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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女传》是西汉学者刘向编撰的一部著作。
刘向原名刘更生，字子政，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关于他的生卒年，前人争议甚多，笔者认同钱穆、徐兴无之说（《刘向评传（附刘歆评传）》附录《刘向生卒年考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即认为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9），卒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刘向是楚元王刘交（汉高祖刘邦的异母少弟）五世孙，阳城侯刘德之子，经学家刘歆之父。
楚元王刘交是高祖四位兄弟中唯一具有儒生气质的人，“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汉书·楚元王传》），曾有《元王诗》行于世。也许是因为家族文化积累和较高的社会声望，楚元王一门虽然后来出现了楚王戊造反失败、被迫自杀的事件，但整个家族还算是相对平稳地渡过了政治上的惊涛骇浪，并且先后有六位子孙担任了宗正一职。所谓宗正，是九卿之一，官秩为中二千石，“必以宗室有德者为之”（司马贞语），掌管皇族的名籍簿，辨别他们的嫡庶身份及与皇帝的血缘亲疏关系。刘向的父亲刘德也曾担任宗正，还被汉武帝誉为“千里驹”，可以想见其智略。
刘向十二岁时，凭借父亲的地位荫任辇郎。二十岁，他被提拔为谏议大夫。汉宣帝选贤，刘向与王褒等人献赋颂数十篇，已经初步显露文采。《汉书·艺文志》载“刘向赋三十三篇”。班固《两都赋序》梳理汉大赋发展史曰：“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抑亦雅颂之亚也。”可见，刘向的赋作在当时占有一席之地。此外，刘向还编辑了《楚辞》，对其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凤二年（前56），刘向二十四岁。他博学广览，思维活跃，对世界充满了青年人的好奇。机缘巧合，刘向读到了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枕中鸿宝》《苑秘》等书，书中有“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汉书·楚元王传》）。当时宣帝追慕武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于是刘向就向皇帝进献了神仙方术，说黄金可由人工炼成。宣帝就派刘向主管尚方铸作之事，结果可想而知，“费甚多，方不验”。作为惩罚，刘向被关进监狱，判以死刑。父亲刘德想要上书辩白求情，却突然去世，后来是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把侯国食邑一半户数的贡赋上交国家，请求宽赦刘向之罪；宣帝也觉得刘向才华难得，他才得以免死。
对于刘向炼金入狱的人生挫折，后人难免会觉得惊奇，鸿儒刘向为何会犯下如此低智商的错误？竟然会迷信神仙炼金之术？清代学者全祖望在《鲒埼亭集》中为之开脱：“此特向少年信道未笃之过，后世大儒，亦有泛滥于异端、而其后翻然知所转移者，何得于向独以此概其终身也？”实际上，除了个人性格、治学路径的因素外，还要考虑汉代的知识谱系问题。在后人看来属于迷信虚妄的神仙方术之说，汉人却认为是正当合理的知识门类。源于《七略》的《汉书·艺文志》中有“术数”“方技”二类，赫然占据了那个时代知识谱系的三分之一。在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信奉阴阳五行宇宙模式的知识氛围中，刘向所说的黄金之术，没准儿还一度被认为是“高科技”呢。再加上刘向的家族受黄老之风影响甚深，祖父刘辟彊“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父亲刘德“修黄老术”，而黄老在当时常和养生方技之术关联在一起。因此，虽然这次上书差点导致他丢了性命，但刘向依然对志怪之书、方士之学保有兴趣。例如，刘歆在《山海经叙录》中提到其父刘向熟悉此书，《神仙传》也被托名为刘向撰作。
第二年，刘向从狱中获释，赶上宣帝要尊立《穀梁春秋》这件经学大事。在此之前，立于汉朝学官的是《公羊春秋》，董仲舒、公孙弘等人都是著名的《公羊》学者。宣帝得知祖父卫太子曾“私问《穀梁》而善之”（《汉书·儒林传》），就下定决心要将其立于学官。这一方面是宣帝缅怀祖父，以及从民间被迎立为帝王宣扬血缘正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尊重经学发展的客观状况、广泛扶持各学派的学术因素在内。宣帝大概对刘向的聪敏博学印象深刻，因此命他跟随《穀梁春秋》学者江博士、周庆、丁姓等人学习此经。
经过充分的准备，甘露三年（前51），宣帝下诏在石渠阁召开经学讨论大会，“亲称制临决”，还有萧望之等人协助皇帝裁断各种经学意见。石渠阁会议涉及“五经”，但最重要的无疑是《春秋》经。据《汉书·儒林传》载，参加石渠阁会议的《公羊》学者有严彭祖（博士）、申挽（侍郎）、伊推（侍郎）、宋显（侍郎）、许广（内侍郎），《穀梁》学者有尹更始（议郎）、刘向（待诏）、周庆（待诏）、丁姓（待诏）、王亥（中郎），双方各五人，讨论了三十多个议题。刘向的发言现存一条，保存在《礼记正义》及《左传正义》中，是与《公羊传》《左传》都不同的关于哀公十四年获麟的看法，认为麟为周亡天下之异，不得为瑞。石渠阁会议之后，《穀梁春秋》被立于学官，其学大盛。与此同时，增立于学官的还有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记》，这次增广道艺对经学发展影响甚巨。至于刘向自己，在石渠阁会议后，“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汉书·楚元王传》），不仅官复原职而且还略有提升。
