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穿过红色大门

我们在拂晓之前离开这座被称作“铁郭金城”的西安府，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的魔力面前，高大的木头城门豁然打开，拖曳着门上的链条叮咣作响。那辆军用大卡车在晨曦中轰隆隆地驶过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这个机场起飞，去到红军防线上空侦察和轰炸。

对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往北去的路上，每一里路都会唤起他对自己民族那绚烂多彩的历史的回忆。中国近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这可真是不可不谓恰当。一个小时后，我们渡过渭河。就是在这片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 孕育了农耕文明，口耳相传留下了很多风俗传统，而且这些风俗传统至今还流传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接近正午的时候，我们到达蒲城县。大约两千两百年前，在这个筑有城垛的城池附近，诞生了一位威名远扬的名人——最早实现中国大一统的秦始皇。他把整个国家的所有古城墙都连接起来，形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宏伟的砖石建筑——中国万里长城。

我们在那条刚修完的公路上继续前进，沿路的罂粟花非常饱满，看起来已经成熟，就等着收割了。这条路虽然是新修的，但也到处都是深深的水坑和车辙印，就连我们这辆载重6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很难通行。长久以来，陕西因盛产鸦片而出名，几年前，西北发生了大饥荒，一下子就夺走了300万人的生命，美国红十字会的调查人员认为，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就是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就像是当地的土皇帝，强迫农民去种植鸦片。因为最肥沃的土地都用来种植鸦片了，所以一遇上干旱的年份，西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出现严重短缺。

当天晚上，我们到了洛川，在一间臭烘烘的棚屋里的土炕上凑合了一宿。我们隔壁屋里就是猪和驴，我们的屋子里还有老鼠，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没怎么睡着。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继续赶路了。刚出城几英里远，那片黄土地的坡度就越来越陡，地势莫名其妙地变了样，景象非常壮观。

这神奇的黄土地遍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的大部分地区，雨水充足时，土地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的表层土壤疏松多孔，而且土层有几十英尺深。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一种有机物质，是几个世纪以来，被中亚的大风从蒙古和西方吹过来的。这使得这里形成了变幻莫测、山丘环绕的奇特地貌——有的山丘像宏伟的城堡，有的像成群结队的猛犸，有的像圆形的烤饼，有的像被巨手撕裂开的山脊，而且上面还留着愤怒的手指印。那些千奇百怪、让人难以置信，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恐惧的山丘形状，好像是一个疯神创造的世界，有时又像是一个超现实的、奇特而美丽的世界。

在这里，田野和耕地随处可见，但房屋却寥寥无几，因为农民们也都住在那些黄土山里。在整个西北地区，按照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人们都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岩上凿洞而居，中国人称之为“窑房”或“窑洞”。不过，这种窑洞和西方人所说的“洞穴”可不是一回事。窑洞冬暖夏凉，易于修建，方便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们，大多也都在山上开挖洞穴，以之为家。有些窑洞非常气派，房间众多，家具精美，装饰华丽，地面铺着石板，室内宽敞明亮，土墙上留有纸窗，光可以从那里透进来，此外还建有坚固的黑漆大门。

我们坐在颠簸的汽车里继续前进，我旁边坐的是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指着一个窑洞村让我看。那里离公路大概有一英里远，中间只隔着一道深深的沟壑。

“他们是红军。”他说，“几个星期前，我们派一队人去那里买小米，可那里的村民一斤也不卖。于是，那些笨蛋士兵就用武力抢了一些。但当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农民朝他们开了枪。”他的双臂画出了一条大弧线，给我指出公路两边国民党军队布防的众多堡垒，还有隐藏在山顶上的机枪阵地。随后他又指了指另一边说：“共匪，那边全是共匪的地盘。”

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向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因为用不了几个小时，我就要进入那片神秘莫测的山丘和高地之中了。

