间，可谓是40年来海上安然。即使如此，倭寇蹂躏的惨象一直留存于东南沿海百姓的记忆之中，所以突然听闻倭警传言，众人就难免惊虞。温州府这次倭寇事件，虽有真实的倭船存在，却又因讹传而夸大其事，甚至以讹传讹。万历年间，倭警讹传，仍遍布浙江、南直隶。如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午时，忽然“讹传倭至”，导致“城野狂奔”。在南直隶无锡县，男女老少争相逃奔入城，导致“蹂躏死者甚众”。这则讹传进而记录了当时曾有人在四野看到“赤身披发奔者，顷之杳然”，口耳相传，直至明末仍有故老称之为“阴兵乱也”。
可见，原先并不存在的倭乱，一旦经人讹传，即使被事实证明不过是虚惊一场，仍有人产生无限的遐想，进而将其虚化为阴兵之乱。这就是民间讹言、谣传的基本特点。
在明代，与南倭讹传相应者，则是诸多虏警传言的勃兴。自明代中期以后，西北边防大坏，诸如独石、马营、长安岭、保安、永宁一带，均在正统十四年（1449）失守，后虽悉已收复，但在边地一带，无论是官军，还是边民，无不对“虏患”极其畏惮。尽管当时的官员深知“息流言者，莫重于严号令”，但西北边地关于北虏入寇的流言一直未曾中断。究其原因，还是专有一些“小人”，妄生异议，鼓煽愚人。他们专造诸多流言，“或以为守边官员，走入虏境；或以为各堡官军，仍要掣回；或一边报贼情，如何严急”。结果，直接导致“无知之人，不审虚实，辄便惊疑；一闻流言，忧惶无措”。
诸如此类的“虏警”讹言，有时直接源自守边将领的不察。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春，虏警不断，抚宁侯朱岳，英国公张溶，西宁侯蒋傅，惠安伯张镧，锦衣卫指挥同知郑玺、佥事孙堪，偕同给事中杨允绳，在阅武场比试应袭的官舍。郑玺忽报“讹言”，云：“虏入寇至沙河。”朱岳等均因惧怕而奔逃。杨允绳将此事奏闻朝廷。明世宗下诏，责罚郑玺“讹言惊众，褫职”；朱岳、张溶“怯懦损威，革坐营管事”；蒋傅等人“不能规正，各夺俸二月”。
万历二十、二十一年间，东征事起、“江南讹传”，最终导致大狱之兴。据明人沈德符的记载，事情原委大致如下：东征事起之后，苏州府太仓州有一位士大夫，为桑梓考虑，“厚募拳勇，习骑射，备水师，慕义者因相从谈武事”。此人家世九卿，“席膏腴，负时名，初非有封狼居胥想也”。在他的号召之下，其家族中的佻达少年子弟，与同乡纨绔之辈，“骤见驰骋决拾诸事而悦之，益务招集健儿同居处，乃至沈命胥徒场伶市棍，未免阑入”，可谓鱼龙混杂。每次外出，弓刀侍卫，舆马鲜华，引起时人的关注。当时正好有一游士，素以气侠著称，亦预于诸公子之列，偶然通过福建的一位游客，向福建巡抚许孚远夸耀，称：“此曹世家子，能报国恩，且有小则保障一方，大则勤王千里之誉。”许孚远是老成人，心中独有疑虑，且私下担忧，就修书一封给江南巡抚朱鸿谟，让其廉知其中的真实情况。许孚远是湖州人，修书的目的，无非为吴越一地担忧，深怕有些不逞之辈，乘间窃起，并未说“诸公子蓄异谋也”。不料朱鸿谟一向“喜事”，在收到许孚远的书信后大悦，打算以此邀功，就与幕丁、偏裨等商量计策。这些幕丁、偏裨一直受到诸公子的轻侮，借此由头，“务张大其说，且谓变在旦夕，不先发，则江左必不保”。于是，朱鸿谟就通过露章将此事上奏朝廷，“直云连结倭奴，反形已具”，随后将诸公子收捕入监。在被捕的诸公子中，包括王世贞的爱子王士骕。朱鸿谟疏入之后，举朝莫晓其端。当时在朝的首揆、次揆均为吴越人，得此奏疏，无不错愕，不知所出，只是拟旨“抚按会勘”。明神宗得知此事，“意且不测”，幸亏阁中诸辅臣力持之，“得小挺”。许孚远获知朱鸿谟一疏后，大为悔恨，但事已无及。不久，朱鸿谟擢升南京刑部侍郎，许孚远次年亦入为大理寺卿，“事亦渐解”。最后的结果，则是王士骕因牵连此案而被剥夺“荫籍”，其他因此案而坐死者尚有数人，后均“瘐死狱中”。
通观整个事件始末，此案始于世家公子之比昵匪人，张于游士之好为捭阖，成于文帅之借端幸功。诸公子最后不至于夷灭，实属万幸。然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巡抚幕下幕丁、偏裨出于报复之心的好为捭阖，还是巡抚的借端幸功，他们的惯技还是借助于“讹传”而夸大其事，以便引起朝廷的关注，而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万历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北京民间盛传“虏警”的“讹言”。关于此，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上疏中有如下揭示：“今日臣入直，忽闻街市喧扰，安定、德胜二门，百姓扶老携幼，争入避虏。臣随遣人问之兵部，乃知达虏在边讲赏，而民间讹传，致此扰动。”事本无实，却因此引发民间的惊扰，甚至“城外人民讹言相惊，致九门尽闭”。
