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何解决超出鉴定范围的专门性问题？这是本书最核心的问题。

刑事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一般直接关乎案件核心事实，是指诉讼中无法凭借日常经验评价及判断的问题，往往需要求助于有专门知识或经验的人来解决。我国实行国家授权的司法鉴定制度——由司法行政机构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授权成立相关鉴定机构，针对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形成书面鉴定意见。随着社会发展，鉴定制度表现出许多不足，其中之一即是现有鉴定制度难以统揽全部专门性问题。

相对鉴定意见，由有专门知识的人作出的报告（本书简称专门知识报告）越来越受到实务界及理论界的重视。专门知识报告，即诉讼中相关人员为解决专门性问题，聘请（或咨询、询问、邀请、委托等）有一定专门知识的人，由后者提供相关意见；此类有专门知识的人提供的意见在我国并无统一称呼，本书以专门知识报告指称，与鉴定意见合称为专家意见类证据，应对的对象均为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相比于传统的鉴定，专门知识报告不受既有鉴定规则的局限，在人员选择上自由度更大，应对专门性问题时更加灵活。横向来看，类似的专门知识报告也存在于适用鉴定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作为对鉴定制度的补充，在意大利人们可以聘用技术顾问；在俄罗斯人们可以聘请相应专家，可以质证公诉方的鉴定意见，也可以单独对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其作出的意见被视为证据。这意味着聘用技术顾问和专家并非仅仅是一项诉讼制度，还关乎了法定证据形式体系。

在我国并未形成类似的统一证据制度，而是根据不同诉讼主体，零散地应用专门知识报告。对于承担取证职能的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而言，需要采取灵活手段解决工作过程中的专门性问题；司法机关可以聘请专家进行检验；法官可以通过技术咨询解决专门性问题；被告人需要借助专家辅助人的知识以对抗鉴定意见。从既有裁判文书来看，法庭上“专家”“专家辅助人”的身影并不少见，而且其意见往往作为整个案件的核心证据。这种零散的应用展现出一些问题。

以法庭上常见的检验报告制度及专家辅助人制度为例（它们均属于不具有鉴定资格、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的出庭制度），这两种模式都不能完美契合实务中专门知识报告的需求——检验报告制度从实务来看仅仅规定了“书面报告”这一种形式，难以衔接实务工作中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诉讼的多种形态，同时“报告”显然并不属于八种法定证据形式，其如何发挥证据效力、如何审查、如何质证均缺乏具体规范；专家辅助人意见无法脱离鉴定意见单独举证，不具备独立证据地位、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我国这种零散的应用，看似亡羊补牢式地解决了眼前的专门性问题，但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对证据制度的破坏：大量不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被冠以“参考”的名义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事实认定过程。而从证据审查、质证角度来看，现有证据体系中没有所谓“专门知识报告”这一证据分类，对专门知识报告的审查、质证往往参照鉴定意见进行。需要认识到鉴定意见本身依托于我国的鉴定制度，从鉴定意见所依据的鉴定规范、标准，到鉴定人的资格审查、鉴定材料的保管，再到鉴定意见书的格式，都由国家统一进行了规定，法庭上只需要审查鉴定意见是否符合这些要求即可，但对于专门知识报告，这些前提条件荡然无存——专门知识报告所依据的科学知识是否正确，所谓专家是否具有相关资格，专门知识报告得出过程是否正确，这些均需要在法庭上进行审查、质证。换言之，对于鉴定意见，质证、审查的模式是由“比对”到“采信”——比对鉴定意见与国家规定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进行下一步证明力的判断；而对于专门知识报告，质证、审查的模式是由“相信”到“采信”——专家需要让人相信他是有资格发表意见、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是正确的，完成这一步之后，才能进入证明力判断环节。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对于法官的知识结构也有着不同的要求。简单地将两者类比，难以满足实际要求。

专门知识报告存在巨大的现实需求，但理论和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进入诉讼环节的专家意见“师出无名”；法庭上的审查、质证缺乏具体规范。这种种问题，都说明对此选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本书则抛砖引玉，作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