在路上，我们碰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士兵正从延安返回洛川去。他们都是东北人，看起来年龄不太大，精瘦而健壮，大多比一般中国士兵的个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旅馆停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也在那里休息，我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在陕北的瓦窑堡和红军打了一仗，现在刚从那里回来。此时，他们还在谈论红军。

“他们吃的可比我们好多了。”其中一个人说。

“是啊，可是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血肉。”另一个人答道。

“没关系，只是一些地主的血肉而已，这反而是好事。我们到瓦窑堡与红军战斗，谁会对我们心存感激？地主！我说的没错吧？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卖命呢？”

“听说现在已经有3000多东北军投靠他们了……”

“红军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错。除了日本人，我们不想和任何人打仗，我们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同胞呢？”

一位军官走了过来，这番耐人寻味的谈话便中止了。那位军官命令他们继续行进。他们拿起步枪，拖着沉重的步伐上了路。过了一会儿，我们也坐上车接着赶路了。

第二天中午一过，我们就到达了延安。延安在长城以南约400里的地方，陕北地区仅有的一条可供汽车行驶的公路，到这里就是终点了。延安是一座历史名城：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北方游牧民族就是从这里穿过，进而入侵中原，还有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是途经延安，南征西安府的。

延安是一个理想的防御要塞。它位于深谷之中，四面高山环绕，坚实的城墙曲折蜿蜒到高高的山顶之上。如今，城墙上新建了很多防御工事，密密麻麻如蜂巢一般，工事里的一挺挺机关枪全都对着不远处的红军。那个时候，公路及其周边地区仍由东北军控制，直到最近，延安与外界的联系仍被切断着。蒋介石对红军实施封锁，可红军利用封锁来对他们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活活饿死了。

红军对延安的反封锁，在我到达那里前的几个星期才得以解除，但是依然可以明显看出围城的痕迹：人们面黄肌瘦，店铺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有的店铺甚至已经关门大吉，整座城市食物短缺，物价高居不下。现在可以买到少量食物，还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了暂时的休战协议。只要东北军保证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起进攻，苏区的农民就会出售粮食和蔬菜给这支饥肠辘辘的剿共部队。

我有赴前线采访的证件。我计划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直奔“白军”前线。那里的驻军只想守住阵地，并不想向前进攻。到了前线后，我将沿着一条山道前进，然后拐到一条据说是商贩们偷运货物进出苏区的岔道之中。

我按照计划，顺利通过最后一个哨岗，进入无人区——如果我详细讲述这段经历的话，可能会给那些一路帮助我去苏区的国民党人带来巨大的麻烦。我只能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只要按照中国的方式去做，在中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真的已经把国民党的最后一挺机关枪抛在身后，穿过了“红区”和“白区”之间的那条狭长地带。

与我同行的只有一个骡夫，是一个东北军上校在延安雇来的，让他把我简单的行李——一个铺盖卷、一点儿食物、两台相机和24卷胶卷——送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看起来的确像一个土匪。近几年来，两种颜色的军队轮流控制着这一带，所以他很可能当过“赤匪”或“白匪”，也可能两者都当过。

我们沿着一条曲折蜿蜒的小溪走了4个小时，一路上半个人影也没看见。溪边根本就没有路，我们只是走在小溪的河床上。湍急的溪水两岸岩壁高耸，岩壁上方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是想解决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那这里可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了。再加上那个骡夫一次又一次地夸赞着我的牛皮鞋，我真的非常不安。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岩壁终于消失了，一个小山谷呈现在我们眼前，里面还长着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心里的大石头这才落了地。我越过他望向远处，只见小山旁坐落着一个黄土村落，村子里的烟囱像长长的手指一样立在峭壁前，缕缕青烟从这些高高的泥烟囱里升起来。几分钟后，我们到了村口。

一个年轻农民从村子里走了出来，他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看见我的时候，他不禁一愣，紧接着便问我是谁，想要干什么？

“我是美国记者。”我按照王牧师之前告诉我的说道，“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Haip' a！”

