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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行观念演变史上，有三个问题极为关键：第一，是否已经是以“土”为主的尚土类五行；第二，是否已经具备相生相克的观念；第三，是否已经和阴阳相结合，形成一种循环往复、无所不包的阴阳五行，成为构建世界图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里，首先讨论《汤在啻门》是否已有尚土和生克观念。
一般认为，传世文献所见尚土说最早见于上引《国语·郑语》记西周幽王史伯答郑桓公的那段话：“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而最早出现五行的《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中，还只是一种不分主次的五行。例如，庞朴就称其为“五者并列的五行说，可能正是周初时候的思想” [1] 。而李学勤则指出，《尚书·洪范》中“五行”与“貌、言、视、听、思”之“五事”相配，如果与《中庸》及帛书《五行》相对比，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显著的对应关系。 [2]
对于“听曰聪，聪作谋”和“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之间的不对应，李学勤认为是“仁”的范畴出现较晚，在《洪范》中还没有体现。如果依据李学勤的观点，那么，从最早的传世文献开始，“五行”就已经具备尚土说了。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清华简，在《管仲》篇中有这样的说法：“前有道之君所以保邦，天子之明者，能得仆四人，而己五焉；诸侯之明者，能得仆三人，而己四焉；大夫之明者，能得仆二人，而己三焉。” [3] 这里和《汤在啻门》一样，在讨论何以保邦的重要法则，天子被描述成能够“五”的人，而诸侯只能“四”，大夫只能“三”。天子之“五”就是“四”加“一”，天子正是那个“一”，这里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五行的元素，但和尚土说无异。与《汤在啻门》同编的《汤处于汤丘》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五”，但郭梨华认为“五”的意识在很多地方都有显露，例如食物之味对于身体的作用可分五个层面，分别是：“先是藉饮食伊尹所烹煮之食物，感受到绝美之味；其次是这一食物之味，让原本有病痛之身体痊愈，身体达到平和之状；再次是九窍的通畅；再次是内脏心气咽喉之通畅，说明食物对五脏六腑的影响；最后是整体舒心愉快，且这一状态可以持续很久。” [4] 显然，较之前四者，最后的“舒快以恒”是更高的层次，是那个“一”。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凡物流形》特别强调“一”的观念，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闻之曰：一生两，两生三，三生四，四成结。是故有一，天下无不有丨（顺）；无一，天下亦无一有丨（顺）。”“四”字，从字形上看像“女”，沈培读为“四”，笔者赞同。 [5] 笔者推测“四成结”代表五行中以“一”统“四”的基本结构，“是故”以后那些话，表示唯有“执一”者能够超越、把握五行，达到无所不为的境地。郭店楚简《五行》和马王堆帛书《五行》在引《诗经·鸤鸠》“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后，均说“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马王堆帛书《五行》还有进一步的阐释：“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一也者，夫五为［一］心也，然后德（得）之。一也，乃德已。德犹天也，天乃德已。”可见《五行》将“结”“一”“五行”“心术”联系在一起，尤其突出“一”的位置和“结”的作用。
《黄帝四经·十六经·立命》中出现按五行原理描述的黄帝形象：“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像，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也说到黄帝“方四面，傅一心”，能够居于中央，以四面之通观辅“一心”之明察，“是以能为天下宗”。《黄帝四经·十六经·五正》有“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之说，刘彬指出“五正”之内容乃是帝王取度于身而建立起来的规矩绳权衡五种法度，与八卦中的某些卦、四时和五方等相配纳，形成一种特殊的易学模式。此配纳模式表明，君主以规矩权衡配纳四正卦，以绳配卦居中央，并配合四时、五方、五行，旨在因顺阴阳、谐和四时、理顺五行，以达致天人祥和的理想政治境界。 [6] 《鹖冠子·度万》也有“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并在后面提出，“凡问之要，欲近知而远见，以一度万也”。这正是既要利用五行，又要得“一”之要的思想。 [7]
