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荡：弘治、正德交替

弘治皇帝去世，朱厚照从一个浪荡皇太子即位为君主，执掌着至高无上的生杀予夺大权。假如说，在储待位之时，尚有皇父的约束，如今恍似一只终于挣脱开最后一根绳索的野性猢狲，大可以忘其所以，恣意妄为了。

本来在弘治时期，朝廷即存在两派政治力量的较量，一派是以儒生官僚为主的阁部大臣，代表人物为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一些各部尚书、侍郎和掌握风宪监察权的御史、给事中等。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怀有儒家传统致君泽民的理想，而且对成化时期宠信汪直、放纵西厂、弄兵残民的往事心有余悸，而对弘治时期较为宽缓、注意给军民休养生息的统治方式十分赞同。当新君正位之后，这些人切盼他能继承先帝的既定方针，并在此基础上除弊革新，大力振作。另一派则以勋戚贵族及宫内掌权的近侍宦官为主，并勾结某些禁军统帅和边将、文官中佞幸之徒，亦结成了不容忽视的力量。早在弘治皇帝当政之时，他们便已利用弘治皇帝的软弱和后期荒怠，钻政策和法律的空隙，不择手段地攫取土地财富，窃据权位，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当朱厚照尚在东宫时，即特别宠爱一些贴身太监，其首要人物是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八人，号称“八虎”。 他们长期与朱厚照厮混在一起，迎合朱厚照喜好嬉戏的癖好，伴随他驰骑射猎，以良鹰名犬讨其欢心，引导他沉溺于享乐，并绘声绘色地介绍宫外的繁华声色诸般花花世界。对于一个本身有恶癖又处在成长期的少年皇太子的终身性格和作风的铸成，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坏影响。朱厚照登极后，八虎便成为御前最受亲近、进言最有分量的特殊人物，他们很快就与宫内朝内的腐恶势力沆瀣一气，紧相勾结，形成一派重要的政治力量。

两派政治力量都必须争取正德皇帝的信任，取得他的支持，然后才能施展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方面，几乎从正德皇帝登基之日起，斗争即非常激烈和表面化。

问题在于，正德皇帝一旦掌权，即毫不掩饰地倒向以八虎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一边。他把三位顾命大臣等要求他亲贤远佞、勤学问、戒逸豫并主持革除弊政等，均视为迂腐的逆耳之言。尚在热孝期间，八虎即引导这位少年天子日事游戏，寻欢作乐，早将《遗诏》及《登极诏》置于脑后，“诏条率沮格不举”，“左右宦竖日恣，增益且日众。享祀郊庙，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 目睹新皇帝诸般倒行逆施，其劣根性迅即暴露和飞速膨胀，刘健等焦灼如焚。他们在正德皇帝上台的最初几个月中，还企图祭出先帝的《遗诏》以及当今皇上的《登极诏》，以吁求正德皇帝注意自正其德，幡然悔悟，勉为圣君。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即距孝宗去世仅两个多月，刘健等即上疏力言，顾命大臣等所有施政，“悉以遗诏行之”，希望皇上能尊重遗诏，即所以礼敬先皇。之后，又剀切陈奏。

陛下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未闻汰冗员几何，省冗费几何。诏书所载，徒为空文。此阴阳所以失调，雨旸所以不若也。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朝廷养军匠费巨万计，仅足供其役使，宁可不汰？文武臣旷职偾事，虚糜廪禄者，宁可不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宁可不罢？内承运库累岁支银数百余万，初无文簿，司钥库贮钱数百万，未知有无，宁可不勾校？至如纵内苑珍禽奇兽，放遣先朝宫人，皆新政所当先，而陛下悉牵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 ^[1]

此疏有据有理，摆明事实，充分说理，反映出刘健等三人寓焦灼于沉痛，并未掩饰对新皇上的失望。一连几个“宁可”，可谓义正而词严，而且对皇帝的督责既殷切又严肃，颇有倚老卖老的口吻。这是正德君臣在君权和阁权上迅即出现矛盾的明显标志。最早的时候，正德皇帝迫于众议，还在表面上敷衍一下，以“温诏答之”。但在实际上却是纹丝不改，照样狎近群小，愈加放纵。正德元年（1506）春夏，皇权与阁权即由冲突发展至决裂，终于全面爆发。

