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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逸周书·尝麦》 [1] ，笔者发现，这篇文献关于“中”的认识，对于我们确认《保训》第二个故事所见“中”具有刑书性质，具有启示意义。此文用历史故事展开说理的方式，对我们解读《保训》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尝麦》篇说的是周成王命“大正”即主刑之官大司寇 [2] 修订刑书的事情，这项活动是和宗庙祭祀（向太祖文王祭献新麦）联系在一起的，格外庄重，除了周成王和“大正”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官员（按出场先后是：仆、少祝、亚祝、大宗、小宗、史、太史、九州牧伯、宰、大祝、作册，还有所谓“众臣”）参加。活动开始于“爽明”，即黎明时分，这让我们想到《保训》篇在描述文王向“发”宣读遗命时，也是将时间设定在“昧（爽）”。《尚书·牧誓》有“时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可见，周成王命“大正”修订刑书，也是具有类似性质的极为庄重的大事。在《尝麦》篇描述的仪式中，有以下这段话：
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册执策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 [3]
这是说，大宰捧着“中”从客阶升上大堂，作册（史官）手执简册跟着大宰所捧的“中”，然后，大宰坐下，把“中”敬放在大正面前。值得注意的是“中”这个字，历来研究中，有不少学者指出这是用来盛放简册的器物。例如，潘振《周书解义》云：“中，藏刑书之椟。”
[4]
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云：“中者，盛策之器也。”
[5]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中本盛算器。此盖盛作册之具笔及铅椠也。”
[6]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的《释史》一文中先引《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然后再引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在辨析了“策”与“算”的假借关系后，他指出：“筭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逸周书·尝麦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策，执策，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策二物相将，其为盛之器无疑。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
[7]
这样看来，王国维认为“中”的本义就是治狱理政的律令簿书。同时，就《逸周书·尝麦》的场景而言，这里的“中”则是盛放简册的器物。姜亮夫也曾指出：“中字其实有数形，作
为日中字，作
为伯仲字，作
为官府簿书或筭筹之盛具”
[8]
陈民镇说“《保训》的‘中’作
，显然是第一类‘中’”，由此判断《保训》的“中”和狱讼簿书无缘。
[9]
这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即便文字史上有过这样的区分，如果在清华简所使用的战国文字中找不出这种严格区分，也没有说明力，因为在战国文字中，用一种字形表达多种文意是完全成立的。
关于《周礼·秋官·小司寇》的“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郑玄注：“中，谓罪正所定。”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断狱讼必协于中正，因之狱讼之成即谓之中”“狱讼成要之簿书” [10] 。《周礼·秋官·乡士》：“狱讼成，士师受中。”郑玄注：“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 [11] 这些也都证明王国维所谓“中”的本义是治狱理政之律令簿书的说法是正确的。关于《尝麦》篇所见“中”，孙诒让认为没有必要释为盛放简册的器物。他指出：“刑书如今之律刑，中如今之成案，二者盖同藏于大庙。（《周礼》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并受而藏之。）此篇所记即前年登于天府之中，出而陈之，以与刑书相钩考也。” [12] 这也是从本义出发作出的解释。
治狱理政之簿书之所以称为“中”，应该和“中”表公正之义有关。这一点在《尚书·吕刑》中表现最为明显，在《尚书》中，“中”字使用最多的是《吕刑》篇，如“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乃明于刑之中”“观于五刑之中”“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等所示，这些“中”字都代表着刑罚之公平中正。其他各篇所见与法律行为相关的“中”，如《大禹谟》篇的“帝曰：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立政》篇的“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君陈》篇的“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也都是在刑狱之事上，强调“中”即公正原则的必要性。因此，《周礼·秋官·小司寇》之所以会说“断庶民狱讼之中”，应该是有其渊源的。《逸周书·尝麦》称主管刑律的官吏为“大正”，可能和其代表公正有关。
