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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本书传主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的生身父亲。朱载垕在世的三十六年间，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是在嘉靖朝度过的。他在正位之前，经历过嘉靖时期的社会动荡、政潮起伏、宫廷中复杂离奇的变化，特别是围绕着他能否、应否继登大宝而在宫中朝中隐蔽而激烈地进行的尖锐斗争，他的性格、心态以及品格特点都是在这样特定的形势和环境中形成的，风风雨雨总关情。他曾备尝人情冷暖，伦理乖方，恩怨爱憎交织和变幻，集至尊至贵与极卑极贱于一身，集热衷冀盼与沮丧失意于一心，从一个被冷落、被侮辱、被损害的处境骤然跻登九五之尊，其地位和心理的转变幅度是何等巨大。这是一出喜剧，又是一出悲剧。朱载垕作为剧中的主角，茫然而又惶然地被卷进起伏跌宕的剧情之内，踉跄地登上历史的舞台。
一个庞大的阴影笼罩着朱载垕的一生，一个阴谲的幽灵始终在朱载垕的身边徘徊，这就是父皇嘉靖皇帝。隆庆朝是负荷着沉重的包袱接替嘉靖朝的。
正因为如此，要较为透彻地研究隆庆皇帝其人及隆庆时代，就必须较具体地析述嘉靖皇帝其人及嘉靖时代的特点。
嘉靖皇帝在位将近半个世纪，只在初元一个很短时期颇有振作。他一生主要干了三件大事：第一，发动“大礼议”以攫夺最高的权力和名分；第二，执迷崇信道教，对人间富贵与天上荣宠兼而得之狂热地迷恋；第三，紧握并滥用权力，导致社会政治危机的严重深化。
在本节里，我们先论述“争大礼”的问题。
这是嘉靖朝前期政治生活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也是引发起明统治高层内君臣之间、朝臣中不同理论见解人员之间以及整个社会舆论，最为激烈和持久纷争的重大事件。
这场大冲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朱厚熜接嗣帝位起，到嘉靖三年（1524）六月“左顺门事件”止，约三年的时间，是双方冲突的始发阶段。第二阶段，从嘉靖四年（1525）三月诏修《兴献皇帝实录》起，到嘉靖七年（1528）六月下诏追夺反修礼诸臣官爵止，是双方尖锐对抗、大争论与对政治人事进行大调整的阶段。第三阶段，从嘉靖八年至十九年（1529—1540），可以说是以嘉靖皇帝为首的修礼派依靠政治力量取得胜利后，制礼作乐和扫荡传统派反修礼残余势力的时期。到嘉靖十九年，追奉曾经否定建文帝朱允炆帝统的明太宗朱棣为成祖，将兴献王从献皇帝再加谥为睿宗，入太庙，正式尊奉为宪宗成化之后与孝宗弘治并列的皇帝，配享玄极殿。自此之后至嘉靖去世以前，暂时压制住异议，“大礼议”的争论表面上归于沉寂。在这场长达十九年之久，以礼议争论为形式的政治斗争中，朝野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上述的阶段划分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那么，人们就必然会提出一个问题，即在斗争最激烈的始发阶段，当时的嘉靖皇帝实际上只有十五至十八岁，还处在从少年过渡到青年的时期，何以有如此巨大的气魄和倔强，面对着原来掌握着朝纲、几乎包括全体朝臣在内的强大势力而不惧，顽固地坚持己见，不惜囚禁若干人、杖死若干人、贬退若干人，甚至敢于将对自己有策立之功、资深位重的大臣推向对立的地位，不顾朝野舆论的强烈非议，表现出绝情割义和刚愎残虐，决不妥协，坚决将“大礼议”进行到底。在这方面，嘉靖皇帝有什么个人心理特点，是依靠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得以支撑的呢？
