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发的唁电和挽联,它们高度概括了蔡元培的一生。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上的“北大红楼”(原北京大学旧址),如今已开辟为纪念馆对社会开放。在红楼北面,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在此院办公。1947年,北京大学为纪念蔡元培将这座小院设立为纪念堂,其名就叫作“孑民纪念堂”。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商贾之家,他出生和少年时生活的院落(越城区鲁迅中路241号),现已开辟为故居纪念馆对社会开放。蔡元培4岁开始读书,17岁就通过官府举办的乡试,考取了秀才功名。由于少年丧父,年仅18岁的蔡元培为实现经济独立,竟开办学馆教书挣钱。1892年,25岁的他又经殿试考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京官。从其经历可知,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性格上坚毅自主,如此年轻时就及第登科,仕途应是前程似锦、不可限量。可随着视野的开阔,他接触到了主张民主与科学的西学,身居官场又看到了清廷的专制与腐败,1898年,蔡元培竟毅然弃官归乡办学,并逐步走上结社办报,立志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
回归故乡的蔡元培,没有像古时官场失意文人那样,隐居山野、著书立说。他不仅结党结社,还组织开展过对清廷官员的暗杀活动!由此,他还成为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从德国学习考察归来,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和理念应用于中国。在他的努力下,北洋政府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新式教育如电闪雷鸣,照亮惊醒了儒教一统天下的华夏大地。他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他同李石曾等中法友人,一起开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亲自参与预科班授课,徐特立、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都是勤工俭学的学员。1916年12月,年近50岁的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理念,聘请了李大钊、钱玄同、陈独秀、胡适、梁漱溟、李四光等一批思想先进的学者和国外归来的青年才俊到北大任教。为了能让26岁的胡适进北大教书,蔡元培特意为他编造了美国博士头衔来糊弄迂腐的教育部官员。他还聘请了邵飘萍、鲁迅等文化巨擘在北大兼职教课,使北京大学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蔡元培一生都未购房,他在北京生活时一直四处租房居住。他之所以不购房,也与他对自己行为操守的规范有关。那时北京大学的个别教授,受旧时代社会风气影响,置办房产、出入风月场所。教育部的许多官员和职员,也都兼职经商。而蔡元培始终认为“私德不修、祸及社会”。由此,他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促进道德修养的民间团体——“进德会”。他把入会人员分为三等。第二等人员必须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他把自己划归“第二等”,并坚守一生不置产业,没有艳闻。由此,在任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1917年至1919年,他一直租住在京师内城东部的东堂胡同75号院。当年,此院为三进院落,院门坐北朝南,大门西侧的三间北房带有前廊,与门厅相接。门厅最东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廊直通后院,长廊即为小院的东侧边界,长廊西侧为南北步道,长廊与步道西侧是自南向北排列的三座独立院落。三进院落的房屋都不太高大,院中北侧正房均为较普通的过垄脊阴阳合瓦屋面(房顶没屋脊),灰砖墙、红木窗,梁坊间没有彩画,朴素雅致。蔡元培在居住期间,常常把教授们请到家中研究教育改革、商议校务,并于1919年5月,在此院内策划了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派代表汇集到巴黎,共同商议战后相关事务。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可在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合伙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而以袁世凯为首的懦弱的北洋政府,竟然于5月3日发出密电,同意在相关条约上签字。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匆忙跑到蔡元培家中,请教如何阻止此事。睿智老练而又果敢老辣的蔡元培,使出霹雳手段,当晚就召集了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等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来家中通宵商讨对策。他们决定号召青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这种牺牲民族利益的卖国行为。蔡元培故居原本一进门左手有三间倒座房,当时就是蔡元培家的大会客厅。估计这次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通宵商讨,就是在这里展开的。
1919年5月4日,震惊世界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当教育部让蔡元培把游行学生召回时,他严词拒绝道:“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当天,许多参加游行的高校学生被捕,蔡元培又联合各大学校长开展营救工作。他在全体学生大会上讲到,自己是全校之主,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他承诺“我保证在3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出来”。这所小院,与北京城内的李大钊故居、陈独秀故居一起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培养了大批有志有为的爱国青年、国家栋梁。
这座占地约700平方米的中型院落,在蔡元培离开北京后又住进了其他租户。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成为有十多户居民的大杂院。原来可以直接进出马车的大门改成了住房。近几十年间,居民在院内不停地增建小窝棚、小厨房,院内原有布局已面目全非。1998年,香港富华国际集团开始了金宝街改造工程,包括蔡元培故居在内的红星胡同、干面胡同、东堂子胡同的一部分,被合成一个地块全都划拨给了该公司进行开发。许多老旧院落,被拆迁公司“推平头”式地拆除,富丽堂皇的励骏酒店拔地而起。蔡元培故居的部分房屋当时也被挑开屋顶,岌岌可危。可世间之事有时就是天意难违。当时,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恰好住在这条街上,她立刻将看到的情景报告给了文物局领导。局领导一行多人马上赶到现场,并依法声明:文物古迹受法律保护,不得拆除。经过难以尽言的曲折经历,故居最终得到保护和修缮。
2009年5月10日,院内举行了“蔡元培故居展”开幕仪式。北京市文物局领导、西城区政府领导与富华集团领导,共同揭开了覆盖在蔡元培半身石雕像上的红色绸布。小院大部区域恢复原布局,进门过道墙上,悬挂着题为“精神永驻”长篇题记匾额,故居院内三个院落仍为企业留作他用不对观众开放。故居最后一排房间布置了展览,通过一些有时代特征的实物和图片、文字,展示了蔡元培的生平和五四时期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居最后一排房屋的西北角,有两间平顶的只十余平方米的小房,曾为蔡元培的卧室和书房。故居开放后,按照亲属的回忆进行了原状陈列,屋内大件家具只有单人床、穿衣镜、藤椅、书柜、书桌等几样。书桌中央摆放着一台蔡元培后人捐赠的、他生前使用过的英文打字机,它可以算是蔡元培作为新派大学校长的一个注脚吧!“镇馆之宝”——《北京大学预科同学纪念录》,也陈列在书桌上。在这本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册子上,写明了蔡元培当年就住在此院。在小屋的侧墙上,还挂着一幅蔡元培的真迹,是他抄录的宋代爱国诗人陆游的《幽居记今昔事十首以诗书从宿好林园无俗情为韵其九》中的四句:“昔自京口归,卜居得剡曲。地偏无市人,民淳有古俗。”陆游也是浙江绍兴人,一生忧国忧民。蔡元培在书房中悬挂陆游之诗,应是将他视为楷模和穿越近千年的知己。
东堂子胡同自元代时已有雏形。清代时胡同中的居住者多为达官显贵,胡同宽大规整,街旁院落多为大宅门,建筑精美、布局舒朗。近现代至当代,东堂子胡同一带居住着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例如,京汉铁路总设计师华南圭,防疫专家、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伍连德,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吴阶平,著名妇科医生林巧稚,北京大学物理教授、剧作家、北京图书馆馆长丁西林,文学家沈从文等。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私人住宅也在相邻的无量大人胡同(后更名为红星胡同)。
伍连德从1910年至1932年,组织扑灭过东北、上海等地多次霍乱和鼠疫疫情,功勋卓著。吴阶平在20世纪40年代,在东堂子胡同开办过儿童医院。同时期林巧稚也在胡同中自己的住所内,开办了妇科诊所。这条胡同在清末时,还开设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培养洋务人才、翻译外交文件的京师同文馆。
一条小小的胡同,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中国近现代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