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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宏大构想。一年多来，这一构想已引起世界舆论普遍关注，更是国内产、学、研、官各界的焦点话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如何厘清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变得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因为它将决定着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中国的强国之路能否顺利实现和成本最省。在我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势在必行，但必须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尤其要注意避免战略层面的“三大陷阱”。
一千多年来的世界历史演进表明，曾经比较持续、广泛和深刻影响，而且正在影响，也将继续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主要是三大文明：中东地区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为龙头的中华文明。自殖民时代以降，特别是冷战时代及结束后，三大文明中摩擦最频繁、最剧烈的是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与二者尚处于中浅层次交往阶段和程度，中西文明小有冲突但总体相安无事；中伊文明持续友好甚至遥相呼应。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中国持续崛起和利益扩展，中华文明与这两大文明互通有无，彼此融合的速度会加快，程度会加深，摩擦、碰撞甚至矛盾、冲突也将水涨船高，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借道或着陆的伊斯兰文明带。
无论是前几年热议的所谓“西进战略”，还是习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意味着中华民族发展又到了关键历史阶段。中国是典型的陆权国家和农业文明，每逢重大外来危机就会向西看，寄望大陆腹地，试图远离海洋风险。我们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是习主席既高瞻远瞩又“摸石头过河”逐步推出的中国复兴战略抓手，是实现中国梦的宏伟构想。随着国力快速提升，美国等其他大国力量继续式微，以及中国世界观和发展观发生变化，“一带一路”倡议在短短一年多内逐步经历五个转变：由被动应付到主动布局；由中国寻求自身发展到推动欧亚共赢；由提出笼统概念到系统规划和细化；由外交和舆论造势到开始落地实操；由缓解外部战略压力到统筹内外统筹发展。
一、由被动应付到主动布局：“一带”概念最初出台主要是应对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中国未来能大力腾挪的地方就是中国西侧和西向。往西可以回避中国海防力量不足的软肋，跳到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外线，避免掉进美日及其盟友在亚太布设的发展陷阱。同时，中东国家提出“向东看”或“看中国”，中国可以回应这一外部需求。习主席随后又提出“一路”，构成对“一带”的补充和完善。至此，中国未来的发展大战略轨迹水落石出：沿太平洋西缘，海陆并进，呈扇形向西发展，布局更加完整均衡，心态也更加主动。
二、由中国寻求自身发展到推动欧亚共赢和世界多赢：中共十八大规划的构想是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摆脱外强围追堵截。“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表明习主席已洞察到，仅有中国自己发展是不可能的，即独行快、众行远，必须带动欧亚腹地、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一起发展，充分发挥中国后发优势和巨大潜能。习主席在美国攻击中国“搭便车”时，及时提出“欢迎搭便车”就是多赢思维的体现，这与中国实力增强，领导人眼界、胸怀和自信提升有很大关系。
三、由笼统提出概念到系统规划和细化：“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战略，起初只是笼统概念，随后陆续出台具体框架和支撑内核，逐步由务虚向务实演进，比如设立“丝路基金”，筹办亚投行，推动亚太、中欧互联互通等等。
四、外交和舆论造势到开始落地实操：“一带一路”倡议最初堪称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再平衡，具有一定意义的战略务虚考量，外交造势和舆论宣传高举高打，但随着总体布局和实际动作的相继展开，其实操性已不言而喻，至少是虚实结合。
五、由缓解外部战略压力到统筹兼顾内外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最初主要破解外部压力，后来提升层次，成为沿海向东开放和内陆向西开放并举的均衡布局，中西部大开发、经济升级转型都纳入考虑，协调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
无论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落实“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和风险，以下侧重分析风险所在。
“一带一路”倡议与重现历史“丝绸之路”完全不同，更何况，即便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是险象环生，一路艰辛，见证过各种帝国的兴衰与征讨，也经历过各种文明的对话与冲突。对中国而言，构建“一带一路”必须力避战略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帝国坟墓”，或曰“新殖民主义”诅咒。
这是历史已经多次印证的事实，更是对“丝绸之路”沿途古代与近现代力量博弈历史的充分写照。