天启年间，山东“莲妖”徐鸿儒作乱，同样导致讹言四起，引发民间一时恐慌。这些讹言的流传，大多是在畿南广平府一带。王徵时任广平府推官，暂署知府一职。据他的记述可知，白莲教在畿南有不少党羽，其中有一位杜光辉，是永年县北乡的裁缝。平日里经常聚集徒众，收取香钱，号称“白莲教首”，实则不过是乡愚村夫而已。巡抚廉得其主姓名后，就密疏上报朝廷。杜光辉得知后，深感惧怕，“潜弃其少妇、家业而逃焉”。密疏上报之后，巡抚亟欲“扑灭之以靖地方，严檄下县急捕”，但不知杜光辉已远遁很久。永年知县得令后，多派差役缉拿，务期必获。凡是杜光辉“少妇、家属与其族党并缝衣徒众少有罣碍者，株连蔓引，咸捕系之，囚禁仓监，累累数十人。暑剧乏食，多致毙命。捕役勒限责比且再三，卒无踪影，而累系者莫之释也”。不料巡抚始终以没有拿获杜光辉为歉，再次露出要缉拿杜光辉的风旨。正月十五夜，突然有奸民张月，手执铁鞭，在乡村大声呼叫：“都老爷为杜光辉未获，发兵三千，目下洗荡我一十三村百姓，只尺将到，有身家、妇女的还不急急逃命？恐大兵一到，玉石不分！”乡人闻听之下，惊惶终夜，相率逃窜的男妇不下数千人。整个广平府城，人人震骇，惶惑特甚。为了平息到处散播的讹言，王徵下令严守城池，并与永年知县相约，要求其“速拿讹言惑众张月一名，便可根究主使倡乱之人；再拿一二沿路抢物人，便可立定此番攘乱。但勿先自张皇可也”。此外，王徵又手书“再有讹言惑众者立时斩首”的告示数十张，张贴于四门冲道。不久，将造谣的张月缉拿归案，同时又拿获抢劫妇女褡裢、衣物及驴的两人。在鼓楼前，王徵当众将张月责打80板子，抢物的两人各责打60板子，仍枷号通衢。随后，王徵又刊出“大字俚语告示”数百张，发到各个乡村张挂。因讹言流播而逃窜的人，在读了告示之后，纷纷回归乡井，“安堵如故，其乱始定”。经过对张月的仔细拷问，得知主使他传播讹言的人，是曲周县武举贾振武。
明清易代之后，引发大的社会变动，人们的神经变得更为脆弱，有时朝廷正常的一纸诏令，也会引起别有用心者的刻意解读，甚至导致讹传。据史载，南明弘光朝建立后，人心稍定。然弘光帝诏书内有“与民更始”一句。这原本是帝王即位诏书的套语，但一至民间，即信以为真，讹传为真的要“与民更始”，甚至还说“奴仆之辈，尽行更易，不得复奉故主”。于是，从上海至闵行、周浦、行头、下沙、一团，以及华亭各镇，千百成群，奴仆沿家索取卖身文契，甚至“奴杀其主，不一而足”。当时周浦沈庄有一位叫李长的奴仆，更是豪横异常。时任松江知府陈亨，有戡乱之才，派遣通判何洁（按：据《松江府志》，当作何源，宜宾人）至沈庄，将李长枭首示众，“诸恶稍为敛迹”。
在交战状态下，其中一方通常会采用散布“流言”的方法，以动摇敌方的军心。如顺治十一年（1654）郑成功北伐时，“先布流言，不曰今日破某城，即曰明日攻某地”，于是“往来之人因讹传讹”。其结果，则是“百姓皆兵火余生，惊魂未定，轻听浪传，遂生疑畏，甚至有欲携家出城避匿深山者”
。从姚廷遴的记载可知，北伐之师从海上抵达上海之时，确实引起很大的骚动。城内之人惶恐不安，讹传纷纷不一。一会儿有几个老鹅头说讹话云：“方才舡上送起纱帽一顶，员领一件，安民告示一道，要知县穿戴投降，他明日竟到松江去也。”一会儿又有老人说：“此王者之师也，不用相杀，竟来招抚，明日通要包戴网巾了。”纷纷讹说不一。在讹传之下，百姓惊慌失措，各挟细软衣资，都出西门逃难。至于其逃难的狼狈窘况，姚廷遴身经亲历，有如下记录：“余同唐姑娘家表妹挤出西门，由西转北，过野栗树，至长浜姚侍山家安插。路上又逢大雨，狼狈逃命，甚有内眷从未经走路者，小脚泥泞，一步一跌，牵丝赶队，冒雨而奔，惨状可怜。”
除上述承平时期选秀女谣传与动乱时期讹言四起之外，若是再加细分，明清时期的讹言谣传，尚可包括以下三类：一是政治性的讹言，其中不免暗含造言者的政治目的；二是有关僧道政策的传言，亦曾引起一时哄传；三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传言，有时甚至涉及妖魔鬼怪一类的民间信仰。
众所周知，明世宗入承大统之后，出于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目的，遂有改祧之议，由此引发“大礼”之议。议定之后，因议礼而失势的一方显然并不甘心，随时伺机而动。嘉靖二十五年（1546）四月初五日的一场大火，终于让那些失势者找到了由头，进而大传讹言，以发泄对嘉靖议礼新政的不满。关于这次讹传火焚宗庙一事，明人沈德符有如下详细记载：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未申时，东草场火起。京师人遂讹传火焚宗庙，远近惶骇。至暮大雨雹，且风霆大震，咸谓灾止草场，今且熄矣。夜分以后，火忽从仁宗庙起，延烧成庙及太庙，各庙尽付煨烬。惟新立睿宗庙独存，果应讹言，真可异也。按成庙旧号太宗，先是十七年改称祖，而兴献帝称宗，其主与成祖同入庙，说者谓文皇帝神灵不豫使然，或有云诸庙尽毁，独留新庙，亦祖在天之灵不安于并祀，因有此变。讹言之发，盖神告之矣。
