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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起义者

周恩来和我简单聊了几分钟,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就安排我先在百家坪住下,让我第二天早上再前往他设在附近一个村子里的指挥部。

一切安排妥当后,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联络局的几个人一起吃了晚饭,还见到了十几个临时住在百家坪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有几个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还有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的晚饭有炖鸡、死面馒头、白菜、小米和够我敞开肚皮吃的土豆。不过,和平时一样,除了滚烫的很难咽下的热水之外,就没有别的可喝的了,我真是渴得不行了。

席间是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在伺候着,确切地说他们就只是端来了饭菜。他们两个穿着并不合身的肥大的红军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围很大,以至于时不时就滑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充满敌意,但是几分钟后,我设法逗笑了其中的一个孩子。这使我的胆子大了起来,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便和他搭话。

“喂!”我说道,“给我拿点凉水来。”

那个孩子压根没有搭理我。过了几分钟,我又试着和另一个孩子搭话,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正透过他厚厚的眼镜片,笑着看着我。他扯了扯我的袖子说:“你可以叫他‘小鬼’,也可以称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才自愿到这里来给我们帮忙。他们不是仆从,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就在这个时候,凉水送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抱歉地说道。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大方方地看着我。“不用客气。”他说,“你不用为这么一件小事向同志表示感谢。”

这些先锋队员和我之前见到的中国小孩完全不一样,他们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不过,我经历的这第一件事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之后还发生了一系列让我感到惊讶的事情。随着我更加深入地了解苏区,我发现这些脸颊红扑扑的“红小鬼”——兴高采烈、活力满满、忠诚可靠——身上蕴藏着青年运动所独有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力量。

第二天一早,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将我护送到周恩来的指挥部。实际上,指挥部就是一座半窑洞式的防轰炸的小屋,四周还环绕着许多一模一样的屋子,农民都安适如常地生活在这里,丝毫看不出他们身处战区,而且东线红军司令就在他们之中。驻扎在附近的部队,似乎也没有搅扰到乡村的宁静。蒋介石悬赏8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周恩来的指挥部门前,却只有一个哨兵。

精讲点拨

蒋介石为了抓到红军的领导人无所不用其极,红军领袖们却普遍都不将蒋介石的悬赏放在心上,我行我素,全然不惧怕。

我走进指挥部,只见屋子里非常干净,陈设十分简朴。土炕上挂着的那顶蚊帐,是我能看到的仅有的奢侈品。炕头上放着两个铁皮文件箱,还有一个木制的小炕桌充当了周恩来的办公桌。当哨兵替我通报时,他正伏在桌子上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他们相信你会如实报道的。”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些就可以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也没关系,我们欢迎每一位来苏区采访的新闻记者。阻止新闻记者来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对你所看见的一切,你都可以报道,而且我们会给你提供方便,帮助你更好地考察苏区。”

精讲点拨

屋内的环境描写表现了周恩来简朴、务实、勤恳的工作作风。

很显然,关于我的“报告”,一定是来自共产党设在西安的地下党总部。共产党与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都通过无线电来保持通讯。虽然他们设在白区城市里的无线电台经常被缴获,但国民党想要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的计划,从来没有成功过。周恩来告诉我,自从红军用从白军那里缴获来的设备建立起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组织后,国民党还从来没有破获过红军的密码。

周恩来的电台就设在一个离指挥部不远的地方,那是一种便捷式无线电设备,靠手摇发电机供电。他通过这个电台与苏区所有的重要地点以及各条战线保持联系。他甚至和当时正带领部队驻扎在延安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的朱德总司令直接联系。西北地区的苏维埃临时首都——保安建有一所无线电学校,大约有90名学生正在那里接受无线电工程的培训。他们每天通过无线电台收听南京、上海和日本东京的广播,并为苏区的报纸提供新闻素材。

周恩来盘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放到一边。他告诉我说,大多数电报都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前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开始为我规划行程。写完后,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规划了一个历时92天的行程,而且行程中的各个事项都写得明明白白。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他说,“不过,是否将其作为参考,还要看你自己的决定。我相信,你会觉得这是一趟有趣的旅行。”

竟然需要92天!而且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都在路上步行或骑马。那里究竟有什么可看的呢?难道苏区有这么大吗?后来的结果表明,我这趟旅程花费的时间,比他建议的还要长得多,而且到了最后,我根本不想离开,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还不够多。

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去保安,一共3天的路程,并且安排我第二天一早就动身,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和通信部队结伴而行,他们正好要返回临时首都保安。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几个干部现在都在保安,周恩来还答应我会提前给他们发个电报,告诉他们我将要到达那里。

