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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垕生活在16世纪中叶，明皇朝统治的中后期，当时的国势正处在衰颓日甚、乱象已成的危急阶段。嘉隆交替是在危机四伏、关系着政权存亡断续的非常时期进行的。洪（武）永（乐）的鼎盛辉煌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仁宣盛世”的光华早已褪色；自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年间“土木之变”以来，明皇朝的国力已滑入衰退的深谷。特别是经过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和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历时61年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国家的元气大伤，各种矛盾山积，明皇朝好似一只载重逾量而又百孔千疮的朽舟，正颠簸在骇风恶浪的汪洋大海之中。
是被波涛卷沉于海底，还是修补抢救以前航，是正嘉时局的关键。
正德和嘉靖时期的社会政治危机是非常深重的。
在财政和民生方面，由于正德皇帝的纵欲放荡，巡幸耀武，普建行宫，甚至修建豹房以为长期匿居的淫乐窝；也由于嘉靖皇帝大规模地持续营建坛观宫殿，蓄养方士神棍，为了满足这些额外开支，只好加紧聚敛。正嘉时期向人民勒收赋税的名目日多，数额日增，除了原有的土田税粮丁银等“惟正之供”，还陆续加设了诸如盐课、茶课、金银课、铁课、鱼课、商税、船钞、皮角、翎毛、油漆、竹木、厨料、牲口料等苛捐杂税。
在田亩税收方面，又有所谓加征、加派、预借、当官平市等额外征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
。正是由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
，造成了极其窘困的局面。嘉靖末叶和隆庆初元曾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的李春芳曾痛陈当时财政亏蚀、入不敷支的危险。
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边饷俱有定额，各处库藏尚有赢余。自嘉靖二十九年虏犯京师之后，边费日滋，各处添兵添马，修堡修城，年例犒赏之费，比之先朝，数几百倍。奏讨请求，殆无虚日，加以连年水旱灾伤，百姓征纳不前，库藏搜刮已尽……计每岁所入，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不过二百五十余万，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每年尚欠一百五十余万，无从措处。生民之膏血已罄，国用之费出无经。
李春芳作为总揽国政的大臣，将各种开支的巨耗、收入的萎缩、人民生活的困苦都摆出来，表现出极度的焦灼和惶惧。赤字连年激增，将何以缓解？当时一些灾区，“百余里不闻鸡声，父子夫妇互易一饱”
。连最起码的温饱尚不能维持时，铤而走险者必然增多，分散在十多个省份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变遍及南北，社会正处在巨大的动荡之中。
官吏的贪虐和富豪的盘剥，更加重了社会的危机和矛盾的激化。当时广大农村的情况是“差繁赋重，财尽民穷，有司无优恤之仁，吏多科害之扰。丁户已绝，尚多额外之征；田土虽荒，犹有包摊之累；里甲浪费，而日不聊生；刑罚过严，而肌无完肤。民不能堪……”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权贵富户等多与衙门的官吏紧相勾结，采取欺瞒、飞洒、诡寄、漏派等不法手段，逃免自己的负担，而将税款劳役都转嫁给贫弱下户，造成日益严重的赋役不均。以赋税言，富豪们“操其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
，“富者田连阡陌，坐享无田之利；贫者地无置锥，反多数外之赔。富益富，贫益贫”
。以徭役言，无偿征派的名目愈来愈多，一切重役苦役俱落在一般无权无势的贫民身上。
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夫驭，长鞭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
这说明，当时的广大农民不但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口的生活，还经常被迫空着肚子像牛马一样服各种无偿的差役。
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凡是贫富差距悬殊、庶民无以为生的情况，再加以天灾人祸相交连结，必然是大动乱的前奏。嘉靖初年，“江北、江南并湖广等处水旱相仍，地方饥馑，人民相食，所在盗贼成群”
。山雨欲来，全面性的社会危机正在加紧酝酿，唯待引爆而已。
再加以，北南边防俱在告急。自嘉靖中期以来，蒙古鞑靼俺答汗连续内犯，一再攻大同，从间道陷古北口，直逼北京，一直成为北边的大患，都城多次戒严。与此同时，倭寇勾结沿海破产无业游民，组成武装船队，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亦日益猖獗。他们杀人越货，以劫杀作为抢掠的手段，不少地方迭受蹂躏，“数十里外血流成川”
。明朝虽然调兵遣将，一再追加军费，但堵虏防倭，均无实效。甚至为此诛杀大臣，但总未能解除警报，威胁反日益加重。嘉靖三十年（1551），锦衣卫经历沈炼激于义愤，上疏弹劾弄权奸佞、赃私狼藉的首席辅臣严嵩，被杖责并流放塞外，他虽身处逆境危地，但仍保持着对时局安危的最大关切，往往中宵拍案，“伤心而泣下”。他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沈襄，沉痛地说：“今南倭北敌，旱魃连年，天变人灾，四方迭见，当此之时，不可为无事矣。”
沈炼之言，确实是嘉隆交替前后时事政治的真实写照。
阴霾蔽天，电击雷鸣，风雨如晦，警笛齐鸣，久在待位的朱载垕披戴衮冕，登上龙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