石渠阁会议结束之后第二年，宣帝驾崩（前49），元帝即位。元帝被后人视为汉室的“基祸之主”（崔寔《政论》），政道多失，其最突出的弊政是任用宦官和外戚，但这实际上是宣帝埋下的隐患。元帝即位之初，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萧望之、周堪又推荐刘向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再加上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辅政。此外，还有宦官弘恭、石显分别担任中书令和仆射，“久典枢机，明习文法”。这个辅政格局，是儒臣、外戚、宦官共同当政，当然矛盾重重。“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汉书·楚元王传》），对儒臣为政构成了极大的干扰。于是，萧望之提出中书一职应当任用贤明士人，“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汉书·萧望之传》）。由此，两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元帝柔弱暗昧，导致儒臣一方损失惨重。先是刘向被出为宗正，接下来因为元帝竟然不懂“下廷尉”意味着交付司法审讯，把萧望之、周堪、刘向关进了监狱。后来元帝召问刘向、周堪，被告知他们关在监狱里，这才恍然大悟，放出了萧望之等，“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汉书·萧望之传》）。
几个月后，元帝封萧望之关内侯，打算让他做丞相；又征刘向、周堪，欲以为谏大夫，但在弘恭、石显的干扰下，改任为中郎。初元二年（前47）冬天，发生地震，刘向借其外亲之名上奏了“变事”。所谓“变事”，就是向皇帝揭发、报告谋反、叛乱、灾变等非常事件的奏疏。这封变事直接把地震灾异归因于弘恭、石显，认为宜退黜之。变事上呈后，弘恭、石显怀疑为刘向所写，审讯之下，外亲招认了实情。于是，刘向被免为庶人。与此同时，萧望之因为儿子萧伋上疏辩解之前的冤案，也遭到宦官的迫害，最终被迫自杀。
后悔莫及的元帝，“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汉书·楚元王传》）。这又引起了弘恭、石显的忌惮，数次谮毁。刘向见堪、猛在位，希望自己也能够复进，又担心被群小倾危，就再次上疏。奏疏引经据典，征引历史，广列灾异，披肝沥胆地表达了宗室忠臣的忧国忧民之情，但无疑又激起了宦官、外戚更深的怨恨。朝中周堪孤立无援，于是宦官外戚将当年“夏寒，日青无光”的灾异归因于周堪、张猛用事。犹豫不决的元帝咨询杨兴，杨兴趁机说了周堪许多坏话，再加上诸葛丰也上书批评周堪、张猛之失，于是这两人被逐出朝廷。三年多之后，“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蚀之”，元帝醒悟之前外放周堪、张猛之误，就召回了二人。但是，周堪虽领尚书，却被石显之党包围，无法作为，很快就患病去世。被任命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的张猛，遭到石显诬陷，被迫自杀。
至此，儒臣与宦官、外戚的三次交锋均告失败。这固然是因为政治斗争险恶残酷，权术的奸诈诡谲远超儒生君子的政治经验和处世底线，作为裁断者的元帝优柔寡断、难明是非，但是当时两派均借灾异攻击对方，儒臣并没有更多的理论资源胜出，也是重要原因。天人感应的话语体系中，灾异与人事有了道义上的关联，这关联并非客观必然，而是可以被主观阐释的，儒生并不具备解释灾异的天然优势和无上权威，“我以灾异推之人，人亦得以灾异归之我”（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儒生精心建构起来的天人话语体系，反被宦官、外戚利用反过来攻击自己。缺乏有效的理论资源和落实政见的策略，这是儒生历史处境的尴尬之处。
萧望之、周堪、张猛去世后，刘向退废在家。如果从初元二年上变事被免为庶人算起，刘向“遂废十余年”，正处于33岁到48岁的壮年时期。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却无法在政治上有作为，刘向的一腔愤懑只能借著作宣泄。他感伤同类，忧念国事，写下了“《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这些著作大抵“依兴古事”，借古史材料来表达现实关怀，与后来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在著作方式上一脉相承。据学者考证，刘向模仿《九歌》《九章》《九辩》之类作品写作《九叹》，也应该是在这个时期。刘向虽然家居，但依然关注时事，曾以“故宗正”的身份上疏为立功绝域的将军陈汤讼功，终使其获得封赏。
竟宁元年（前33），成帝即位，刘向得以复用，迁光禄大夫。光禄大夫虽为二千石高官，但是刘向并没有加官，这意味着他没有进入权力中枢和近侍行列。成帝一朝，政治权力被外戚王氏把控。把政事交给舅舅的成帝，“遂谦让无所颛”，“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汉书·元后传》）。甚至连任用刘向之子刘歆为中常侍这样的小事，都被左右以“未晓大将军”为理由力争，后来果然被王凤否定。成帝终日微服出访，游宴后宫，沉溺于女色当中。尤其是他后期专宠赵飞燕、赵合德姐妹，导致了多名皇子被杀、汉廷无继嗣的恶果。这在当时的皇权政治中，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作为三朝元老，又是宗室子弟，刘向自然对成帝朝的政治状况忧心忡忡。他数次上奏，对成帝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成帝修建陵墓，制度奢泰，耗费人力物力无数，百姓愁怨。对此，刘向上疏，苦口婆心地劝成帝以史为鉴，崇俭去奢，弘扬汉家之德。这封情理兼具的奏疏，文风苍凉郁厚，徒然感动了成帝，却不能使其废止昌陵修建工程。对于外戚专权，刘向更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上疏进行严厉批评，文辞激烈，忧患深重，但结果只是“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汉书·楚元王传》）元延三年（前10），蜀郡岷山崩塌堵塞江水。汉家本兴起于蜀汉，所起之地山崩川竭，这对于笃信灾异五行的刘向来说，几乎等同于亡国之兆。于是他在惊恐不安、忧煎如焚的心态下再次上疏，历叙春秋至汉的种种灾异，请求面见皇帝、口述其要。成帝也召入了刘向，但是终不能采用其黜外戚、强汉宗的主张。此外，《汉书·礼乐志》还载录了刘向的《说成帝定礼乐疏》，呼吁成帝“兴辟雍，设庠序”，教化民众。但因为刘向很快去世，不久成帝也去世，疏中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如上，在成帝一朝，刘向虽有较高的威望，数次上献至诚至切的奏疏，却始终没有产生实际的政治作用。作为心念国事的宗室大臣，刘向无疑是深感郁愤的。《汉书》云刘向“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显然视刘向为身系汉室安危的人物，也对其主张不能被落实而感到无限惋惜。对于刘向自己来说，早去世十三年而没有目睹刘汉灭亡，幸耶？非耶？
