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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独裁统治的恐怖之处，直到战争临近结束时才被完整披露。1945年那个“难以置信的春天”最终将战火延烧到了德国本土——坦克碾压过支离破碎的农田，手榴弹把墙壁炸得千疮百孔，燃烧弹吞噬了城里的每一条街巷。在盟军的猛攻之下，由老弱士兵仓促组成的“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开始溃散，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国防军首先落荒而逃了。尽管约瑟夫·戈培尔号召不惜任何代价顽抗到底，然而，几百万人还是对此置若罔闻，退出了纳粹党。上层军官倒还好说，他们自有保命的办法，但底层士兵就只能藏起制服，求盟军饶过一命。正如一名记者所写的那样，“人人都在叛离阿道夫，没有人想和这个政权有任何瓜葛”。与此同时，整个德意志帝国也开始崩溃，大片大片的疆土被占领，幸存的战俘、被强征的劳工、集中营的囚犯相继获释。等到公共管理难以维持的那一刻，社会秩序也随之瓦解，断水断电，物资供应告急，街道也变得很不安全。
德国人眼看大势已去，心里自然五味杂陈。记者玛格丽特·博韦里曾这样描写4月底的柏林：“人们并不怎么谈论战争，看得出来，大家都已经受够了。”不过，最后的战役总得先挺过来，然后是接受盟军的占领，而这又将带来一系列新的危险。当然，再也不用害怕被杀，这着实让人大舒了一口气。可是，胜利者的到来也不免引起新的焦虑。人们害怕盟军会奸杀掳掠，肆意报复。“他们抓住我，”另一名女性这样描述她遭受强暴的情景，“我又是叫又是喊……地窖的门砰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尤其对顽固的纳粹分子、爱国者和军方人员而言，放下武器无异于跪地求饶。一名士兵“对背叛的事实感到极度愤慨。这就是我们奋战六年的结果。俄国人杀来了，可我都不知道家里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可是，对反抗成员、被强征的劳工、集中营的囚犯而言，盟军的到来却意味着真正的解放，意味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至于其他德国人，则是一边感到深深的失落，一边庆幸大难不死；如此，两种情绪持续交替着，让人怎么也捉摸不透。
1945年，美国记者玛格丽特·伯克-怀特随美军进入“第三帝国”。在她拍摄的一组照片中，希特勒独裁统治的遗毒异常醒目。触目惊心的废墟、堆积如山的瓦砾、被炸毁的桥梁、被破坏的工厂、被烧焦的房屋、被损毁的武器，放眼望去，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这里不仅有被迫自杀的受害者，不计其数的坟冢，而且还能看到烧焦的尸体悬挂在铁丝网上，累累的尸首堆放在集中营的火化炉前。如果说纳粹信徒油光满面，流露出专横与傲慢，反映了第三帝国的辉煌，那么，这个政权的反对者则只剩下一脸深深的皱纹，让人同情怜惜。而一众受害者那凹陷的双颊上瞪大的眼睛，则像是在恳求宽恕。相比之下，胜利者自信地望着镜头，并且不顾种种禁令，已经开始和心甘情愿的“德国小妞”眉来眼去。然而，就在这被炸毁的房舍间，在沦为废墟的工厂里，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生活似乎仍在继续，尽管一切都已发生。
正是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赤裸裸地证明了一个政权的毁灭性后果：它所采用的歼灭战和种族屠杀，早已超出了正常战争的界限。可是，物质的破坏固然十分惊人，但道德的灾难或许更为深重。不出所料，人们对未来普遍感到忧心。因为第三帝国遭受的失败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意志帝国，所以一个又一个问题横亘在茫然的德国人面前：遭人痛恨的德国还有存活的机会吗？获得解放的邻国会不会展开血腥报复？占领国会如何对待这个战败的民族——是瓜分它的领土，索取高昂的赔款，还是发一笔最低生活费，让人们好歹能活下去？同盟国会允许昔日的敌人在国内重建民主秩序，并再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吗？希特勒煽动的“对文明世界的蔑视”，对于德国的战后重建而言，既是先决条件，也是一种障碍。
1945年初，各种骇人的战争罪行大白于天下，一时间举世哗然，德国人自此声名狼藉，长达数十年之久。由于柏林决战伤亡惨重，所以一开始，人们都觉得五百多万犹太人惨死于奥斯威辛的传言难以置信。
但内部消息渐渐开始流出，全球媒体纷纷将真相公之于世：“3000个骨瘦如柴的活人、2700具没有埋葬的尸体”在多拉（位于诺德豪森）集中营内的V-2火箭地下工厂被发现；盟军战俘竟然曾被迫进行大规模的“死亡行军”。
然而，直到1945年4月美军在魏玛城郊解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那一天，德国人才终于接受了无可辩驳的事实。21000名囚犯的惨状（这其中许多人已经奄奄一息），以及监狱委员会记录的32705人被无辜杀害，种种事实彻底消除了人们的怀疑。“惨不忍睹，”记者哈罗德·丹尼这么写道，“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他震惊于这些“训练有素的施虐行为”，发誓“世人决不能遗忘这样的事情”。在他的报道里，一个被解放的俄国人指着杀人如麻的纳粹党卫军开设的“卫生研究所”，不无嘲讽地说：“瞧，德国人有多么文明！”