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陆海“丝绸之路”横贯东西，长达万里，绵延千年，几乎襟连起世界史和人类文明的主线。在这个时空带中，驰骋古代的世界大国包括汉朝（西汉和东汉）、安息、贵霜、罗马帝国；中世纪的世界霸主包括唐朝、萨珊、古罗马、阿拉伯帝国；中世纪后更有西方列强、中国诸王朝、奥斯曼帝国、波斯等力量。这些世界大国为了控制贸易和物资，曾经以海陆丝绸之路为主轴，进行了长期博弈，部分帝国就是在这种博弈中遭到征服或毁灭，或者两败俱伤，被新崛起的力量所取代。而陆路“丝绸之路”的不畅和垄断，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刺激和助推了海上贸易通道的繁荣，反过来引发内陆文明的迅速衰落。“丝绸之路”铺就的东西方文明大交流，更导致世界文明格局的勃兴和演变，其结果往往令人始料不及。
近现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无论是太平洋、印度洋、中亚、西亚等地区，都是著名的“帝国坟墓”：日本侵略和扩张，导致“明治维新”之后陆续建立的日本霸权崩溃；大英帝国在印巴和中亚的失败，以及中东的颓势，不仅终结了“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还被迫把西方世界的领导权拱手让给新兴霸权美国；法国在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的殖民失败，也让法兰西帝国的势力范围回缩到本土；因二战而崛起，并因冷战而扩张的两个世界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相继陷入漫长而惨烈的亚太地区战争，导致国力日益衰落，加速两极格局解体和多极化格局逐步形成。特别是1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拖垮苏联，并导致苏联分崩离析，引发二战后最大的世界力量变化。分别持续10年和15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使美国陷入二战后的首次战略收缩，并给中国崛起以千载难逢之机。
基于以上历史与现实的教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务必以史为鉴，以邻为鉴，不可冲动冒进，不可一厢情愿，不可重复他国老路和悲剧，不可跌进东南亚、中亚和西亚这些“帝国坟墓”，重蹈覆辙。很多企业不是死于创业之初，而是亡于扩张之时；诸多大帝国并非瞬间败于外敌，而是摊子太大、扩容太多、战线太长以至无力应对，最终竭血而终。
此外，中国必须切实警惕和防止“新殖民主义”的诅咒，这不仅是西方大国对中国海外利益迅速扩展的公开抹黑和攻击，也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某些企业行为的现实抨击。不同国家出现的排华现象、中资企业罢工或骚乱事件，都预警我们，在大规模启动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必须杜绝“新殖民主义”之名，更别说要坚决防止出现“新殖民主义”之实。
殖民主义的本质是掠夺、控制和剥削，甚至是文化和商业侵略，西方殖民主义往往通过武力入侵或武力威胁方式，实现对殖民地的全面控制，特别是控制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甚至进行语言和文化的输入与同化。正因为如此，殖民主义才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罪孽和民族伤痛。
很显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建立在和平外交基础上的发展战略，绝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而是通过输出资金、技术、产品甚至发展模式优势，带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共同成长，真正建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政府非常明确的顶层设计。但是，政府主导的政策，在实施层面更多交由大量国企、私企落实，这个过程如果控制不好，必然伤害沿途国家的相关利益和感情，进而落下“新殖民主义”的口实，形成不利于中国对外拓展的大小舆论环境。
第二个陷阱是文明冲突。
“一带一路”覆盖的地区，无论陆地还是海上，都正好是世界文明特别是古老文明的交集地带，一个巨大的战略风险和挑战就是能否处理好文明冲突，特别是中华与伊斯兰两大核心文明的关系。
中国属于中华文明圈，是儒家文化打底、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导今天国家发展的是主张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东南亚儒教文化形态的国家深度交融，由于儒教文化的世俗性和非政治性，不会有太多摩擦和矛盾，但是，在东南亚等伊斯兰国家，在南亚这样的印度教国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五国和西亚、北非等“一带一路”腹地的伊斯兰国家，就会孕育着巨大的潜在摩擦甚至文明冲突。
“一带一路”核心地带从中国到西亚、非洲和欧洲，数千年来出现过人类历史最集中、最丰富和最灿烂的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波斯文明、埃及文明、犹太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两河文明、非洲文明和斯拉夫文明，也诞生了最有影响力的儒家文化、道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曾经流行于世的拜火教、萨满教，还包含若干次文明和地区性信仰或教派。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等不同维度文明相互对话、相互征服、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的大熔炉，这种复杂的多元文明交流不仅主导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和文明格局，而且催生过西方工业文明，也是当代文明与古代文明依然彼此严重激荡的核心板块。