郭店简《五行》、清华简《管仲》、上博简《凡物流形》的时代，都和《汤在啻门》接近，而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虽然抄写于汉初，但也可以成为先秦资料的一个参考。上述文献都清晰地表明尚“土”说（有时候可以换言之为尚“一”说）不仅出现较早，而且一直为各种政治学说所利用，因为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利用五行的原理，目的不仅在于把握世界构成的要素，也在于借此把握世界构成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汤在啻门》没有明确的尚土说，但未必没有痕迹。例如关于“成邦”的话题中有“五以相之”的说法，那就是“五以相之，德、事、役、政、刑”。古典文献中找不到和“德、事、役、政、刑”相同或相似的文例。将五行与人事相匹配者，可见郭店楚简《五行》和马王堆帛书《五行》，即所谓“仁、义、礼、智、圣”，最后一位的“圣”要高于“仁、义、礼、智”，“仁、义、礼、智”只是“四行”，要加入“圣”，才能成为“五行”。这就是所谓“四”加“一”的“尚土”类五行。《汤在啻门》中排在首位的“德”显然不同于“事、役、政、刑”，“德”是一类，属于无形的、内在的、超越的标准，而“事、役、政、刑”属于另一类，所谓“事、役”当指臣下和百姓所要担当的职责和劳役，“政、刑”则指的是统治者所使用的宽严两种政治手段，可见属于有形的、外在的标准。如果说战国中期以《五行》为代表的儒家利用尚土五行来改造、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其他学派将自己的理论放入尚土五行的框架中，也是完全成立的。不过，五行中的“土”作为最重要的元素均用于正面场合，而《汤在啻门》中的“德”则不仅有“美德”还有“恶德”，“事、役、政、刑”也各有“美”“恶”之分，将五行所代表的事物作正反两分，这在五行演变史上还没有看到过，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再来看相生相克的问题，整理者已经指出，《汤在啻门》中“水、火、金、木、土”的排列，和《左传·文公七年》的“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是一致的，即都是相克序列。 [8] 重要的是，这究竟是偶然呈现为相克序列，还是有意为之呢？《汤在啻门》并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我们注意到，《汤在啻门》在讨论“何以成人”时，有很长一段话是描述十月怀胎的：
一月始
（扬），二月乃裹，三月乃形，四月乃
，五月或收，六月生肉，七月乃肌，八月乃正，九月
（显）章，十月乃成，民乃时生。
这段话在文字上还有许多需要疏解之处，但总体上描述的是十月怀胎的过程，这并无争议。整理者提供了《管子·水地》《文子·九守》《淮南子·精神》等有十月怀胎记载的文献作为对照。 [9] 如果从五行角度看十月怀胎，最易引发学者兴趣的应该是《管子·水地》和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先来看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以下这段文字：
故人之产殹，入于冥冥，出于冥冥，乃使为人。一月名曰留（流）刑（形）……，二月始膏……，三月始脂……，［四月］而水受（授）之，乃使成血……，五月而火受（授）之，乃使成气……，六月而金受（授）之，乃使成筋……，七［月］而木受（授）［之，乃使成骨］……，八月而土受（授）［之，乃使成肤革］……，［九月而石受（授）之，乃使成］毫毛……，十月，气陈□□。（马王堆帛书《胎产书》） [10]
《胎产书》十月怀胎过程和五行密切相关，呈现出“水（四月）—火（五月）—金（六月）—木（七月）—土（八月）”的序列，这和《汤在啻门》“成地”部分所见相克序列的五行完全相同。魏启鹏指出，“此文之‘石’当为喻代谷物粮食，稻谷之实皆有芒，故文中有‘（谷）’授而毫毛成的说法” [11] 。这和《左传·文公七年》的“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以及《汤在啻门》的“水、火、金、木、土……以植五谷”也正相吻合。
以上分析，虽然证明了《汤在啻门》的五行系统接近以《左传·文公七年》为代表的“六府”说以及以马王堆《胎产书》为代表的医学系统，但并不能通过以《左传·文公七年》为代表的“六府”说和以《胎产书》为代表的医学系统，倒过来证明《汤在啻门》的“水、火、金、木、土”的相克序列具有实际的意义。因为《左传·文公七年》和《胎产书》所见“水、火、金、木、土”序列很可能只是偶然呈现为相克序列，相克在表示厚生利用的“六府”说以及十月怀胎的过程中并没有实际的意义，相反，相生序列才能有效说明万物及人体生长的前后关系。作者没有使用相生序列，却使用相克序列，很有可能是因为作者并没有相生相克的意识在其中。笔者在《清华简〈汤在啻门〉与“气”相关内容研究》一文中曾提出，如果“七月乃肌”可以和“乃使成肤革”对应，“五月或收”可以和“乃使成筋”对应，那么，其他各月或许也存在与《胎产书》的对应关系，《汤在啻门》的五行序列或许可以模拟为“水（三月）—火（四月）—金（五月）—木（六月）—土（七月）”。 [12] 现在看来，这种思路过分看重相克在《汤在啻门》中的意义，是比较牵强、没有必要的。