为拆穿“我们一无所知”的谎言，美军强制1200个魏玛市民“亲眼看看他们在臭名昭著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如何用恐怖、残忍且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们的‘邻居’”。根据《纽约时报》记者吉恩·柯里凡的报道，这次“死亡工厂”的参观活动首先从死人的皮肤开始。这些皮肤被加工成带有刺青图案的“羊皮纸”，然后再做成灯罩。“今天，德国人目睹这一切，无不潸然泪下。而那些没流眼泪的也都觉得羞愧。”接着是参观“科学实验室”。在这里，德军进行过各种人体实验，包括蓄意让人感染伤寒，这种疾病的致死率高达98%。第三站是参观军营，一个“有着无法形容的恶臭、污秽与苦难”的地方。臭名远扬的刑讯室、使用频繁的绞索架当然也在参观之列。但最恐怖的还数火葬场。尸体像木料一样堆在货车上，等着被投进三座很现代的焚化炉。“眼前的情景让他们泪流满面，不少人（包括护士）当场就晕了过去。”
即使很多爱国者起初不愿相信这些报道和图片，但眼尖的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一直否认自己的罪行：“那些关于解放集中营的报道令人毛骨悚然，我们读的时候都被吓坏了。”
此后，各地又相继发现了另外三座集中营：卑尔根-贝尔森（下萨克森州）、达豪（巴伐利亚州）、萨克森豪森（柏林城郊外）。这些“无可辩驳的证据”愈加坚定了同盟国的立场，他们对希特勒垮台以后的德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为了克服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的“所谓德国暴行实录”挥之不去的怀疑，美国军方便委托前战俘欧根·科贡就布痕瓦尔德“灭绝工厂”的真相起草一份正式报告。
许多美国的国会议员，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的主要军事官员和记者，也都先后参观了被解放的集中营，实地考察那“几乎无法形容的惨状”。
皮包骨头的战俘、随处可见的万人坑、种种触目惊心的画面让惩罚政策的拥护者更加坚定了决心。这其中也包括财政部长亨利·莫根陶，他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一样，认为德国人“必须明白，这个国家的人都参与了一场非法阴谋，妄图破坏现代文明的行为准则”。
而且，被揭露的罪行越多，理性温和派也就越难站住脚。譬如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就认为“迦太基式的和平”与纳粹的所作所为并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这“本身就是对文明的犯罪”。不过，尽管如此，这场辩论的双方都同意，修复纳粹造成的短期伤害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必须断除德国政治文化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坏传统，因为短期伤害至少部分是由这些传统造成的。
此外，对德国人而言，战败的结果虽然加速了他们脱离第三帝国的进程，但未必能让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1945年6月初，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似乎相当无助，他们普遍认为纳粹领袖才是罪魁祸首，并因此要求“彻底清除纳粹余孽”。
“和其他民族相比，德国人已经变成低人一等的贱民，”一名来自汉堡的女性疑惑地感叹道，“因为一个疯狂的想法，他们便对无辜者施以暴行，于是，德国的荣耀终于被残忍取代。”她还说：“谁也没想到，德国人居然会干出这种勾当……谁也没想到，孕育了歌德、席勒、洪堡和康德的国度居然会堕落成这样。”
只有在流亡中，托马斯·曼这样的知识分子才会对他所谓“我们的耻辱”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针对启蒙理性主义所发动的浪漫主义反革命运动”是造成纳粹式“歇斯底里的野蛮行为”的元凶，因此他呼吁德国回归西方文明的价值观。
而在极少数独立观察家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看来，很显然，各方面都必须除旧布新，一切要从头来过。
随着真相水落石出，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冷血而科学的大屠杀”，同样为波茨坦会议的召开投下了阴影。而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要“真正恢复欧洲文明”，为未来指明方向。尽管同盟国管理层面临很实际的问题，但是，1945年6月5日德国停止行使主权的事实，其实已经指明了从严惩治的方向。