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殖民体系的日益崩溃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持续勃兴，以及冷战体系形成与崩溃的冲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陷入千年萧条的伊斯兰文明正显现出巨大动能和活力。广大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日益成为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博弈前沿，也因其与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剧烈摩擦和频繁碰撞，上升为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二战结束后的中东冲突发轫和绵延不断，到持续8年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从颠覆殖民或帝国主义残余统治的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到基于土地之争的印巴冲突；从带有冷战色彩的阿富汗战争，到持续10年的车臣内乱；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中东恐怖主义浪潮，到“9·11”恐怖袭击乃至今天作乱亚非的“伊斯兰国”武装；从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颜色革命”，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大动荡，包括几乎拖垮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和新阿富汗战争；等等，都显示了大伊斯兰文明区的持续动荡和冲突，非常现实地展示了这个古老文明板块的复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和易碎性。
在这跨度近百年、幅员数万里的博弈场上，中国因为自身的实力、影响投射力极其有限，因而基本处于离场和半离场状态，成为这场文明大冲突的旁观者，很显然也是客观的头号“受益者”——持续赢得数十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积累了今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力资本和口碑资本。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苏联被阿富汗战争拖垮，美国被中东争端、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干扰。
从历史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未曾停止过各种文明的剧烈碰撞，但是，曾经辉煌的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佛教文明最终都让位于伊斯兰文明，而且后者不仅主导欧亚腹地历史长达上千年，至今依然是最重要、最具决定因素的本土文明力量，也是相对落后、保守、敏感且容易产生激进思潮和极端分子的区域。“基地”组织的长期存在，“伊斯兰国”武装的崛起和做大，“博科圣地”组织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长期为所欲为，《沙尔利周刊》血案映照的欧洲伊斯兰化进程等，都体现伊斯兰文明正处于新的历史阵痛之中，面临着内部的巨大撕裂和外部的巨大压力，而中国作为旁观者，随着“一带一路”世纪工程的推进，就有可能替代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体，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头号交往对象。
历史上，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往基本和总体以友好方式进行，唯一一次交战就是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但两大文明由于当时交通和器物条件所限，彼此已发展到扩张的极限空间，均无意也无力相互为敌，于是短短4年后就化敌为友，联手平息“安史之乱”，进而进入肩并肩、手拉手、背靠背的千年蜜月期。但是，这种文明扩张“强弩之末”而造成的历史友谊和零负债，未必会一直保持下去，特别是全球化必然将双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现代化并未帮助伊斯兰文明摆脱衰落的尴尬进而体现出相当普遍的反现代化、反全球化行为。抛开中东冲突、西方殖民主义、干涉主义和美国霸权的外在诱因，“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和“博科圣地”猖狂肆虐，乃至车臣等地的分离主义叛乱和割据势力存在本身就表明，伊斯兰文明区有相当的极端和保守力量排斥异质文明，拒绝互通有无，甚至试图倒退复古，梦想建立单一文明主导的信仰乌托邦。只要这种思潮依然保有市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就必然要解决两大文明的相互适应性问题，换言之，必须考虑文明冲突产生和加剧的潜在风险，哪怕其烈度和广度要低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表征。
第三个陷阱是西向的亚文明冲突或曰地缘乱局。
东南亚、南亚、中亚、高加索、西亚、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是众多民族、宗教、教派和文化拼凑的马赛克地图，如果内部各种冲突持续不断，中国就很难安心投入和安全收获。这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障碍之一，因为大文明关系虽然难以处理，但只要政策对头，方式得当，还有一定把握，毕竟中国作为文明的两极之一，握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处置权，但是，亚文明冲突或地区争端，则超出中国的把控能力，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将被迫置身观望和被动应付的位置。