虽然在政治上郁郁不得意，刘向却有幸在成帝朝主持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校理宫廷藏书。相比于他在宣帝朝参与的石渠阁论学、扶立《穀梁春秋》，刘向这次校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更加深远。
河平三年（前26），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祕书”（《汉书·楚元王传》）。校书不仅出于成帝个人对诗书古文的爱好，也与当时的礼制改革论争、经书异文、平当论议河间献王《乐记》等因素相关（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所以还派了使者求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汉书·成帝纪》）。此年，刘向54岁，正处于学问成熟完满的年龄。与他一起校书的同僚，据史料可考，还有刘歆、任宏、尹咸、李柱国、班斿、杜参、房凤、王龚、囗望、刘伋、富参、囗叙等（王承略、杨锦先《刘向校书同僚学行考论》，《文献》1998年第3期）。《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校书人员的分工：“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直到刘向去世，校书工作还没有完成，最后在其子刘歆等人的接力下，于建平元年（前6）完工。这一伟大的学术工程，前后历经20余年。
与之前校书相比，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的划时代意义表现在：
（一）校书规模空前扩大。汉初废除秦朝的焚书政策，大量收录篇籍，萧何、韩信、叔孙通、杨仆等人也进行过文献整理工作，但“所校或仅谈兵，或只议礼，偏而不全，规模为廓”（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年版）。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凡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荀悦《汉纪·孝成皇帝纪》），包括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6大类38种596家，涵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门类。而且在校勘每一部典籍时，刘向等人还尽可能地参校了大量的版本。例如《管子》，“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有学者推算，“刘向校书过程中所要整理校阅的典籍总体数量，起码应是《汉志》所著录的五至十倍，多达10万卷以上”（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可以说，这个规模是空前的。
（二）创立了完备的校书流程和校书方法。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一书中细致总结了刘向校书的23项工作内容：“备众本”“订脱误”“删重复”“条篇目”“定书名”“谨篇次”“析内外”“待刊改”“分部类”“辨异同”“通学术”“叙源流”“究得失”“撮旨意”“撰序录”“述疑似”“准经义”“征史传”“辟旧说”“增佚文”“考师承”“纪图卷”“存别义”（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孙隘堪所著书》四益宦刻本1923年版）。这些工作包含了版本、校勘、目录、辨伪等广泛的文献学内容，开创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典范。之后历朝历代的官、私校书，都受到了刘向的影响。清代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依然遵循刘向创立的工作流程和方法。
（三）刘向校书时提出了许多学术观点，影响至今。例如《七略·辑略》梳理各类学术的源流，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说。现代学者虽然不认同其“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等的简单推论，但大多认为王官之学乃诸子学的共同背景。刘向在具体的书籍叙录中，也表现了很高的见识。例如《邓析子书录》梳理史料，驳斥了子产用邓析竹刑而诛之的传说，扎实有据。可以说，刘向等人对先秦至西汉文献的梳理、概括和论述，奠定了今人对此期文化的基本认知和思考框架。
刘向校书，接触到了大量的秘阁资料，也促成了他的著作高峰。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此期的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论》渊源于夏侯始昌所传的《洪范五行传》，主要是借春秋以至秦汉的史事推演证明阴阳五行化的天道，用以维护儒家理想中的王道，充满了急切的现实政治关怀。此书完本今已不见，但《汉书·五行志》引用了刘向的灾异解说152条，可见原著之一斑。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是采校书所见的传记、杂事，进行编纂、改写、增补而成的。下面，我们主要谈谈《列女传》。
关于《列女传》的编撰缘起，《汉书·楚元王传》载曰：“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也就是说，刘向是以《列女传》当谏书，通过赞美贤妃贞妇、批判亡国败家之女，警戒汉成帝遵循礼法，整肃后宫，禁制赵氏姐妹的奢侈放荡之行，也为后妃及贵族妇女提供道德礼仪教育的范本。那么，刘向的著述动机是如何实现的呢？
通过系统分类、排列史料来体现编撰者思想，这种著作方式成熟于《吕氏春秋》，又在《淮南子》《史记》等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刘向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列女传》中的女性人物传记分成了七类：《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前六类均为兴国显家的贤良女性，最后一类则为招致祸败的反面典型。两者的祸福荣辱形成鲜明对比，刘向的警戒教化之意自然表现于其中。
