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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在啻门》中，当汤向小臣伊尹提问“几言成人？几言成邦？几言成地？几言成天？”之后，小臣伊尹回答：“五以成人，德以光之；四以成邦，五以相之；九以成地，五以将[之]。九以成天，六以行之。”“几言”意为用什么数字可以概括。例如竹简本《文子》有“平王曰：‘王者几道乎？’文子曰：‘王者一道。’” [1] 今本《文子·道德》作：“文子问曰：‘王道有几？’老子曰：‘一而已矣。’”可见，用“几”来提问时，后面一定会用数字来描述。《汤在啻门》有好用数字概括的倾向：“成人”用的是“五”；“成邦”用的是“四”“五”；“成地”用的是“九”“五”；“成天”用的是“九”“六”。显然“五”的频率最高。可见像《尚书·洪范》那样，《汤在啻门》是在喜欢将世界数字化，同时特别“尚五”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作品。 [2]
所谓“五以成人”，下文有明确所指，那就是“五味之气”。原文是“唯彼五味之气，是哉以为人”。之所以在讨论“成人”时首先论述“五味之气”，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回答汤问的小臣伊尹以“滋味悦汤”而闻名，《史记·殷本纪》和《孟子·万章上》均提及他“以滋味说汤”“以割烹要汤”。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中的伊尹也借用烹调谈治国之道，从竹简现状看，这两篇很可能是编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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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处于汤丘》出现了“五味皆哉”，“哉”字，整理者读为“
”，“
”字，《说文》云：“设饪也”，“是哉以为人”或许意味着通过五味的烹饪、调和与摄入来维持生命。其次，文献中有很多以“味”论“气”的例子。如《国语·周语中》有“五味实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公元年》也有“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结合前后文意，可以获知，“五味”的正确摄入，是人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有了“五味”产生的“精气”，才能维持生命、孕育生命，人健康的好坏、寿命的短长，乃至政治的兴废，均由此出发。因此，《汤在啻门》的“气”论，首先借助“五味”展开，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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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在啻门》没有说明“五味”指的是什么，《管子·水地》有：“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孔家坡汉简《岁》有：“东方酸，南方咸，西方苦，北方齐（辛），中央甘，是谓五味。”参考这两段文献以及上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说这里的五味有着五行的背景，应无大错。
所谓“四以成邦，五以相之”，后文有具体交代：“唯彼四神，是谓四正，五以相之，德、事、役、政、刑。”即对于“成邦”而言，首先要接受“四神”即“四正”的主宰，其次是用五种因素来加以辅助，这就是人事上的“德、事、役、政、刑”。如下文所示，这里不仅有着五行意识，很有可能还是“尚土”五行。
最后是“九以成地，五以将[之]”，《汤在啻门》在后文中明确指出：“唯彼九神，是谓地真，五以将之，水、火、金、木、土，以成五曲，以植五谷。”即对于“成地”而言，首先要接受“九神”即“地真”的主宰，其次是用五种因素来加以辅助，这就是“水、火、金、木、土”，有了这“水、火、金、木、土”，就能成就“五曲”和“五谷”。所谓“五曲”，李守奎认为即“五方”，而“五谷”在《太平御览·百谷部》所引《周书》中，正好与“五方”相配，即“凡禾，麦居东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这一解释很有说服力。 [5] 值得注意的是，“水、火、金、木、土”在这里主要指“地”之五行，这一点将在下一节中作出详细的分析。 [6]
“九以成天，六以行之”是用“九”“六”论“天”，似乎并不涉及“五”，但可能还是与“五”有关。因为“九以成地”和“九以成天”是相对而言的，能够同时与“九地”“九天”对应者，应该是“九野”“九州” [7] ，而“九野”“九州”作为区域观念，实际上也建筑在“五”的基础之上，即在东、南、西、北、中基础上再加东南、西南、西北、东北。所以庞朴也说过，“大九州正可看作是五方说的变形” [8] 。因此“九以成天”中其实也隐含着“五”的观念。
这样看来，汤所要探寻的天地间最为根本的问题，即人自身、国家、天、地的组成要素中，都离不开“五”，而且，虽然没有出现“五行”二字，但基本上可以确定“五行”的意识是存在的。“五”涵盖了天、地、人，“五行”可以解答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问题。
[1] 释文依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竹简〈文子〉释文》，《文物》1995年第12期。
[2] 尚“五”即赋予“五”以神秘而特殊的意义。例如《周易·系辞》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用“五”字来概括和描述世界的用例不胜枚举，可参见刘起釪：《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载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1页。此外，吾淳对尚“五”也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参见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九章之“六”、春秋：尚“五”观念以及数观念的展开”，第194-195页。
[3]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指出：“从竹简长度、宽度以及简背竹节位置和形状来看，《汤在啻门》简21与《汤处于汤丘》第一组的17支简应同属一段‘竹筒’辟削而成，若据此顺序，似乎将《汤在啻门》排在《汤处于汤丘》之前更为妥当，且从编痕位置看，两篇当时很可能编连在一册。”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清华简第五册整理报告补正》，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http://www.ctwx.tsinghua.edu.cn），2015年4月8日。
[4] 关于《汤在啻门》所见“气”论，可参见曹峰：《清华简〈汤在啻门〉与“气”相关内容研究》，《哲学研究》2016年第12期。
[5]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第147页。
[6] 刘起釪将五行分作“天”“地”“人”三种五行，认为五行的原始意义是天上五星的运行。最早的五行是否指天上五星，还难以下定论，但五行有“天”“地”“人”三条系统的说法确实很到位。参见刘起釪：《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载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3-160页。
[7] 具体论述可参见曹峰：《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8] 庞朴：《先秦五行说之嬗变》，载刘贻群编：《庞朴文集》第一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