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瑞雪是恩师罗豪才教授亲手带完的最后一位博士生，在罗老师的嘱托之下，我有幸辅助恩师对瑞雪进行了一定的指导。2011年，她从南开考入北大。那年开学前，我与刘权、瑞雪共赴东莞市调研“三旧改造”，为期一周左右。瑞雪的热情、谦逊、勤勉、好学，以及在访谈记录、整理方面的高效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入学后，瑞雪逐渐进入罗老师已经倡导多年的软法研究领域，同时，因为罗老师担任了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人权与软法如何结合的课题成为罗老师寄希望瑞雪完成的博士论文之方向。这对于年轻的、以行政法专业为基本功底的瑞雪而言，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然而，罗老师和我都非常欣喜地看到，瑞雪凭借着扎实的法学和行政法学专业功底、对跨领域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的习得与运用以及刻苦钻研、执着挖掘的精神，最终完成了一部难得的佳作。

《人权责任的分担与合作》一书的主要内容，即来自她2015年完成答辩的博士论文。与法理学、宪法学与国际法学等其他学科的人权研究不同，瑞雪致力于从公共治理视角切入。这同其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直致力于公共治理与软法议题上研习相关。多元主体分担公共治理任务后人权责任如何配置，是该视角引发的独到的问题意识。如果说“谁还在行使权力”是关注权力、关注如何通过法律规训权力的研究者始终需要面对的经典问题，那么，在人权领域，“谁应当承担人权责任”则是人权研究者一直以来特别关心的问题。瑞雪尝试在公共治理现象中找到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相当有洞见的。

然而，这显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与经典的行政法理论关注控制行政主体权力、保障相对人权利不同，在多元主体参与规制、治理过程的情境中，研究视野须扩展到跨国治理机构、大型企业、各类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控制其他治理主体的权力、保障弱势者的权利。尤其是在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不同主体治理权力的行使方式不断迭代，有可能使人权减损越发隐蔽，难以完全定性、定量表达并严格厘清责任归属。对此，瑞雪的研究指出，网络化的治理模型应当是与人权责任的配置模型同构的，国家承担最终的、保障性的人权责任，而其他治理主体则应当依据自己的角色、能力、获益等要素承担相应的人权责任。

此外，在公共治理兴起的时代，国家法即便不能说相对式微，也可以肯定地说不再是所有治理规范的渊源，大量国家以外的公共治理主体制定的不具有强制实施效力的规范（亦即软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此，多元治理主体共担人权责任的规范，也就不可避免地既有硬法，也有软法。软法具有强调沟通、协商、说服、共识的特质，有助于对多元主体共担人权责任的机制予以探索、整合。瑞雪在书中特别指出，一方面，落实多元主体承担人权责任所应当遵循的规范，应当更多地诉诸软法；另一方面，人权原则与要求应当被嵌入多元主体产生的软法规范中。

整体而言，《人权责任的分担与合作》一书，选取了颇为独特的研究角度，尝试在公共治理视域下将规制法、人权法、软法以及行政法基本原则、理论进行融合。这种努力既为人权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维度与视野，也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发展贡献了新的空间。当然，人权作为“一种可以适用于一切人类关系的道德标准” ，应该是不限于对国家以及其他公共治理主体提出要求的，是不必然与“权力”建立勾连的。即便不是权力的行使者，不是公共治理体系之中的治理者，也应当尊重和保护共同体其他成员所享有的“人之为人所应得的权利”。这是瑞雪的著作所不曾涉及的，但又必须在此指出，以免读者对其观点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近年来，瑞雪的研究兴趣逐渐向治理工具（尤其是与信息、信用、声誉相关的治理工具）转移。研究治理工具、探索更为具体的议题，也是她在毕业之际与我交流未来研究方向时，我对她的建议。在这些议题上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与她博士论文的核心意旨一脉相承。权力主体在治理工具的创制与选择过程中，应当恪守人权要求、尊重个人的自治与自决，将保护人的尊严、有利于人的发展作为决策的核心考量因素，这是瑞雪的核心立场与主张。我衷心为她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相信罗老师也会手捋银发，开心地说：“瑞雪，做得好！”

谨以许多年前的一段文字，作为这篇序的结语：

我们不可能也无须借助基督教来拥有“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的信仰，因为对人的内在价值的情感确认和追求，是可以超越自我而为所有理性人共同享有的。……只有当我们确信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向善的，当我们由此信念进而树立起为每个人的存在、自我实现和发展提供保障的信念时，才会在手中握有坚实的藤条，去鞭笞和约束任何人（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人）侵害其他人自然权利的恶行，才会积极主动地去制定符合理性的法律、创设维护人类尊严的权利，以抵抗任何扼杀和压制向善人性充分实现的恶行以及纵容这种恶行的制度。

沈岿
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