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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会议期间，战胜国各方虽然在和平方案上存在意见分歧，但在如何对待德国人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我们要坚决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这个国家不再具有破坏世界和平的能力。”有鉴于纳粹国防军残酷的战争罪行，富兰克林·D.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并不想严格区分滥杀无辜的纳粹分子和那些为虎作伥的民众。实际上，1945年冬天，当他们进行协商时，感情上更倾向于惩罚而非重建。占领军最初颁布的指令，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1067号指令，也都用了类似的口气：“占领德国不是要解放它，而是因为它是战败国。”
由于1939年发动的突袭似乎可以证实德国在1914年的战争罪行，所以同盟国将避免再度发生侵略战争设定为最重要的目标。
因此，战后的挑战并不只是“将纳粹暴政斩草除根”，而且还要彻底改变德国的政治文化，且力度必须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次。纳粹主义的体制与态度给世界带来了太多苦难，当然需要彻底根除，但同盟国同时也在考虑该如何让德国与其传统彻底断除关系，因为这些传统正是导致希特勒专政与无数暴行的根源。然而，挪威作家西格丽德·温塞特却认为，要扭转“民族心理”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源自德国思想”的那些恐怖罪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忘记的”。
被解放的集中营不仅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也在不小程度上影响了波茨坦占领计划的制订。因此，占领计划坚持在德国广泛推行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去卡特尔化，并以此作为德国将来经由民主化重返文明世界的前提条件。
“终有一天，德国会对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1945年夏天，一本写给德国战俘的英国宣传手册里这样承诺道，“但你们和你们的同胞必须为此尽自己的一份力。”
然而，这个“全民再教育”计划的成功也不只是因为占领国施加了压力，同时，它还有赖于战败国人民的自愿参与。
“站在第三帝国的废墟前，我们全身颤抖。这个帝国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那些根本原则是错误的。面对废墟，我们不禁会想，德意志民族必须对这场席卷欧洲的浩劫承担起主要责任。”以上这段十分沉痛的文字摘自莱茵河地区第一大报纸《新莱茵报》的头版。大多数曾经的纳粹支持者都只顾保命，但也有不少德国人纷纷走出集中营和破败的城市，准备承担罪责，并试图从灾难中吸取教训。“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更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事情。”新近履职的北莱茵州州长汉斯·富克斯这样强调。“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生活，不仅在物质上，也要在思想和精神上。”
虽然谁都了解深层改变的必要性，但“究竟要在多大范围内用什么办法进行”这一问题，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争吵。精英阶层因为曾经和前政权有过合作，所以备受打击。纳粹倒台以后，为挽回部分的民族延续感，他们到宗教信仰或人文传统里寻求庇护，因为这些都未遭到第三帝国的破坏。于是，按照这一思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便呼吁“通过自我教育的方式实现转变”。也就是说，一方面将独裁政府的罪行公之于众；另一方面，为了强化“个体的责任”，必须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反省”。
相比之下，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表宣言的作者们，本着反法西斯的立场，将第三帝国的覆亡（这里当然有占领国的一份功劳）视为实现激进变革的一个契机。然而，就像维克托·克伦佩雷尔一样，他们也必须在几大占领国当中选定一幅蓝图：“谁才是那匹良马？苏联？美国？民主？共产主义？”
德国人在1945年以后发生的转变，既是外界施压所致，也是内心的愿望使然。谁想要解释这一现象，都必须从波茨坦公约的几个要点谈起。一方面，那三个著名的“去”字，即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去卡特尔化，在关系日益紧张的同盟国大阵营内部形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而这正是国际社会对德国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进行批判的典范。
另一方面，与美化军队、民族傲慢、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这些历史糟粕的决裂，也是国内许多民族主义反对者（多半属于左派）的心愿。这些人要么长期流亡海外，要么积极参与反抗运动。所以说，想要实现根本转变，占领国就必须和有志于改革的群众通力合作，只有这样，德国才有可能重返文明世界。
以下几章将重点讨论：同盟国在再教育过程中对德国人采取了什么措施？哪些学习过程在群众当中发挥了作用？由此引发的转变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