“讹言之发，盖神告之矣”，如此云云，无非借助于神灵而张大其事而已。若是细究其事，火焚宗庙发生之后，随之而生的讹传、讹言，以及对火焚事件的解读，如“说者谓文皇帝神灵不豫使然”，以及“或有云诸庙尽毁，独留新庙，亦祖在天之灵不安于并祀，因有此变”，一场大火引发如此过分的解读，这一讹言背后的政治意味已是昭然若揭。
明代自万历末年以后，党争大盛，随之而来者则是政治性谣言的勃兴。史称万历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始而不可解”。
其中所谓“讹言朋兴”，背后自然暗寓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天启年间，东林与阉党相持不下。进入崇祯朝，逆案一定，党争暂息。即使如此，名列逆案中人，一直在等待时机，希望为自己翻案。据吴应箕的记载，崇祯九年（1636），当南京乡试之时，正值“北警”，南中拟出兵勤王，于是“讹言不一，诸生一日数警”。至于其中所传的“讹言”，“时有言皇上先以兵三千送储君来南也”“又言福藩亦起兵自卫矣”，其实“绝无影响”，不过是一些政治性的谣言而已。这些“讹言”的出现，其实均来自原先列于逆案中的官员。他们翻案不遂，所以就庆幸国有大难，或“造为蜚语，以摇动人心”；或“先造讹言，冀以摇动人心”。
朝廷僧道政策的波动不定，传统士大夫内心固有的辟异端意识，佛道的世俗化倾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僧、道民间形象的异化，导致僧道政策最易被民间误传，进而引发社会轰动。早在明弘治年间，史载延绥巡抚黄绂奉明孝宗之诏，毁掉庵寺，并将尼姑解送巡抚衙门，“给配鳏士”。此令下达之后，人人大悦，尼姑无不愿配，甚至出现了“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傍远送者”的景象。
地方官沙汰僧尼以及毁掉庵寺之举，固然并非常态，却极易引起民间的谣传。如明末崇祯年间，兵科给事中沈迅上疏，疏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数十万，亦宜量汰”等语。此疏被人误读，一时哄然讹传，认为朝廷不日将推行“僧尼匹配”政策，于是“京城诸尼，或易装越城，远匿村墟，皆以偶僧为惧”。
明清易代之后，顺治二年（1645）六月二十八日，江南初定。忽然到处流传从北边传来的诏书，共计48款，其中有一款有“驱除僧尼、道士，俱令还俗，寺、观、庵、院封闭入官”等语。当时苏州承天双塔寺僧人，久以造酒外卖为业。一听传闻，寺僧恐慌，当晚将酒减价发卖。其中有寺僧向军门具呈，军门随即发出告示，云：“从古三教并重，断无遣逐僧道之理。”随即下令，访拿讹传诏旨之人，拿获玄妙观李道士，发捕厅审究。当时署总捕一职的是苏州府同知王志古，是昆山人，经审讯李道士，方知所传诏旨，得自抄传，并非自己捏造，就将李道士责打40板，解赴巡抚衙门。巡抚并未深罪，李道士才得以免死。
明清两代的谣传，很多为稀奇古怪之事，甚至不乏涉及妖魔鬼怪者。这是民间谣传的常态。成化二十年（1484）夏秋之间，苏州一带忽然流播“讹言”，称有一种狐精，专门取小儿的心肝，兼能伤人。讹言传闻之下，民间百姓每至晚上，就将自家小儿藏在秘密之处，“鸣金鼓以备之”。一会儿传闻狐精在城西，忽然又传狐精在城东，导致民间“喧哄不宁”。这则讹言传闻出自江南才子祝允明的记载。针对这一传闻，祝允明家也不免时加提防。据祝氏自述，起初他认为不过是“讹言”而已，后来经姻亲中的老妇告知，方知真有狐精。据说这位老妇曾经早起时在临街上亲眼见到过狐精，声称此物“身如犬而尾长数尺，伛偻路旁沟上，见人乃升屋，其立也如人，忽乃不见”。
是否真有狐精此物，以及这位老妇亲眼所见的狐精是否真实，这均不在考察之列，但祝允明的这则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讹言流播，并非只有无知愚民才会信从，即使像祝允明这样的知识人，也难免会受到此类讹言的裹挟而遵信不疑；二是讹言流播，难免造成民间“喧哄不宁”。