也因此，“三巨头”就德国前途所做的决议，从最初的暂行实施到最后的拍板定案，始终以惩罚与报复为目的，这并不让人意外。此外，鉴于第三帝国残害数百万人的事实，同盟国还提出瓜分东部领土、索取巨额赔款的要求，希望以此保障军事安全与物质补偿。应该说，这些要求似乎也完全合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将这样的条件形容为“强硬而具有约束力的”，说它试图“转变德国人的思维方向，剥夺其发动战争的潜力，改变它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分权”。简单地说，《波茨坦公告》试图将这个昔日的欧洲工业强国转变为一个以农业和非军用国内生产为主的国家。不过，德国人倒也不觉得这三项条件——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去卡特尔化——会“扼杀所有的希望”；相反，他们可以借此机会，“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为生活的最终重建做好准备”。
同盟国的决议一出，占领后最初几个月的各种疑虑和不安顿时烟消云散。而且，诚如艾森豪威尔所言，它还为此后分步骤的重建工作订立了明确的条款。“我们同样对《波茨坦公告》感到失望，并努力解读其中的含义。”记者玛格丽特·博韦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特别是在被分而治之的柏林，人们“几乎总在为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争论不休——换句话说，究竟是奉行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跟随美国人的脚步？此外，他们还在争论“除这两者以外，是否还存在第三种选择，一个属于德国人自己的选择”。自由派犹太学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虽然在纳粹的种族迫害中死里逃生，但同样因这份公告深受打击：“这萎缩的小德国将会变成一个可怜的农业国，既不能独立自主，也无法东山再起。”
多数“压抑且不满的”德国人当然不明白，为什么“外部世界要把纳粹犯下的罪行算在他们头上”。但是，部分失势的社会精英（例如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李特尔）却在努力抢救这个民族的优秀品质。尽管大家还在争论未来改革的方向和幅度，但多数人都很清楚，是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将德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管纽伦堡审判存在什么问题，它毕竟通过司法手段，对纳粹“肆意破坏文明传统”的罪行予以了清算。这是非常必要的一次尝试。“希特勒上台以后，欧洲所遭受的全部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包括570万名遭到系统性灭绝的犹太人的鲜血，最终都被归咎于他们的犯罪阴谋。”所有控诉都聚焦在不断增加的罪名上；这些罪名来自国际联盟的各项条约，从战前准备（罪状一）到发动侵略（罪状二），再到悍然发动歼灭战，破坏战争的传统规则（罪状三）。此外，还有一项“反人类罪”。这项指控是对于集中营里那些惨烈画面做出的反应，也是司法上的一个创新，适用于“战前和战争期间灭绝、奴役或驱逐平民的行为”以及“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立场所施行的迫害”。这第四项指控表明，同盟国不但要追究德国在发动战争、实施暴行上的罪责，而且还要对任何针对非战斗人员所犯的罪行予以严惩，而这在过去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如此，通过法律程序，纽伦堡审判既成功惩治了纳粹的犯罪行为，同时也试图借此重申人权至上的原则，实现惩前毖后的目的。
纽伦堡审判的地点正是以前纳粹举行党派集会的城市。德国人目睹对战争罪行的一系列公开审判，心情十分复杂。有些观察者发现，“对权力的贪得无厌和无知暴露在阳光下，没有丝毫遮掩。这对人、对国家都是一次疯狂的实验”。然而，尽管审判程序无懈可击，纳粹的辩护者还是轻易将它定义为“胜利者的正义”，因为他们发现苏联人犯下的罪行，例如1940年发生在卡廷森林的大规模枪杀波兰军官的惨案，居然也都被归咎于纳粹。尽管如此，许多个人与组织接受庭审的恐怖画面，经由报纸、新闻短片、教育电影（《死亡工厂》）的传播，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后来，据美国人所做的调查，约一半的德国人认为惩罚罪犯是完全正当的。一方面，参战者片面的供词更加证实了此前的多项指控；另一方面，对旧时代精英分子（如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相对轻微的量刑则表明，个人抗辩还是有可能成功的。总而言之，纽伦堡审判进一步巩固了纳粹的罪犯形象，并使之深入人心。同时，这项国际司法史上破天荒的实验也让德国人产生了“事不关己”的脱罪感，因为很多德国人终于可以宣称，他们要么对这些罪行一无所知，要么只是在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
在占领国的监护下，重建工作可能会漫长而又艰难。这主要是因为各同盟国在必要转型的目标与手段上的意见分歧日益严重。“严厉政策”连同强制的去纳粹化意在削弱德国的经济以及政治体制。这么做固然在华盛顿和莫斯科颇受欢迎，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它将很难引领一个战败的民族走上民主道路。因此，有些务实的决策者，例如美国驻德军政府首领卢修斯·克莱，更提倡推行一项“积极计划”，包括为此后艰难的物质重建设置各种奖励，以及为公共生活的转向（这也是更为棘手的任务）提供各种建议。与此同时，部分观察家则担心，“政治真空”的存在会迫使战败国在美式民主与苏联共产主义这两种对立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最后，还有些问题也尚未有明确的答案：是否会另立一个德国中央政府？政治生活的恢复是否必须遵守各占领国的意识形态要求？