具体来说，《母仪传》载录那些贤明有德、宽仁慈惠、善于教子的女性。此类传记中有上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如恪尽妇道、助舜脱难的娥皇、女英，以及汤妃有㜪、启母涂山氏等；更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女性。例如鲁季敬姜，博达知礼，教导儿子严择师友，又用织机部件来晓喻官员职分，对民众物质生活与道德品格之间的关系有独到见解，熟悉多种礼仪，因此赢得了孔子的数次赞叹。还有令人感动的魏芒慈母，宁肯委屈三个亲生子，也绝不亏待芒卯前妻所生的五个儿子；又百般救助犯罪当死的前妻中子，最终赢得了五子发自内心的敬爱。其他，如楚国将军子发之母、邹国孟子之母、齐国田稷之母都能够见微知著，教导儿子改过，使其成为德才兼备之人。总之，《母仪传》中绝大部分人物为母亲、婆婆、傅母等长辈妇女，她们的言行均可为世表率。
《贤明传》主要选取贤能远识、廉正有节、遵守礼法的女性。例如王后姜氏以脱掉簪珥彩服、待罪永巷的方式，谏诤周宣王不要沉湎女色，最终使其成为有名的中兴之君。再如齐桓公的夫人卫姬，成功打消了桓公攻卫的想法。还有激励重耳离开安乐之齐的齐姜，以进女为喻讽刺虞丘子蔽贤的楚庄王夫人樊姬，等等，都表现出了胜过须眉的见识和品德。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此类传记中还记载了几位贤者、隐士之妻，如柳下惠之妻、黔娄之妻、接舆之妻、老莱之妻。她们不仅安贫乐道，在丈夫犹豫时以果断的姿态坚持归隐，还对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有理性自觉的思考，例如柳下惠之妻亲撰诔文、黔娄之妻谥夫为“康”等。
《仁智传》选取的是聪明仁智、能够预识祸福、避危趋安的女性。其中善于知人的有：判断晋公子重耳的随从皆有卿相之材、劝夫礼待他们、最终获得文公礼报的僖负羁之妻，从车轮声预知来者为蘧伯玉的卫灵公夫人，等等。通达事理、预知祸败的有：劝儿子将三女献给周王的密康公之母，预知莫敖必败和楚武王死于伐随之役的邓曼，固言儿子不可为将、预知其必败的赵括之母，等等。但是叔向之母预言杨食我、叔鱼败亡，则有神秘主义倾向。总之，此类传记表现了刘向对女性智慧的认可与褒扬。
《贞顺传》选取的是谨遵妇礼、忠贞不贰的女性。其中有以礼仪卫身自重的女子，例如：召南申女因为夫家婚礼不备，宁受狱讼也绝不出嫁；坚持让国君到家里吊丧的齐杞梁妻；被楚人俘虏纳之于宫、与丈夫相约俱死的息夫人，等等。更多的是以身殉礼的女性，例如，因为保傅不至、宁愿被烧死也不逃离的宋恭伯姬；不愿乘无屏障的立车而自杀的华孟姬，等等。还有一些丈夫遭遇变故而决不改嫁的女子，例如卫宣夫人、蔡人之妻、黎庄夫人，等等。这些不改嫁的女子有的是出于夫妻情深、患难与共，如蔡人之妻；有的是践行信义，如陈寡孝妇；但更多的仅仅是遵从外在礼仪规范，信奉“一与之醮，终身不改”的妇女贞节观。其实在西汉早期，妇女改嫁是极为自然平常之事，见诸《史记》的就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平阳公主改嫁卫青等。但是这种豁达闳大之风在经学兴起之后，逐渐被挤压。刘向《列女传》“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而明确地提出女子不事二夫、从一而终的观点”（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节义传》选取的是好善慕节、诚信勇敢、为义赴死的女性。其中有舍己为人、义薄云天的女性，如藏匿孝公称、以亲子代其被杀的鲁孝义保；以亲子代替继子接受死刑的齐义继母；还有梁节姑姊、珠崖二义，等等。有在家国变难之际自杀保持气节的女性，例如盖国将军之妻在戎人杀君灭国之际，不惜自杀以激励丈夫誓死抵抗；以及魏节乳母、楚成王夫人，等等。还有在多重角色规范冲突中尽量协调平衡以及无奈自杀的女性，如怀嬴放走丈夫子圉而不告发；代赵夫人以自杀表明自己不归不怨的心志；以及郃阳任延寿之妻、京师节女，等等。也有一些极端的为了所谓的义而死的例子，例如楚昭王的夫人越姬，之前拒绝了昭王游乐从死的约定，后因为昭王有德言，就在其病情危重之际自杀殉葬。总之，此类传记所载女性大都刚烈果断、舍生取义。后世史书中的女性人物传记逐渐由“列女传”演化为“烈女传”，与此类传记的影响密不可分。
《辩通传》选取的是聪颖机智、能言善辩、能够排忧解难的女性。其中有以慧心解出难解之辞或者博通设隐从而助成功业的女子，例如解出宁戚《白水》之歌、促成君臣遇合的管仲之妾婧；以及锺离春、楚处庄侄，等等。还有以言辞摆脱坎坷尴尬之境的女子，例如江乙之母、齐宿瘤女、齐女徐吾，等等。更有在亲人面临死亡危险时以一番言论转危为安的女性，如列其劳苦、辨明射法从而救出丈夫的晋国弓工之妻；还有伤槐衍之女、赵津女娟、佛肸之母、缇萦，等等。其他还有达情知礼、可与子贡言辞往来的阿谷处女；谈论国政甚有见识的齐国孤逐女，等等。总之，此类传记显示了刘向对女性才智博辩的欣赏和重视。后来《世说新语》“贤媛”类收录了聪明善对、文采杰出的女性，是对《列女传》女性观的继承和发扬。
《孽嬖传》选取的是背弃礼义、混淆是非、终致祸败的女性。其中有历来被认为是亡国祸首的夏桀之妃末喜、商纣王之妃妲己、周幽王之后褒姒，但实际上导致国家败亡的主要是帝王残暴无道，这些女子最多只是帮凶，其历史形象显然是被污名化的结果。其他多为春秋战国时期声名狼藉的女性，有欲立自己亲生子、阴谋残害太子导致国家祸乱的卫宣姜、晋骊姬、赵孟姚；还有放荡淫乱导致国家动荡并最终祸害自身的鲁桓公夫人文姜、鲁宣公夫人穆姜、陈女夏姬，等等；鲁庄公夫人哀姜、赵悼襄王之倡后，可谓兼有前两类恶行。这些女性确实道德败坏，其最终的悲惨结局对后人有极强的警示作用。
除了以上整齐系统的分类，刘向《列女传》还有小序。据南宋人蔡骥的《列女传》跋文可知，宋版《列女传》“将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个人传后”。但在流传过程中，《列女传》大序亡佚，仅存小序。小序是以四言韵语的形式，说明各类的选取标准及其教育意义。如《贤明传》的小序为：“惟若贤明，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循法兴居，终身无殃。妃后贤焉，名号必扬。”《贞顺传》的小序为：“惟若贞顺，修道正进。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洁行，精专谨慎。诸姬观之，以为法训。”而《嬖孽传》的小序为：“惟若孽嬖，亦甚嫚易。淫妒荧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被祸败。”这些小序将各类传记的名目做了题解，概括归纳了各类人物的总体特点，而且还谆谆告诫女子应以贤者为法训楷模，使得编书的意旨更加显豁明畅。