关于狐精妖怪一类的讹传，一直在明代民间流播。万历二十三年（1595）七月初九，在杭州的民间百姓中，一直“盛传”有妖“夜入人家，压男妇，出血吮之，有昏迷至死者”。传闻之下，妇女无不惊怖，“夜逐妖叫呼，金鼓之声不绝”。这一传闻，起自富阳，至七月初四、初五两日，才传入杭州城中。
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忽然有人从江北来，声称人身上有一种羊毛疹，假如不用针挑出，人则立死。有人就依言去挑，果真从肉中挑出了毛。于是，“群相煽惑”，街巷之间，竞以戏文祈禳。南京的梨园整日演剧，导致戏价骤涨，一部戏价格高达六七两银子，优人日得千钱，仍然怏怏不乐。至后，因为“讹言日甚”，南京巡城御史杖死倡说之人，“事遂已，民亦卒无他患”。
入清以后，讹传仍不乏见于史籍记载者。如雍正五年（1727）七月十九日，苏州大雨如注，顷刻间水涨二尺许。至夏间，“讹传将以小孩祭河”，导致“以佛殿寄名长幡投河筑岸，取焚者如市”。其结果，则是到了冬天，小孩患“痘疡不下千余”。
揆诸明清时期的诸多讹传，很多均显莫名其妙，令人深感可笑。唐人重鲤，据说佩用鱼符，所取的就是鲤鱼的象征意义。因“鲤”与国姓“李”同音，所以按照《唐律》规定，“取鲤即放之，卖者杖六十”，甚至称鲤鱼为“赤鯶公”，其中的“鯶”，即鲤字。这一先例的存在，导致明朝正德年间在吴越一带到处流传一种讹言，称因为“猪”与国姓“朱”同音，朝廷禁止百姓养猪。谣传之下，民间信之，猪无大小，屠宰一空，以致猪肉价贱，不好售卖。
万历年间在北京广泛流播的“兴土”妖言，同样让人莫名其妙。史载万历三十六年（1608），太监在内府织染局建了一座西顶娘娘庙。当时在京城中忽然流传“进土之说，一切男妇不论贵贱，或车运，或马载，以至艳妇处女，亦坐两人小舆，怀中各抱一土袋，以香楮随其后，入庙献之”。又数年，宫中忽然流行一种“掠城”的赌博游戏，其法是画地为八方，“令大珰辈以八宝投之，自十两至三两，能入者即为赏”。一种莫名其妙的“妖言”产生，以及一种新颖赌博游戏的出现，却被解读者加以无限的联想：一是将“进土”一说，与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失陷抚顺一事联系在一起；二是将“掠城”游戏与万历四十七年春的“大败丧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人以为谶”。
基于一些时代性的社会原因，明清两代谣传盛行。谣传一旦广泛流播，轻则导致民心惶惶，错配鸳鸯，重则导致死伤事件，甚至有些流言背后的舆论效应，更会动摇统治者的统治基础。为此，无论是法律条文，还是地方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均对谣传采取重治之法。
明清两代谣传的兴盛，固然有历史传承的因素，有时也确乎与“愚民无知”颇有一些关系，然若深究之，则必有时代性的社会原因。统而言之，大抵有以下两个：
其一，官方言路及信息传播系统不畅，导致讹言四起。在明清时期，除官员士大夫得以从邸报中了解朝廷部分信息之外，普通百姓很难获悉官方消息。对于在朝官员而言，或塘报不通，或事涉军机的奏疏留中而不发抄，同样会引发官员的私下猜度与议论，进而导致讹言四起。即以明末崇祯朝为例，由于塘报不通，直接引发“讹言煽动”，甚至出现了“无端捏造飞语”之人。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杨嗣昌在上疏中言：
自边寇交讧，声唳屡惊，兼以好乱之人讹言煽动，自近及远，益觉皇皇。今春畿南偶有土寇抢掠，村庄遂喧。传敌骑再至，男妇奔入都城，势不可遏。虽通行晓谕，终不相信。迩因皮岛溃失，道路之口更复纷纭。臣以为调度军机不应泄露者，自当加谨秘密。若边腹塘报，仍不妨抄传与众兵知，使远近无事于揣摩，而奸徒莫容其鼓煽，未必非安定人心之一策也。
从杨嗣昌的疏中可知，当社会动荡之际，边地、腹里塘报不通，以及好乱之人的“讹言煽动”，难免会引起人心不宁；再加之“道路之口更复纷纭”，更是造成“长安之中以耳语耳，几于乱真”。为此，杨嗣昌在疏中建议，由皇帝敕谕厂卫、五城缉捕衙门，先期禁止谣传，“敢有无端捏造飞语之人，即便严拿正法。立惩一二，以警其余”。崇祯皇帝为此下旨：“塘报不关机密的，准照常抄发。有无端擅造飞语的，着厂卫城捕衙门严拿正法，毋得徇纵。尔部仍行申饬。”
崇祯十一年，面对清兵突然入关之势，杨嗣昌建议罗致人才，以御清兵。总督卢象升得以被崇祯帝召见。由此，引发了朝臣的诸多议论，甚至不乏流言。究其原因，就是有关军机的奏疏，照例留中，不发兵科抄出，群臣无法知道实情。对此，杨嗣昌在崇祯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上奏中有如下揭示：
