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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六年（1521）暴卒于豹房，广大臣民在内心深处未尝不以他的崩逝而引为国家的大幸。十六年来狎弄佞幸，巡游不息，兵革时起，“骄帅跋扈不恭，剧盗纵横日炽，强藩称乱相望”
，国无宁日，民生憔悴，确有偕汝俱亡之痛。当此暴君猝死之时，人们殷切企望自此突破阴翳，恢复晴朗祥和。
由于正德皇帝无子，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与正德皇帝之母张太后商定，按照伦序，迎取远在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为嗣皇帝。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是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的第四子，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的异母兄弟，故此，朱厚熜是武宗正德皇帝的堂兄弟。杨廷和等人是按照宗法制中兄终弟及的原则册定朱厚熜继承皇位的。朱厚熜受迎取来京，在四月二十二日即帝位，年号嘉靖，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杨廷和等人之所以在同亲同辈宗室中挑选朱厚熜即位，显然有其政治上的用心。一因朱厚熜时年才十四岁，以为他的可塑性比较大，有可能接受辅导，吸取正德皇帝倒行逆施的教训，能够拨乱反正，摆脱正德时期的消极影响；二因朱祐杬父子早已就藩安陆，与朝内宫内的勋戚贵族权臣以及宦官较少联系，较易于走上正道，勉为圣君。
在派遣钦使奉迎朱厚熜来京，直至他抵京登极前的一个多月中，杨廷和暂总朝政。在此期间，杨及他的内阁同僚充分利用颁布正德皇帝《遗诏》及嘉靖皇帝《登极诏》以作为推动新政的杠杆。
杨廷和等代拟的《遗诏》，是经过精心斟酌后定稿的。这份《遗诏》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册定朱厚熜即位为嗣皇帝；另一方面则为大力革除正德时期的严重弊政，诸如“罢威武团营，遣还各边军，革京城内外皇店，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释系囚，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还内库”
等。以上诸方面，都牵涉今后政治格局和政策的走向，以及触犯在正德时期一些当权人物的权益，也必然会引起激烈的冲突。在商议迎立朱厚熜即位时，与江彬有交情的吏部尚书王琼就曾排掖门人，厉声质问杨廷和等人：“此岂小事，我九卿顾不预闻乎？”
此举显然是代表着原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拟另谋册立对他们有利的对象。至于如何铲除正德后期最大的奸臣且手握兵权的江彬及其党许泰、神周、李琮等腐恶势力，更是一场激烈至极的斗争。杨廷和等人顶住王琼等的干扰，又依靠张太后的支持计诛江彬等，才为大政转向铺垫出道路。
所谓《遗诏》，自然是用去世皇帝的名义发出的。但以正德皇帝的腔调，全面取缔他本人在世时最主要的活动，推翻了他本人以为最得意的主张，当然是很不自然的。这样的自我否定，显然是由他人捉笔，强加给死皇帝头上的。这样做，明显地是从明皇朝根本统治利益出发考虑的。一则是通过一些自责和纠偏以稍为挽回朝廷的威信；二则，在位的当权大臣们可以高举《遗诏》，“以先帝末命行之”，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拨乱反正，以正德皇帝的名义扫除正德时期的腐臭，这其实也是为这个以荒淫放荡为主要个人特点的死皇帝进行最后一次欺骗，似乎他在临殁前一刻有幡然改悔之心，尚有罪己自责的勇气，借以缓和普遍存在于臣民之间的愤懑，稍稍恢复人们对明皇朝统治的信心。
当朱厚熜已被迎接来京尚未就位之时，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都希望新皇帝能勤政爱民，成就中兴大业。为此，他们精心草撰了一道登极诏书，作为新君登位后的第一道政治宣言、执政的指针。
这道《登极诏》共有八十条，全诏强调革故鼎新，除宣布大赦、恤录正德时期因言事被杖谪革职诸臣、免除逋赋等，还着重厘剔在先朝民愤最大、祸国最深的蠹政，一一宣布将其废除，对中贵、义子、恩幸、传陛官以及军伍余冗之员，大半均斥退。
计革去锦衣卫等、内监各局的旗校工役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减少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
“朝野咸称新天子神圣。”
可见，这一道诏书确曾起到过一定的改善朝廷形象、引导舆论动向的作用。时人称颂说，“中兴一诏，朝野肃清”
，“收已涣之人心，奠将危之国脉，实在登极一诏”
。
但是，在起草和颁布《登极诏》的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是极其激烈的。
