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抬眼望去,墙上写满了醒目的黑色标语,而我就在这些让人不安的标语下,度过了在红区的第一个夜晚。
然而,这里不是安塞,也不是红军战士的保护区域。因为,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重峦叠嶂,漆黑一片。溪口处建有几排石板房,那些标语就写在那些房子的土坯墙上。村子里一下子涌出五六十人,有农民,也有瞪着大眼睛的孩童,他们一起来欢迎我们这支只有一只驴的旅行队。
贫民会为我找的那个年轻向导决定将我安置在这里。他说,他家的一头母牛最近才下了崽,而附近又经常有狼出没,所以他必须回去看着。安塞离这里还有10英里的路,想要连夜赶到那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便把我托付给当地的贫民会分会主席。我的向导和骡夫拒绝了我给他们的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他们都没有要。
分会主席是个20出头的青年,皮肤黝黑,看起来诚恳率直,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衫和一条白裤子,赤裸的双脚像皮革一样粗糙。他很友好地招待我,在村公所给我腾出一间房间让我住下,还叫人给我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不过,我可不想住在这间臭气熏天的黑屋子里,于是,我请求他把那两扇拆下来的门板借给我用。我将这两扇门板搭在两条板凳上,做成一张简易的床,然后就铺开我的毯子,睡在露天的院子里。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中星光璀璨,不远处的小瀑布流水潺潺,让人感到平静与安宁。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我疲惫不堪,倒头就睡着了。
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天已经亮了。分会主席站在我身边,摇着我的肩膀。
“怎么了?”
“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附近有土匪,你得赶快到安塞去。”
土匪?他口中的土匪应该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没用他继续劝说,就马上爬了起来。我可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被白匪掳去的笑话。
“白匪”用国民党的话来说就是“民团”,就像“赤匪”用苏维埃的话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国民党组建了越来越多的民团组织。现如今,国民党在中国以及日本人在满洲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是一种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而民团就是这种制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一样采用保甲制度控制农民,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迫,这样的做法必然不得民心。
保甲的字面意思是“保证盔甲”。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家庭为一甲,每甲都有一个甲长,按理说甲长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上通常都是由地方官员直接任命。每十个甲为一保,大约由一百户农民家庭组成。保甲中如果有一个人犯了罪,那整个保甲的人都要受到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县长)的惩罚。甲长的任务就是举报甲内的反叛者,如果没有完成任务,他就要因违反规定而被惩处。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方法平定了中国的农村地区——人民群众并不认可这种方法,尤其是穷人。
然而,用这种方法来防止农民起义,几乎是无往而不利的。因为保甲长往往都是富农、地主、当铺老板或钱庄老板,他们对举报反叛者这件事最为积极,他们自然不愿意为任何具有造反倾向的佃户和债户做担保。无人担保是一件后果很严重的事情,当局可以以任何理由,把无人担保的人当作“嫌疑分子”抓起来,关进监狱。
国民党利用民团控制农民阶级,从而更有效地“围剿”红军;乡绅阶级则通过民团进行横征暴敛。
实际上,保甲制度意味着乡绅阶级掌握着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他们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式毁掉一个人。此外,这个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征收税费以维持民团的运作。民团由地主和乡绅选人、组建和指挥,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取土地租金和佃户的欠款,追讨债款和利息,以及征收苛捐杂税来为县长敛财。
因此,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支持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任何根基,而红军一到,他们就失去了那唯一的靠山。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对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阶级斗争,因为本质上这就是地主和他们曾经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中国的反共部队有两百万人,而所有民团人数加起来就有几十万,他们是反共部队的最重要的辅助力量。
如今,虽然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条战线上已经停战了,但民团和红军游击队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我听说,许多逃窜到西安、洛川和延安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当地的苏维埃边区活动。他们经常趁着红军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进入苏区进行报复性突袭,烧毁或洗劫村庄,杀害农民,并将农民领导者押送至白区,然后凭借着这些红军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从而获得丰厚的奖赏。
烧毁、洗劫村庄,杀害农民,用俘虏邀功,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赤裸裸地暴露了民团才是土匪。
民团这种冒险式的突袭,主要是为了报复,并顺手赚个快钱,在红军与白军的战争中,民团的行动是最具破坏性的。无论如何,我可不想亲身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虽然我的行李不多,但我担心我的那一点儿现金、几件衣服以及我的照相机,这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毕竟只需干掉一个落单的洋鬼子就可以拥有这些东西了。
我急匆匆地喝了几口热茶,吃了几个麦饼,便和分会主席派来的另外一个向导兼骡夫一起出发了。我们沿着那条小溪的河床走了一个小时,时不时会经过一些规模不大的窑洞村,村里的大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放哨的孩童走出来查看我们的路条。随后,我们走到一个由巨石环绕着的、天然秀丽的水潭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他一个人站在水潭里洗澡,边上只有一匹白色的小马在吃草,马鞍上铺着一块天蓝色的鞍毯,上面还装饰着一颗黄色的星星。我们走了过去,他一看见我们就立刻跳了出来,披上天蓝色的褂子,系上白色的头巾,头巾上还点缀着一颗红星。他的腰间别着一把毛瑟枪,木质枪盒上还挂着一绺红缨。他手按在枪上,待我们走近后,问向导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是来采访毛泽东的。”我说,“我知道他在安塞。我们还得走多远才能到达那里?”