乃军机奉旨严密，条奏蒙谕留中，阴阳疑揣之端自是而起，异同构斗之隙不卜其终。臣不得已将一二题稿密传臣部坐门司官，质之九卿科道。同坐门者代臣求益，盖欲同舟之人略知篙橹邪许之事，以息捕捉风影之谈。而臣心如是之苦，流言如彼其兴。除另奏请裁外，臣思无可奈何，必祈我皇上俯采刍言，广收群策，将前此留中者俱下臣部看详。
可见，无论“流言”的兴起，还是出现诸多“捕捉风影之谈”，均源于有关军机重务奏疏的不发抄，最终导致流言四起。崇祯帝在读了此疏后，下旨云：“兵事贵密。诸奏留中，面谕甚明，何庸疑揣？览卿奏，广收群策，朕知道了。该部知道。”
尽管杨嗣昌关于战守之策，累疏百余，而且经过崇祯帝批红的奏疏或发给兵部，或发到兵科，却还是引起了朝野的猜测，甚至“流言四起”。
其二，地方风俗中好“新闻”，甚至“喜讹尚怪”风气的形成，无疑对讹言谣传的流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诸如造言、讹言、妖言一类的谣传，已经相当普遍。在有些地方，更是形成一股流播谣言之风。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之：
一是正如明人王稚登云：“吴风淫靡，喜讹尚怪。”
“喜讹”导致造作讹言，“尚怪”更是让讹言有了流播的土壤。另有史料证实，在明代的苏州，已经形成一种好“新闻”的习俗。人们聚集在一起，一坐下，就“问新闻”。对此，李乐从传统的角度作了解读，认为这是“游闲小人入门之渐，而是非媒孽交构之端”。他进而认为，只有地方上“无新闻可说”，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好风俗”“好世界”。这一解读的根据，就在于将“新闻”等同于“讹言”，并认定讹言之“讹”，就是“化其言而为讹也”。
二是“杭州风”的形成，且其本身具有“撮空”的特点，足以证明明代的杭州已是“讹言”成风。史称杭州风俗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譬如某处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似乎如亲眼所见一般，其实就好像风一样，起无头而过无影，不可寻其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地直斥为“杭州风”，并造出一则谚语加以讽刺，道：“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
三是在湖广京山县，传播谣言，更是形成一种风气。李宗定《京山竹枝词》云：“紫气氤氲帝里东，南新开市杂其中。一年好事无多少，只有谣言疾似风。”
所言即此。
讹言、谣传的兴盛，实有赖于制造谣言、传播谣言者的广泛崛起。据明末人杨嗣昌的奏疏可知，那些政治性的讹言谣传，其传播途径大致如下，先是“出之舆台皂隶之口”，而后“入之市井闲民之耳”，再经过这些市井闲民的流播，最后“轰轰殷殷彻于都市矣”。
由此可见，讹言谣传的兴起中，既有造作者，又有传播者。两者相合，最后汇聚成一股不可小觑的舆论影响力。
就讹言谣传的制造者而言，造言之人亦是形形色色。细加勾勒，大致有以下几类人，最为习惯于制造谣言：
一是读书士子。如在湖广宝庆府，士风开始发生转向，已从“守其师说”转而变为“邮讹造谤”。史载宝庆府的士人，起初是“葛巾素服”，一望即知是读书的士人，且能做到坚守“师说”，言必称“某先生之言”。其后，则发生很大的变化，士人之口，不再用来“穷经说礼”，而是用作“邮讹造谤”。
此外，生员落魄，仕进无门，成为山人游客之后，亦擅长制造流言蜚语。明代山人乐新炉堪称典型一例。据史料记载，乐新炉是江西临川人，原本是国子监的监生。此人颇有才智，至京城之后，凭借捭阖之智游于公卿之间，甚至一度入于大珰张宏幕下，太监冯保得罪于神宗，就是张宏采纳乐新炉建议授意科道弹劾而致。乐新炉是万历年间朝中诸多政治性谣言的制造者，史称“多造口语，人多畏恶之”。万历十九年（1591）冬，刑科给事中王建中，专门上疏，纠劾乐新炉。从奏疏中可知，乐新炉所捏造的“飞语”颇多，如将邹元标、雒于仁、李沂、梁子琦、吴中行、沈思孝、饶伸、卢洪春、李植、江东之称为“十君子”；将赵卿、洪声远、张程、蔡系周、胡汝宁、陈与郊、张鼎思、李春开称为“八狗”；将杨四知、杨文焕、杨文举称为“三羊”。继此之后，他又大造谣言，云：“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
二是“无籍之徒”。在明清两代，无籍之徒有时就是无赖流氓的代名词，他们通常也成为谣言的制造者。如成化年间，各乡村之地便有无籍之徒，他们捏造妖书妖言，煽惑人心，图为不轨。