为了突出教化警戒的著作意图，刘向选取的女性人物并非平凡妇女，而是史书有载、德才卓著、可为世范的杰出女性，或者恶名远扬、遭人唾弃的反面人物。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汉代社会常见的改嫁妇女并没有出现在《列女传》中；汉代一些著名的女性，例如几危刘氏皇权的吕太后，刘向出于避讳或顾忌也不可能载其入传。这使《列女传》并非全面客观反映汉代以前女性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的通史，而更像一部贵族女性教育的读本。也就是说，《列女传》的女性人物传记是为了表现刘向设想的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妇德观，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和观念色彩。
那么，刘向通过女性人物传记要表达什么样的妇德观呢？
第一，重视婚礼程序。对于成年女性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婚姻。而讲究婚礼的完备庄重，是成为一个贞女的首要条件。当时的婚礼一般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几个环节，不可或缺。例如《召南申女》云：“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赵津女娟》中赵简子欲请娟为夫人时，娟辞曰：“夫妇人之礼，非媒不嫁。严亲在内，不敢闻命。”《齐宿瘤女》中宿瘤女拒绝齐闵王载于后车之请，曰：“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随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又曰：“贞女一礼不备，虽死不从。”
第二，婚后辅佐丈夫建功进德。在刘向看来，女子婚后最大的事业就是做丈夫的贤内助，帮他治国理家、增进学行。所以他赞美助舜脱难的娥皇、女英，谏诤周宣王贪恋女色的姜后，激励重耳不要留恋安乐生活的齐姜，提醒楚庄王辨明贤才的樊姬，深明大义、戒惕丈夫懈怠王事的周南大夫之妻，等等。至于贤明、仁智、辩通等品德才能，则是妻子做好贤内助所需要的内在品质。
第三，婚后循礼修身处世。妻子在家庭中的行为准则，《宋鲍女宗》进行了描述：“妇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馈食，以事舅姑。以专一为贞，以善从为顺。贞顺，妇人之至行也。岂以专夫室之爱为善哉！……且妇人有七见去，夫无一去义。七去之道，妒正为首，淫僻，窃盗、长舌，骄侮、无子，恶病，皆在其后。”也就是说，妻子要勤于纺绩，主管酒食，侍奉公婆，专一贞顺，不能嫉妒丈夫的其他宠妇。这种观念来自《礼记·内则》《大戴礼记·本命》等篇。《齐杞梁妻》中云：“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邹孟轲母》云：“妇人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故年少则从乎父母，出嫁则从乎夫，夫死则从乎子。”“三从”之义，来自《仪礼·丧服》《礼记·郊特牲》等篇。这里，刘向显然是借鲍苏之妻、杞梁之妻、孟轲之母的言论宣扬这种经学规范。
对于贵族妇女，有更多的行为规范约束。例如皇后、诸侯夫人等侍奉君王：“夫礼，后夫人御于君，以烛进。至于君所，灭烛，适房中，脱朝服，衣亵服，然后进御于君。鸡鸣，乐师击鼓以告旦，后夫人鸣佩而去。”（《周宣姜后》）不仅行为要适度，还要积极为国君搜罗其他女子以示不妒，如：“妾执巾栉十一年，遣人之郑卫，求美人进于王。今贤于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楚庄樊姬》）贵族妇女还要分清楚内朝、外朝，不干预外朝之事：“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内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寝门之内，妇人治其职焉。上下同之。夫外朝……皆非吾所敢言也。”（《鲁季敬姜》）贵族妇女平日不能抛头露面，“保傅不俱，夜不下堂”的行为规范，则见之于《宋恭伯姬》《齐孝孟姬》等篇。
第四，丈夫死后守节尽责。妻子不仅在丈夫活着时尽心侍奉，不能因为丈夫恶疾、冷待或失德就改嫁（《蔡人之妻》《黎庄夫人》《鲁秋洁妇》），而且在丈夫死后也要不避艰险、坚持守寡，并替其承担养老抚幼的家庭职责。例如宁愿毁容、誓死不再嫁的梁国寡妇，丈夫死后替其奉养老母的陈寡孝妇，抚养幼子更是寡母责无旁贷的职责。
第五，承担母职教养后代。女子婚后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之一就是母亲及婆母，而善于教子、保持家庭关系和睦也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母亲从怀孕起，就要重视胎教，以求生出一个天资优异、聪明端正的孩子。例如周文王之母太姒，“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周室三母》）。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母亲要给孩子创造好的成长环境，例如“孟母三迁”（《邹孟轲母》）。母亲要从才学、品德等方面教导孩子，例如姜嫄教弃种树桑麻（《弃母姜嫄》），简狄教契“理顺之序”（《契母简狄》），敬姜教子交友（《鲁季敬姜》）。甚至在儿子成年后，母亲还有教导其为官、处世之道，例如敬姜以织机喻官职并教子待客之道（《鲁季敬姜》），楚子发母教子为将（《楚子发母》），孟轲母教子处理夫妻关系（《邹孟轲母》），田稷母教子清廉为官（《齐田稷母》），等等。如果儿子娶妻，女子就成了婆婆，慈爱地对待儿媳也是对其的角色期待。例如卫姑定姜、鲁之母师，等等。其他，还有类似母亲的傅母，也一样负有教导后代成才、遇险时保全其性命的责任，例如齐女傅母、鲁孝义保、魏节乳母，等等。
第六，遵从大义、割舍私恩。女子作为一个社会人物，要承担多重角色，比如女儿、儿媳、妻子、母亲以及国家民众。这些角色的行为规范并不总是和谐一致，当其发生冲突时，刘向的期待是牺牲其个人恩爱，舍身取义。例如《节义传》所载的女性，都具有这种品质，此处不再赘述。
总结上述，不难发现，刘向的妇德观是由男性树立的规范来塑造女性，用以确立并巩固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秩序。这当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女性价值观，但代表了古代社会的一种历史认识。就刘向呈书汉成帝的目的来说，他是为了劝谏皇帝建立一个稳定不逾矩的后宫秩序，从而巩固刘氏皇权。当时“赵卫之属”逾礼制，西汉最终亡于王莽代表的外戚家族，刘向的努力并非杞人忧天。