任何对旧事物的取缔，任何触犯既得利益阶层的权益，必然都会遭受这一部分人的顽固抗拒和反击。主持改革大计的杨廷和更成为这一部分人集中仇视的对象，“怨者汹汹，谣曰：‘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意即杨廷和行新政绝了他们的生路。当时“诸失职之徒衔廷和次骨，廷和入朝有挟白刃伺舆旁者”
。
不论在宫内的大宦官还是位在九卿的朝臣，都有人出头来进行阻挠或攻击。
在宦官方面：
初，廷和草诏上之，报可。司礼诸大珰以切内政，求削数则。延和曰：“往者吾侪不得职，公等谓出上意，今亦出新天子意耶？不然，吾侪贺登极后惟一去，且叩之上，谁削诏草，必有当之者。”大珰语塞。
在场的蒋冕、毛纪“亦相继发危言”
，内阁诸人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和坚决，才总算把这些当年“口衔天宪”、气焰熏天的大宦官顶了回去。
在朝臣方面，由于廓清旧弊，必然要在人事上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有必要斥革或降调一些助纣为虐或不称职的官员，当时便将后军都督府左、右都督谭祐、张举与吏部尚书王琼、礼部尚书刘恺、顺天巡抚刘逵、宣府巡抚宁杲，以及一批侍郎、寺卿等均予免职甚至下狱，当然也引起这一部分人的抗争。王琼即上疏对杨廷和进行激烈的人身攻击，指杨廷和专制震主。此事因新皇帝对王琼摭拾妄奏而切责之，暂告一段落。
在杨廷和的一篇传记中，具体而详细地记述着起草和颁布嘉靖皇帝《登极诏》过程中的曲折。
（廷和）承虚扆总……十六载弊政奸人，皆拟于即位诏除之。公日夜殚尽心力，草置函中。公侍行殿，蒋（冕）公先归阁中正理文书。诏条内若军门、皇店、官校、豹房、番僧、写亦、虎仙数事，公别书密缄之，不敢露草。蒋至公家，谕家童取去，莫知何文书也。
黎明时进稿，请嗣君批红，出方鸣鼓。是日向晨，文书官来言，欲去关切中人者数条。公曰：“数年以来，事有龃龉，不曰西边不可，则直称朝廷不从，今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负大行多矣。即此，延和便当去。今日拜贺新天子，明日即跪奉天门前乞休，且问皇上初至，何人于左右欲更诏书，虽死亦甘心也。”蒋（冕）、毛（纪）二公皆力言之，文书房官知不可，乃持回。（原注：力争不易新诏）
久之，鸣鼓，批红犹未下，公与三公
亟趋华盖殿后，往来玉阶间，不见一人，乃复趋奉天殿下，见直殿者，要文书官来相见。语之曰：“亟去！万一误事，我辈且有说。”或言：“批红不下，明日开读亦可。”
公曰：“自古人君即位，虽草昧中亦须下诏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无诏书，不知所改是何年号，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谁任其咎？”文书官惧，乃入奏批红出，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诏下，宿弊尽革。读罢，满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踊跃欢庆，曰：“真天子也。”
这段史料虽然较为冗长，但极其生动形象。它是由杨廷和嫡亲孙子杨志仁据其祖父的回忆写成的，可信度也很高。从中可见杨廷和、蒋冕等人从起草诏书之时开始，即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戒备，而又特别注意保密。这是正德、嘉靖二朝交替之际，各派政治势力拼死搏斗的产物。因为这样一份新君施政宣言，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各有关方面的权势变动和切身利害，故此，各有关人等都力图在诏书中反映自己的主张，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诏书又必须经过皇帝认可（批红），才算完成了法定的程序，产生实效，所以各派又必然围绕着皇帝来打转。宣诏当天，杨廷和、蒋冕等人在天未曙明即亲自入朝进递稿本，并立等“批红”，随即发生以御前宦官任职的文书官出来劝阻，提出删去有关不利于宦官条款的要求，经当面交锋后，杨等将其驳退。谁知删改的要求未遂，文书官竟敢采取拖延战术，不肯将诏书稿本按时送达，等于是要让登位宣诏大典落空。身为顾命内阁辅臣，并已在过渡期间总理朝政、定策册立朱厚熜的杨廷和等人，因无法径达御前，也只能气急败坏地奔走于华盖殿和奉天殿之间，几经焦灼才找到当值的文书官，并对之严词谴责，坚拒暂缓宣诏的意见；还以必追究责任作为威慑，才达到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一刻，取得新皇帝的批红的目标，也才得以如期如拟宣读诏书。如此针锋相对，如此艰难曲折，真可谓惊心动魄。这既反映出正德皇帝统治时期的旧恶势力虽经打击，但仍然庞大有力，仍在负隅顽抗，且谋反噬，与图谋整顿改革势力是营垒分明，分毫不让的。另一方面，在当时体制下，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君主手里，不得到新皇帝以《登极诏》的形式认可和支持，一切厘革弊政、重整朝纲的策划都不过是空谈；前此在过渡期间，杨廷和等人打着正德《遗诏》所推行的一切兴革，亦必失去依据。作为权力中心的嘉靖皇帝，从他步上政治舞台开始，其品格、器识、癖好等个人特点，必将直接影响着今后较长期的政局走向和朝政兴衰，亦必然严重影响本书传主隆庆皇帝朱载垕的一生。这一切，需要拭目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