几乎在所有重要的政务上，君臣间都存在着各执己见的对峙。诸如刘健等阁臣及户部尚书韩文等要求由地方官负责对近畿皇庄的管理和征课，以减少宦官管庄扰民，但正德皇帝却谕示仍在各庄保留宦官一人、侍卫十人。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均先后上疏控诉宦官近习等侵扰其职权，内阁拟旨取缔，但正德皇帝却不接受，连上四疏，均被驳下。刘健等又将原疏照原拟原意再次封进，并历陈当今“内贼纵横，处寇猖獗，财匮民穷，怨谤交作。而中外臣仆方且乘机作奸，排忠直犹仇雠，保奸回如骨肉。日复一日，愈甚于前”。他们警告说：“祸变之来恐当不远。” ^[2] 重复递上原疏，公然表示对皇帝裁决的异议；奏章中的用词又极其严肃，意味着两者已难有调和的余地。但是，正德皇帝对他们的奏章一概“留中不报”，即不批不答，搁置不理。 至此，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只好以去留作为终极的陈情手段，三人联名上疏痛言。

臣等遭逢先帝，临终顾命，惓惓以陛下为托，痛心刻骨，誓以死报。即位诏书，天下延颈，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非惟废格不行，抑且变易殆尽。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义当尽言。比为盐法、赏功诸事，极陈利害，拱俟数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赐施行，所言如非，即当斥责。乃留中不报，视之若无。政出多门，咎归臣等。……若冒顾命之名而不尽辅导之实，既负先帝，又负陛下，天下后世其谓臣何。伏乞圣明矜察，特赐退休。

这一封请辞书，不啻为正德初元政情紊乱、风气败坏、皇帝昏愦的严重程度从侧面做一写照。在此之后，刘健等仍不断“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贵戚、近幸尤切”。对于正德皇帝本人诸如停止进修学习的经筵日讲，动辄宣布免朝以便在宫中嬉戏，沉溺于弹射钓猎、鹰犬狐兔，甚至在宫中操练内侍为兵，装备弓矢甲胄，有时更单骑驰驱于郊野，或燃炬鼓乐以泛舟等不符合帝范君德的事直言谏评。正德皇帝既无意接纳，又认为这些指责有损君威，使自己下不了台，对刘健等人便由倚重转变为讨厌，甚至发展为仇视。

刘、谢、李以及众官等都知道助长正德皇帝放荡荒怠，引导他加速堕落的是刘瑾等所谓八虎，故此连章请诛之以谢国人，以挽回国运。九卿言官等亦伏阙力争，但八虎恃宠，环泣帝前，反坐朝臣以挑剔帝过、孤立君主之罪。正德皇帝偏听偏信，不但不惩处八虎，反而批准刘健、谢迁退休，实际上是将二人逐出朝班，取消顾命权责。到正德二年（1507）三月，竟进一步将以刘健、谢迁为首的五十三人诏列为奸党，榜示朝堂。正德皇帝遂愈陷愈深，更加放肆淫乱，以特有的心态和方式追求享受以及所谓威望和荣誉，成为明代甚至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荒唐皇帝。

正德皇帝在政治和个人生活癖好各方面，都有过一些不符合人情常态的怪诞行为。

他蔑视朱明皇朝的祖宗成法，全不顾忌朝议舆论。早在正德二年（1507）八月，他就特别在北京西华门内“别构院御，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 。自此之后，他便“日昵豹房，万机悉委（刘）瑾” ，经常纠集一些贴身内侍、得宠番僧、美女、乐工等人，不分日夜地寻欢作乐，名为“豹房祗候” 。自此之后，一直到死亡时未再入大内。豹房其实是御用的特设淫窝，同时又是实际上的权力中枢。他又命仿照市井模式，在城西开设各式酒肆商铺摊位，“以内帑金银杂物设为交易之事” 。有时更身穿商贾之服，持簿握筹以经营买卖。他溺信佛教，但不排斥道教。正德二年（1507），一次即“度僧三万人，道士万人” ，自取法号为“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并指令，凡以大庆法王开具的法帖，均具有与御旨相同的地位。 这些荒诞不经的行为，连当时外藩派往中国的使臣也惊诧不已，他们连续奏报本国国王，谓“皇帝视朝甚稀，百事陵夷” ；又谓“中原之事，至为扰乱” 。甚至还具体形象地作如下描述：

皇帝出游行院，与养汉的游戏无度。行院是养汉的所聚处也。帝又屡幸会同馆，小鞑子、回回等诸酋相戏，使回回具馔物，帝自尝之。或著夷服，以习其俗，出幸无常，太监小宦等轮次递宿于此。帝常以游戏为事，一不视朝，都察院文章谏止，不听，游戏自如。六部尚书率僚属亦极论列，帝以越职论事……自郎以下诸员，令于午门外长跪五日，随其罪之轻重而杖之。自此，朝无谏之者。