而此时的德国人则仍在顾影自怜；从他们的角度看，为民主化开列的这些条件似乎并不十分有利。只有少数人，尤其是前政权的反对者与受害者，真正把打败纳粹国防军视为摆脱独裁统治的契机。
尽管多数德国人对战争的结束欢欣鼓舞，但也有很多人对战胜国怀恨在心，对纳粹未能履行诺言感到失望：“他们欺骗了我们，背叛了我们。”这是当时许多人的情绪。美国记者在采访中可能发现德国人“对国防军的残暴怀有潜在且可能是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但那种近乎“抑制不住的想要倾诉的渴望”似乎更多是为了模糊个体的责任，从而将一切归咎于纳粹领导人。
所以，在德国寻找真正的民主人士的行为，最后基本都是徒劳的，因为多数德国人似乎仍然无法摆脱威权主义的行为模式，几乎本能地想要奉承和讨好占领国。而同时，正派的基督徒在与政权的交往中始终洁身自好；“准备清理门户”的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则决意在政治上重整旗鼓。可是，相比之下，这两派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
鉴于纳粹罪行的规模，相较于1918年，1945年以后的重建工作必须大幅增加干预的力度。为预防德国人将来实行再武装，战胜国坚决要求他们接受“无条件投降”、全面占领、主权终结以及对战犯的法律制裁。而当目睹高空轰炸、东部战场的惨重伤亡，以及同胞们纷纷逃离或被逐出东部领土时，许多占领区的德国人才终于明白，全面溃败必将导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为严重的后果。无论如何推脱个体的责任，德国人在歼灭战与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其规模之大、伤亡之惨重都是无可争辩的。毕竟，当时德国境内仍有数千名战争亲历者可以作证，其中包括幸存的犹太人、以前的奴工、重获自由的战俘。也许，这种无法想象的屈辱会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让宪政国家的内部重建以及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变得十分漫长。正如青年知识分子卡尔·耶林坦所言，“我们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我们背叛了人类文明”。
而在整顿德国政治文化方面，战胜国和不愿妥协的少数派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功，那就有待观察了。
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人和后来者都发现，人们很难解释纳粹的野蛮行径为何会复发。美国人当时的解释采用了一种模式，即认定德国偏离了西方文明的正轨，而后者乃是一项不证自明的标准。可是，我们不该忘记，“西方文明”的观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在美国高校出现。当时有退役军人质疑，为什么来自爱荷华的农家子弟要死在蒂埃里堡的战壕里。而该模式正是对此质疑的答复。简言之，这一观念表明，在西方大国当中，人权和民主同样历经了演变；但俄国是个例外，因为其发展并不符合自由的进程。讽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知识分子也曾强调“英雄与贩夫”的分别（社会学家维尔纳·松巴特语），或者如作家托马斯·曼所言，“文化与文明”并不完全等同。
哲学和历史学的导论课都会宣扬一种源自启蒙运动的、家喻户晓的人权观念，而这也从侧面说明，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偏离正轨的异数，必须受到谴责。而这样一来，德国的罪恶史似乎就可以上溯到16世纪，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它肇始于威权气息浓厚的宗教改革运动、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分裂，随后发展至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浪漫时期的非理性主义，并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霸权帝国主义中达到高潮。
有趣的是，苏联知识分子也在文明观念的基础上对德国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批判，只不过，其所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俄国人对德国文化向来存有一份敬意，这也导致其分析出现了两极化：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劳工运动等进步思想，一方面则是容克、资本家所代表的反动利益。不同的是，西方更注重历史的偶然性，并明确指出在几个历史转折点上（例如1848年），德国如何偏离了文明的正轨，而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则首先基于针对阶级结构的经济分析，认为纳粹主义主要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
