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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汤在啻门》大量地使用“五”这个数字，应该是在喜欢将世界数字化、条理化、统一化，同时尤其尚“五”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作品。其中所见“水、火、金、木、土”是比较明确的“地”之五行，而且可能已经有尚土的意识，但是并无明显的证据证明已运用相生相克的观念。吾淳认为：“春秋中期特别是晚期以后，‘五行’概念已经有可能开始逐渐定型，这主要体现为后世所因循的一些基本观念和方法已经大致形成。这包括：观念之一就是通过‘五行’概念来把握事物的基本属性特别是功能价值。观念之二就是以‘五行’来展示一种宇宙图式，这与原始整体和秩序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在方法上其突出表现为大量有关‘五行’或‘五’的思想与论述都使用了‘比类’和‘附数’的思维，体现为‘五类’化和‘五数’化。” [1] 依据这一论述来比照《汤在啻门》所见“五”的观念，可以发现基本上是吻合的。《汤在啻门》所见“水、火、金、木、土”是与“地”相关的基本属性与功能价值，对“五”的运用表现出试图涵盖天、地、邦、人的宇宙图式以及“比类”“附数”的思维方式。
这种情况，比照与《汤在啻门》抄写时期相同的郭店简《五行》、上博简《凡物流形》也是类似的。郭店简《五行》把人间的五种德行与五行相匹配，并刻意突出“圣”，视其为“天道”。这是试图将人间伦理纳入宇宙运行的规范和系统之中。上博简《凡物流形》和《汤在啻门》一样，追问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得以生成并存在的根本原因。例如：“民人流形，奚得而生？流形成体，奚失而死？有得而成，未知左右之情。天地立终立始，天降五度，吾奚衡奚纵？五气并至，吾奚异奚同？五音在人，孰为之公？”这段话大意为：“人胚胎始结，究竟依靠什么才得以出生？胚胎始结而成形出生后，又究竟失去了什么而会死亡？虽然人有所依靠而生成为人，但不懂得左右（世间万物由对立两方构成之法则）的实际情状。天地为人类建立了终始（法则），天为人类降下五种度数，我应该如何从横的方向和纵的方向加以把握？五种气同时出现，我应该如何从异的角度和同的角度加以认识？人可以发出五种声音（泛指各种思想），谁能为他们公正裁定？”这里的“五度”“五气”“五音”都是天所赋予人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原理和因素，显然也是“五行”观念的一种体现。除《汤在啻门》外的其他清华简，也有很多涉及“五”的观念，除上述的《管仲》外，还有很多是尚未发表的。例如，清华简的整理者之一李守奎曾在一篇论文中透露，清华简的“古帝王传说与阴阳五行及诸神密切结合，系统而丰富，长篇中大都是这类内容，其中有的把五纪、五算、五时、五度、五正、五章等内容组织成一个缜密的系统，其丰富程度令人惊叹，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部分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战国人的古史观念和阴阳五行框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2] 。由此可知，《汤在啻门》中“五”的观念的盛行并不偶然，而是尚“五”时代背景下的作品。
然而，如前所述，《汤在啻门》中的五行还只是狭义的五行，尚未见到相生相克观念的运用。同时，“五”也非最高的、绝对的元素，如“四以成邦，五以相之；九以成地，五以将[之]。九以成天，六以行之”“唯彼四神，是谓四正，五以相之，德、事、役、政、刑”“唯彼九神，是谓地真，五以将之，水、火、金、木、土”“唯彼九神，是谓九宏，六以行之，昼、夜、春、夏、秋、冬”所示，起主宰作用的是称为“四正”的“四神”、称为“地真”的地之“九神”、称为“九宏”的天之“九神”。“五”在“邦”和“地”的场合，只起到“相”和“将”即辅助的作用。在“天”的场合，起配合作用的是“六”，即“昼、夜、春、夏、秋、冬”。因此，“五”还称不上是绝对的、至高的数字。 [3]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汤在啻门》中的五行还不是阴阳与五行相配的阴阳五行，因此，不能等同于后世发达的阴阳五行观念。 [4] 就五行的排列而言，和阴阳五行学说广泛流行后比较固定的相生序列“木、火、土、金、水”以及相克序列“水、火、金、木、土”也不相同。
因此，与后世比较典型的阴阳五行学说如“五德终始说”相比，与比较典型的阴阳五行类文献，如作为预测工具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作为兵阴阳技巧的张家山汉简《盖庐》 [5] ，作为政治管理手段的《管子·五行》、《礼记·月令》、《吕氏春秋》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以及《春秋繁露》讨论阴阳与五行的各篇相比，《汤在啻门》虽然也力图贯通天地人神，但其中的五行仍然只是狭义的朴素的五行，而不是阴阳与五行两相结合、时间上循环往复、空间上无所不包、结构上灵活多变、内涵上丰富多样、可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阴阳五行。与狭义五行观相比，笔者将这种发达的阴阳五行观称为广义五行观。在广义五行观中，“五”已经不再处于神的影子之下，而成为一统天下的宇宙图式的最高代表。
综合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汤在啻门》体现出当时的思想家利用五行建构世界秩序的努力，但五行不是唯一的标准，而且这种狭义五行观和秦汉之际将世界万象编入五行框架的广义五行观有很大的不同。清华简的抄写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因此，《汤在啻门》的创作时代有可能在战国早期甚至春秋晚期。从五行观念演变的历史看，狭义五行观也大致和这一历史时期相吻合。通过考察《汤在啻门》的气论 [6] 以及鬼神观 [7] ，我们得知，《汤在啻门》体现出养生以治国的思想特色，黄老道家尤其重视这个问题。伊尹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地真”是特有的道教用语，“四神”“九神”“天尹”也很有可能和道家、道教中的“神人”“真人”“天人”等神仙有关，因此后世道家、道教可能从《汤在啻门》这类文献中吸收过资源。就鬼神观而言，《汤在啻门》既重视鬼神，又不唯鬼神，既重视人的理性思考，又借重鬼神作为禁忌所能产生的神秘力量，因此和将鬼神视为绝对力量的墨家无关，思想倾向更接近黄老道家。前引《鹖冠子》《黄帝四经》等黄老道家文献都积极地将五行纳入自身思想系统之中。因此，就文献性质而言，说包含着丰富五行观的《汤在啻门》是后世各类思想尤其是黄老道家思想的源头，可能是合适的。
[1] 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
[2] 李守奎：《楚文献中的教育与清华简〈系年〉性质初探》，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7页。
[3] 例如《礼记·礼运》在论述人是“五行之秀气”“五行之端”时，说“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就体现出比《汤在啻门》更强的条理性。而且以五行为主，既论述五行迭相为主，缺一不可，又说“五行之动，迭相竭也”，陆佃注曰“水旺则金竭，木旺则火竭”，包含了相生之义。
[4] 清华简《管仲》篇整理者说“其中包含较多阴阳五行的思想”。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西书局，2016年，第110页。但其中并未发现阴阳与五行相配的迹象。上引李守奎《楚文献中的教育与清华简〈系年〉性质初探》也多次提到今后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有“阴阳五行”，但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可能仅有五行，或阴阳与五行被分别描述，尚未合流。
[5]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阴阳五行，可参见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346-349页；王爱和：《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金蕾、徐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7-121页。张家山汉简《盖庐》中的阴阳五行，可参见邵鸿：《张家山汉简〈盖庐〉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
[6] 曹峰：《清华简〈汤在啻门〉与“气”相关内容研究》，《哲学研究》2016年第12期。
[7] 曹峰：《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