嘉靖皇帝发动“大礼议”之举的主要动因之一，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故此，“大礼议”发展的全过程，都是与政局、朝政人事的升贬调整密切结合的。首先，嘉靖皇帝因以旁支入继，由此产生了某种身份上的自卑感，总觉得不如直接继承皇帝嫡传基业为尊贵和正统。儒家宗法理论的大宗小宗之分，在当时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小宗即使有幸入嗣大宗，但总觉得比按谱系嫡传的大宗低人一等。嘉靖皇帝之所以千方百计地要将自己的生身父亲抬上正式的皇帝地位，强调自己作为所谓睿宗兴献皇帝的嫡长子，是理所当然的大宗继承人，是正常的顺序登位，决非继自孝宗弘治皇帝和武宗正德皇帝，正是为了撇开这重关系，而取得更高的正统地位，以作为淡化直至消除自卑的唯一途径。在蔑视传统遭受到强烈的阻挠反对后，自卑心理往往会变异为过度亢奋的自尊，会生发为特殊的恐惧、敏感和仇恨情绪。嘉靖皇帝自认为权位受到侵犯，因而高度警惕和焦虑，于是大力加强自我防卫，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以镇压异见异议者。他在将近二十年的“大礼议”之举中的所作所为，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滑动的。
其实，朱厚熜作为兴献王世子时，他和他的母亲蒋太妃以及王府亲近谋士们，就未尝没有觊觎皇位之心。
因为正德皇帝无子，皇位继承存在空缺危机的问题，本来在亲贵之间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并已经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和揣测。正如上章所述，正德皇帝乃是—个心态异常且有变态性欲的人，他虽然早在十五岁时即纳夏氏为后，并依照惯例广置了妃嫔，但刚到正德二年（1507），他便移居豹房，偕同番僧、义子等与抢掳来的妇女土娼等日夕宣淫，群奸群宿，过着极其糜烂的生活。由于过度戕伐，丧失了正常的生殖能力，以致到他三十一岁去世前，竟未生育过儿子。早在正德十年（1515），朝野间即为此操切，纷纷吁请妥筹对策。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石珤即“上无嗣”疏，请“在宗藩中择其亲而贤者育于宫中，代行温清蒸尝之礼”
。差不多同时，首席大学士梁储偕同其他辅臣亦于一年之内两次上疏，谓“国本未定，请择宗室贤者居京师，备储贰之选”，“以国无储副，而帝盘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储之请”
，但正德皇帝均置之不理。如此密集地议论立旁支为候补的意见，必然会引起多方面有关人等，特别是按伦序属于入选之列的亲藩们的高度注意，有所动心。兴献王朱祐杬在弘治皇帝朱祐樘诸兄弟中最近，而朱厚熜与正德皇帝朱厚照在堂兄弟中最亲，自然属于首选之列。朱厚熜虽然年少但却早熟，他与安陆州兴王府的近侍人员，难免对皇位归属问题产生希冀，并有所谋划。
完全可以肯定，在正德皇帝去世之后至嘉靖皇帝正位之前约四十天的时间内，以朱厚熜本人及其母亲蒋太妃、藩府长史袁宗皋三人为核心，对于发动“大礼议”，所谓“继统不继嗣”之说，是早有定见、早有准备的。朱厚熜被册立为嗣皇帝时年才十五虚岁，但却早有历练，试观他受诏为嗣皇帝，立即仓促上道，便为确立本人以及兴献王一支的正统地位，立即投入顽固坚韧的斗争，处事执拗坚定，面对抗争不疑不惧，颇有章法和手段，且与蒋太妃、袁宗皋相互配合，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正德十六年（1521）正月，朱厚熜一行由湖广安陆州启程北上，“至京师，止于郊外。礼官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王（按，指当时仍为兴献王世子的朱厚熜）顾长史袁宗皋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这是第一次发出的与众朝臣有原则分歧的重要讯号，也是杨廷和等人以及张太后完全未料及的。从朱厚熜方面来说，认为如果以皇太子的身份行礼，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皇帝位是继自弘治皇帝一支，他本人是以旁支入继，仅是一个充数的“皇太子”，这是他决不愿意的。因此便按既定步骤毫不迟疑地顶回去，拒不接受礼官们已准备好的仪式，甚至以拒不登极、仍请归藩相要挟。如果这样做，实无异暴出一个天大的笑话，贻笑于天下，这是张太后和杨廷和等决不敢承担的责任。他们只好妥协，比较笼统地答应了朱厚熜以嗣皇帝位的名分入宫。朱厚熜在初次交锋中即夺得先声。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朱厚熜在了解到礼臣具皇太子仪注安排后，顾而语之的袁宗皋其人。袁是弘治三年（1490）进士，翌年，因朱祐杬封藩安陆，被选任为兴献王府长史。自此之后，他任此职长达三十年之久，成为兴献王一家极为倚重的智囊谋士。他为朱祐杬办事“励精奉公，夙夜匪懈”，“事无大小悉裁决”。 [1] 在应以什么身份进入北京城这一问题上，袁宗皋便出了重要的点子，起了重大作用。