朝鲜使臣的情报工作应该说是相当细致而且符合实情的，由此可见，正德皇帝的丑闻秽行实已传闻内外。

正德皇帝既不正而又失德，首先在于将国政视同儿戏。他特派刘瑾任司礼监掌阅章奏，提督团营，“势倾中外，公侯勋戚，莫敢钧礼。诸司、科、道以下私谒，率相跪拜” 。刘瑾更深知掌握特种镇压部门的重要，故在原有东、西厂之外，又加设内行厂，亲自掌之；又命其党谷大用、丘聚等分别掌握东、西厂，臣民的生死予夺均在其控驭之内。还怂恿正德皇帝以敕命扩大各地镇守太监的职权，“悉如巡抚、都御史之制，干预刑名政事” ^[3] 。“各处镇守猛如狼虎” ^[4] 。甚至将神机营等精锐京军亦委交太监统率 。由此，中央和地方的军政实权均转入宦官或“深结阉宦以自固”的焦芳等人之手。

正德五年（1510），因都御史杨一清联合另一得宠宦官，原为八虎之一、素与刘瑾有矛盾的张永，用计揭发刘瑾的一系列罪行，诸如矫旨以侵犯皇权、假借皇命以大量聚敛等，正德皇帝诛杀了刘瑾，斥逐其党尚书焦芳等，但旋又重用另外一些坏人，如江彬、钱宁辈。江彬原是大同游击，不过是一个低级军官，但此人骁勇险狠，喜谈兵，善窥测帝意而巧为迎合之。钱宁本是刘瑾余孽，因善于观察风色而紧急转舵，故得逃脱追查，而又以最擅谄媚而邀宠。江彬深知正德皇帝具有狂热的虚荣心理，总希图以军功立威，身为帝王而又羡慕将帅的威风，于是建议正德皇帝在内廷操练内宦为兵，调边兵入卫，又屡导正德皇帝出塞，长驻山西宣府，美名为御驾巡边。他为正德皇帝在宣府修建一处行宫——名为“镇国府第”，“辇豹房珍玩女御其中，时时入民家益索妇女以进，帝乐之忘返” ，正德皇帝竟称宣府是自己的“家里” 。

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因宁夏边塞有警，正德皇帝竟忽发狂想，要过一下上将军拥旄西征的美瘾，享受帝王而兼元戎的双重荣耀，居然正式发布敕文，诏封自己是“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拟任命江彬为威武副将军扈行，随同征讨，甚至演出持剑逼迫内阁大臣起草制书的闹剧。到翌年六月，宁王朱宸濠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本来在八月间即已由汀赣巡抚王守仁率军平定，并已擒获朱宸濠，此事理应结束。但正德皇帝为炫耀自己的武功迈乎二祖，勇冠三军，居然到九月仍下诏动员九边诸军及京营精锐数万人，浩浩荡荡直奔江南，要“奉天征讨”那个早已关在大牢里的叛王。他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大敌当前亲赴前敌的样子。本人戎服铠胄、金盔银甲，手执兵仗，高擎着“大将军朱寿”的帅旗，设行辕于应天（现南京）。为迎合正德皇帝这种极端虚荣的心理，江彬甚至策划要将朱宸濠“纵之鄱湖，俟上亲与遇战，而后奏凯论功” ^[5] 。这样的“御驾亲征”，无非是经过彩排然后上演的一出闹剧，既为了捞取虚名，更为了借此南游宣淫。劳师往返，共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直到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才“大获全胜”，兴尽而返。于是颁诏自吹我武维扬，皇威远镇，并赐勋授爵，厚赏从征平叛的所谓有功人员，“张皇国门，有同儿戏” ^[6] 。不过，乐极生悲，他本人回到北京即重病在身，连献俘大典也未能参加，拖到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便一命归阴，结束了自己荒诞已极的帝王生涯，年仅三十一虚岁。