明代的史料记载也说明，江南很多市镇的讹言，均为一些领袖无赖子的“魁猾”所造。他们不但开赌博，张骗局，贩盐窝盗，甚至“兴讹造言，无所不至”。一旦异说经他们制造之后，很多人随之“附丽”，“显为民害，暗酿乱端”。
三是妖僧妖道。如弘治年间，妖僧李道明，撰写妖词歌唱，蛊惑人心，从而讹诈财物；
万历年间，妖僧李圆朗制造妖书煽动人心，进而谋划在广东始兴县谋乱等。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杭州民间百姓中讹传的“马祖师”，其实就是一位妖道。民间将马祖师妖魔化了。或称其“能入人家，迷惑人至死，变幻飞走，异形多能，为蝴蝶，人御之，则刀枚反伤其人，或害及家人妻子”；或称其“能剪纸为兵，念咒即能布阵，夜入人家，男妇睡时，多为所压不能醒，虽醒，气犹索索不苏，有因而死者”。关于马道人的传言，开始起于苏州、常州，而后盛行于湖州，不仅士民崇信，甚至有名的仕宦大夫，也受其愚弄。流风所及，杭州、宁波，甚至广西，均有关于马祖师的传言，可见其影响之广。马祖师不仅成为民间讹言的神化对象，更是谣言的直接制造者。他声称：“以盆水照影，则贵贱迥别：或有影带貂珰、幞头、纱帽、兜鍪诸色，种种奇怪者，亦有带平天冠如帝王像者。”照影之后，他就署名簿籍，借此预定官爵大小高下，将来大率如所见之影。
云云。
四是溃逃的军兵。如明代北方边地流言的传播者，大多是“比先弃城逃走之徒”，他们或托故存留在京，或怨恨拘发原卫，侥幸脱罪，不知感恩，于是“更造言以为得志”。
至于讹言谣传的传播者，若是细加探究，除前面提到的市井闲民之外，以下三类人群，则最为引人瞩目：
一是旅食于京城的“罢闲官吏、山人词客”，通常多是谣言的传播者乃至制造者。正如史料所言：“更有一种罢闲官吏、山人词客，谈兵说剑，旅食京师，有所望而不遂，闻国家有事，喜动眉宇。或播煽流言，讪谤当事；或虚张虏势，摇惑人心。捉影捕风，以耳传耳，其中更有乘机遘会，或自己呈身，或代人营干。若下驱逐之令，益滋怨讟之口。”
二是“三姑六婆”。毫无疑问，在明清两代，三姑六婆已经成为“新闻”的传播者，以至很多士大夫家族的家训中，大多告诫自己的家族内成员，不只娼妓不许“出入门内”，即使是三姑六婆，也必须“勿令入内”，“万勿令得往来”。究其原因，就是三姑六婆这类人，“或称募化，或卖簪珥，或为媒妁，或治疾病，专一传播各家新闻，以悦妇女”。除传播各家新闻之外，三姑六婆有时还会“暗中盗哄财物”，甚至“诱为不端，魔魅刁拐，种种非一，万勿令得往来。至于娼妓出入门内，尤为不可”。
三是“老鹅头”。顺治十一年九月，南明郑成功等率兵从海上北伐时，曾在松江府上海县一带引起地方骚动，一时讹言四起。姚廷遴在对此事的记载中，有云：
城内惶惑，更有几个老鹅头说讹话云：“方才舡上送起纱帽一顶，员领一件，安民告示一道，要知县穿戴投降，他明日竟到松江去也。”又有老人说：“此王者之师也，不用相杀，竟来招抚，明日通要包戴网巾了。”纷纷讹说不一。
文中明言“讹话”的传播者是“老鹅头”与“老人”。“老人”其义明晓，不必赘言。唯“鹅头”一语，需要稍加辨析。“鹅头”一称是苏州俗语，通常是指愚蠢之人，一如杭州之称“豺头”，嘉兴之称“酒头”。鹅头一称，除专指愚笨之人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专门讥讽那些“顽傲”之人。
由此可见，姚廷遴所谓“老鹅头”，实则有两层含义：一则指愚笨老人，二则指久已顽傲之人。
在明清两代，讹言谣传一旦出现，官方最为常见的防治之法，就是下发或张贴告示，通过澄清事实，以安定民心。早在明代中期以后，鉴于西北边地流言的传播，叶盛就曾建议朝廷特降“圣旨榜文”，让官员赍送边地，在各城堡“永远张挂”，其目的在于“以安人心”。
崇祯九年（1636）正月，“流贼”攻破和州，江浦被围。于是，南京开始加强防御，“未见一贼而先张皇自敝”。所幸官方发出告示，说明城内“安静无事”，方使民心稍定。
明清鼎革之际，弘光朝廷建立。因在诏书中有“与民更始”一语，被人“讹传”，造成海上至闵行、周浦、行头、下沙、一团乃至华亭诸镇，奴变纷起。当时地方官员发出告示一通，云：“有倡乱者，照李长枭示例！”方使周浦一镇稍趋安宁。
入清以后，尤其是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南明郑成功等北伐，导致流言四起。为此，地方官同样采取张贴告示之法，以安抚民心。在江南上海县，地方官员所出安民告示云：“逆贼张名振志图抢掠，突入江浦，谅此海底游魂，何难摧枯拉朽。尔百姓与官民当协力防御，乃有无知奸猾之徒，从而猖獗，有执梃而阻遏官兵者，有包戴网巾者，有讹言惑众者，有恐喝官府者，种种悖逆，本应荡洗，今姑网开一面，令尔自新，着即还家复业。”自此而民心稍定，渐归复业。