《逸周书·尝麦》中有一大段“王若曰”的话，在这段话中，成王讲了三个历史典故，都是说国家因为有法典而国泰民安，因为失去法典而遭受凶险。第一个故事讲“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即上天当初造就炎黄二帝时，就制定了法典。但后来蚩尤与炎帝对抗，炎帝向黄帝求助，黄帝打败蚩尤，在“以甲兵释怒”之后，“用大正顺天思序”，也就是利用“大正”这一法典来顺应天意，建立社会秩序，其结果是“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即天下平安，至今不乱。第二个故事讲“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这是说夏启的儿子五观，忘了大禹的训诫，假借国政于他人，丧失了大正，导致国人作乱，使国家陷于危险之地，后来靠着彭伯寿，才安定了夏的疆土。显然这是一个反例，讲国家没有“大正”会遭遇怎样的凶险。成王接着说：“今予小子，闻有古遗训，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不忘祗天之明典，令□我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相在大国，有殷之□辟，自其作□于古，是威厥邑，无类于冀州，嘉我小国，其命余克长王国。” [13] 也就是说，我听到了古代的遗训，我也会继承文王的教训，不加改变。这里的“古遗训”和“文考之言”显然都指的是论述“大正”之重要性的话。成王还承诺利用皇天之威，不忘敬重上天法典，使周能够大治。之后，出现了第三个故事，那就是殷亡的史事。“□辟”有人补为“末辟”，指纣王。有人补为“多辟”，指多乱。“作□”或许可以补为“作乱”。 [14] 这里显然指殷人违背了古训，导致灭国的惨痛结局，才使得周这样的小国成为天下之主。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大正”，但毋庸置疑，讲的还是“大正”的重要性。第三个故事中有“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其性质和“古遗训”“文考之言”应该是相同的。
“王若曰”之后，又是一系列的仪式，“众臣咸兴，受（授）大正书，乃降。太史策刑书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还自两柱之间，箴 [15] ”。这是说，参加仪式的众臣都站起来，作册把简册授予大正，然后下堂。太史在简册上书写刑书九篇，上堂交给大正。接下来，大正还作了一番发言，大意是要各位刑官恭敬谨慎，认真审视蚩尤、五观、商纣这三件史事，使用刑罚不能偏颇，等等。大正的话结束之后，又有“太史乃降，大正坐，举书及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大正升，拜于上，王则退” [16] 的仪式。即太史退下，大正举着刑书及其“中”退下，向王“再拜稽首”，王命他登上再拜，随后王退，这次修改刑书的典礼遂告结束。《尝麦》篇的最后一段因为文字讹误较多，非常难读，但李学勤认为大意是“历述司寇下属士师以及国、野、采邑举行祭祀受职之事，均与刑书的推行有关” [17] 。
从《逸周书·尝麦》可以看出，刑书的修订、颁布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重要的官员几乎全部出席，配合相当隆重的仪式。刑书被放置在称为“中”的容器中，同时“中”也象征和代表着法典，法典本身以及法典的执行者被称为“大正”，而在《尚书·吕刑》等文献中，“中”被认为是体现法律事务公平中正原则的最佳词汇。 [18] 这反映出刑书的授受以及刑书所代表的“中”之理念的把握与传承，被周代统治者看作政治事务中极为重要的事情。在如此隆重的仪式中授受的物体、传达的理念，如果被周文王当作遗物、遗训正式传授给王位继承者，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这样看来，《保训》说“昔微假中于河”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作为处理部落间矛盾的刑书确实是一种可以假借、授受的物体。虽然没有明确的依据，但这个“河”，很有可能就是类似“大正”的人物。至于“乃追中于河”，当然可以读“追”为“归”，将此句解释为把刑书归还给“河”，但是联系到下文的“微寺弗忘”，则应该另寻解释。我倾向于将此句读为“微持弗忘”，那“持中”就是“执中”，即上甲微“持中而不曾亡失之” [19] 。如果已经归还的话，那就无法“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服不懈，用受大命”。因此，如罗琨所指出的那样，“追中”没有必要读为“归中”，“追……于……”的句式亦见传世文献和金文，如《尚书·文侯之命》有“追孝于前文人”，如兮仲钟有“其用追考于皇孝己伯”，意为继承祖先之志。所以，“这启示我们‘追中’之追当与‘追孝’之追意义相同，都是追随、继承、发扬的意思，‘追中于河’的意思是要发扬‘河’所信守的公平、公正”，“换言之，‘追中于河’就是要效法‘河’的公正，回报于河” [20] 。笔者以为，罗琨的观点比较合理地解决了何以能够“微持弗忘”的问题。
在《逸周书·尝麦》的“王若曰”中，提到“今予小子，闻有古遗训，余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这里的古代遗训以及周文王之言，还有后面的“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应该都是和强调刑书、法典之重要性有关的话。因此，从逻辑上讲，《尝麦》篇所提到的“文考之言”如果指的是刑书以及“中”之重要性的话，那么周成王看到过《保训》也是有此可能的。
总之，《尝麦》篇对于我们理解《保训》第二段故事有很大帮助，因为在《尝麦》篇中，“中”明确指的就是刑书，“中”作为一种物体可以授受，“中”对应着“大正”，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需要集合百官，举行隆重仪式才能修订颁布，因此，“中”的重要性即便作为周文王的遗命来传达，也是完全成立的。更何况，《尝麦》篇也提到了“古遗训”“文考之言”“九宗正州伯教告于我”，更证明《保训》这类文书是有可能存在的。 [21] 两者说理的方式也极为相似，都是通过古代的圣王故事来证明观点的合理性。
那么，第一个故事中谈到的舜的“中”，该如何理解呢？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实“中”也是刑书，虽然从逻辑上讲第一个故事的“中”和第二个故事的“中”可以是两种不同的、对于承受天命而言都极重要的东西，但是，笔者以为，在这样短的一篇遗训中出现的“中”应该是当时的人所能意识到的共同的东西，而不会有太多的歧义。因此，第一个故事的“中”应该也是法律意义上、表示公正理念的“中”，这一点从“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即可看出，因为强调名实一致正是法典最为显要的特征。这段话可以和《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那段著名的话联系起来，孔子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到“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最后又转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段话把“刑罚”的“中”“不中”和“正名”“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相关联，这对我们理解“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有帮助。如果将《保训》的“言不易实变名”说成舜在得“中”之后，有意识地保持言行一致，强调名实一致，使公平公正得以维护，那是非常合理的。
