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美国，人们对德国的感情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很多观察家对它仍心存疑虑，尤其是那些有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深受其害的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积怨还很深。许多知识分子将纳粹的罪行视为终极邪恶的化身，因而对于“这凶犯之国也许已经改过”的说法依然深表怀疑。即便是那些知名记者，如《纽约客》的简·克雷默、《华盛顿邮报》的马克·费希尔，也都对德国黑暗的过去而非后来发生的变化更感兴趣。但另一方面，也有评论者对德国比较宽容：在德国生活过的士兵与商人，多半对那里勤劳、友好的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他们眼里，德国人似乎和自己并无太大区别。比方说，很多美国兵在越南丛林中苦战时，都梦想能被派驻到“德国老家”去。最近，乔治·W.布什总统还以德国战后的转变为例，来为他在海外推行民主做辩护，尽管这么做不免有些误导性。

究其原因，这些相互矛盾的评价乃是源于一种认知上的脱节：一方面，消极的纳粹记忆仍然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人们对德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积极转变又缺乏了解。例如在对“灭绝性反犹主义”的控诉中，丹尼尔·J.戈德哈根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揭露了普通德国人的共犯身份；但同时，他又不加解释地告诉我们，1945年以后德国奇迹般地发生了转变。学术界关注希特勒的夺权过程，大众关注纳粹大屠杀的累累罪行；相比之下，很少有人关注德国人如何踏上摒弃民族主义、重返国际社会的艰难旅程。几乎任何一本封面印有纳粹万字符的书，都会吸引读者的眼球，因为它保证能满足你对终极邪恶的迷恋。然而，对于此后发生的物质重建与道德复苏，却很少有人试图去加以解释，因为大家都认为成功是理所当然的。

为纠正上述的认知偏差，本书将着重讲述一段被人忽略的历史，即希特勒倒台以后，德国人如何实现自救与复兴的奋斗故事。在这里，分析历史错误固然必不可少，但是，展现纳粹浩劫之后恢复正常的过程同样很重要，因为独裁统治结束后的复苏与赎罪并不只是德国所面临的问题。由于罪行严重，加上歼灭战造成的大肆破坏，德国很难在1945年立即挽回所有损失、改造战争主犯。而冷战期间剑拔弩张的对抗，不仅让德国内部进一步分化，同时还在欧洲与世界各地造成对立。结果，战后重建的过程也变得更为艰难。那么，德国的成功转变究竟该归功于谁呢——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自己？重新定位一整套政治文化的最佳手段是什么呢——是威逼，还是利诱？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但需要剖析失败的原因，而且还得解释成功的秘诀。

就分析战后重建而言，目前的学术文献乏善可陈，因为大部分著作都是从制度而非文化层面研究问题的。英语世界的研究，如安东尼·J.尼科尔斯、亨利·特纳以及丹尼斯·巴克和大卫·格雷斯的那些，提供了大量有关总体发展的基本信息。然而，他们都忽视了东德的情况，并且都把国家作为研究重点。至于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如大卫·康拉特编撰的通用教科书，则为剖析政府的形式结构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可是，这些研究对德国人态度的潜在变化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而在德语学术界，阿克塞尔·希尔特、安塞尔姆·德林-曼陀菲尔、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等学者，虽然指明了“西化”这一重要过程，却未能正视这一概念有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只有玛丽·弗尔布鲁克、彼得·格雷夫·基尔曼斯埃格提到过文化转变的问题，但很可惜，其研究往往流于简单的讲述和解说。

笔者的观点与上述作者都不同，因为我有着横跨欧美的视角，我的看法与大西洋两岸流行的解读有所区别。我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长大、上学，但四十多年前就来到美国接受学术训练。我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出任欧洲文明史的吕尔西讲座教授，同时还在主持德国波茨坦当代史研究中心的工作。这两项机构职责的区分，更加深了我对文化杂糅的体会。我熟悉德、美两国的话语，但即便如此，有时我仍然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不禁想要挑战一下两边的某些基本假定。所以说，以下的思考全部源自一个跨大西洋的双重视角。我试图将德国（我的出生国）发生的转变告诉美国（我的居住国）的大众，描述转变涉及的领域，解释转变发生的原因，从而消除人们的疑虑。

在本书中，我想提出一个观点，即希特勒垮台以后，德国人经历了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实现了从犯下不可言说的罪行向真诚守护人权的巨大转变。其他学者关注的更多是德国人如何对待纳粹的过往（查尔斯·迈尔、杰弗里·赫夫），而我则不同，我的研究更关注那些实际教训，关注一个迷失方向的民族如何正视错误、痛改前非。我的分析尤其注重探讨两股力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美、苏两国的外部干预；另一方面，德国内部的反法西斯少数派也有其自身的认识——他们正摩拳擦掌，想要重整旗鼓。本研究试图整合两种战后史的论述，同时将西德在浩劫中遭受的创伤，拿来和东德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的努力进行比较。由于整个转变过程相当漫长，在此我将聚焦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战后时期、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

在对“西化”的替代提法进行过一番探究后，我最终决定将“文明”这一概念作为评估战后德国转型的一项标准。后殖民主义评论家说，学者在为性别与种族压迫辩护的过程中滥用“文明”的概念。这样的指责虽然不无道理，但我选择由此切入也自有原因。首先，同时代的名人，从汉娜·阿伦特一直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都认为德国偏离了西方文明的价值，并以此作为他们的主要论点。其次，在修正例外论（Sonderweg）的过程中，拥有以色列与德国双重国籍的历史学家达恩·迪纳表示，纳粹的大屠杀摧毁了普遍的伦理规范，导致了不折不扣的文明断裂（Zivilisationsbruch）。再次，“公民社会”概念的骤然兴起既是对冷战中独裁的反抗，也是自发性社会行动的集中体现。它把两种独裁政体联系在一起。因此，“文明”或许可以作为人权斗争的一种简略表述。

想要探究结构转变与大众意识变化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将个体经验的分析与公共话语的研究相结合。遵照散文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建议，我将从如何评判各类事件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出发，进而研究信仰与行为的逐步变化，并观察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想要批判地看待这段学习过程的历史，就必须关注个人对戏剧性事件的反应，同时还要记录关于重大社会与政治议题的集体辩论。随后的观察与评论也更多地用到了各种个人日记、自传文字、小说家瓦尔特·肯波夫斯基汇集的回忆录大全，以及众多亲历者的访谈记录。不过，由于个人陈述的内容多限于早年，所以后面的几章内容就只能越来越依赖平面媒体，以及柏林奥托·苏尔政治学研究所的新闻档案中收藏的其他公开资料。

本研究以具体资料为基础，试图回答一个纳粹浩劫过后的重要问题，而这也正是该案例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因：德国人究竟是如何成功地从本应让他们受到指责的毁灭性战争与大屠杀导致的物质破坏和道德沉沦中再度崛起的？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还原德国如何通过最终接受西方人权观念来告别侵略与权威统治的整个过程。事实上，奥地利作为“第三帝国”前成员、日本和意大利作为“轴心国”盟友，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并且在战后重建中表现出了各自的差异。而这以后，在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中，拉丁美洲、地中海、东欧等地区也都相继遭遇了类似的问题。因此，德国的“人性回归”便成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早在1947年，社会民主党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就曾为此大声呼吁过。然后，由此引申，我还会探讨那个更普遍的问题，即德国是如何肃清独裁统治的流毒，使国家恢复常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