再来看《管子·水地》“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魏启鹏指出，这段话和《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木生酸，酸生肝……火生苦，苦生心……土生甘，甘生脾……金生辛，辛生肺……水生咸，咸生肾”颇有出入，《黄帝内经》和《今文尚书》欧阳说同，呈现为“木、火、土、金、水”的相生序列，而《管子·水地》则是“木、水、金、火、土”，既不相生也不相克。“假如《水地》有五行观念，那么也一定与《洪范》《左传》一样，尚未具备五行相生或相胜的含义，对五种基本物质的认识尚处于朴素的初始阶段。” [13]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汤在啻门》被创作出来的时代还没有相生相克的观念呢？这也未必。庞朴认为，五行的相生相克，其实起源都很早。相生说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他引用了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中以下这段话：
秦白丙字乙。丙，火也，刚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名丙字乙者，取火生于木，又刚柔相济也。
郑石癸字甲父。癸，水也，柔日也；甲，木也，刚日也。名癸字甲者，取木生于水，又刚柔相济也。
楚公于壬夫字子辛。壬，水也，刚日也；辛，金也，柔日也。名壬字辛者，取水生于金，又刚柔相济也。
卫夏戊字丁。戊，土也，刚日也；丁，火也，柔日也。名戊字丁者，取土生于火，又刚柔相济也。
并指出：“春秋时代，见于经传而以十干为名字者，约十余人。其中，除不可考知字号的如鲁孟丙、仲壬兄弟、晋胥甲、楚门辛，及另寓他意的楚公子午字子庚外，尚无足以推翻王说的反证。” [14] 笔者以为，王引之及庞朴的观点来自春秋时代的客观现象—名字，应该没有后世修改的痕迹，是可以成立的。
庞朴又以《左传·文公七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为例认可相克说的存在，但这一点如前文论证的那样，尚需存疑。不过《墨子·贵义》中日者所说“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则证明相克说也当由来已久。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汤在啻门》中没有确切的相生相克观念，就简单推断《汤在啻门》创作时代尚无相生相克观念。相生相克多运用于预测系统，用来表示个人、国家、朝代命运变迁更替的原理，《汤在啻门》未涉及这类问题，所以没有体现。
[1] 庞朴：《先秦五行说之嬗变》，载刘贻群编：《庞朴文集》第一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6页。
[2] 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载《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3-284页。
[3]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中西书局，2016年，第116页。
[4] 郭梨华：《清华简（五）关于“味”之哲学探究》，“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6年10月。
[5] 沈培：《略说上博（七）新见的“一”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08年12月31日。
[6] 刘彬：《帛书易传〈要〉篇“五正”考释》，《周易研究》2007年第2期。
[7] 《鹖冠子·天权》有“左木右金前火后水中土”，也是典型的尚土说。
[8]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第147页。
[9]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第148页。
[10] 马王堆帛书《胎产书》释文，参见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陆）》，中华书局，2014年，第93-94页。如张瀚墨所提示的那样，历史上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妇人妊娠病诸候》、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之《妇人方·养胎》以及日本丹波康赖于982年所撰《医心方》之《妊妇脉图月禁法》都用同一五行序列表示怀胎过程，和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可以归为一类。参见张瀚墨：《〈汤在啻门〉、十月怀胎与早期中国术数世界观》，《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17年第4期，第186-187页。
[11] 魏启鹏：《〈管子·水地〉新探》，载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12] 曹峰：《清华简〈汤在啻门〉与“气”相关内容研究》，《哲学研究》2016年第12期。
[13] 魏启鹏：《〈管子·水地〉新探》，载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14] 庞朴：《先秦五行说之嬗变》，载刘贻群编：《庞朴文集》第一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