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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虐待与忽视是全球政策制定者、儿童权益倡导者、儿童服务提供者和研究人员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它对全球的公共健康造成了持续的负面影响（Herrenkohl，Higgins，Merrick，& Leeb，2015）。西方国家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例数量不断高升，儿童福利系统的服务需求逐步提高，而且儿童虐待与忽视带来的短期和长期后果也令各国的社会经济负担日益加重（Stoltzfus，2015）。因而，采用早期识别和干预方案以改变儿童福利体系的被动应战局面变得十分必要。
公共卫生预防方法为在群体层面解决儿童虐待与忽视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公共卫生预防以跨学科知识为基础，强调证据为本的初级预防策略在整体人群中实施的重要性，其核心是聚焦于问题出现之前的早期和全面干预，减少危险因素的影响，提升保护因素的作用（Herrenkohl et al.，2015）。初级预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通过技能和资源赋能服务递送平台（比如学校、早期教育和照护中心、母婴健康中心或其他健康服务系统），设计精准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要。
采用现代公共卫生预防方法应对儿童虐待与忽视通常包含四步：第一，研究整体人群中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流行率；第二，建立解释儿童虐待与忽视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知识框架；第三，设计和评估解决儿童虐待与忽视问题的干预方案；第四，传播证据为本的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有效方案（Whitaker，Lutzker，& Shelley，2005；Hanson et al.，2012）。
预防科学整合了不同学科的研究，包括生命历程发展、社区流行病学、疾病的病因学、干预有效性与效果实验，以及传播科学（Hawkins，2006）。与预防疾病出现或者功能失调的总目标相一致，预防科学中的研究旨在为政策制定者和实务工作者提供关于减缓功能失调的最好策略。严格来说，预防科学植根于对健康不良、发展问题、精神健康和生活结果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概念化。因而，为了产生良好效果，所设计的预防策略要减少个体生活、家庭和生态系统中的风险因素，增加相应的保护因素。
保护因素是指保护儿童免受虐待与忽视或者减少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因素。风险因素是指增加儿童遭受虐待与忽视概率的因素，通常提供了哪些儿童容易成为儿童虐待与忽视受害者的信息，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风险因素是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直接原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采用四层面的社会生态模型来解释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交互影响，并用于指导制定儿童虐待与忽视预防策略（CDC，2016）。它们分别是：（1）个体层面；（2）关系层面；（3）社区层面；（4）社会层面。尽管导致不同类型的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因素千差万别，但是这些影响因素的不同层次却基本相似（Harden et al.，2020）。
根据西切蒂（Cicchetti）和托特（Toth，2005）的研究，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决定因素通常包括社会生态因素及其交互影响。就个体层面而言，同遭受虐待与忽视相关的个体风险因素包括父母经常发怒、反应过度、抑郁、滥用物质、社会支持较少、较为年轻、失业，单亲，家庭规模较大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Stith et al.，2009；Slack et al.，2004）。关系层面的风险因素主要与不良的亲子互动有关（Stith et al.，2009）。社区层面的风险因素包括社区特点、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Marco et al.，2020），比如社区犯罪和暴力频发、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势会减弱父母照顾孩子的能力（Freisthler & Maguire-Jack，2015）。社会层面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政策及其发展趋势不合理和性别不平等（Austin et al.，2020）。廖敏丽及其合作者（2011）从生态系统视角对中国儿童虐待与忽视的风险和保护因素进行了系统综述研究，结果发现微观系统中最重要的风险因素包括亲子关系质量不高和虐待与忽视的代际传递，中观系统中的风险因素包括孩子学业表现较差，外部系统中的风险因素包括父母的工作压力大和劳动力的城市流动，宏观系统中的文化影响因素包括孝文化和家庭主义。也有研究指出，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绝对权威和男孩偏好也是同虐待与忽视有关的重要文化影响因素（Xu et al.，2019）。
不过，也有研究指出，儿童虐待与忽视并不是由单一因素导致的，因而应该找到减少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共同家庭因素和不断累积的毒性环境因素（Wolfe，2018）。两类不良因素组群被认为对儿童虐待与忽视的负面影响更大：一是不良童年经历，这意味着儿童不仅遭受了数量较多的不同形式的虐待与忽视，还可能经历了多种类型的负性事件（比如父母离异、物质滥用、精神障碍等）；二是不良社区环境，包括贫困、社区断裂、社区暴力、房屋质量较差和普遍的歧视等。这意味着，遭受虐待与忽视的儿童很可能同时面临多种困境和不良环境的影响。
就保护因素而言，个体层面的保护因素有自我管理能力、社交能力、适应能力和高自尊水平。关系层面的保护因素涉及支持性和彼此滋养的父母关系，以及父母能够得到大家庭和朋友的情感和其他支持。社区层面的保护因素包括社区凝聚力，以及健康、社会和教育服务的可及性（Austin et al.，2020）。社会层面的保护因素不仅包括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社会规范和加强家庭经济安全的社会福利项目（最低工资上涨、纳税减少），还包括中央和地方政策支持基本需求满足和监管家庭或社区照护不足的福利项目（父母带薪假期、福利项目限制减少）（Farrell et al.，2018）。
针对儿童虐待与忽视，公共卫生框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三级预防体系：（1）干预发生在儿童虐待与忽视发展轨迹的不同时间点（初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2）儿童虐待与忽视干预针对不同人群（整个人群、特定人群和特殊人群）（Institute of Medicine and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14）。
