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裁军

1945年5月8日凌晨2点41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这场战争前后历经五年八个月零六天，惨绝人寰，史无前例。此刻，在法国兰斯，疲惫却不肯服输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正提笔在投降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与此同时，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也在柏林签署了一份几乎相同的文件。美苏两军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郊外胜利会师，希特勒畏罪自杀，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被攻陷。这一切表明，所有的顽抗都是徒劳，尽管在斯堪的纳维亚、波希米亚和奥地利仍有纳粹国防军的余部。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雷德堡试图在东部继续战斗，以此保住那些被西线盟军俘获的士兵。然而，他的计划并未成功，因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坚决要求德军在所有战场同时放下武器。由于投降条件极为苛刻，战败的约德尔只能恳求战胜国宽宏大量，能够善待德国人民及其军队。

德国的去军事化是让各同盟国能够大致取得共识的少数目标之一。要求德国永久解除武装的想法，最开始出现在《大西洋宪章》的宗旨里。《大西洋宪章》是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和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于1941年8月14日共同颁布的。两年后，在德黑兰会议上，约瑟夫·斯大林又将这一理念从军事领域扩展至经济领域。而“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一系列谈判（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德国取得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则为美国第17号征兵计划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奠定了基础。最后，这些前期准备工作终于在雅尔塔会议上开花结果：

我们决定解散德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并解除其武装；永久解散曾多次策划军国主义复辟的德军总参谋部；没收或销毁德国的所有军事设备；消灭或控制所有可用于军工生产的德国产业；公正且迅速地惩办所有战犯。

这项计划不仅要解散纳粹国防军，而且还试图大力改革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纠正德国人的思想倾向，从而防止侵略的再次发生，永远保住同盟国的胜利果实。

同盟国之所以出台这项去军事化决议，其实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忌惮普鲁士军国主义，而后者的代表正是德军总参谋部。1937年，德国流亡作家阿尔弗雷德·瓦格茨在他颇具影响的一部著作中，将军国主义定义为“与军队和战争有关，但又超越了军事目标的一整套习惯、兴趣、荣誉、行动与思想”，也因此，它“会把军人的思维、行为模式和决定带入平民生活”。西方知识分子因为深陷于自身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宣传，所以在容克阶层“对战争的贪嗜”中发现了真正的敌人。纳粹主义掩护着这个潜藏的敌人，所以必须消灭它。与此同时，纳粹军队最初的几场胜仗也让人震撼。盟军首领称赞说，敌人“打了一场漂亮的卫国战争”，要不是“纳粹党的干预和无能，德国未必会被打败”。艾森豪威尔的总部认为，国防军最高指挥部里的那帮“精诚团结的军事祭司”正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源头，他们掌握着“帝国的实权”，是策动侵略战争的元凶。《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由此想到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如何千方百计规避《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裁军条件，所以才会写道：“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情报官员绝不允许历史重演。”

勒令永久裁军的另一个原因是，纳粹国防军和党卫军犯下了无数战争罪行，早已将其曾经的军事荣誉挥霍殆尽。签署投降书的当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苏联国家非常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它估计奥斯威辛灭绝营的死亡人数约为400万。来自289名幸存者的见证更是呈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其中包括计划性谋杀、人体实验、在附近工业设施里实行的强迫劳动。 同样，获释的盟军战俘也纷纷披露食物短缺、看守人员滥用酷刑等内幕，而这些其实都违反了《海牙公约》中与陆战相关的条例。美国媒体大亨约瑟夫·普利策在参观过集中营以后大为震撼，主张“将整个德军总参谋部、德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纳粹秘密警察和党卫军的几乎所有成员［约150万人］作为战犯并处以死刑”。 由于国防军实在罪大恶极，各方一致认为，人们已不可能对其进行改革重组，而必须将其彻底解散。

想要解散军队，前提是要在所有战场停止战斗，国防军必须放下武器。然而，投降令的执行并非易事。弗朗茨·博梅将军统帅的挪威驻军仍然自觉“斗志昂扬”；直到外长卢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宣布停战以后，他们才无奈放弃战斗。这些顽强防守的战争“飞地”，从大西洋沿岸一直深入到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他们在投降和撤军时是极不情愿的。最后，同盟国只能把投降令传达到停留在公海的100多艘U型潜艇上，命令它们驶往指定的集合地点，然后再将它们护送至盟军控制的港口。 毋庸讳言，宣布停战以后仍然有零星的交火发生，德军也仍然害怕昔日敌人的报复，但总体上，投降过程中并未出现任何重大意外。