我之前听到中国人所说的“Haip' a”，都是同一种意思：“我害怕。”我心想，如果你觉得害怕，那我到底应该是什么感觉呢？但他看起来神态自若，所以他的话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看向骡夫，问他我是什么人。

骡夫把我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还稀里糊涂地加了一些他自己的话。看着那位年轻农民的脸色缓和下来了，我松了口气。这时我才发现，他是一个长相英俊的年轻人，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牙齿洁白整齐。他似乎不属于中国典型的那种胆怯的农民，他那双眼睛炯炯有神，目光坚定，震慑人心。他把手从枪柄上慢慢移开，然后咧开嘴笑了。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贫民会主席。进来喝口热茶吧。”

陕西山里的这些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而且还有很多发音含糊的口语，不过他们也能听懂“白话”——中国的官话，至于他们的方言，外地人也是能听懂不少的。我又试着和那位主席交流了几次，他开始理解我的意思，我们的对话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了。不过，在我们交谈过程中，haip' a这个词还是会时不时地蹦出来，但我一时之间也顾不上问他究竟在害怕什么。最后，我还是问了这个问题，这时我才知道陕西山区方言中的haip' a相当于官话中的“不知道”。这个发现让我相当满意。

我坐在铺着毛毡的炕上，更加详细地向那位主席介绍了我自己以及我的计划。没过多久，我就打消了他的疑虑。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我问他能否给我找一个向导和骡夫。

他答应我说没问题，不过他不建议我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天气确实太热了，更何况，我看起来就很疲惫，还没有吃饭。实话实说，我饿坏了，所以我也就没再客套，接受了他的邀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赤匪”一起吃饭。因为我的骡夫急着返回延安，我便给他结了账，与他告别。这次告别也是告别了我与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我已经决定破釜沉舟，进入红区，而且还会在那里待上几个月。

我现在只能任由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了这位年轻农民的名字）摆布。接着，他的那些长相剽悍的同伴陆续从附近的窑洞赶来。同样地，我也只能任凭他们摆布。他们的穿着都一样，身上配备的武器也差不多，一个个都好奇地看着我，在听到我那蹩脚的汉语后，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刘龙火拿出烟、酒、茶来招待我，并问了我很多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十分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棉布短裤，不时发出赞叹的声音；尤其是我那件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让他们赞不绝口。他们对我的整体印象似乎是：一身行头看起来很可笑，却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对这些人意味着什么，我已经做好了看着我的财产迅速被“共产”的准备，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我还享受到了外宾的待遇。

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他们端上来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花卷、小米饭、一些白菜以及一点烤猪肉。主人为饭菜不够丰盛而觉得抱歉，而我则为我这惊人的饭量向他表示歉意。其实，我的歉意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麻利地使用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群风卷残云的兄弟。

刘龙火让我放心，说安塞离那里只不过“几步路远”。尽管我并不放心，但除了听他的话耐心等待，别的什么也做不了。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我终于等来了一个年轻的向导，他身边还跟着一个骡夫。临走前，我想把饭钱给刘先生，但是他生气地拒绝了。

“你是外国客人，”他解释道，“而且你是来找我们毛主席的。再说了，你的钱我们也花不出去啊。”他瞥了一眼我要给他的钱，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他一听说我没有，就马上数了一块钱的苏区纸币给我说：“给，你路上会用得到的。”

为表感谢，我拿出一元的国民党纸币递给刘先生，这一次他接受了；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后，便跟着我的向导和骡夫爬上山道离开了。

后来，我遇上土匪，险些丧命，以致后来谣传说我被土匪绑架杀害了。实际上，土匪早就在那静默的黄土山后面跟踪着我——但不是赤匪，而是白匪。 pGoDxjyL+OPNTsiH+IHo2mD61iDr0BY0YuoqWwDfFEh7/FOi+/hdScsEgSdZiX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