“一带一路”倡议在亚文明冲突层面，如果说和中国关系关联较大的则是南海问题和中印边界争端，这些问题基本处于国家利益层面，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避免被美国、日本等外力所乘，应该可以掌控。但是，与中国无直接关系的其他国家冲突、国内民族、宗教矛盾，甚至同一宗教不同门派的恩怨，则充满变数。
东南亚地区：潜在安全风险因素包括：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势力没有灭绝；菲律宾南部“阿布沙耶夫”为核心的分离和恐怖主义势力时隐时现；“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武装追随者非常活跃，印尼曾经发生过巴厘岛袭击惨案。
南亚地区：潜在风险依次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略对峙，以及克什米尔归属引发的紧张；印度内部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的世仇；周边国家恐怖分子渗透；“基地”组织南亚分支机构的威胁。巴基斯坦内部除复杂的世俗政治力量外，部落因素、巴基斯坦塔利班极端组织等，都是安全的拦路虎。阿富汗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军能否如愿撤离，以及撤离后塔利班能否与当局实现全面和解及分权。
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最大的威胁是传统的“三股势力”，以及美国和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这些都是影响该地区国家是否稳定和平以及内政外交的变量。
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的潜在威胁是，俄罗斯和美欧围绕战略空间前沿的争夺，大国支持的分离主义冲突，以及车臣和印古什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恐怖和分离行为。
西亚地区：包括伊朗、土耳其、以色列3个非阿拉伯国家，以及11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是民族、宗教、土地纷争最为激烈和残酷的地区，也是伊斯兰文明的发祥地，经历了多种文明的兴衰，也正见证着冷战后的几次地区战争，更是暴力和恐怖袭击最为频繁发生的地带。
这里的领土争端涉及全体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特别是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伊朗与阿联酋之间、沙特和也门之间也存在领土纠纷。
这里的宗教冲突，既有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巴哈信仰之间的矛盾，也有教派内部的纷争，特别是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争夺，从伊斯兰教初期延伸至今，从叙利亚、伊拉克延续到阿拉伯半岛。
这里的民族冲突不仅包括传统的四大民族——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还包括分散在四个国家、人口庞大的库尔德人，而且百年来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分离主义运动。此外，西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威胁已由过去的库尔德人寻求独立为主，向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地扩散，严重损伤了国家认同，并导致中央政权控制力严重下降。
这里因为集中世界60%的石油和30%的天然气储量，也自然成为因控制、争夺能源而产生冲突的矛盾引发点。
此外，这里也是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博弈最为激烈的地区，有较为民主的国家如以色列，也有较为保守的王国如沙特阿拉伯；有推行世俗化的土耳其，也有限制政治多元化和生活世俗化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实行联邦制的伊拉克、也门和阿联酋，也有根据教徒人口按比例瓜分权力的黎巴嫩。
北非地区：这里是已实现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地区，也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必经之地，其面临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激进的宗教势力和恐怖主义威胁（“伊斯兰国”武装已经取代“基地”组织），以及根深蒂固的部落主义和利己主义。
非洲地区：是国家最多，民族、语言和种族最丰富，经济、社会和发展也最落后的地区，恐怖主义、边境冲突、内部争斗、各种疫情频发，以及低教育、低素质、低技能带来的普遍效率低下，都是威胁“一带一路”投资的因素。
欧洲地区：虽然经济、社会和文化高度发达，但近年地缘环境的恶化、恐怖主义的泛滥、伊斯兰化趋势的加剧以及极右思潮的抬头，也给该地区的前景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些地区冲突或曰亚文明冲突本身就已经十分棘手，如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再试图利用中国钳制对手，那必将使一团乱麻更加糟糕，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阿拉伯与以色列、伊朗和沙特这些传统冤家借中国之手制约对手，哈萨克借助靠近中国制约俄罗斯，俄罗斯借助中国制衡美国，等等，或者搭“一带一路”倡议的便车却塞进各自的私活。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是，它是中国成就自身终极梦想的必由之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打退堂鼓。困难就是磨刀石，也许就是在各种磨炼中，才能为中国成为大国和强国铸造不可战胜的精神与气质。
（部分内容刊载于《华夏时报》2015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