现代史学一般要求作者尽可能客观冷静地呈现现实，但实际上任何史学家都不可能摆脱“永恒的偏见”，即因为时代、才学、视域、见识、追求等因素而使史学著作带上了鲜明的个人主观印记。刘向《列女传》在强烈的进谏成帝、干预现实之目的下，不可能超然冷静。具体到单篇人物传记的写作中，虽然大部分内容都采自其他文献，但刘向并非原样照搬，而是时不时地插入自己的议论。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君子谓。借“君子”之口对史事、人物发表看法，始于《左传》。《史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几乎每篇结尾都有“太史公曰”，其角度和内容比《左传》中的“君子曰”更加丰富。刘向《列女传》沿袭了这一形式，在每篇结束时都加了“君子谓”发表对传主的看法，而且还引《诗经》等经典进行印证或引申。例如：
君子谓涂山强于教诲。《诗》云：“釐尔士女，从以孙子。”此之谓也。（《母仪传·启母涂山》）
君子谓命妇知善。故贤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当常向为其善也。（《贤明传·齐相御妻》）
君子谓妃明而有序。《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其有㜪之谓也。（《母仪传·汤妃有㜪》）
《列女传》引《诗》，是在用《诗》，而非释《诗》。刘向所引诗句基本上都脱离了原有诗篇的背景、主题和整体内容，而转化为独立、普遍的意义。这种“断章取义”的用《诗》方式，始于周代的宴饮、朝聘等典礼仪式，又在诸子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孟子》《荀子》等都大量引用《诗》来说理。汉代经生讲究通经致用，更是极力拓展《诗》的内涵，例如《韩诗外传》就用故事的方式赋予了诗句新的意义。至于大臣奏疏引《诗》做出符合自己用意的解说，更是普遍现象。刘向《列女传》的引《诗》用《诗》，正是这种时代风气的反映。通过引用《诗经》，《列女传》具有了宗经证圣的特点，其努力表达的道德教化更具有权威色彩。
第二种形式是结尾的颂。《列女传》每篇传记末尾都有一篇短颂，形式极为整齐，均为四言八句。这些颂词原本和小序、大序合起来单列为一卷，但是宋人把颂散到了每篇结尾，这样就在形式上构成了互相对照的关系：传文正文以散体的形式、较大的篇幅讲述人物的行迹，颂则以简短凝练的韵语对传文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按照颂的内容，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叙事，对原文的情节进行概括。例如《赵将括母》的颂词曰：“孝成用括，代颇距秦。括母献书，知其覆军。愿止不得，请罪止身。括死长平，妻子得存。”同时，在看似客观的概括中，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情感倾向，如叙述赵括母“妻子得存”，隐约透出赞赏之意。另一类颂，是在概括叙事之外，加入了简短的评论，阐明传主的德行和作者的赞颂，例如《周宣姜后》的颂词：“嘉兹姜后，厥德孔贤。由礼动作，匡配周宣。引过推让，宣王悟焉。夙夜崇道，为中兴君。”这类颂词在104篇颂词中占了多数。总之，通过颂的形式，刘向在《列女传》单传中最为看重的人物的品德行事得以集中的表达，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综上，通过分类、小序、精心选择入传人物、叙议结合几种方式，《列女传》虽是杂采各种典籍，但却鲜明地带上了刘向个人的印记，其针对现实政治、努力拯救时弊的用意得以充分表达。
除了上述内容方面的特点，《列女传》还在史学和文学上达到了较高的成就：
虽然自古以来，人类社会都是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但是限于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史书中女性身影仅为偶见，而由男性占了绝大部分的篇幅。刘向之前，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了《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但这些都为社会金字塔顶端、与皇帝直接相关的少数女性，普通女性如缇萦、赵括母等人的事迹仅在传主事迹中零星附见，并没有专传。
刘向的贡献，首先在于广采文献，把经说史传中的女性人物资料系统整理到了一起，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女性总传。根据何志华等主编的《〈古列女传〉与先秦两汉典籍重见史料汇编》，《列女传》广采《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三传”、《仪礼》《礼记》《大戴礼记》《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国语》《战国策》《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孔子家语》《新书》等文献，几乎涵盖了刘向之前所有的经传诸子文献。其中，《列女传》传文叙事直接引述传世典籍有五十四传（全书共一百零五传，今佚去一传）；还有二十三传的传文叙事与传世典籍的史料能够形成对应，但在具体叙事内容上不完全一致，可能属于不同的版本；其余的史料来源不见于传世典籍，但其中也可能一大部分是刘向采自今已散佚的典籍，仅有十篇可能来源于民间传说而非典籍（刘赛《刘向〈列女传〉及其文本考论》，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刘向编撰了《列女传》，使得中国史学在之前的编年、国别、纪传之外，有了人物总传这类新的体裁。这种专门类型的人物总传，开魏晋六朝杂传兴盛之先河。
其次，刘向保存了历史夹缝中女性人物的资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必然有女性牵涉其中，但是传统史学往往聚焦于男性人物，女性人物的经历和命运往往是阙载的，刘向《列女传》则收录了这样一些史料，可以弥补之前史学之不足。例如鲁定公四年（前506），伍子胥帅吴师入郢都，《左传》仅记载曰：“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公羊传》曰：“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穀梁传》记载稍详：“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但是，楚王后宫的这些女子，尤其是传中提到的楚王之母，在君王出逃、国家残破的情况下究竟怎样面对她们的命运？史书是空白的。《列女传》中的《楚平伯嬴》则提供了具体丰富的描写：面对吴王的残暴无礼，昭王之母伯嬴持刃卫身，义正词严地数落了吴王的违礼行为，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其壮烈无畏之气概，堪为女中豪杰，理应留存于历史记忆之中。再如秦国灭掉魏国，《史记·魏世家》仅载曰“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那么魏国其他的公子结局如何？《魏节乳母》有具体的描述，“秦攻魏，破之，杀魏王瑕，诛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于是重金悬赏，乳母与公子俱逃，藏于深泽之中，最后依然被秦军射死。此篇将魏国的灭亡史描述得惊天动地，远超简质的史书。