“毛主席?”他一字一顿地说,“不,他不在安塞。”然后,他盯着我身后看了一会儿,问我还有没有别人。在确定只有我一个人后,他才放下戒备,露出笑容,好像有什么开心的事情藏在心里。他对我说:“我正要去安塞。我和你一起去县政府吧。”
他牵着马和我们一起出发,我非常主动地向他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也冒昧地打听了一下他的情况。他是政治保卫局的一员,负责这一带的边区巡防工作。那匹马?那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最近在陕北战场的几场战斗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那里缴获了1000多匹马。我还知道他姓姚,22岁,参加红军已经6年了。
两个小时后,我们抵达安塞。安塞坐落在黄河某条支流的一侧,从地图上看是座挺大的城镇,而实际上却很小。城墙看起来很漂亮,但街上鲜有人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10年前,这座城被洪水冲毁了。”姚解释说,“整座城都淹没在水中。”
安塞的居民没有重建这座城,现如今都住在城外不远处的石头山上,他们在山崖上开凿了许许多多的窑洞,和蜂巢似的。我们到了安塞之后才得知,驻扎在那里的一个红军支队已经被派去追击白匪,县苏维埃的委员也都到附近一个叫百家坪的小村庄向一位省委委员汇报工作去了。姚自告奋勇,护送我前往百家坪,我们在黄昏时分到达了目的地。
我已经在苏区逗留了一天半,可没有看到一点战时潦倒的景象,我以为苏区此时一定是剑拔弩张,然而我只遇到了一名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也似乎都泰然自若地在田间劳作。不过,我是不会被这些表象所欺骗的。我记得在1932年的中日淞沪会战中,中国农民在炮火纷飞之中也不动声色地继续耕种。所以,当我们走过一个拐角刚要进入百家坪、听到上方传来一阵令人不寒而栗的呐喊声时,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我顺着呐喊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大路上方的山坡上,有一排营房似的房子,房子前面站着十几个农民,他们挥舞着长矛梭镖和几支步枪,脸上都是坚毅的神情。他们是要把我当成一个帝国主义者抓起来交给行刑队,还是要把我当成一个真诚的访客来表示欢迎呢?看来我这个擅闯封锁线的人的命运马上就要被决定了。
我当时看姚时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因为他忽然大笑起来。“不要怕!”他咯咯地笑道,“不要怕!他们只不过是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操练。这里有一所红军游击队学校。不要惊慌!”
后来我才知道,游击队的课程里有这种厮杀呐喊的演习,这是源于中国古代战争的一种战术,就像是毛泽东最喜爱的著作之一——《水浒传》里所描写的封建时期的比武。而我无意中成了这种战术的试验品,亲自体验到了那种脊背发凉的感觉,我用亲身经历证明了这种威吓敌人的方法是十分有效的。
姚在百家坪介绍了一位苏维埃工作人员给我。我刚坐下,开始和他谈话,突然,一个腰间系着武装带的青年指挥员骑着一匹汗流浃背的马冲了进来。他飞身下马,好奇地上下打量着我。我这才从他口中得知我这段冒险经历背后的故事。
来人姓卞,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同一个大概有一百人的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好几里路,到达安塞时几乎已经筋疲力尽。他特地来报告说有民团侵犯边区,而且,民团的首领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说的就是我。
卞继续说道:“我立刻带领一队骑兵,在山上抄近路去围堵白匪。一个小时后,我们看到了白匪。”他指了指我接着说:“他们就在你身后二里地远的地方跟着你。不过,我们将他们围堵在一个山谷中并发起进攻,缴获了几匹马,抓住了几个人,这其中还有两个他们的头目,其余的人都往边境跑了。”他简单地叙述完后,他的几个部下鱼贯而入,牵走了院子里刚刚缴获的几匹马。
我开始担心他会不会真的以为是我在领导那个民团。难道我从白匪手里逃脱——如果他们在无人区抓住我,一定会说我是赤匪——就是为了被红军抓住,然后说我是白匪吗?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青年军官出现了。他身材瘦削,脸上的黑胡子非常浓密。随后,他走上前来,用温文尔雅的语气对我说:“你好,你是要找什么人吗?”
他说的是英语!
我一下就明白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