朱厚熜等一行“跸次京城行殿，辅臣杨廷和固请由东安门入，公曰：‘今上继序即帝位，可复行藩王礼耶？’因正色厉声呼开大明门入，登大宝” [2] 。因为按照明朝的祖制规定，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权进出大明门，即使未登位的皇太子也只能从东安门出入。袁以一个三品按察使衔的王府长史，竟然置当朝首辅的意见于不顾，敢于径令开启御用大门以奉朱厚熜入，正是以行动表明朱厚熜不屑居于皇太子之位，一开始即表现出对抗的态势和很高的气焰。袁氏一锤定音，其实是反映着安陆藩府的预谋。继统不继嗣之说，必为动议酝酿于奉到迎取诏书之初，而成型则在长达十余天的北上旅程之中。朱厚熜与袁宗皋胸有成竹，果决行事，就充分证明了“大礼议”虽爆发在抵达京城之日，但其药线则早埋藏于在安陆州之时。
因此之故，嘉靖皇帝本有意倚靠袁宗皋以逐步接任国事。他刚登位，即诏授袁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二十天后，又转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明代中央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照通常的情况，礼部属于仅循规守礼而无权无财的部门，其地位是不能与其他五部相比拟的。但在嘉靖朝前期，即在“大礼议”进行的全过程中，礼部却一跃成为最重要的关键性部门，礼部尚书事实上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引经据典以议礼，正是礼部的本来职任。委任袁宗皋为礼部尚书并入阁为大学士，既是为了安排藩邸亲信进入中枢，亦为让他掌握职能部门以预备议大礼。可惜的是，袁宗皋虽然积极参与了“大礼议”的最早阶段，但到九月间便因急病一命呜呼。嘉靖皇帝虽然在袁氏遘疾时数遣御医抢救，蒋太后亦亲临视疾，可惜并未能挽回这位身居宾师之位的忠实谋士之生命。
发动“大礼议”的另一主要人物，是嘉靖皇帝的生母蒋太后。这个女人很不平常。朱厚熜在离开安陆上京前，泣别蒋氏，蒋氏叮嘱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毋轻言。”帝曰：“谨受教。”
此一番话言简意赅，即一切必须谋定而动，切不可轻于表态轻于许诺。嘉靖皇帝即位后第三天，即派钦使前去安陆奉迎母亲来京，但是，蒋氏来到京郊通州，却停步不前，明确表示要搞清楚自己是以兴献王妃的身份，还是以兴献皇帝皇后的身份转为皇太后，才肯入宫。她公开声言：“安得以吾子为他人子。”又斥责侍从官员：“尔曹已极宠荣，献王尊称胡犹未定？”
此一语暴露了天机，原来母子和长史的一切动作，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要将兴献王挤入皇帝的序列之内。母亲在通州要价，儿子则从另一角度再次摆出要挟的态势，“帝启张太后，欲避天子位，奉母妃归藩”
[3]
。这样一来，张太后和全朝文武都慌了手脚，“群臣惶惧”
[4]
。因为不管怎样说，总不能让刚诏告天下，正式改元，已继位为皇帝的人因此而再转为藩王。为了避免出现大闹剧，张太后及群臣只好又做了很大的让步，由张太后出面进朱祐杬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皇后，她才答应入京进宫。然而，她又在仪注问题上大闹别扭。礼臣们初按传统体制规定，奏请用王妃的仪仗，由崇文门入东安门，皇帝迎于东华门，嘉靖皇帝不许。再议由正阳门入大明、承天、端门，从王门入宫。因为王门是专为诸王设置的出入门户，嘉靖皇帝也斥为有失身份，又不准，并下敕说：“圣母至，御太后车服，从御道入，朝太庙。”
这一敕文下达后，引起“朝议哗然，以妇人无谒庙礼，太庙非妇人宜入”
。嘉靖如此敕示，无非是为了特别抬高自己父母的身份为入帝系埋一伏笔。经此一番周折，蒋氏便逐渐取得与弘治皇帝妻子张太后平起平坐的地位，其后，更明显地凌驾于张太后之上，掌握了宫禁的实权，并用以有力支持“争大礼”的活动。嘉靖元年（1522），改称兴国太后；三年（1524），上尊号为本生章圣皇太后；同年，又去“本生”二字，尊为圣母章圣皇太后；七年（1528），上尊号曰慈仁皇太后。蒋太后的地位和尊称逐步升级，是与“大礼议”的逐步进入高潮并取得继统不继嗣之说的胜利同步的。