我一边和周恩来说话,一边饶有兴趣地观察他,和许多红军领袖一样,周恩来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身材瘦削,中等个头,骨架不大,却精瘦健壮,虽然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看上去仍如少年一般充满活力,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热情洋溢。他很有吸引力,那似乎是一种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相结合的吸引力。他的英语说得不算流利,但已经相当不错了,毕竟他和我说他已经有5年没有说过英语了。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根据我们那时的谈话所写下来的。

周恩来于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他自称是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母亲是浙江绍兴人。他在4个月大时就被过继给了叔父。那位叔父已是将死之人,但膝下无子,于是周恩来的父亲为了使他后继有人,便将周恩来过继给他当儿子。“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的叔母就成了我娘。”周恩来说,“我从未离开过她,直到我10岁那年,她和我的生母都过世了。”

周恩来的爷爷是个读书人,曾在清朝担任苏北淮安县的地方官员。就是在那里,周恩来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养父周贻淦虽通过了科举考试,却没有谋得一官半职。在周恩来还是个婴孩的时候,他的养父就去世了。他的养母(周恩来管她叫“娘”)是个受过教育的文化人,这在当时的官宦妻子中可并不多见。更不寻常的是,她喜欢看小说和叙述叛乱故事的禁书 ,并且讲给还是孩童的周恩来听。周恩来在一家私塾接受了早期教育,私塾先生主要讲解古典文学和哲学,这都是为他之后的官路做准备的。他的“两位母亲”去世后,周恩来就被送到东北的奉天(沈阳的旧称),与伯父伯母一起生活(这位伯父也是一位官员)。这个时期,周恩来开始阅读梁启超等改良派人士或受改良派思想鼓舞的学生所撰写的禁书和报纸。

周恩来14岁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当时,封建王朝已经被推翻,周恩来深受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的影响。在孙中山进行反帝反封建运动期间,日本给他提供了一个安身之所,孙中山在日本躲避追杀,并着手准备征讨破坏共和的那些腐败的军阀。于是,周恩来于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便前往日本求学。他在日本学习日语的同时,还是东京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的“旁听生”。在日本的18个月里,他结识了许多拥有革命思想的中国留学生,并通过信件和阅读,时刻关注着北京的时局。

精讲点拨

周恩来少年时受孙中山影响,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又出国学习知识并结交了同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当时他虽然身在海外,但无不担心国家的命运。

1919年,南开中学前任校长张伯苓成为新组建的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应张伯苓之邀,周恩来从日本归国,进入南开大学学习。此时,他的亲戚们——他称他们为败家子——已经一贫如洗,无力再供他读大学。张伯苓给他谋了份工作,薪水足够支付他的学费、住宿费和书费。“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两年里,我没有接受家里的帮衬。因为我是班里最出色的学生,所以我可以靠我得到的奖学金生活。在南开大学,我是《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从这里得到的稿费承担了我的一部分开销。”1919年,周恩来领导南开学生运动,以响应五四运动,他本人也因此入狱5个月,尽管如此,他仍旧坚持完成了学业。

在学生运动期间,周恩来与其他几个学生共同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后来其成员有的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成为国民党员,有的成为共产党员。(其中有个叫邓颖超的女孩,在1925年嫁给了周恩来。)1920年年底,觉悟社停止了活动,其中有4位创始人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去了法国,参加亲法人士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周恩来说:“在去法国之前,我还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赞助下才得以出版的。此外,我还去拜访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个后来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并没有提及与毛泽东的会面。)

“1920年10月,我乘船前往法国。在途中,我遇见了很多湖南学生,他们都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的会员,其中就包括蔡和森以及他的妹妹蔡畅。他们二人于1921年在法国成立了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之一,并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这一工作之中。两年后,我去伦敦待了两个半月。我并不喜欢那里。随后,我又在德国工作了一年,为在当地组建共产主义青年团出一份力。1922年,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派出代表前往上海,申请加入前一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我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于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我也因此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中,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共产党员的还有蔡和森、蔡畅、赵世炎、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以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延年后来化装成人力车夫,将上海的人力车夫全部组织了起来。他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受尽酷刑后惨遭杀害。第二年,他的弟弟陈乔年在龙华英勇就义。

“在留法中国学生会的成员中,有4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还有不到100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另有大约100人加入了国民党。”

留法的中国学生得到的经济支持均来源于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和李石曾。周恩来说:“很多爱国的老先生都在私下里资助我们这些学生,而且这些资助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周恩来在欧洲时,就一直是严修先生——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在资助他。和一些中国学生不同的是,除了研究劳工组织时在雷诺工厂待过一小段时间外,周恩来从未在法国打过工。在跟一位私人教师学了一年法语后,他就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政治活动当中。周恩来对我说:“后来,有人对严老先生说,我用他的钱参加了共产党,让他不要再帮助我了,但他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人各有志!’”