再次，《列女传》的一些传记反映了当时的某些制度，丰富了历史的细节。比如西汉的珠崖郡，《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其位置、设置时间、民俗物产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元帝时，遂罢弃之”。但是，中央对珠崖郡的具体管理制度有哪些？史书阙载。通过《珠崖二义》，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有“内珠入于关者死”的法令。再如《齐孝孟姬》记载孟姬出嫁时父母的告诫祝福，可以看作《仪礼·士婚礼》的具体演绎。
《列女传》的史料，在原始文献中多为零碎的片段，不够完整系统，而刘向对之进行了加工，使其变成了一篇篇首尾具足的完整传记。具体来说，他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加工方式：
第一，把来源不同的史料系统有序地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人物传记。例如《母仪传·鲁季敬姜》由教子文伯交友、以织机喻治国、论劳逸与品德、训文伯待客、儿子与丈夫的不同居丧安排、论内朝和外朝之别几个情节单元构成，其中后四个故事见于《国语·鲁语下》，分列为五条语录，前面两个故事不见于传世文献。刘向将这些不同的史料按照文伯成长及至死亡的顺序整合到一起，每个故事结束时又加了“君子谓”的赞语，塑造出了一个博雅守礼、见识高远的贵族女性形象。再如《孽嬖传·晋献骊姬》所载的内容，见于《国语·晋语》《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左传·僖公四年》《左传·僖公九年》《穀梁传》《史记·晋世家》，牵涉人物众多，时间跨度长。刘向以《左传》《晋世家》的叙事为纲，概述了某些背景和情节，又吸收了《晋语》中生动的场面描写，以骊姬为中心，砍去了其中的枝蔓型人物如史苏、优施、荀息等，形成了一篇结构紧凑、情节紧张、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的优秀传记。
第二，转移视角，剪裁史料，使原始文献中的主人公由男性转为女性。例如晋公子重耳逃亡十九年，在《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史记·晋世家》中均以重耳为主人公，其在齐的经历仅为一个小插曲。《贤明传·晋文齐姜》则概述了重耳出逃的缘由，略去了其在他国的经历，而集中描述齐姜对重耳的劝诫，以及与子犯谋划趁重耳酒醉带其离开齐国等内容。这样，故事的主人公便变为齐姜，突出了女性成就晋文公霸业的巨大作用。再如《仁智传·赵将括母》的内容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太史公为了表现赵括的性格和预示其失败而插入的一则佚事，赵括母亲的形象是掩映在此篇传主廉颇、蔺相如、赵奢、赵括、李牧之后的配角。刘向将其行事单独抽出来之后，赵括母亲就成了主角，突出了其先见之明和冷静审慎的品质。
第三，增加人物的身份介绍，使史料变为人物传记。例如《仁智传·密康公母》基本袭用了《国语·周语上》“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条，但是添加了开头的“密康公之母，姓隗氏”，就使《国语》中偏重记言的史料变为人物传记。再如《母仪传·有虞二妃》取自《尚书·尧典》，但是开头就点明二妃的身份，把《尧典》中以舜为主的记事变成了二妃的传记。即使是刘向采自寓言、明显为虚构的人物，如《周主忠妾》采自《战国策·燕策一》及《史记·苏秦列传》，原是苏秦说辞中讲的一个寓言，但刘向在开头加上了身份介绍：“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就使其具有了史传的外貌。
《列女传》大部分单传都取自之前的文献，但刘向在编撰时，为了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或者突出教化内容，往往会添加甚至改编某些内容。例如《仁智传·曹僖氏妻》记载僖负羁之妻的远见，使其在晋军入曹时不仅保全了自家，还保护了闾里乡亲。实际上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僖负羁之妻的见识并没有带来完满结果，而是其家被烧。刘向抹去这一史实，显然是为了突出僖负羁之妻的完满形象，增加教化的说服力。息夫人之事见载于《左传·庄公十四年》，但《列女传》将原文中息夫人嫁给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却一直不说话的结局，改成了息夫人选择与息君同日自杀，使得故事更加惊心动魄。再如《贞顺传·齐杞梁妻》的基本材料来源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和《孟子·告子下》，但是又增加了杞梁妻哭“十日，而城为之崩”的夸张，以及自杀前的一段独白，就使这个故事更具悲剧的情感冲击力，其礼教色彩也更加浓厚。
《列女传》中还有一些夸张的描写，增添了故事的幽默色彩，例如《辩通传·齐锺离春》写锺离春的外貌：“其为人极丑无双，臼头深目，长壮大节，卬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这样长相的女子凭借其智慧成了齐宣王之正后，喜剧性的情节让人过目难忘。
《列女传》中还有一些细致的心理描写，例如《珠崖二义》写继女初面对关吏搜出违禁携带的珠子时，“心恐母去置镜奁中”，继母听说此事后内心想法是“母意亦以初为实，然怜之”，就将二人相互体谅爱护的情意表达了出来。还有许多例子，读者自可在阅读时悉心体会，此处不再赘述。
《列女传》在内容上符合经学教化的时代文化主流，艺术上又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所以在撰成之后很快就流传开来，对中国文化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直《汉书新证》论述了《列女传》早期的传播，“《敦煌汉简校文》一百零二页有‘囗囗分《列女传》书’之残简文，在西汉中晚期此书已流传于边郡。在东汉时则盛行为石刻画像之题材，如武梁祠画像有‘梁节姑姊’‘齐继母’‘京师节女’‘锺离春’‘梁高行’‘鲁秋胡’‘齐姑姊’‘楚昭贞姬’‘王陵母’九事，皆本于刘向《列女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