当北伐流言往江西扩散之时，时任江西岭北道参政的汤斌，也“檄行各属，张示晓谕，使各安心乐业，不得妄自迁移，自取丧身失业之祸”。
天启年间，山东白莲教徐鸿儒起事，导致流言四起，民心思乱。为此，时任广平府推官且署知府一职的王徵，专门出一告示，以安抚民心。为了对地方官员的安民告示有一详尽的了解，不妨将王徵所出告示全文引述如下：
本厅到任以来，窃见此方百姓，各安生理，颇多善良，私心甚为喜慰。向闻东省妖民倡乱，初若倡狂自恣，后乃邪不胜正，人难欺天。渐渐穷促，渐渐剪灭。为首的凌迟处死，协从的多遭杀戮。妻孥死亡，家业荡尽。平日妄想心肠，到头竟成何济？本厅每羡此方百姓安家乐业，父子兄弟团圆，母妻儿女厮守，何等快活？何等太平？视彼作乱地方，何等受用自在？何意今日忽起无端风波，做出一番莫来由之张皇也。他那奸徒捏造讹言，正要你们乱动，他好乘机抢掠。你们略略有些识见的，怎么肯堕他的术中？俗语云“狗咬脚”。你们若是定定的不动，看他如何抢掠？况你们小男、妇女投奔外乡，也不是容易走的。何不先着一两个壮男子，前去打听的实，再作行止？何如就是他们妄传上司发兵来洗你们的村坊？你们也试自想一想，你们有甚罪过，上司恼恨至此！想都院念你们是旧游地方百姓，爱惜你们如同自家儿女，见你们有些小苦累，即行刊挂大大告示，谆谆禁约官长，就是有宁难为官长处也不恤。都只为你百姓来，何尝有一件恼恨你们百姓处？况你们百姓告下一张状子，也三番五次着官详辨是非曲直，不忍误伤一人。岂有不论青红皂白，就将无于（干）平民尽行洗荡的理？就是当日有名的白莲教首，逃避远方。自那武邑事平之后，抚、按都明悬告示，一切置而不问。不是不能拿他，正是不肯惊扰地方，欲百姓相安于无事，共享太平之福而已。你们今日却如何无端自家张皇，几令奸人得志？自今经了这番光景，你们大家须要回想回想，看那逃窜的有甚好光景？那不动的有甚不好光景？今日果是如何？则官府晓谕之言可信乎？奸人虚传之言可信乎？从今以往，既还乡井，各宜安心坚守自家家业，保护自家骨肉，成全自家性命，稳稳当当的（地）坐享清平世界。勿再妄信传言，虚生恐怖，致令一家骨肉拆散，亲戚飘零，背乡离井，到（倒）做个逃亡乱民。到后来家业被奸人抢占，妻子遭道路羞辱，掯的有家难奔，那时埋怨何及？悔恨何及？本厅迂阔无当，不能化诲吾民。然自信畏天爱人一念，断不忍一言欺我百姓。凡我百姓，其尚亟相体亮，转相告戒，永作善良，各安生理。毋忽！
不厌其烦地将告示录于上，旨在对地方官的安民告示格式、内容有一个全面的揭示。而从王徵所出告示来看，为了使百姓安心，告示不但采用白话与口语，甚至不惜引用民间俗语，借助苦口婆心的晓谕，以使百姓不信奸徒所造讹言，且能“各安生理”。
崇祯八年（1635）正月，“流寇”离开太和县后，有一些“奸民”，“思欲乘机抢掳”，就“创造讹言”，结果导致“居民惊散，因而卷掳财物，甚至自缢溺水伤残性命”。为了安定地方，太和县知县吴世济专门出一告示，禁止“讹言”，并下令：“合行严加禁约，如有仍前复犯者，即将本犯以军法擒治，决不轻贷。如有拿获此等奸徒送县者，即与军功同赏。”
当讹言谣传疯传之时，地方的一纸安民告示，对于防治讹言、抚辑民心显然很有必要。至于那些制造、传播流言者，朝廷与地方官员更是将他们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加以惩治。从国家法律层面来说，在明代，但凡制造与传播讹言、妖言等，均与叛逆、强盗相同，将此类行为归属大罪，一概交由锦衣卫镇抚司治理，而不是三法司。“狱具，虽法司大臣，无敢出入。”
又从成化、弘治年间就诏狱下发的各项圣旨来看，只要是制造或传播“妖言”之人，大多下旨“好生打着问”，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常犯”。
针对讹言、妖言，法律惩治条例如此严厉，固属必然。若是将视角转向地方官员的行政与司法实践，对流言、讹言、妖言之类的流播，同样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治之法。如明代中期，叶盛针对北边广泛流播“虏警”流言，则上疏要求朝廷特降圣旨榜文，授予地方官特别的权力，凡是有人“倡为异议流言，摇惑人心”，则允许地方官“指实参处，以极刑示众，仍籍其家”。
吕坤出任山西巡抚时，曾专门规定：那些“造言之人”，只要“无端捏事，见影生风，或平起满街议论，或写贴匿名文书，或擅编歌谣剧戏，或讲说闺门是非”，若是因此而出人命，必须与人抵命。其余者，一旦经过乡约人等指实，“即便绑缚到官，有司尽法重治，遍于城市乡村游迎，仍写奸诈贼民某人大字竖牌一面，钉于本犯门左，申明亭纪恶，朔望念堂，良民不与为礼”。
