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往西安的慢车

那是6月初，北平绿意盎然，数不清的杨柳和苍劲的松柏让紫禁城成了一个美不胜收的仙境。在一个又一个清凉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这金碧辉煌的宫殿之外，还有另一个中国，那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内忧外患。而在这里，衣食无忧的外国人可以在他们自己小小的世外桃源里，喝着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打打马球和网球，悠闲地聊着天，生活得十分惬意，完全不知道高墙外面的人间疾苦——许多人的确如此。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就连北平这个世外桃源，也被弥漫在全中国的战斗氛围所感染了。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尤其年轻人，更是群情激愤，致使国内爆发了很多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几个月前，我站在弹痕累累的城墙下，亲眼看见上万名学生聚集在一起，无视宪兵的棍棒，一齐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

中国红军看起来要对日宣战，收复失地。他们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近，北平的砖墙已经无法抵挡他们这场壮举的影响力。但这多多少少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所以立刻遭到了蒋介石精锐新军的拦截。不过，这根本无法阻止那些爱国学生，他们冒着被监禁或者被处死的风险，涌向街头，大喊那被禁了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一天半夜，我登上了一列破旧不堪的火车，虽然身体不太舒服，但内心却异常亢奋。我之所以这么激动，是因为我将要开启一场探索之旅，我要去的地方与紫禁城相距千里，那里的文化也和紫禁城的辉煌历史相隔百年：我要到“红色中国”去。我“不太舒服”是因为我注射了所有能注射的疫苗。要是以微生物的视角来观察我的血液，你一定会发现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队伍，我的手臂和大腿上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病菌的疫苗。当时，这五种病是西北地区的流行病。除此之外，近来还流传着一个令人惊恐的消息，说淋巴腺鼠疫在陕西省扩散开来。这种鼠疫可并不常见，它只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地区流行，而陕西省就是其中之一。

我探索之旅的第一站是西安府，它是陕西省的省会，寓意着“西方平安”，位于北平西南方，是陇海线西端的终点站，从北平出发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我打算从那里往北走，进入位于中国大西北腹地的苏区。从西安府往北走大概150英里，有一个叫作洛川的小镇，当时是陕西苏区的起点。在洛川以北，除了公路干线两侧的狭长地带以及后文要提到的几个地方以外，都已经成为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了。大体来说，陕西的红色根据地南到洛川，北到长城，东西两侧以黄河为界。那条宽阔而浑浊的大河发源于西藏边缘，向北流经甘肃和宁夏，并在长城北侧流入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然后蜿蜒曲折地向东流上许多英里，再折而向南，穿过长城，成为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分界线。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区，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大河的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几乎和中华民族最初发源时的疆域一模一样，这可真是历史奇异的巧合。几千年前，就是这里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

天亮了，我观察了一下我的旅伴，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位相貌堂堂、留着一撮白胡子的老人，此时正抿着浓茶。不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就和我聊了起来，我们先是客套了几句，然后就不可避免地说到了政治。我在与他的闲聊中得知，他妻子的叔叔是一名铁路职员，所以他是凭免票证乘车的。他此行是要回到已经离开了7年的四川老家。不过他也无法确定自己究竟能不能顺利到家。据说他家乡那一带有土匪出没。

“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是，不是红军，虽说四川也有红军，但我说的是土匪。”

“可红军不也是土匪吗？”我好奇地问，“报纸上总是将他们称作赤匪或共匪。”

“啊，但你一定得知道，报社编辑不得不用土匪来称呼他们，因为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他解释道，“如果他们称其为共产党或革命者，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

“在四川，难道人们不像害怕土匪那样害怕共产党吗？”

“哎呀，这就得看是谁了。有钱人害怕红军，还有地主、当官的和收税的都怕他们。但农民不怕他们，有时候还热烈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颇为忌惮地瞥了他身边的那位老人一眼，只见老人坐在那里留神地听着，却又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下你知道了吧，”他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知道红军只是想要利用他们。他们还以为红军说的都是真的呢。”

“他们说的难道不是真的吗？”

“我父亲写给我的信中说，红军在松潘废除了高利贷和鸦片交易，进行了土地改革。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行为准则，这没有错。但他们是坏人，因为他们杀的人太多了。”

这时，那位胡子花白的老人突然抬起他那慈眉善目的脸庞，非常平静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杀得不够！”我们两个一脸惊诧地看着他。

不巧的是，火车就要到郑州了，我得在那里换乘陇海线，所以不得不中止这场谈话。然而，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很困惑，那位温文尔雅的老人究竟有什么确凿无疑的证据，才致使他说出那样惊人的观点。第二天的旅途开始了，我仍处在困惑之中。我们坐着火车——这趟火车还很新，而且非常舒适——缓缓地爬过河南和陕西黄土高原的奇特地貌。最后，列车终于停靠在西安府新建的宏伟车站。

我一到西安府，就去拜访了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几年前，在陕西那些还未被红军控制的地区，杨将军是人们公认的土皇帝。他当过土匪，后来带领众部下参军，从而拥有了权势地位。中国许多有才干的领导者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步入仕途的，据说杨虎城也确实在这条大道上发了财。但近些日子，他不得不同西北地区的其他几位权贵分享他的权力。因为之前统治满洲的“少帅”张学良，在1935年率领他的东北军入驻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一带“围剿”红军的最高领导——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与此同时，为了监视这位少帅，蒋介石又派来了他的亲信邵力子，而这位邵先生就是现在陕西省的省主席。