在《〈保训〉的“中”即“公平公正”之理念说》一文中，笔者指出：“从‘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看，不管怎样解释，无疑是舜表达了在人间社会建立无偏无私、公平公正原则的意愿。”“‘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完全可以和前文‘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对应起来，前面指舜能够应对所有的社会关系，对任何一方都做到无偏无私、公平公正，后面指对于分为阴阳二性的天地万物，舜同样一视同仁、不左不右、公平中正、面面俱到，全部都顺而不逆。”“《保训》中的舜之所以能够为帝尧‘嘉之’，‘用授厥绪’，正因为其所求之‘中’、所得之‘中’上不违逆阴阳之数，下‘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可以‘施于上下远迩’，能够‘言不易实变名’。所以这种‘中’必然体现出最大限度的公平公正，如此才有可能从尧那里接受大命。”笔者依然坚持这些观点，所谓“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只能用取“中”来理解，因为“庶万姓之多欲”必然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要让“上下远迩”各个方面都满足，让“阴阳之物”能“咸顺不逆”，那就只能建立起法度，以保障公平中正的实现，为此“易位设仪”即设立等级的必要性就好理解了。因此，前后两个故事的“中”其内涵是相同的，都具有法律上的意义，都和法律行为有关。 [22]
[1] 《尝麦》篇和《度训》篇是本章所要讨论的《逸周书》的两篇文献，关于这两篇文献的成书年代，存在异见，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本章在此想指出的仅仅是这两篇文献和《保训》之间的关系，并不准备因此推断《保训》的作成时间。
[2] 孙诒让说：“大正本为六卿之通称，此正行书则宜为大司寇矣。”孙诒让：《周书斠补》卷三，《大戴礼记》附，齐鲁书社，1988年，第1296页。不过，张怀通认为这只是推测，可以把大正理解为西周时代最高级别的官员。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第154页。
[3] 《逸周书·尝麦》以讹误多、疑难多著称，此篇文本的使用和文意的解释，参考利用了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世界书局，2011年；孙诒让：《周书斠补》，《大戴礼记》附，齐鲁书社，1988年；李学勤：《〈尝麦〉篇研究》，载《古文献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张闻玉：《逸周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黄怀信：《逸周书校补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28页。
[5]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28页。
[6]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世界书局，2011年，第165页。
[7]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266-267页。
[8] 姜亮夫：《楚辞通故》，载《姜亮夫全集》（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9] 陈民镇：《清华简〈保训〉“中”字解读诸说平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9月19日。
[10]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 2775、2776页。
[11]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 2797页。
[12]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28页。
[13] 文中“□”为缺字符号。下同。
[14] 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38页。
[15] “箴”字，从李学勤的解释，读为“咸”，意为“终”。参见李学勤：《〈尝麦〉篇研究》，载《古文献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92页。
[16] 这段文字的标点和解释，从李学勤之说。参见李学勤：《〈尝麦〉篇研究》，载《古文献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17] 参见李学勤：《〈尝麦〉篇研究》，载《古文献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18] 在后世的书籍中，这种意识依然存在。如《文心雕龙·书记》讲各种文体，关于“律”，就有这样的解释：“律者，中也。黄钟调起，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取中正也。”即“律”正是对“中”的体现与反映。
[19] 这是沈培的见解，参见沈培：《清华简〈保训〉释字一则》，载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第90页。
[20] 罗琨：《〈保训〉“追中于河”解》，载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第47页。
[21] 值得注意的是，论述刑书以及“中”之重要性的《尚书·吕刑》中，在讲述蚩尤、苗民作乱，刑罚因而制定的历史故事时，也用了“若古有训”的说法。
[22] 在古典文献中，舜确有公正之名。《楚辞·离骚》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表示屈原到舜的面前，请求审判他和楚怀王之间的是非曲直。到了“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表示他已得胜诉。“中正”者，正指舜的判决公平公正。这一点承蒙黄人二教授指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提到“周论道而莫差，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也指出周文王、武王的政治行为遵循的是中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