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少帅张汉卿

大约在我到达西安府的6个月之后，西北地区的危机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爆发了。张学良少帅统领国民党大军、身兼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反倒与要被剿灭的“匪军”结成了联盟，这样戏剧性的转变真是让全世界人大跌眼镜，一片哗然。但是在1936年6月，外界对于这些奇怪的发展仍一无所知，就连由蒋介石本人直接领导的控制着西安府警察的蓝衣社宪兵总部，也没有人能准确说出正在发生的事情。西安府的监狱里关押着300多名共产党员，而且蓝衣社仍在继续搜捕。整个城市弥漫着极度紧张的气氛，随处可见间谍和反间谍。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缄口不语了，对于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以及当初不得不保守的秘密，我终于可以在这里说出来了。

在到达西安府之前，我从未见过红军士兵。我知道在北平用隐形墨水给我写了介绍信给毛泽东的那个人，是一位红军指挥官，但是我从未见过他。这封信是通过第三者——我的一位老朋友交到我手上的。但除了这封信，我要是想在西北地区与红军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办法。他们让我到西安的某家旅馆，开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位姓王的先生来找我。但我对这位王先生没有任何了解，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只知道他们曾向我许诺，这个人会设法让我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进入苏区。

我在这家旅馆住了几天后，一位面色红润、膀大腰圆、气度不凡的中国人，身着灰色绸子长衫，从我敞开着的房门走了进来，并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我打招呼。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富裕的商人，不过他说自己姓王，而且还报上了我的那位北平朋友的姓名，并在其他方面证实了他就是我正在等待的那个人。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发现就冲着王先生这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来一趟。我每天都会和他聊上四五个小时，听他放松地回忆往事，再听他严肃地剖析当下的政治局势。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曾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里教书，在基督教徒中很有声望，还曾自己办过教堂。后来我才知道，共产党方面都管他叫王牧师。和上海许多成功的基督教徒一样，他也是青帮 的一员，从蒋介石（也是青帮成员）到青帮老大杜月笙，他全都认识。而且他曾在国民党内部当过高级官员，但我现在还不能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后来，王牧师放弃了教会职务以及国民党内的高官厚禄，转而和共产党合作。至于这种合作已经持续了多久，我并不清楚。只知道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王牧师成为了共产党秘密的、非正式的特使，奔走于各个军阀和国民党高官之间，争取取得他们对这一主张的理解和支持。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当时，张学良虽未公开声明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私下里已经对此表示了认同。事实上，如果能够了解之前发生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一选择了。

在1931年之前，张学良声名显赫，为人慷慨，思想前卫，喜欢打高尔夫，却又爱好赌博，吸毒成瘾，性格非常矛盾。他是统帅满洲3000万人民的独裁军阀，这个职位虽说是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手中继承过来的，但南京国民政府也是认可的，并且还授予了他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头衔。1931年9月，日本的魔爪开始伸向东北，张学良的厄运也就此开始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张少帅正在长城脚下的北平协和医院治疗伤寒。仅凭他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只能依靠南京，依靠同他歃血为盟的“老大哥”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也没有充足的兵力可与日本抗衡，而且他主张依靠国际联盟。就这样，张学良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服从南京的命令，部队在撤退过程中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就把他的老家满洲给弄丢了。南京放出消息说，这个“不抵抗政策”好像是张少帅的主意。然而有记录显示，这是政府下达的明确指令。这样大的牺牲只不过是为了让蒋介石能够继续维系他那摇摇欲坠的南京政权，并且对共产党发动新一轮的“围剿”行动。

这就是满洲军队（在中国叫东北军）转移到长城以南的中国内陆的来龙去脉。后来，日本军侵略热河的时候，历史再度重演。只不过当时张学良不在医院里，但他也确实疾病缠身，本应该住院的。至于南京方面，蒋介石依旧没有给他任何支援，而且仍然打算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为了避免战争，准备眼睁睁地看着热河落入日本人之手——结局果真如此，热河也丢了。最后，张学良背了这个黑锅，当了一只温顺的替罪羊。然而群情激昂，必须有人引咎辞职以平息国人的愤怒。不是蒋介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被迫下台，以“考察”的名义去欧洲待了一年。

张学良在欧洲期间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拜访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不是会见了麦克唐纳，而是这么多年以来，他第一次戒掉了毒品，恢复了健康的体魄。多年前，他和许多中国将领一样，在作战间隙养成了吸食鸦片的习惯。想要戒掉这个习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的医生向他保证，通过注射吗啡可以戒掉鸦片。后来，他的确戒掉了鸦片，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又沉溺于吗啡之中难以自拔了。

1929年，我在奉天（沈阳的旧称）第一次见到张学良，当时，这位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军阀看起来气色还算不错。他身体略显单薄，脸色发黄，虽然有些憔悴，但是思维敏捷，精力旺盛。他是公开反对日本的，而且他有两个极难实现的迫切愿望——将日本赶出中国，实现满洲的现代化。几年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在北平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每天用“药”就要花费200元——这是一种特别调制的吗啡，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逐渐减少用量”的。