相比之下，西方的“错误分析”更倾向于以有限的制度改革作为纠偏手段，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反法西斯主义”则是国家认可的，它要求德国在政治复苏以前首先实现根本的社会转型。与此同时，共产党更多把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作主要批判对象，而对多数有名无实或者无足轻重的纳粹分子则经常既往不咎。
在联邦德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关于纳粹偏离文明轨道的观念［今天所谓“特殊道路论”的思想内核］已经深入人心，尤其在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当中，情况更是如此。他们通过交流项目与个人接触认识了西方的公民社会，获得了正面的体验，因而很容易接受对德国历史的这种批判性解读，而这种解读的作者恰恰是逃出希特勒魔爪的一批流亡者。与此同时，文明偏离的概念也正好回答了一个结构连续性的问题：想当年，围绕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担负什么责任的问题，历史学家也曾有过颇为激烈的讨论，即所谓“费舍尔争议”。另外，从政治史到社会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的方法论转向，也方便了人们从相邻的社会科学中借鉴新的方法与理论。这些累积起来，便产生了一种对德国史的全新解读；它更强调中产阶级的长期软弱性，强调民族国家形成的滞后，而其结果便是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所称的民主无能。根据这一解读，第三帝国便不再是对各种德国传统的偏离，而更像是这些传统的逻辑结论。
“特殊道路论”还有个好处：它有利于激发一种新型的政治介入方式，可以通过社会的严格自由化，与西德社会中残存的腐朽传统彻底决裂。
在过去二十年里，德意志“特殊道路论”的概念进一步演化为一种“西化”的愿景，也只是让问题由此变得愈加复杂。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杰夫·埃利、大卫·布莱克伯恩曾极力反对“特殊道路论”的基本前提，并因此引起过不小的风波。因为偏离欧洲现代化主流模式的其实并不是德国而是英国，所以说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于尔根·科哈等学者立论的经验基础并不充分。
在此后的辩论中，还出现过一个“特殊道路论”的修改版，其重点在于强调联邦德国的西化，即海因里希-奥格斯特·温克勒所谓“通往西方的漫漫长路”。但即便如此，它还是把纳粹的浩劫主要归咎于别具特色的德意志帝国（Reich）传统，一种与民族国家相融合的君主政体。
这一解读准确指出了德国在地理上的向西转移，政治和经济上的向西倾斜，以及消费与流行文化的美国化。然而，这一观点同时也盲目将西方奉为圭臬，未能检视其各种历史负债（比如蓄奴制、帝国主义和剥削），而只是呈现了一个早就被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质疑的理想化形象。
相对于“特殊道路论”的主流论述，在20世纪80年代的“史家之辩”中，具有德以双重国籍的历史学家丹·迪纳还提出过一个新的概念——“奥斯威辛的文明断裂”。追根溯源，这个新名词其实是由德国流亡作家汉娜·阿伦特首先发明的。1943年，当阿伦特听闻大批犹太人惨遭屠杀的相关报道时，她对这一远远超出军事必要性的暴行感到极度恐惧：“就像地狱之门［突然］洞开……别的都还可以饶恕，但这绝对罪不可赦。这件事根本就不该发生。”也就是说，在迪纳看来，奥斯威辛之恶造成了一种“广泛而深层的断裂”，触及了“文明本身的信仰基础”，进而动摇了人类共存的根本前提。“官僚化组织、工业化执行的灭绝行动无异于对文明的全然否定。文明的思考与行为遵循一定的逻辑，要求有最低限度的互信。”纯粹想要消灭一个民族的行径不仅违反普适的伦理行为规范，同时也灭绝了始自启蒙运动的、对世俗进步的希望。所以说，这不仅仅是犹太人受难的问题：“奥斯威辛反映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个人性的问题。”
“文明断裂”一词的迅速流行，说明这个概念本身具有极大的直觉吸引力。不同于西方的文明偏离论，或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它明确将纳粹大屠杀的“道德之耻”认定为“对人性与文明的整个根基的攻击”。
也因此，“文明断裂论”对“文明”一词的神秘定义提出了新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人类学分析；它们涉及对个人情绪的控制以及国家对权力的集体垄断。
同时，这一概念还凸显了现代性与种族灭绝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诚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言，“纳粹大屠杀的发生只能说明，文明（理性指导下的人类行为）在驯服病态本能或任何自然残留的过程中遭遇了失败”。
