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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皇帝崩逝以后，朝野军民都热切属望新君，希望嗣位皇帝带来新的作风，树立新的气象，建立比较正常的统治秩序，给人民一个喘息休养的机会，以逐渐恢复社会元气。
但是，冷酷的政治现实很快就冲淡了人们对“好皇帝”的幻想。从内阁辅臣杨廷和、蒋冕、毛纪直到芸芸众生都过分相信《登极诏》之类皇家文件的实际作用了，以为使用这类堂皇文件有助于塑造一个拘礼守法、兴道致治、革故鼎新的“圣贤之君”。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想法是不实际的。一个好用心思而倔强有主见、刚愎揽权而多疑、沉溺特殊迷信而执迷不悟、果于驱斥杀戮而从不真正信任任何人的少年皇帝，正步上16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
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亦即本书传主明穆宗隆庆皇帝的生身父亲。
朱厚熜之所以能正位九五，需要从他的祖父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说起。朱见深共生十四子，但长子、次子均早殇，故由其第三子朱祐樘继承皇位，是为明孝宗弘治皇帝。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是成化皇帝第四子，弘治皇帝是他的异母哥哥，成化二十三年（1487）被封为兴献王，就藩于湖广安陆州，直到正德十四年（1519）去世。朱祐杬是以皇子、藩王身份终其一生的，从未与帝位发生过任何关联。但由于其侄武宗正德皇帝无子，又无亲兄弟，故在正德皇帝去世之后，按照昭穆伦常顺序，要在其诸堂弟中挑选一人，按“兄终弟及”的原则入继大统，朱厚熜作为兴献王世子，便以此血缘关系跻登皇位。
朱厚熜被迎立时只有十四岁，但他在其父兴献王朱祐杬去世后不久，即由其母蒋太妃奏请，以世子资格摄理藩国事。当时，他处事待人亦颇中规矩，因此在政治上是比较早熟的。在登上皇位之初，他也确实是较为振作，能够信任并支持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清除正德时期的诸多弊政。当时也能及早上朝，风寒无间，颇有发奋中兴的干劲。但应该指出，嘉靖皇帝在御极之初，颇能勤政和支持正气，其实也有其客观背景和局限。第一，作为一个从外藩入继大统的皇帝，本身与旧腐势力和诸多恶迹并无任何牵连，故对其厘革较能坚定下手，且可博得美誉；第二，作为一个新登大位的皇帝，鉴于前朝先帝因其荒怠放荡而激发起的臣民公愤，不敢不注意克制审慎，不敢过分放肆；第三，嘉靖皇帝的“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 [1] ，也仅是保持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大体上到嘉靖三年（1524）之后，振作勤政的表现就逐渐为他的特殊迷信偏私和固执所淹没，美迹难闻了。与其长期执行的悖乎情理、加深社会危机的行为相比，其初期的振作仅占很小的比例，《明史》谓嘉靖皇帝“亦中材之主也” [2] 的定评，显然是溢美之词。
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很快就悖离了以自己名义颁布的《登极诏》的主要精神，集中主要精力去谋求个人以及兴献王系统的名分和地位，即所谓“争大礼”。又将从安陆州藩王府带来的对道教某些教派的迷信扩散于宫廷，“颇事斋醮”
。更逐渐追求享受，强令内阁草敕以派太监督办织造，等等。在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上，迅速地与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发生正面冲突。
早自朱厚熜登极开始，皇权与阁权的矛盾斗争即由隐蔽直至逐渐公开化，并日趋激烈。回溯正德初年，皇帝对受顾命的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的打击摒弃，正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嘉靖皇帝对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身上，其打击力度和方式亦颇近似。