精讲点拨

可以看出严修先生资助周恩来完全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有志青年,他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也不干涉周恩来的选择。

周恩来在法国、英国伦敦和德国待了3年。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短暂停留,等候指示。1924年末抵达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还在巴黎时,就已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抵达广州后又被推选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黄埔军校,周恩来真正的领导是苏联顾问瓦西里·布柳赫尔将军,大家都叫他加仑。

在加仑和苏联首席政治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的专业指导下,周恩来建立了一个军校学生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林彪和其他一些未来的红军将领都是这个联合会的成员。周恩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25年,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政治委员,后来第一师平定了汕头附近的叛乱。周恩来便利用这次机会,在汕头港口组织工会。1926年3月,国共关系的紧张导致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行动,终结了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国共两党的局面,并将许多共产党员从黄埔军校的位置上清理了出去。不过,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周恩来仍被留了下来。

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国共两党联合推选蒋介石为总司令。周恩来奉命去上海组织工人起义,并协助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共产党在3个月内组织了60万名工人,计划发动一起总罢工,但罢工并未实现。因为工人们没有武装,也没有受过训练,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占领城市”。

北洋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紧接着的第二次罢工的影响,他们虽然砍了不少人的脑袋,但这根本无法阻止工人运动的展开。此时,周恩来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领导武装起义”。他和上海的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一起成功组织了5万人的工人纠察队。他们将毛瑟枪偷运到市里,并训练了300名枪手组成“铁腕部队”,这就是上海工人唯一的武装力量。

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发动总罢工,一时间上海的所有工厂全部停工。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然后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又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5万名工人武装起来,编成了6个营的革命军。军阀的部队撤退了,“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周恩来说:“两天的时间,除了外国租界,我们攻下了所有地区。”

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由英美日联合控制的公共租界和与之相邻的法租界没有受到攻击,但除此之外,这次起义获得了全面胜利——也是短暂的胜利。白崇禧带领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受到了工人武装组织的热烈欢迎。但4月12日,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发起了一场足以记入史册的残酷的反革命政变。

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蒋介石的特使与各个列强的代表们进行磋商。他们达成协议,合作对抗中国共产党及其苏联盟友——在那之前也是蒋介石的盟友。上海的银行家给予蒋介石大笔的资金支持,外国政府也为蒋介石提供了枪炮和装甲车,而且蒋介石还得到了租界和租界黑社会头目的帮助。他们集结了数百名职业匪徒,这些匪徒坐在外国人的装甲车里,身穿国民党军服,与蒋介石部队配合,从背后和侧翼溜进城里,实施夜间行动。上海工人武装将国民党军视为友军,然而,他们却始料未及地被“友军”杀害了,他们的“人民政府”也在血泊中分崩离析。

在周恩来幸运地脱离险境后,他作为国民党逃犯和革命领导人的生涯便这样开始了,而且最终在中国升起了红旗。

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周恩来的数十名战友被逮捕和杀害。周恩来估计上海大屠杀中的遇难人数多达5000人。他本人也曾被蒋介石的第二师逮捕,白崇禧(后来广西的地方军阀)下令将他处决。不过,第二师师长的弟弟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帮助周恩来逃了出来。

这位上海工人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是逃到武汉,后又前往南昌,组织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作为当时资深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起义,不过起义以失败告终。接着,他又去了汕头,在外国炮舰和本国军阀部队的两面夹击下,坚守了10天。由于广州公社的失败,周恩来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直到1931年,他成功“突破封锁”,进入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又成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着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随后又进行了长征……没过多久,我便从更广阔的背景,从毛泽东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了更多关于周恩来的故事。

精讲点拨

周恩来文雅但不脆弱,他意志坚定,精明果敢,善于调和,极富魅力。这些特质让他在外交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

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头脑冷静,逻辑清晰,经验丰富。听他的一位同学说,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经常在学校话剧演出中扮演女性角色。但我在百家坪遇到的这位共产党人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女子气,他意志坚定,精明睿智,蓄着胡须,身上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这些特质使他成为“红色中国外交第一人”。 rNJgLD9iRyxpcUkHe4YnGmcLL+5A5n202cOUbM0luQ7jMxbSMAM9n0p+rjp21t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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