然而，投降以后，在收缴德国全部武力的过程中，盟军却遭遇了巨大的后勤组织问题。由于5月初的国防军仍有约1000万在役人员，所以在营房建成以前，大批战败的士兵只能生活在露天集中营。就食物、居住环境和卫生设施而言，在这些临时圈定的场地里，条件经常是极为恶劣的。不过，这更多是因为盟军实在无力应付，而非故意虐待战俘。 此外，遣返奴工的任务也很快就导致人力的极度短缺。于是，为应对由此造成的混乱，盟军便立即释放普通士兵，并令其转入工农业生产。其他的对策还包括指派身体健康的战俘参加清理行动，或者将他们转送至法国或苏联作为战争赔偿。截至同年7月底，在美军俘获的559万多名士兵当中，共有2046757人获释，922566人被撤销指控，另有818159人无故失踪。只有三分之一的战俘，或者说1803689人，仍在拘留中。

所谓裁军，还包括没收军事设备、拆除防御工事、控制军事设施、停止武器生产。一名观察家发现，“有海报明令禁止私藏武器，一经发现，有可能被判死刑”。实际上，仅美军就缴获了约4600万枚子弹、2400万枚小型炮弹、25900万只防毒面罩、709000枚手榴弹、82000支步枪和手枪、148000颗地雷、34000枚火箭武器、1842艘船舰、420架飞机。遍布全国的防御点，如地堡、火箭发射台、防空基地、地雷区等，也都需要在战俘的协助下拆除。另外，几百个兵营、部队操场、机场、港口和海陆空三军的供应站正在等待接管，其中有些还会被盟军改为己用。然而，最艰巨的任务还是捣毁各军工生产点，因为“车间、研究所、技术资料等”并没那么容易被发现。

解除动员同样需要搜捕战犯，战胜国对此立场十分坚定，因为他们相信德国人“意图破坏文明的法则”。首先，要记录犯罪事实、逮捕叛乱成员，同盟国就必须努力获取个人资料和卷宗等书面记录，其来源包括军事单位、军职人员，还有冲锋队、纳粹主义汽车军团（NSKK）、帝国劳动服务队（RAD）、托特（Todt）等准军事组织。其次，为更快审讯罪犯，战胜国必须在释放所有战俘以前对他们进行系统筛查。因此，战胜国首先羁押了上将、陆军校官以及25万名党卫军成员，将他们扣留到纽伦堡庭审判决宣布那天为止。这是因为无论个人还是整个组织（如国防军和党卫军的总参谋部、最高指挥部）都已遭到起诉。这些审判的目的不仅是要个人赎罪，同样也是为了揭露整个德国军事集团的罪恶本质。

按照这一逻辑，系统裁军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卡尔·邓尼茨上将的看守政府终止合作，而这个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本来就很薄弱。所以几周之内，同盟国都更愿意和希特勒指定的继任者进行谈判，因为他们需要这些人在投降书上签字，并协助整个解除动员的过程。然而，尤其在英国人眼里，这位U型潜艇舰队的前司令官本身就可能是一名战犯。其内阁主要由贵族、公务员和商人组成，代表旧时精英阶层的利益，而这些人因为与希特勒合作过，信用早已破产。就这样，同年6月5日，由于德国武装部队的“全面战败与无条件投降”、有效政府的缺失，以及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德国最终被顺理成章地废除了主权。因此，同盟国管制理事会在决定成立四国联合军政府的时候，便将“在德国全面实现裁军”作为其中的一大理由。

在完成这些解除动员的初期任务以后，同盟国又制定了一个更宏伟的目标——去军事化，目的是要永远地“转变德国人的思想”。“物质层面的去军事化已顺利完成，”艾森豪威尔在祝贺占领区报纸《新报》创刊时特别指出，“但这并不足以保证德国将来不会再次把全世界卷入战争。我们还必须消除德国人头脑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对整个文明世界来说，战争在原则上是不道德的，但我们仍然要帮助德国人明白这个不证自明的道理。” 于是，1945年9月25日，同盟国管制理事会正式下令解散“德国陆海空三军、党卫军、秘密警察及所有相关组织、人员与机构”。这些政策不仅意图摧毁德国的军队体制，而且还明确禁止歌颂尚武传统、开展军事训练，从而切断军国主义的社会文化源头。和许多中立的评论者一样，同盟国希望这些措施有助于德国人养成“真正爱好和平的习惯”。