由此可见，朱厚熜本人及其母蒋氏与以袁宗皋为代表的藩邸谋士之间的配合是非常密切的。他们从不同角度扮演着不同角色，共同串通，上演了一场为争夺更高贵、更正统名分地位的大戏。“大礼议”的争论是有预谋地爆发的，而非偶然的即兴表态。史学家沈德符指出：“盖上继统不继嗣之说，早已定于圣心。张（璁）、桂（萼）等建白，不过默窥其机耳。……命治母后驾仪以往。此时仪注已俱云圣母，又何待嘉靖三年之称本生皇太后，与夫七年之直称圣母皇太后而始定耶？诸臣纷纷哭谏伏阙者，自取修谴耳。”
徐学谟亦认为：“时礼部以典出旷举，仓猝草创，不暇致详，而上心已确有定见，所谓继统不继嗣之说，实权舆于此矣。”
“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献谀希恩者纷然逐至”
。这些看法均鞭辟入里，见解是较为透彻的。
果然，嘉靖皇帝登位才第六天，便急不可待地命礼部召集群臣会议，要求追尊自己的生父朱祐杬为“皇考”。但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依据传统的儒家宗法理论予以拒绝，认为不能接受，抗疏力争。杨廷和等人认为，所谓“统”，是指皇朝体系的合法继承；所谓“嗣”，则是指家族习惯的血统继承或过继袭承，此两者之间是应该统一的。他们尊崇南宋哲学家程颐的权威解释。程氏认为，凡为人后者，应以所后为父母，而称所生为伯、叔父母，认为这是千古不能改易的人生“大伦”。对于亲生父母，可以别立殊称，如皇伯、皇叔之类以尊仰之，但不能改变大宗的系列。大宗与小宗必应区别的说法，正是儒家宗法理论的基础。皇嫡长子为大宗，是当然的帝统；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只能居于藩王的地位。遇到大宗无子，需要由小宗入继帝位时，小宗也必须过继给大宗，才符合正确的继位顺序。因此，正德皇帝无子，改由旁支兴献王朱祐杬系选入为嗣，就必须立为大宗之后，即朱厚熜应以弘治皇帝朱祐樘为父，称之为皇考，对自己的生父母，只能称之为皇叔父母，自称为侄皇帝。嘉靖皇帝对于杨廷和等人的意见非常反感，说：“父母可更易乎？”
将杨廷和、蒋冕、毛纪和礼部尚书毛澄等联名上的奏章驳回，但杨廷和等人仍然坚持以弘治皇帝为考，以兴献王为叔的意见，双方看法无法调和，对立日趋尖锐。由于宗法观念在儒生官僚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故此朝臣中的绝大多数都赞同杨廷和等人的意见，并认为这是亘古不变的、关系万世纲常的大事，许多尚书、侍郎、御吏、给事中、翰林学士等官为此一再集体上疏，申明见解，不啻对新皇帝连续施加压力。杨廷和等人更先后封还御批，原件原文再上疏奏。嘉靖皇帝本来就是一个主观性极强、脾气执拗，只知要求别人驯顺服从而决不肯听人摆布的人，更加以新就帝位，正在心骄气盈，极欲申张皇威之际，岂肯屈己以纳言？当此相持不下的关头，有一些善窥风向的人，诸如一连七次科场落败、年逾四十才幸中进士的张璁、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桂萼、吏部员外郎方献夫、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等人，都看准了这是一个搞政治投机、迎合皇帝以图优擢的好机会，于是分别上疏，并引经据典为嘉靖皇帝崇祀兴献王为皇考提供论据。他们对统与嗣的解释与传统的说法截然不同，认为应将统与嗣严格分开，嘉靖皇帝继承的是朱氏的皇统，并不意味着必须过继给已去世的先皇弘治，更无须拘泥于大小宗之说，改称自己的父母为叔婶，认为不但不应因继承皇位而“自绝其亲”，反而应明确宣布以兴献王为皇考，上帝号，为之立圣考庙于京师，尊生母为皇太后，“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
[5]
。这样的陈词完全符合嘉靖皇帝的旨意，说出了嘉靖未能系统表达的话，不但可用以抵挡朝议，而且进一步煽高了嘉靖皇帝为父母争尊号的情绪。因为附和有人，加强了对抗的决心，所以嘉靖皇帝才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6]