东汉班昭曾为《列女传》作注，将传文7篇分为上下，加上颂，共15篇，此为当时最为通行的版本。三国时期还有桐乡令虞韪妻赵母注释过《列女传》，《隋书·经籍志》录曰：“《列女传》七卷，赵母注。”到了晋代，綦毋邃曾注《列女传》七卷，顾恺之重新为《列女传》绘了图画。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该书的传播。因此，文人的诗赋文章、文献注释频繁引用《列女传》，普通民众的墓葬绘画中也常见此书中的故事，也有一些后人编撰的故事掺入了原文。
宋代版刻书兴起，文献被重新整理定型。嘉祐年间集贤殿校理苏颂对通行本《列女传》的颂义、篇次重新整理，复定为8篇。之后，王回再加整理，将全书“删为八篇，号《古列女传》”，“有母仪、贤明、仁智、贞慎（今本作顺）、节义、辩通、孽嬖等篇，而各颂其义，图其状，总为卒篇”（王回《列女传序》），自《周郊妇人》至《梁夫人嫕》二十传，为后人掺入，以时相次，号《续列女传》。南宋嘉定年间，武夷人蔡骥在苏颂、王回定本的基础上，整理刊刻了《列女传》，“以向所撰《列女传》七篇，并《续列女传》二十传为一篇，共计八篇”，“将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列女传跋》）。后来所见的《列女传》各本，都从此本而来。
元代建安余氏勤有堂基于蔡骥调整本，刊刻了《列女传》，此本曾被历代藏书家误认为南宋本，现在学者断定其刻于元代（孙闻博《刘向〈列女传〉流传及版本考》，《北大史学》第15辑，2010年10月）。此本后来转入清廷，四库全书本《列女传》即以此为底本。之后元和（今江苏苏州）顾之逵和扬州阮元先后得内殿本，各重刊一部，即为顾氏小读书堆本、小琅嬛仙馆本，后者又称《文选楼丛书》本。
明代《列女传》大量刊印，用于推行女德教育。重要的版本有正德年间刊六卷本刘向《古列女传》、嘉靖三十四年（1552）黄鲁曾刻《刘向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本、万历年间行人司官刻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徽州黄嘉育刻《刘向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本（《四部丛刊》据此影印）、崇祯年间张溥刻本等。
清代除了翻刻宋、明重要版本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三家著名的《列女传》校注本：
王照圆《列女传补注》八卷、《叙录》一卷、《校正》一卷，清嘉庆（1796—1821）《郝氏遗书》刻本。王照圆（1763—1851），原名瑞玉，字照圆，号婉佺，后改名为王照圆，字瑞玉，福山（今山东烟台福山）人，出身书香门第，幼时遍读经史，为清代学者郝懿行之妻。《补注》书名取补班昭注之意，书前有上谕、顺天府府尹毕道远和周家楣的奏折、臧庸序和马瑞辰序。《补注》以嘉庆顾之逵小读书堆本为底本，包括《列女传》注七卷和《续传》注一卷，注文附于每传之后。书中辑录了曹大家、虞贞节、綦毋邃之注，博采众说，疏解精严，“考伪正谬，必广证乎群书；订异参同，亦兼综夫众说。博而不芜，精而不凿，洵足传子政之家法，绍蕙姬之懿范”（马瑞辰序）。书后附有《校正》一卷，收录臧庸、王念孙父子、阮元、马瑞辰、胡承珙、牟房、王绍兰等人校勘《列女传》的成果。此本的学术价值极高，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得到了学者极大的认可。
梁端《列女传校注》八卷，道光十一年（1831）钱塘汪氏振绮堂刻本。梁端（？—1825），字无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梁玉绳之孙女，汪远孙之妻，1825年因难产而亡。梁端注《列女传》受其祖父影响，又时与丈夫参酌字句，去世后丈夫不胜悲痛，“惧是书之终无善本，而端之名与身没也，遂更为之整比，条分件系，三月而毕”（汪远孙序）。《校注》亦以嘉庆顾之逵小读书堆本为底本，校语和注释以双行小字插入句中。《校注》精于校勘，“音义并述，才削精好”（潘介繁《列女传校注跋》）。与王照圆注本相比，“王氏之书长于诠释而远希班注，故训每不详所从来。梁氏之书长于校勘而近征王本，引据或不免于重出，然其得多失少，则固以远追班、赵而无不及，可无疑也”（萧道管《列女传集注自序》）。《校注》于同治十三年（1874）进行翻刻，光绪十七年（1891）进行三刻，《四部备要》本《列女传》以此为底本。
萧道管《列女传集注》十卷（包括《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清光绪（1875—1907）刻本。萧道管（1859—1907），字君佩，一字道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出身儒学世家，刻苦好学，博学多才，1874年嫁同邑举人陈衍，光绪九年（1883）随陈衍入京师，1907年病逝于京师。《集注》基于王照圆、梁端的研究，“乃取王、梁二家注校所未及与已及而犹未安者，引书疏证，且时下己意”（《列女传集注自序》。此本以王本为底本，注解皆先列王说，有传文必须校改者，则从梁本而先列梁说，又集合了臧庸、王念孙父子、阮元、马瑞辰、胡承珙、牟房、王绍兰等人的注释成果，依据必确，不为无证之言，可谓汇集众注于一书、又时有己见的《列女传》校注集大成之作。
进入现代，各种《列女传》版本层出不穷。当下最为通行的两个版本是张涛的《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再版）和张敬的《列女传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二书均有注释和白话翻译，张涛先生的注释细致简明，翻译准确典雅，以直译为主；张敬先生的注释略简，亦时有创见，翻译典雅，偏重意译。
本书正文以萧道管《列女传集注》为底本，萧本已经校改的，基本不再出注，如有需要特别说明或参校他本的内容则进行注释；注释和翻译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斟酌改益，力求准确简明。本书又为每篇传记撰写了题解，交代传记的材料来源、主要内容以及后世流传情况，力求体例更加完备，便于读者理解传文内容。另外，将原置于目录中的小序分置各卷卷首，分别进行译注。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曲利丽
2024年10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