紧接着，同盟国又出台了一整套措施，希望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深层，切实贯彻去军事化政策。同年8月底，为回应苏联的施压，管制理事会下令“禁止穿戴所有制服与徽章”，佩戴“奖章、勋饰、军衔标识”都会受到处罚。然而，这条禁令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困难，因为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普通衣服都穿不上。老百姓中很快就流传开一句口头禅，叫“不染色就会死”（färben oder sterben）。所以八个月后，管制理事会不得不重申这项禁令，不过将警察和消防员仔细地排除在外。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直到1946年初，同盟国才宣布禁止持有武器、弹药和爆炸物。 同年4月，禁令的范围有所扩大，军事用地的规划、建设与维护也被列为非法。当局之所以严格限制持有武器，是因为担心匪徒袭击占领军；而制服禁令的颁布则旨在断绝战败国人民与军方的感情联系。

此后，同盟国又陆续发布了几道禁令，要求停止延续德国的军事传统，尤其是严禁继续美化战争。8月20日，所有“军校、俱乐部和军事性社团”被勒令停办。此外，因为担心成为潜在的复仇主义庇护所，同盟国当局还解散了所有退伍军人协会，甚至取消了军人的生活补贴和其他福利。到了12月中旬，管制理事会更是命令“体育部门实行去军事化”，关停了“所有军事性体育协会”，包括与飞行、跳伞、击剑或射击相关的运动俱乐部！而对于将体操列为“军事体育项目”的荒唐做法，就连美国资助的《新报》也不免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然而，同盟国并未就此罢手，他们继续推行既定政策，并于1946年5月下令禁止鼓吹军国主义的“纪念品、纪念碑、海报、标语牌、雕像等意图维护德国军事传统的物品”。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在公共空间里永久杜绝对昔日军事成就的美化。

在这场文化领域的去军事化运动中，学校和图书馆同样无法置身事外。知识分子和占领官员相信，在这里或许能找到军国主义真正的源头。比如在英占区，想要继续工作的教师必须保证既不“美化军队”，也不“协助备战”。同年5月中旬，监管理事会又命令德国各出版社、研究机构和图书馆核查并上缴所有宣扬暴力的书籍。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所有提倡军事训练和教育、维护或推动潜在战争的材料”。而在苏占区，莱比锡的德意志图书馆甚至编订了一份有关法西斯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书目——共涉及15000种书籍及150种刊物，并全面禁止它们继续流通。吊诡的是，这整个运动竟然和十年前纳粹查抄违禁书籍的做法颇为相似，尽管两者的具体情况并不相同。马堡大学教授里夏德·哈特曼则更进一步，呼吁对德语本身进行一次清洗：“概念的去军事化是我们社会重建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为保证德国人永远不再发动战争，1946年5月，美国政府提议签署一份“德国裁军条约”，以便将再武装的日程延后二十五年。虽然英法两国政府都赞成这项提议，但苏联很快就表示了拒绝，因为它不希望四国共同控制东德的工业。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在获知“德国占领区再度大量生产武器材料”以后，也开始感到担忧。 不过，即便如此，在经过艰难的谈判后，各方最终还是在5月达成了一项有关“四国裁军管制”的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各国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根据《波茨坦协定》密切监督战争清算与工业潜能等事宜”。这个“军事安全委员会”负责编制军工企业的清单，以便捣毁其中的专门军工生产点。此外，它还负责监督可能用于生产战备物资的厂家，同时解除对那些面向民用生产的无害企业的控制。

即便有些禁令执行起来比较困难，但同盟国这些去军事化措施的累积效应还是相当可观的。在1946年6月的一份有关“英占区去军事化”的详细报告中，布莱恩·罗伯逊中将总结道：“应该说，目前取得的进展还是令人满意的。”首先，“德国国防军及其所有准军事组织均已被解散”；现在，除了警察，“任何有组织的武装团体”均已不复存在。其次，“所有德国武器、军事设备、兵营与仓库”的拆除工作已大致完成，其中95%的战舰、军机及其他设备已被销毁。最后，“雷区的清理、防御工事和军事设施的拆除”也都完成了四分之三以上。尽管如此，罗伯逊还是断言，“消灭德国的战争潜力”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任务；至于更为重要的“思想转变”，任何人想要评估其成败，都只能在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实现。 uzJCZIQimMq8SDLOfjsthlY65/kqXWHDNvONBmBuh3LbANoYDlROxKxj9qmtEQ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