因而，从正德十六年（1521）四五月间开始，将兴献王朱祐杬及其妃的称号一再拔高，先是由王而帝，由妃而后；继又加尊为兴献皇帝、兴献皇太后；再又进一步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章圣皇太后；之后，又下诏删去“本生”二字，完全按照已去世皇帝的规格，称其父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称其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最后，对此尚感不足，又再加尊朱祐杬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谥号睿宗，入祀太庙，改题神主恭奉册宝，纂修实录，蒋氏则为章圣慈仁皇太后。这一来，兴献王一系便成为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之下，与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并列为另一帝统。兴献王既为“皇考”，弘治皇帝便只好降为“皇伯考”，正德皇帝朱厚照虽然仍称“皇兄”，但已失去“兄终弟及”的意义。因为嘉靖皇帝是上继其父献皇帝而得位的，于是，当年曾对正德皇帝称臣的朱祐杬，便一跃成为居于正德皇帝之上的先皇，一个死藩王一变而成为正式插入朱明帝王系列的一代令主。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当时的称号论争，其实仅是茶杯里的风波，无甚意义。但在当时绝大部分儒生官僚看来，则是“变乱宗庙、毁灭纲常”的大不道问题。他们义愤填膺地贬斥张璁、桂萼等人为“奸佞”，为“小人幸进”“立心险恶”
；张、桂等人也公开攻击杨廷和等为“任己私”“背祖训”，为“奸臣”
。两派各取所需，各以己意诠释和引申儒家的经典和朱明祖训，互相丑诋和攻讦，但决定胜负的因素是高踞在上的皇权。传统派因与皇权抵触而逐渐丧失了在朝占据显位的优势，以致落败；而议礼派则因趋附皇权换取宠信，一再被拔擢，逐步当政，地位扶摇直上，终于取得“大礼议”的胜利。议礼迅速从理论论战演变为政治上的激烈斗争。
从嘉靖三年（1524）开始，一方面是传统派的抗争仍络绎不绝，具有逐步加温升级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嘉靖皇帝采取了进一步严峻的镇压手段以对付异己。二月，杨廷和被罢相；五月，蒋冕随罢；七月，毛纪亦罢。当年主持册立朱厚熜为帝的内阁大学士皆以“致仕”名义离去，其后又皆被迫论“罪状”，夺爵罢斥为民。但思想舆论结合政治的斗争并未因阁臣更迭而中止。在四月间，翰林院编修邹守益、修撰吕柟和御史段续、陈相，以及吏部员外郎薛蕙、鸿胪寺少卿胡侍等相继因请罢为兴献帝称考立庙、言大礼未正等被逮捕入狱，下锦衣卫镇抚司拷讯。到七月，又爆发了所谓“左顺门事件”，廷臣等因反对删去兴献帝“本生”之称而集众伏阙固争。他们认为，保留着“本生”二字，犹可谓仅为表示亲亲之恩，尚未完全取消了以弘治皇帝为皇考，尚未达到改变帝统的程度，一旦取消了“本生”，朱祐杬夫妇便俨然成为正式帝后，可以公然插进帝系，而将本来的正统皇帝朱祐樘和朱厚照父子挤入旁支了。他们认为，这是议礼斗争的最后关头，非拼死力争不可。一天早朝罢，以侍郎何孟春、杨廷和之子编修杨慎和翰林学士丰熙等为首，鼓动群臣二百余人一起跪伏在左顺门，放声大哭，呼唤太祖高皇帝、孝宗敬皇帝之灵冥临，吁请嘉靖皇帝俯允他们的主张，切不可改易帝系。嘉靖帝派司礼监遣退众人，众人不从；到中午，又命登记姓名，并逮捕了丰熙等八人，但其他人仍然跪伏，“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阙廷”
。嘉靖皇帝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逮捕下锦衣狱。十天之后，又命将他们以及初次逮捕时奔匿的追捕回来，共二百二十余人概予“廷杖”，被伤先后致死的有十七人。
[7]
这一次在朝臣中哄闹起来的风潮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发动时，杨慎大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8]
编修王元正、礼科都给事中张翀亦慷慨激昂地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
