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红军旅伴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贫困地区之一，即使把云南西部包括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是真正地缺少土地，而是那里的很多地方都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乏真正可以耕作的土地。在陕西，一个农民即便拥有100亩地，也仍然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当地的标准来说，他也算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为数不多的肥沃的河谷之中，可以种植水稻和其他经济作物。

我们在描述陕西的农田时，可以说它是倾斜的，而且很多是可以移动的，因为这里经常发生黄土滑坡。农田大多是处于沟壑和小溪之间的小块土地。许多地方的土地看上去很肥沃，但坡度陡峭，严重影响作物的生长，导致作物在产量和质量上都大打折扣。这里几乎没有真正的山脉，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零碎状的丘陵。随着太阳的转动，这些山丘的阴影和颜色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到了黄昏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成了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如天鹅绒般的山体褶皱自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延伸到看似深不见底的沟壑之中。

第一天过后，我就很少骑马了，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一息的老马，而是因为其他人都在走路。李湘舲是这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战士，其他大多是十几岁的小伙子，还都算是孩子。其中有一个绰号叫“老狗”的少年，我同他并肩而行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个南方人，跟着红军的长征队伍，从福建苏区一路走来。外国军事专家始终认为，长征是不可能成功的。然而，这个年方17而看起来只有14岁的“老狗”就走完了这次长征，而且还觉得这不算什么难事。他说，如果红军还要再走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也会跟着走完。

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老表”的少年，他今年16岁，来自江西，差不多也走了那么远。

你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无比惊讶地看着我。很显然，他们两个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人不喜欢红军。

“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学会操作无线电了，还会用步枪瞄准呢。除此之外，红军还帮助穷人。”

“就这些吗？”

“红军对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有挨过打。”“老表”说，“在这里，大家都是一样的，不像在白区，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帮助穷人和拯救中国而战。红军打地主，打白匪，抗击日本。这样的军队人们怎么会不喜欢呢？”

他们之中还有一个在四川加入红军的农村小伙子，我问他为什么参军。他对我说，他的父母都是穷苦的农民，家里只有4亩地（不到1英亩），根本没法养活他和他的两个妹妹。他还说，红军到他家村子里时，所有的农民热烈地欢迎他们，为他们准备热茶和点心。红军剧团在村子里演戏，大家都很开心，只有地主逃跑了。土地被重新分配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所以当他加入红军——穷苦大众的军队——的时候，他们并不难过，反而还很高兴。

另一个少年大概19岁的样子，参加红军之前在湖南当铁匠学徒，外号“铁老虎”。红军一到他们那里，他就丢下风箱和锅盘，再也不当学徒了，只穿着一双草鞋和一条裤子就赶紧跑去参军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打倒那些不给学徒吃饭的师傅，打倒那些剥削他父母的地主。他要为革命而战斗，为解放穷人而战斗，红军对人民好，不像白军那样暴力抢劫。他卷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伤疤，那是他战斗留下的纪念。

还有一个从福建来的少年，一个从浙江来的，还有几个从江西和四川来的，不过大多数都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经从少年先锋队“毕业”了，虽然看上去还像个孩子，但已经当了好几年的红军。有的少年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有两个是为了不做奴隶 ，还有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投诚过来的。不过，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都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要打倒地主和帝国主义”。

随后，我和一个班长聊了起来，他是个24岁的“大”人了，1931年就参加了红军。那一年，他的父母在江西被国民党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摧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看见父母的惨状后，立刻放下锄头，告别妻子，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员，1935年的时候，在江西牺牲了。

这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同普通的中国军队相比，这支队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军队，因为中国军队一般都是按照省份不同而分别编制的。这群人的籍贯和方言各不相同，但这似乎并没有在他们之间造成隔阂，反而他们还时常拿这种不同，作为善意的玩笑来开。我从未见他们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事实上，我在红区的整个旅程中，都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尽管他们几乎都曾有过悲惨的人生遭遇，却没有过分的哀伤，或许是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吧。在我看来，他们过得相当快活，或许是我见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而这种更高层次的幸福感却真的很少见到，这意味着对生活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

这一路，他们几乎一整天都唱着歌，能唱的歌太多了，好像怎么也唱不完。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全是自发的，而且还唱得非常好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一个人来了兴致，或者想到了哪首合适的歌，他就会突然唱起来，然后指挥员和战士们也就跟着一起唱。他们在夜间也唱歌，还会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会拿出他们的陕西琵琶来伴奏。

他们自觉遵守每一条纪律。当我们路过山上的一片野杏树时，他们突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然后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而且还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离开野杏树时，就像一阵大风席卷而过，四散的战士们又重新排成整齐的一队，快速行进，把刚才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但当我们经过老百姓的果园时，没有一个人去摘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里吃的饭菜也都是照价付钱。

就我所见，农民对我的红军旅伴没有任何不满。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支持他们——这也许与红军最近重新分配土地并取消苛捐杂税有关。他们非常愿意把他们为数不多的食物卖给我们，并无所顾虑地收下苏区的钱。当我们在中午或傍晚时分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的苏维埃主席总会马上给我们安排住处，并提供炉灶供我们使用。我时常看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主动帮我们拉风箱生火，与红军战士们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特别是陕西妇女来说，这是女性解放的一种表现。

在这段旅程中的最后一天，我们途经一个绿意盎然的山谷，停下来在山谷中的一个村子里吃午饭。村里的孩子都没有见过洋鬼子，于是全都围了上来。我决定考一考他们。

“什么是共产党员啊？”我问道。

“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日本鬼子的人。”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答道。

“还有呢？”

“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那什么是资本家呢？”这个问题难住了这个孩子，不过另一个孩子接着回答道：“资本家就是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的人。”这个回答也许过于简单化了，但我还是继续问了下去：

“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

“没有！”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是怕什么吗？”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我们的”军队？好吧，这显然不是指中国的 ，但如果不是中国的，那又会是哪里的呢？这一切是谁教给他们的呢？

后来，在我看到红色中国的课本，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他曾是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了。 +NIJOL2xlHTjTkL9PLMVV2HbEfMoB2vs9FmKM1YDHyhkdnox+D+ju9LBE1IPnY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