有关嘉靖皇帝争大礼、迷信斋醮，以至兴大狱诸端，都是贯穿嘉靖在位四十五年的大事，需要用专门章节论述。在本节里，我们先集中评讲发生在嘉靖初期的政治风云突变，导致在朝政上出现的大反复。
杨、蒋、毛等人都是崇尚孔孟之道的儒生官僚，他们入仕从政，都是要尊奉所谓“佐君为圣贤”之道。三人在正德朝虽已先后任职中枢，但均能洁身自爱，不屑谄媚助恶，且都在关键问题上数进诤谏之言，在朝野间均享有较高的威望。更因有定策册立嘉靖皇帝之功，本以为可以凭此渊源，运用内阁的职权，导君以正，大力推行新政。但事实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想象。新皇帝虽然没有先皇那样的怠懒放荡，但其擅权专制、执拗迷信却是超过先皇的。嘉靖皇帝刚站稳脚跟，便施展君威，断然翻脸，使得君臣之间短暂而脆弱的政治蜜月期顿时告吹。
斗争是围绕着君臣间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展开的。有关嘉靖皇帝与杨廷和等人交恶的过程，史传多有记载。
先是大礼议起，公首执议，召对，面言不可者三，封还御批者四，执奏三十余次，司礼太监奉命来阁中讲论者三十余次，公执不可。用是，左右得以间之，是后所言多不及。
道士陈应楯、李云容夤缘进用蛊惑，公疏论唐虞三代之兴，梁武、〔宋〕徽宗之亡，请行拿问，明正其罪。
工部郎中叶笕因为皇亲陈万言建第迟期下狱，公疏论救之。又论谷大用混占产业，乾没官银百万之罪。江彬党李琮行赂左右，临刑将贷，公疏请急诛之。
除了杨廷和，蒋冕在“大礼议”问题上，亦“固执为人后之说，与廷和等力争之”
。毛纪及其后补充入内阁任大学士的石珤等也“复执如初”，“帝欲去本生之称，纪与石珤合疏争之”
。在其他诸如谏阻执迷斋醮、拒不草拟派太监任织造敕书等方面，他们的看法也是高度一致的。于是，几乎从新皇帝嗣位起，君臣之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即争执顶撞不断，意见两歧，难有调和的余地。杨、蒋、毛、石以及广大朝臣逐渐醒悟到，他们精心选立并为其登极执政做了周密安排布置的“圣上”，原来与“大行皇帝”各有其不同的恶癖，是一对难兄难弟。
杨廷和等人本以为，自己是出于耿耿孤忠，是基于对明皇朝的最大忠诚，才坚持己见，尽谏诤之言。其敢于批鳞忤旨，拒绝草敕，并一再封还御批，当面争议，当然有恃册立之功之处，但更主要的是依据儒家勉为直臣的教义而行事。他们的言论间有迂阔，但总的说来仍不失为自负气节，持正耿直。这几个人的操守也是无可訾议的。不过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当此“上下扞格弥甚”
之际，“帝常忽忽有所恨”
。有些善窥上意、一意迎合的风派御史、给事中，如史道、曹嘉等人便交章攻讦杨廷和等“无君”，“邪臣伺隙，离间日生”
。杨、蒋、毛、石等亦自知难以再立朝中，相继乞休。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旨准杨廷和退休，以蒋冕代任首辅，但不过两月，又斥去蒋冕；再以毛纪为首辅，亦不过三月，亦被斥去。石珤旋亦乞归。于是，内阁中凡不顺承嘉靖皇帝意向的人相继被罢免，改委趋奉御意的人进入中枢，朝局大变。
嘉靖皇帝气量狭窄，报复心强，对于这些曾为拥立自己出力的人，仅因意见冲突便一一予以残酷打击。杨廷和休去时，帝“责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
。其后，因杨廷和之子修撰杨慎率群臣伏阙反对将孝宗弘治皇帝改称为皇伯，将杨慎两次廷杖后，又谪戍云南；又借势利小人王邦奇诬讦杨廷和及其次子兵部主事杨惇及女婿修撰金承勋有所谓交关请属，俱逮捕入狱。到嘉靖七年（1528），竟追论杨廷和反对议礼，指其“自诡门生天子，定策国老，法定僇市，姑削职为民”
。蒋冕、毛纪二人同时亦被“追论夺官”
，石珤甚至被王邦奇讦告与杨廷和结为奸党，被削夺一切恩典。
经此一番大反复，嘉靖初元的政局便演变成为一切由皇帝恣意自专，成为长达四十五年昏聩混乱朝局的起点。“自时厥后，政府日以权势相倾，或脂韦淟涊，持禄自固”
，“自〔石〕珤及杨廷和、蒋冕、毛纪以强谏罢政，迄嘉靖季，密勿大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
。
[1] 张廷玉等：《明史》卷18，《世宗本纪二》。
[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