不过，在去欧洲之前，张学良就开始在上海戒毒了。当他1934年回到国内，他的朋友们见到他时都又惊又喜：他胖了一些，身体更结实了，面色红润，看起来简直年轻了10岁。人们在他身上又看到了年轻时候的那个杰出将领的影子。他向来思维敏捷，求真务实，现在又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当时为了“围剿”红军，东北军已经转移到了华中地区，于是，张学良就到汉口重新统率东北军。尽管他之前犯了错，但他的部下仍然拥戴他，欢迎他的归来，由此可见他在东北军中的威望有多高。

张学良养成了新的生活习惯——六点起床，锻炼身体，每天操练将士，读书学习，吃着粗茶淡饭，清心寡欲。当时的东北军大约有14万人，但他除了和副官直接沟通外，还会和普通军官面对面交流。渐渐地，东北军呈现出新面貌。怀疑派开始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大众期待的人，他们也开始正视他回国时立下的誓言：用尽毕生力气，誓要收复满洲，为人民一雪前耻。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蒋介石还没有失去信心。一直以来，张学良对这位长者忠心耿耿，从未动摇，曾三次挽救他的政权于倾颓之间，并对他的判断和诚意深信不疑。很显然，张学良相信蒋介石的话——收复满洲，奋战到底，绝不会放弃一寸土地。然而，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建立冀东傀儡政权，吞并察哈尔部分地区，并且要求华北地区脱离南京政府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南京方面已经默许了这一无理要求。少帅手下的官兵对此极为不满，尤其是部队转移到西北地区，继续与红军窝里斗，却对日本不发一枪，这让人心里非常不舒服。

在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与之作战的“土匪”实际上是由能力非凡、热爱国家、抗日心切的指挥官们领导的；“剿共”这个任务可能还要持续很多年；只要进攻红军的内战不停下来，抗日就只能是无稽之谈；而东北军在这一场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之中，元气大伤，甚至溃不成军。

尽管如此，张学良将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之后，还是对红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有一段时间，他的确打了几场胜仗，但在1935年10月和11月间，东北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据说损失了整整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还有一个师（一一〇师）也损失了部分兵力。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奔了”红军。许多军官也被俘了，被扣押在苏区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抗日教育”。

这些军官得到释放返回西安时，非常亢奋地向少帅讲述他们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包括红军士兵昂扬的斗志和苏区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还特别提到了红军诚心想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的方法统一中国，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话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使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他手下各部呈上来的报告显示，反对与红军作战的情绪已经蔓延至东北军的各个角落，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联合起来，枪口对外，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感染了东北军的全体官兵。

与此同时，张学良本人也受到了左派的强烈影响。张学良曾任东北大学校长，因此东北大学的许多学生来到西安，为其效力，其中就有一些是共产党员。1935年12月，日本在北平提出分裂中国的要求后，他向北方传出话去，凡是抵抗日本的学生，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西安府都是他们的安身之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鼓动抗日的人都将遭到南京政府的抓捕，但在陕西，他们不仅不会被抓，还会受到鼓励和保护。张学良的一些年轻军官也深受学生们的影响，被俘的军官从红区回来后告诉张学良，那里四处可见抗日群众组织在公开活动，还给他描述了红军的爱国教育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张学良对红军的好感越来越强烈，他不再将红军视为敌人，而开始把他们当作志同道合的盟友。

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36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的，我要去苏区。”

张学良大吃一惊，跳了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竟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你不知道吗，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

王牧师早有准备。他解释说，他和共产党方面有接触，知道很多张学良所不知道的事情。他说了很长时间，说到了共产党政策的变化，说到了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必要性，还说到了只要南京方面能够进行抗日斗争，红军愿意做出巨大的让步，红军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单凭他们一方面的力量，是无法有效抗击日本的。王牧师提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面，让张学良和一些红军领导人面对面地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起初的时候，张学良非常惊讶，但后来他开始聚精会神地听王牧师的话。有一段时间，他一直想利用红军，而红军显然也认为他们也可以利用他。很好，或许他们可以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互相利用。

最后，王牧师得偿所愿，搭乘张少帅的飞机去了陕北的延安。他进到苏维埃中国，并带回了一个谈判方案。没过多久，张学良亲自飞往延安，会见了周恩来，并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讨论。最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了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提议是明智的、可行的。

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而这个协议的第一步就是停止陕西境内的内战，双方在未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均不能调动兵力。红军派出几个代表前往西安府，穿上东北军的制服，在张学良的参谋部展开工作，帮助东北军调整政治训练的方法。他们一起在王曲镇办了所新学校，张学良部下的下级军官都被送到那里参加集训，学习政治、经济、社会科学，而且还对日本是如何侵占满洲地区以及中国因此让中国承受了多大损失等进行了详尽的统计研究。除此之外，还有成百上千的进步学生涌入西安，进入了另一个抗日政治训练学校，少帅也会经常到那里发表演说。东北军借鉴苏俄和中国红军的经验，采用了一种类似于政治委员体制的制度。张学良裁撤了一批曾叱咤满洲多年但思想守旧、年事已高的高级官员，又提拔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年轻军官来替代他们，这些年轻军官如今被视为建设新军的中坚力量。此外，在张学良放荡不羁的那些年，身边有许多阿谀奉承的小人，如今他们也被东北大学热情饱满、认真负责的学生们取代了。