尽管“文明断裂”一词本身有夸大之嫌，容易沦为空洞的口号，但它还是比其他概念（例如“零时”）更明确地强调，歼灭战与大屠杀期间犯下的暴行必将成为所有战后德国史的起始点。
而同时，另一个相关概念“公民社会”也突然再度流行。它为进一步明确文明的含义提供了可能性。公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个领域，以17和18世纪的政治理论来看，它首先是将人类与自然及野蛮划分开来的一道界线。通过经济交换、文化创造、社会解放，文明化可以被视为一个促进人类共存的进步过程。关于这一概念，英国思想家多从公民社会与宪政国家的相容性着眼，而伊曼努尔·康德等欧陆批评家则更强调公民自我组织的意愿，也因此给它赋予了潜在的反专制色彩。
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备受诟病的“资产阶级社会”之外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它在再度流行以后，很快便成为东欧反独裁批评的关键词，并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人权的运动中被异议分子采用。公民社会的提出预示了一种民主化自我实现的希望，它超越经济必需和政治约束，因此在西方知识界的范式讨论中，同样开始再度引起反响。
不过，要成为政治发展的标尺，“公民社会”的概念还需要一个历史的定义，唯有如此，才能厘清其具有的各种针锋相对的含义。根据于尔根·科卡的看法，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公民在公共领域内为追求集体利益而自由结社，进而实现社会的自我组织。另一重要维度所涉及的则是公民之间的非官方交流模式、非暴力的社交、国与国之间的非军事关系。同时，这个概念还包含文化礼节、宗教宽容、公民勇气和对社区的责任感。此外，经由不设限的市场（允许个人追逐自我的经济利益）实现经济的自我调节，也是颇为重要的方面，尽管这里面问题重重。最后，公民社会还要求公民参与地方自治、争取全国性的民主参与权。
如果我们把公民社会看作一张复杂的关系网，那它就不再是某项法典化的条款或者固定的意识形态，而是力图促进各个社会群体和平交流的动态过程的产物。
重点关注这些公民社会的核心特征，或许会有助于解释战争期间人们对纳粹违背西方文明价值观与实践的看法。对国内的批评者来说，假如政党的控制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那就无异于将公民的自由社团扭曲为臣民的强制性组织。同样，外部观察者认为，美化针对异议分子的暴力正是德国准备军事侵略邻国的前奏。纳粹受害者将宗教、种族和政治偏狭的后果视为其遭受迫害的根源，而德国无产者与外籍奴工则认为，一旦经济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剥削也就变得天经地义。“我们真是全世界报纸上写的野蛮人吗？”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有些纳粹的拥护者可能仍然倾向于回避。不过，歼灭战和大屠杀的惨状让其他德国人清楚地看到，盲目信仰国家元首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因为第三帝国的社会几乎在各方面都已野蛮化，所以文明的重建必须彻底扭转政治文化的局面。
相比于“特殊道路论”，公民社会的概念提供了更全面的标准，能够更好地衡量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和“西化”不同的是，它并不依赖于胜利的西方各大国的一种理想化模式，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本身就留有许多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剥削的烙印。相反，公民社会的乌托邦是欧美进步思想家（包括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名人）的思考产物。诚然，公民社会也欢迎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讨论，但它主要不是指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也不是指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
另外，这个以文明化为目标的概念本身的规范性，或许有助于我们绕开两个误区：一是将德国的重建描绘成一个不加批判的现代化的“成功故事”；二是将今胜于昔的变化当作一个合乎目的论的进步过程。棕色的与红色的独裁政权都曾违反过这个标准，这使得现代性本身的极度矛盾性越发凸显；同时，民主制度的明显缺陷也表明其自身理想的实现是何其困难。
纳粹的独裁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文明断裂，这给所有战后史的写作都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滔天罪行发生以后，德国人该如何重返那个1933年之前就已初具规模的公民社会？政治学者彼得·格雷夫·冯·基尔曼斯埃格的见解很独到，他说：“恰恰是这场浩劫让德国人拥有了追求民主的能力。”