甚至连当时尚在位的内阁大学士毛纪以及石珤亦赴左顺门跪伏。这样包括阁部大臣、六部九卿、言官儒士等人在内的联合请愿，不但在明史上，而且在其他朝代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但朝官的激情实在无法抵御皇威的高压。嘉靖皇帝继又下诏，将杨慎、王元正、刘济等戍边，毛纪罢官，庙廊几空。而支持议礼“急图柄用”的风派人物，则陆续被拔擢担任显职，一言拜相。张璁被提拔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桂萼先后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方献夫亦拜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几人均加官进爵，成为显赫一时的新贵。这些人的人品不尽相同，但，“乃至遭时得君，动引议礼自固，务快恩仇。于是知其建议之心，非有惓惓忠爱之实，欲引其君于当道也”
。张璁、桂萼都是构陷杨廷和等打头阵的打手。在这些人中，同以投机议论为进身之阶，因观点与利益一致而结合，但利尽则交疏，又因利益冲突而齮齕龃龉。嘉靖朝的政事遂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大礼议起，廷臣不当上旨，元辅去，礼卿去，诸曹言者去，继而谏臣杖，百司杖，文学侍从又杖，且戍且死，而二三
人方奋袂躐缨，横肆丑诋，以钻上心，此其时犹烈焰之不可撩，沸鼎之不可探也。
“大礼议”是嘉靖皇帝躁狂抑郁情绪的大发作。表面看来，他似乎是基于孝思不匮，尊亲之念诚笃，是为了夺取继统之正，缓解以旁支入嗣的自卑心理，但其实这些只是部分原因。在更深层次，他之所为有着现实的政治考虑。嘉靖皇帝从安陆州入京进宫登位，应该说是缺乏履行统治的实力基础的。面对着的是弘治皇帝遗孀，辈分最高而颇具果断能力的张太后，以及已控制住阁部权力、威信很高、有“定策国老”之称的杨廷和及其助手蒋冕、毛纪等人，满朝文武和御史、给事中等言官，大都唯杨廷和等马首是瞻。张太后与杨廷和等人利用正、嘉交替的短期空隙，成功地清除了宦官权贵的势力，大刀阔斧地扫荡污浊，拨乱反正，已能较稳固地掌握朝纲，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统治核心，建立起由上而下庞大的统治网络，只静待新皇帝登上御位而已。这是嘉靖皇帝本人和安陆藩邸集团难以接受的。如果承认弘治皇帝为“皇考”，则对张太后谊属母子，只有恭顺孝敬，唯命是从；如果承认这套现成的结构齐全的国家机器，又深惧有被架空为“孤君寡人”、大权旁落之虞。恰好嘉靖皇帝其人，是自少至老一直好疑而尚权，以察察为明自诩而恩威不测，决不愿受命于人、受制于人的人。更何况早在安陆州启程之前，他与蒋太妃及袁宗皋等即有谋议，要力争正朔，决不甘于屈为弘治皇帝之子，更不屑作为继承自正德皇帝的嗣君，当然，也不愿接受听由别人决策的政治现实，早就潜存着与现存格局相对抗的因素。未入都门，即闹别扭；甫登帝位，尚未启用新年号，立即展开以“大礼议”为主题的激烈冲突，正是两种势力争夺主宰权力的必然表现。黜除张太后作为当今皇帝母后的特殊尊贵身份
，解除自居为辅君地位旧有重臣的巨大权柄，捣毁原有的政权架构，建立以自己为首脑的新的统治秩序，不容阻挠地全面施展皇权，乃是急不可待地开展“大礼议”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大题大做，而非小题大做；这更不是单纯的礼仪问题，而是具有十分深刻政治内涵的夺权斗争。
到嘉靖七年（1528）六月，嘉靖皇帝认为对旧有政要以及朝臣中反议礼派的斗争虽已取得很大的胜利，但仍须加强火力，以将之彻底击溃，消除其影响，便又颁布一个《追夺议礼诸臣敕》。这道敕文措辞严厉，对反议礼派人物的处理没有留下什么余地，无异是对原来执政人物的大清洗。再加上虽在敕文中未列名，但已受到杖死、逐戍和关押在狱的大批中下级官员，以张太后和杨廷和为首要的原体制确实已被冲击得溃不成军了。
经此一番大扫荡大动荡，嘉靖皇帝自以为通过贬斥声讨、廷杖、流放、牢狱直至杀戮，已经全面地压倒异议，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上心甚惬，大礼遂定”
。殊不知，战斗未有穷期。在思想言论方面，任何强力镇压，都只能得逞于一时。即使在当时，不满“大礼议”的意见仍此起彼伏，南京国子监祭酒崔铣仍疏言：“议礼一事，或摈斥，或下狱，非圣朝美事。”
[9]
评事韦商臣也认为因争大礼而兴大狱，“上干天象，下骇民俗”
[10]
，视之为暴戾，譬之为不祥。
暴政往往会在社会各个层面都煽发起一股浊流，因为总有一些人甘愿投身于浊流中希图荣进。“一时士大夫俱以阿比取宠。”
如蚁附膻，在参赞大礼的堂皇名义下，不少人做过淋漓尽至的表演。早在嘉靖元年（1522）开始，听选监生何渊即闻风而起，连上八疏，数入京师噙泪泣求，“力请追考兴献王且加帝号”，“请立世室祀献考于太庙”。又匆忙呈进名为《祢庙正议》《大礼集议》《大礼续奏》等一系列所谓“著作”，且上疏表功谓“已倡议立庙之功数千万言”