正德皇帝在品格和心态等方面，显然都存在着严重的失衡。他的许多悖乎常理常情的想法和作为，由于据有皇帝的特殊地位，可以不受制约地乱思滥施，充分发泄近于神经性的亢奋冲动，类似狂人。此人极端重视名位威望，狂热地崇尚武功，对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以临战阵有空想式的向往。本人无能，乃不惜编造弥天大谎，以冒充得之。南行之役，旌旗蔽天，精锐尽出，指向一个已关在囚笼内的敌人，未经一战，未发一矢，但却示意王守仁重新修改奏稿，着重铺设皇上神武、指挥若定的“战果”，宣称“皇上亲征宸濠，生擒而来” 。看似煞有介事，其实是军民人等俱洞然了解的假戏真做。正德皇帝自认为经此一番造作，必可光垂史册，既发扬皇威，又满足自己的反常心理。于是，在班师“凯旋”仪式上更大肆铺张。据目睹正德皇帝率同文武随从及护卫军伍回到北京的朝鲜使臣李和宗的报告，说这位皇帝兼威武大将军镇国公又兼大庆法王的朱厚照，骑着高驷白马，高牙大纛，披挂全套铠甲，俨然是一个百战功成凯旋而归的大将元戎。他有意将所谓在阵前斩得的一大批敌兵的头颅排在御驾前列。所斩首级，担以架子，每一架子盛放两颗头颅，“虽只骸骨，皆盛网子” ^[7] 。其后，又押解所谓在战阵中生俘的敌兵及罪臣人等，每人首插白帜，排列成行，“罪人皆双手背绑，衔枚骑马，又持杖四人随之。……先行于驾前，连亘道路” ^[8] 。他自以为，以这些骷髅头和“战俘”开路，足可证明自己武功盖世，战绩昭彰，能够起到莫大的威慑作用。为进一步大造声势，除了大搞人头游行以外，御前的谄媚者还在回京沿途再做安排。朝鲜使臣向其国王奏报如下。

自通州至京，处处设行殿，皆用簟席为之，以纱、罗、绫、缎结饰，大书金字曰：“功盖乾坤，福被生民。”或书曰：“气吞山岳，威震华夷。”……其颂功德，写以金银字者，不可胜记。每于行殿之前，设高桌、置匹缎百匹于其上，以纱笼覆冒。皇帝过行时，惟其所欲与者而给之。其有功者以金银作牌，书曰“有功之牌”，贯以红丝，悬挂于有功者之项。领项挂此牌者不知其几也。 ^[9]

历史上露骨地弄虚作假，以人民的涂炭改塑为讴歌赫赫功业，正德末期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

还必须指出，正德皇帝的宠遇番僧，主要也并不是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此人除了过度执迷自信、敢于胡作非为，实在不会真正相信任何神佛和人物。他宠信番僧，无非是为了要从这些人手里取得特效春药和传授房中攻战之术。他好微行，喜巡游，建豹房，长住宣府，甚至亲履江南，等等，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追求淫乐。照说他在六宫三院中占有着大批妃、嫔、宫人，已完全能满足正常的色欲，但他对正式的皇后、妃、嫔、宫人等一律冷淡，甚至长期不入大内，却在北京、昌平、宣府、大同、南京等地“夜望高门，则驰入索妇女” ，一再示意爪牙们在各地“搜妇女”“进美人”“括少女，充离宫”，甚至专门喜好寡妇、孕妇、土娼野妓，掠夺臣下的妻女而强暴之。“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 他巡行到宣府，将沿途抢来的妇女数百人，强迫她们与和尚等分别合乘数十辆大车随行，以御前军卒押解之，“妇女各执圆球，车既驰，交击僧头，或相触而堕，上大乐之” 。以致“民间妇女惊避” ，社会上“樵苏不继，至毁民屋庐以供爨，市肆萧然，白昼闭市” 。引起城乡动荡，士民悲愤，“远近骚动，所经多逃亡” 。将拆散臣民家庭、以被侮辱妇女的呻吟哭泣作为自己恣意宣淫的特殊享乐，此与强盗悍卒掠取民妇而奸污之实如出一辙，这显然是一种施虐淫和色情狂相结合的变态性欲，与其在政治上的反常宣泄是一致的。当时“天下岌岌”，正是这样的昏君乱政导致的必然结果。著名历史学家谈迁对正德皇帝曾经有过结论性的定评，谓此人“帝阍沈沈”，“违玉几之先谕，耽左珰之近娱，朝讲寝废，刑赏无章，至祸溢朝野，狂焰四沸，鼎轴摧折，钩党之狱几起，甘露之变将形” 。谈迁的意见近于全面否定，但以正德其人其事衡量，却是符合实际、并非苛剔的。

[1] 张廷玉等：《明史》卷181，《刘健传》。

[2] 同上。

[3] 夏燮：《明通鉴》卷42，武宗正德二年三月。

[4] 同上。

[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47，《宸濠之叛》。

[6] 同上。

[7]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14，朝鲜中宗十五年，明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80年版。

[8] 同上。

[9] 同上。 /JcEVzBZRlPq0ErNqPIRokP494UYkVFxwRogV5zNhjvG00ECZ7F5zdrC9luWPS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