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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层面的行政权分配问题显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持续存在并发展的非正式规则及其与正式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政策动议权为基础的、欧洲理事会决策而欧盟委员会执行之的行政权力分配的非正式规则取代了《欧盟条约》中有关政策动议权行使与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权限的正式规则。这个取代的过程是以政治权威的所属及其强弱为支点的。换言之，是政治权威分配的实际状况改变了《欧盟条约》中的权力分配安排：权力的行使有赖于权威的支撑，规定政治权威与政治权力分离的规则几乎不可避免地面临被实际所改写的命运。在一体化过程中，欧盟内部的政治权威仍主要位于成员国而非欧盟委员会，这促成了欧洲理事会在关涉一体化的重大政策的决策尤其是一体化危机时的出场。然而，尽管这种出场的必要性无需多论，但它不只改变了欧盟的决策模式，更改变了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的权力分配尤其是权力之间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成员国首脑在欧盟决策和国内的行政—立法关系两个维度上的权力得到相对强化，对欧盟和成员国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问责愈发难以实现。此外，在成员国之间，政府间主义机构（欧洲理事会和欧盟理事会）在欧盟决策中的角色和主导地位以及欧盟委员会（其职责包括维护欧盟内部利益平衡）角色的弱化进一步导致了欧盟成员国不同集团之间的对立，小成员国话语权的削弱及其对此做出的抵抗性动作对欧盟的团结
和一体化深化造成了损害。一体化深化进程推进越快，此种裂痕可能会越发扩大，二者相伴相随。
欧盟行政决策权的名实分离实际上是成员国对一体化进程承诺的名实分离的体现。作为一个以自愿让渡主权为前提的进程，欧洲一体化事实上是一个连续的政治性决定的结果，政治逻辑而非法律逻辑仍是一体化的主要逻辑——即便欧盟司法机构通过能动主义建立起了内部市场的方方面面；“通过司法的一体化”得以实现的部分原因在于“通过政治的一体化”对前者的容忍。《欧盟条约》中关于欧盟行政决策权力分配的规则体现了成员国对主权让渡的名义限度，实际的行政决策权的运行模式则体现了成员国对欧盟机构行使汇集起来的成员国主权的真实的容忍限度。欧盟委员会角色的异化——从大小成员国利益的平衡者变成大成员国主导的欧盟决策的执行者——即是这种紧张关系的结果。欧盟委员会角色的异化和现实对欧盟委员会平衡利益需求之间的落差将会促使对这一落差的批判的产生和讨论，从而有机会在之后的修约中对该问题做出制度设计层面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