[11]
，请求宣付史馆。如此这般“哓哓狂渎者”凡八年
[12]
，无非是为了独出心裁，为嘉靖皇帝争大礼炮制合法理论，“横恣求荣”
[13]
而已。另有一些人，因看到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因迎合议大礼得大用，亦极欲步他们的后尘，拾其余唾，冀分沾其余润，相继有山东历城县巡检方浚、致仕训导陈云章、革退儒生张少连、南京通政司经历金述、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予勋、光禄寺厨役王福，以及武举、马兵等数十人均“以议礼求升”，“建言求进”。
[14]
连嘉靖皇帝本人也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一再上书请迁陵、建帝号、入庙等，无非是“有希冀”。
[15]
最可诧异的，竟有广平府教授张时亨其人，不但力申“皇考当有天下，请更定庙号称宗”，建议“自皇上诞生之年，追改钟祥年号，不用正德纪年，以昭皇考受命之符”；建议“皇上当效古人刻木为皇考圣像，朝夕侍立，以决万几”；“仍请圣母改衣帝服，正位内廷，上执太子礼关决政事”。
这简直是要求重写历史，既建议腰斩正德二年（1507）以后的年号，改称“钟祥”，让兴献王以木像临朝；又要求嘉靖皇帝再补上当皇太子一课，由蒋太后摄行皇权，有如舞台闹剧。更有一个“素有文无行”
[16]
的原任通州同知的丰坊，他的父亲翰林学士丰熙，生前原是与杨慎等人率诸朝臣痛哭阙下，撼门长跪以反对兴献王称帝的主要人物，丰熙为此事被“廷杖濒死，下狱远戍”
[17]
。嘉靖十六年（1537），一度恩赦反议礼诸臣，但特别指出“独丰熙、杨慎等不宥”
[18]
。丰熙终赍志以殁于戍所。想不到，丰坊这个不肖之子，竟当父亲刚死、热孝在身之时，即连续上疏“请加尊皇考献皇帝称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又上《庆云雅诗》一章以献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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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大礼议”裹挟功名富贵而俱下，“争大礼”与廷杖狱戍偕行，正在全国各层面人物中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不惜受罢官重囚远戍以殉自己信念的；亦有巧意迎合，炮制各种论说以插标自卖的。嘉靖皇帝发动的“大礼议”，正自上而下地对整个社会造成强烈的冲击，促使社会中，特别在士人队伍中的大分解。在现代看来不过是茶杯范围之内掀起了巨大风浪，大小人物往往都在这场风浪中暴露出自己的品格和情操。专制统治是孵育这类风派人物的温床，诸如此类风派人物则是附着在专制肌体上的妖孽。
历史的演进最能冲刷一切。大浪淘沙，潮息烟沉。不论是何渊、张时亨，抑或是丰坊之流，他们的所作所为，百年来，一直成为讪评的对象，他们借以作为登龙本钱的所谓“论著”，也早被视同败履湮没无闻，未存一字了。
[1] 温仁和：《大学士袁宗皋神道碑》，载焦竑编纂：《国朝献征录》卷15。
[2] 同上。
[3] 张廷玉等：《明史》卷115，《睿宗献皇帝传》。
[4] 同上。
[5] 张廷玉等：《明史》卷196，《张璁传》。
[6] 同上。
[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
[8] 同上。
[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
[10] 同上。
[1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世室》。
[12] 同上。
[13] 同上。
[1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嘉靖初议大礼》。
[15] 同上。
[1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献帝称宗》。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