保守派观察家认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货币改革的实行、《基本法》的颁布、联邦德国的建立，决定性的改变已经发生。相反，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批评转变的不足，强调必须由社民党和自民党协同推进改革，必须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代际反抗。同样，马克思主义者将联邦德国斥为法西斯统治的延续，尽管它已改头换面；在他们眼中，反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才是更好的德国。
即便在共产主义崩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明显胜出以后，关于德国战后重建的时机、目标与程度，也仍然存在各种争议。
因此，想要防止压迫、战争、种族灭绝的再度发生，个人和集体的学习过程就必须得到历史性的改造。相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勉强推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为严峻的形势似乎让德国人在政治观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那么，在关于“德国厄运”的社会学习过程中，在面对“史无前例”的“嫌恶、病态与疯狂”时，个人反思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文明的惊人断裂在特定领域（例如对军队的态度、对国家的理解，以及经济的组织方式）里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尽管遭遇巨大阻力，思想改造毕竟还是发生了；但同时，它也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当战胜国怂恿德国人投机取巧、模仿战胜国的修辞与行为方式时，变化是否真是由他们主导的？德国人首先亲历的纳粹主义造成的破坏，连同诸媒体公布的可耻罪行，有没有让种族民族主义彻底失信，进而引发人们对纯净价值观的追求？
在本书中，我将从几个不同层面探讨繁冗的反思过程。这样的反思发生在一个战败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摒弃了传统，却又始终把传统当作拯救的依靠。首先，我会重点分析个人如何与自己的过去达成和解。实际上，在战后时期，用人单位的确曾要求应聘者如实告知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情况。其次是考查团体（如学生社团）与公共机构（如教会）如何解释他们与希特勒体制或近或远的合作关系。最后，我还会研究有关第三帝国灾难的公开辩论，因为这也许最有助于为在国家层面上恢复政治生活创造条件。在所有这些不同领域里，德国人试图同时认识他们与纳粹主义、战败与占领的不同经验，以便为将来制定更好的政治规划。为了让“冷战”时期的公众相信他们的观念是正确的，德国人曾构建过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一再试图从发生的事情当中吸取经验教训。
为充分展现这一坎坷的学习过程，本书将重点关注德国人如何在现实而非思想层面上对待他们问题重重的历史。尽管许多人继续对自己在独裁统治与战争中的共犯身份闪烁其词，但重建任务逼着他们从第三帝国和其后的战败经验中得出了实际的结论。左派批评家指责对内心罪恶感的压抑，右派人士则辩称沉默更有疗愈的作用。双方争执不下，但也都未能充分考虑各自立场的实际后果。
20世纪50年代早期，曾有人批评过具有复辟性质的“历史政策”，继而引发人们对逃避责任的行为的关注。但这些批评并未触及制度的重建、社会关系的再肯定，也因此未能排除重蹈纳粹覆辙的可能。
目前，大家都在关注一种批判性记忆文化的出现，并准备正视德国人对纳粹大屠杀必须承担的责任。不过，这种关注更强调对受害者的道德敏感，而非政治行为上的实际变化。
因此，会更见成效的做法，似乎是去分析那些通常含混不清的努力，例如个人决定、集体讨论、政治决策，以防止不幸再次发生，减轻灾难造成的后果，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了探索20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政治文化，我们还可以采用一种问题导向的综合性思路，它会对东西德的发展进行对比。只要两德历史还是分开书写的，那么，战后分裂就会在学术中延续。由于最新的德国史主要在称颂西德民主的成功，所以破产的共产主义制度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
自从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克勒斯曼呼吁进行系统比较以后
，有些学者因为受到激励，也开始在研究当中探索东西德的非对称关系，只不过，他们都还是以分裂的两国作为起点。
而我则认为，若要评估整体的转变，还是应该循序渐进，先研究若干核心论题，进而对两德之间明显的差别与部分相似点进行纵向分析和主题分析。如此一来，叙事部分便无须苛求平衡，而可以根据主要学习过程随时变换地点；同时，对反面意见只需做有选择的评论。