这些人物以及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而在他们所有人背后操控着全局的，就是那位手段高明的蒋介石。他试图将自己的独裁统治拓展到西北地区，而且不仅要摧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要把杨虎城和张学良手里的兵权夺过来。他采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他们两个人互相残杀——这是一部绝妙的政治军事三幕剧，而剧中的主要策略，蒋介石显然认为只有他自己懂得。就是这个自以为是的错误估计——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有些操之过急，而且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又对自己过于自信——导致蒋介石在几个月后沦为西安府的阶下囚，只能任由这三方势力摆布。

我在一座新近完工、耗资5万元的巨石府第见到了杨将军 。这是一座房间众多的拱形建筑，也是绥靖公署主任的官邸，只不过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太太并未陪伴在侧。杨虎城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一样，被家庭纷争闹得苦不堪言，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他有两位太太。第一位太太是他年轻时娶的小脚妻子，是父母在蒲城给他定下的婚约。另一位太太是像蒋介石夫人那样活泼勇敢的现代女性，虽已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但年轻漂亮，思想前卫，据说以前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杨将军自己看中的。两位太太都为他生了儿子，按理说都有权做他的合法妻子，但她们互相憎恨。据传教士们说，在新居落成的时候，她们两个谁都不肯搬进这座巨石府第，并且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除非对方不住在里面。

在局外人看来，事情似乎很简单：最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与其中一位太太离婚，或者再娶一位太太。但是杨将军还没有下定决心，所以现在还是一个人住。他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在现代中国并不少见。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宋美龄是在美国留学的富家女，而且是基督教徒，无法接受一夫多妻。最终，蒋介石与他的第一任太太（他的儿子蒋经国的母亲）离婚，并且给另外两位旧式太太一人一笔养老金遣散了她们。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传教士们的高度认可，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法源于西方传入的新式思想，许多中国人并不认同。至于平民出身的杨虎城，他可能不太关心自己灵魂的归宿，而更在乎老祖宗的传统。

千万不要以为杨虎城早年当过土匪，他就一定不是个合格的将军，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中国，一个人年轻时候当过土匪，往往意味着他性格坚毅、意志坚定。回顾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中国一些杰出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许多穷凶极恶的无赖、流氓和卖国贼反而道貌岸然，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这就是孔子口中所说的令人厌恶的伪善，就是中国经书中的巫术——并因此获得权势地位，而且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常常利用忠厚的土匪的力量。在如今这个世道，这种情况依旧没有改变。

纵观杨将军的革命历史，他之前是一个粗犷的农民，可能也曾怀揣崇高的理想，想要改变世界。然而他掌权之后，并没有找到什么方法，再加上身边聚集了许多唯利是图的小人，整日听着他们聒噪的声音，他也开始感到疲惫和迷茫。不过，即使他曾怀揣这样的梦想，他也不会告诉我的。他并不愿意讨论政治问题，而是客气地派了一个秘书带我参观这座城市。更何况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头痛得厉害，而且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病，在他被病痛折磨之时，我自然不会坚持向他提出一些令人恼火的问题。相反，对于他这样的困境，我倒是非常同情。因此，在对他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采访后，我便识趣地离开了。我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在他那里寻找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宽敞的“衙门”的花园里接见了我，从尘土飞扬、骄阳似火的西安街头走进花园，顿时感觉凉爽而惬意。我和邵主席的上一次见面是6年前，当时他还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把我引荐给蒋介石，帮助我完成了那次采访。从那之后，他在国民党内部步步高升。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蒋介石对他十分器重，任命他为省主席。但是可怜的邵力子，同其他许多担任省主席的文官一样，他的管理范围不会超出省会的灰色城墙——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了城外的地盘。

邵力子曾是一名“共匪”。事实上，他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那个时候，当共产党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根本没有人特别清楚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优秀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员。1927年之后，大家就已经很明白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什么了：那可是会让你掉脑袋的。后来邵力子退了党，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信仰异端邪说的迹象。我觉得，他是中国最具魅力的绅士之一。

“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

“没多少了。陕西红军只是些残余力量。”

“那战争还在继续吗？”

“没有，现在陕北不怎么打仗了。红军残部正在向宁夏和甘肃转移。他们似乎想要和蒙古国取得联系。”

他把话题转到了西南局势上，那里起义的将领们正强烈要求同日本开战。我问他，中国是否应该对日宣战。“我们能这样干吗？”他反问我。然后，这位信奉佛教的省主席将他对日本的看法一字不落地告诉了我，但前提是我不能发表。同当时的其他国民党官员一样，他们可以告诉你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只是你绝对不能宣扬出去。

在这次采访的几个月后，张少帅部下的一些激进的年轻人就抗日战争问题提出抗议，他们不再讲道理，也不再接受“也许有一天”这样的回答了，这让可怜的邵力子和蒋介石非常难堪。邵力子那位娇小的太太——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曾经的共产党员——甚至一度被一些暴动者逼得走投无路。

可是，在我们当初谈话时，邵力子丝毫没有预料到这一切的发生，等到我们交流完彼此的看法，并几乎达成共识的时候，也是我起身离开的时候了。我已经从邵力子那里得到我想知道的事情，这证实了我在北平的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陕北的战争确实已经告一段落。这样的话，只要安排得当，我应该可以到前线去。 n3MT3bByBT+J7LVLmIPzrKvWKb+cDdYuCP6ErYkQKgpl32LX0ZaZq3aO3tab/r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