崇祯末年，刘宗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疏呈《乡保事宜》，其“惩恶条例”中，就列有“讹言惑众”，且在“约备”条中，建议“其讹言者，以军法论”。
又在《乡约事宜》中，刘宗周进而补充道：“凡道路流传之言，不得转相告语。传讹者即是生讹之人，法在不容。”
揆诸明清时期兴讹造言的历史事实及其传播途径，将信谣、传谣的责任一概推诿于百姓之愚，既不符历史的真实，更有悖于史家的求真精神。俗语有云：谣言止于智者。此语实当从三个层面加以解读：
其一，无论是讹言、谣言，还是妖言，其兴起乃至流播的最大特点，就是“凭诸物，假诸灵，一夫说，万夫腾，无翼而飞，无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无所而相惊”。假若纵而勿问，则会“因是而为乱”；如果从而治之，则又“窈冥不见踪迹”。
面对讹言谣传，理应奉持曾子之说，即“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辞，不陈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关于曾子之言，明末大儒刘宗周曾作如下诠释：“流言，如水之流而无定也。言而无主，流莫甚焉。折人以辨而不穷，陈己之长而不逊，皆流言之导也。君子不唱流言，故言必有主。言有主，则行有法矣。”
清人惠仲孺在论及君子面对讹言时，也主张应该“镇以静”，
其实就是曾子“不唱流言”说的翻版。细究曾子、刘宗周、惠仲孺之意，实则俗语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历史的事实确乎已经证明，谣言可以止于智者。如隆庆元年（1567），在大江以南，广泛传播朝廷要选取宫人的流言，民间百姓家中凡是八岁以上的女儿，一概出嫁，良贱为婚，不可胜计。当时桐乡县乌镇人陆相，有一年方20岁的女儿，众人劝告陆相从权将女出嫁，而陆相却说：“万万无是事也。皇家选宫女，须用北人，南人必不与选。万一我女与选，何福胜戴？吾当亲送入宫耳。”陆相并未将女匆匆出嫁，而是以礼“如期于归”。
此即谣言止于智者的典型个案。
吊诡的是，信谣、传谣者并非仅仅限于下层的愚民百姓，有时知识人、官宦同样是讹言谣传的信从者与传播者，甚至是推波助澜者。换言之，知识的多、官爵的高，并非成为智者的必备条件，有时反而普通的百姓倒是真正的智者。已有的诸多史料已经证明，很多知识人颇喜记录讹言谣传，并借此大加附会，作为后世动乱的一种征兆。
即以明代广泛流播于江南的选秀女谣传为例，一些士大夫也称不上真正的智者。在面对朝廷选秀女的讹言时，“虽宦家往往摇动”，
就是最好的例证。
其二，讹言、谣传，一旦经人以讹传讹，风靡于世，就会导致人心惶惶。清初学者张履祥将讹言列入“灾异”类加以记录，足见谣传引发的恐慌可以导致一场大的灾难。即以明清时期广泛存在的选秀女谣传为例，一言之讹，有时确乎“令人间忽辟一夫妇世界，鸳鸯系足，不知费仙人几许赤绳也”。
讹言流播之下，匆匆嫁女，致使鸳鸯错配，最终导致许多婚姻悲剧。嘉靖末年嘉定节妇殷氏，即为讹言流播而导致婚姻悲剧的牺牲品。
若以明代倭警讹言流播为例，正如前述，同样造成了“蹂躏死者甚众”的死伤恶果。
更有甚者，妖则有形，讹则有声；妖讹相仍，奸宄其兴。可见，许多妖言、讹言背后有着造谣者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有导致“奸宄其兴”的谋叛之举。就此而论，清人惠仲孺进而提出的“绳以法”之说，
即借法律对造言者加以惩治，实有禁止讹言谣传进一步流播之效。
其三，讹言、谣传的传播，单凭事后法律的惩治，并非一劳永逸之计。当讹言、谣传盛兴之时，官方及时出台的安民告示，固然可以收安定民心的一时之效，但单纯依靠官方的禁令、告示，终究并非长久之计，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出现“官愈禁愈以为实”的尴尬结局。
若是从深层次的心理层面加以探析，讹言、谣传的兴起，实则源于一种心理恐慌，尤其是久藏于内心深处对“宫怨”与动乱时期颠沛流离生活的这种恐慌性的心理记忆。当然，决不可过分夸大讹言、谣传的负面性影响。禁止讹言、谣传流播的最佳方法，尚是加强信息、言路方面的制度建设。唯有朝廷与地方、官与民甚至上与下之间的信息渠道畅通，方可讹言、谣传不兴。换言之，当言路不通、官民信息交流不畅，甚至民意难以上达天听之时，民间百姓不得不依赖于讹言、谣传，以此作为一种表达群情的舆论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