不过，正因为张学良是地方军阀，在陕北地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所以才使这些改革得以在严加保密的情况下悄悄进行。尽管东北军和红军的战争已经告一段落，但在陕晋交界处以及甘肃和宁夏，仍驻扎着南京方面的军队，战争仍在继续。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的休战协议并未透露只言片语给报界。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虽然察觉到了情况不对，但他们无法得知确切的内容。时不时就会有载着红军的卡车来到西安，但没人能够发现，因为他们都穿着东北军制服。偶尔还会有一些卡车离开西安，前往苏区，不过这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因为这些卡车与东北军开往前线的卡车没有什么区别。

在我到达西安后不久，王牧师向我透露，我就是要搭乘这样的卡车到前线去。坐飞机是不可能了，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让少帅陷入尴尬的境地，要是把一个外国人扔在前线没有带回来，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会一时嘴快说出去。

一天早上，王牧师同一位东北军军官——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一起来看望我，说是要带我去游览西安城外的汉朝古城。一辆挂着窗帘的汽车停在旅馆门前等我们，上车后，我看见后排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头戴墨镜、身着国民党官员标配的中山装的人。我们驱车前往汉朝皇宫的遗址。下了车，我们爬上一处高地，那里曾摆放着皇帝的御座，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就坐在那御座上指点江山。如今，你在那里仍然可以看见两千多年前宏伟的宫殿留下来的残砖破瓦。

王牧师和那位东北军军官要谈一些事情，于是他们便走到一旁说话去了。我们在车上坐了很久，一路尘土飞扬，但那位国民党官员始终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他和王牧师说完话，便摘了墨镜和白色帽子，朝我走了过来。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他非常年轻，一头浓密黑亮的头发，目光如炬，神采飞扬地看着我，古铜色的脸上露出淘气的笑容。他摘了墨镜后，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制服只是一种伪装，他才不是那种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的官僚，反而更像是常在室外活动的人。他中等个头，看上去不算强壮，以至于当他走到我身边，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时，他那铁钳似的强有力的双手，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让我不禁向后退了一步。后来我留意到，这个人的动作像美洲狮般优雅，尽管穿着呆板的制服，行动依旧敏捷矫健。

他的脸凑了过来，咧嘴一笑，用锐利而热烈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铁钳般的双手仍紧扣着我的两个胳膊，然后他晃了晃脑袋，非常滑稽地噘起了嘴，并眨了眨眼睛！“你看看我！”他低声说道，好像心里揣着什么秘密的孩子一样高兴，“看看我！认出我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太兴奋了，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他的兴奋也感染了我，可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认出他了吗？我这辈子还从没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中国人！我只好抱歉地摇了摇头。

他将一只手从我的胳膊上拿开，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我还以为你可能会在什么地方看过我的照片呢。”他说，“好吧，我是邓发。”他拉长声音说：“邓发！”他把头往后一仰，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想看看我对这个爆炸性消息的反应。

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红军情报机关的头号人物。还有，我想起来了，国民党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

邓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高兴得手舞足蹈，根本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目前的这个状况让他觉得非常好玩：他，这个恶名昭彰的“共匪”，现在就在敌军内部最中心的位置，而且完全不把潜伏在四周的特务放在眼里。他看到我——一个自告奋勇到“匪区”去的美国人——的时候，简直欣喜若狂，不住地拥抱我。他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送给我。我想要他的马吗？啊，他的那匹马真好啊，那可是红色中国最好的马了！我想要他的照片吗？他收集的那么多照片，全都可以给我。我想要他的日记吗？他会给他那仍在苏区的妻子捎个口信，让她把这一切以及其他更多东西都转交给我。后来，他真的说到做到了。

好一个中国人！好一个赤匪！

邓发是广东人，工人阶级出身，曾在一艘往返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轮船上当西餐厨师。他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当时被一个反对示威游行的英国警察打伤了胸口，一下子断了好几根肋骨。后来，他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国民革命，直到1927年，前往江西，加入中国红军。

我们在那处高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边说话边欣赏下面那笼罩在一片绿色中的皇城遗址。共产党人将这里定为我们四人可以安全会面的地点，这似乎很奇怪，但也符合逻辑。毕竟两千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汉武帝统治着一个统一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就是在兵荒马乱的战国实现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后世的中国人也因此自豪地称自己为“汉人”。

也是在这里，邓发告诉我谁会护送我去红区，我要怎么走完全程，我在红色中国要怎么生活，而且还向我保证我会在那里受到热烈的欢迎。

“你不怕死吗？”我在坐车回城的路上问他。

“不比张学良更怕。”他说，“我和他住在一起。” pGoDxjyL+OPNTsiH+IHo2mD61iDr0BY0YuoqWwDfFEh7/FOi+/hdScsEgSdZiX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