以下关于德国重返文明世界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三个关键时期，一系列重大转变都是在这几个时期中汇聚。创造出转型条件的基本决策都是在战争刚结束以后制定的。战胜国发布的波茨坦计划明确了这项任务的双重目标：一方面，德国人需要为其犯下的“滔天大罪”做出补偿；另一方面，他们也将获得机会，“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为生活的最终重建”做好准备。而要达成这两项目标，首先必须承认战败，并“在德国境内实现全面裁军和去军事化”。第二个条件是彻底解散“纳粹党及其所有附属组织”，废除所有纳粹机构，全面禁止纳粹宣传。第三个条件要求实现经济的非集中化，从而“消除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防止经济权力“过度集中”。
综上，我会首先回答一个问题：作为此后重建工作的引线，这场消除纳粹影响的运动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实际上，打造现代公民社会的真正突破，要等到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才发生，也就是在阿登纳主政，社会变得相对稳定的时期之后。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社会条件的结构性转变就已启动，但只有在这十年里，随着变化的加速，历史的积弊才逐一得到清理。这是因为此时推动进程的主体已经变为具有批判能力的德国人自己。而最后，西化的趋势也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不只是因为领土的西向转移，政治上与西方结盟，也是因为人们受到消费主义与流行文化的影响，甚至连价值观和行为都已经美国化。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适应新的政权，越来越认可它在扩大繁荣、内化自由价值、推行代议制民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柏林墙建成以后，东德越来越自我孤立；另一方面，一代人的反抗、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在选举中的胜利、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其他变化，这些因素合力推动西德社会加速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章节中，我又提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究竟是促成了传统道德的消亡，还是给“内部民主化”带来了决定性的进步？
恢复文明常态的最后一步，很多方面来说也是尚未完成的一步，与1989年至1990年的“公民革命”密切相关。这场发生在联邦德国的民权运动十分令人惊讶，它表明公民社会重新崛起。可是，民主觉醒固然能够战胜专制，但两德统一——破产的东德与相对成功的西德——却也导致了内部团结的问题，进而迫使德国人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事实上，一个到如今已缩小很多的民族国家就这样意外地再度崛起了，并且其发展和正在进行中的欧洲一体化完全吻合。于是，这个民族就必须重塑一个新的身份——这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尝试。在此过程中，人们不免会对昔日的西德甚至衰落的东德有些留恋。与此同时，经济的加速全球化、跨国的移民潮也都对德国造成了压力，要求德国向全世界敞开大门，尽管这是一项全新而又陌生的挑战。在德国内部，面对急剧的变化，少数人感到了威胁，于是像条件反射一样再度开始盲目仇外。
在全书的结论部分，我将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柏林共和国”真的已经变成“正常国家”了吗？又或者，它只是个暂时保持低调且仍然难以预料的欧洲霸权国家？
尽管存在各种不足，德国在20世纪后半叶进行的文明重建工作仍然堪称典范，因为它表明了摆脱道德灾难、实现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一些批评家和观察家，如美国情报官员绍尔·帕多弗和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起初都对深层次的转变表示怀疑，因为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而较为乐观的评论家，如瑞士新闻记者弗里兹·勒内·阿勒曼，则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政治文化的复兴大加赞赏，尽管当时这一进程仍未结束。
这就给分析带来了两项挑战：一是判定变化与转型的准确范围；二是查明是哪些因素促使了情况的好转。德国人果真已经吸取惨痛的教训，摒弃将自己和邻国引向灾难的消极模式了吗？后来的转变究竟主要是全面战败的产物，还是国际现代化运动的结果，又或者是出于悔悟的自主决定？
至于那些残留的问题，尤其是潜藏的排外情绪，则在警告我们，绝不能把战后取得的成就解读为理所当然的成功故事。因为这件事的示范意义，恰恰在于为达到和维持一个宽容的公民社会而进行的戏剧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