第一级预防体系包括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初级和通用方法。初级方法旨在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发生；通用方法旨在锚定整个人群或者人群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并没有虐待与忽视证据的低收入家庭）。在整个人群中实施初级和通用方法，旨在降低儿童虐待与忽视及其相关后果的发生率。这些策略可以减少儿童虐待与忽视的风险因素（比如贫困和社区暴力）和提升具有最佳家庭功能的保护因素，从而促进困境家庭和儿童的积极发展结果。已有的初级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策略包括早期照护和教育、家访、诊所开展的项目、学校项目和社区教育及动员倡导等（Harden et al.，2020）。
第二级预防体系就是儿童虐待与忽视的二级预防和选择性干预策略。二级预防的目的是降低同儿童虐待与忽视密切相关的风险因素所带来的伤害。选择性干预针对的是已经表现出儿童虐待与忽视高风险的个体。因而，二级预防和选择性干预旨在减轻儿童虐待与忽视风险的影响，比如父母的身心疾病、父母缺乏育儿和促进儿童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家庭的社会隔离、儿童的身心残障、特定资源不足（Institute of Medicine and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14），以及童年不良经历和不良社区环境。已有的儿童虐待与忽视二级预防策略包括家访、父母戒毒和心理健康服务、亲职管理干预等（Suchman et al.，2010）。
第三级预防体系包含三级预防和特定人群干预方案。三级预防旨在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及其负面结果的再次发生或者减轻虐待与忽视结果的影响。特定人群干预面向经历儿童虐待与忽视后已经显现出症状的个体。因而，三级预防和特定人群干预旨在减轻虐待与忽视对受虐儿童及其家庭的负面影响。这一层次的项目可能涉及非自愿服务（比如法院要求强制接受家庭教育）或者治疗性干预。已有的三级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策略包括深入治疗以减少父母的负面育儿行为，服务提供者与父母建立深度滋养和具有反思性的治疗关系，训练父母改变与孩子的负面互动，比如常用的儿童家长心理治疗、亲子互动疗法等（Stronach et al.，2013）。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次呼吁儿童虐待与忽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被视为公共卫生议题，而不仅仅是被视为儿童和社会福利问题，因而，很多国家逐渐认识到识别、记录和报告儿童虐待与忽视的重要性。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对儿童虐待与忽视进行了相对清晰的界定，但是各国在收集儿童虐待与忽视及其不同亚类型的相关数据时依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给在全球范围内比较各国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流行情况带来诸多挑战。
目前，各国官方收集儿童虐待与忽视统计数据的公共部门主要包括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和警察部门（May-Chahal et al.，2005；Bentley et al.，2017）。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档案中主要是社会服务部门转介的受到严重伤害的儿童的资料，以及怀疑在家庭中遭受虐待与忽视需要被纳入儿童保护计划或者已经在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注册过的儿童的资料。警察部门档案中的儿童遭受伤害的统计数据主要包括谋杀、死亡、性侵等案件。但是通过这两种途径得到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数量仅仅是真实发生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例的一小部分，因为能引起儿童保护服务部门和警察部门注意的往往是非常严重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例，更多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例没有被发现、被报告或者未能记录在案（Radford et al.，2011）。有学者认为，官方对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统计数据只是冰山一角而已（Fallon et al.，2010）。
除了通过官方正式途径收集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数据外，很多研究机构对整个国家或部分地区的儿童进行调查，让参与者采用自我报告方式来估计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流行情况。穆迪（Moody）及其研究团队2018年通过对2000—2017年PubMed和Ovid SP数据库中已经发表的论文及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政府和英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收集的灰色文献的分析，来评估全球范围内自我报告的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流行率，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共337篇。结果发现，性虐待是全世界最常见的儿童虐待与忽视类型，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女孩自我报告的性虐待终生流行率的中位数分别是20.4%和28.8%，男孩报告性虐待的比例通常较低。自我报告的身体虐待终生流行率通常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在欧洲国家，女孩和男孩自我报告的身体虐待终生流行率的中位数分别是12.0%和27.0%。非洲国家的身体虐待终生流行率非常高，女孩和男孩自我报告的中位数分别为50.8%和60.2%。在北美洲和欧洲国家，女孩报告的情感虐待终生流行率的中位数几乎是男孩的2倍，但在其他洲则没有性别差异。虽然总体研究数量较少，但是忽视终生流行率的中位数在非洲国家（女孩41.8%，男孩39.1%）和南美洲国家（女孩54.8%，男孩56.7%）最高，北美洲国家女孩被忽视的比例高于男孩（女孩40.5%，男孩16.6%），而在亚洲国家基本没有性别差异（女孩26.3%，男孩23.8%）。
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权威报告系统和官方数据库，研究人员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重视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危害，并展开了系列独立调查。方向明及其合作者（2015）检索了中国学者从1988年至2013年发表的68项儿童虐待与忽视研究，通过元分析方式来估计我国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流行情况。结果发现，在18岁以下的儿童中，26.6%曾遭受身体虐待，19.6%曾遭受情感虐待，8.7%曾遭受性虐待，26.0%曾被忽视。近年来，有研究基于19项针对我国中小学生遭受虐待与忽视情况的调查结果进行元分析发现，在校中小学生自我报告的身体虐待流行率为20%，情感虐待流行率为30%，性虐待流行率为12%，身体忽视和情感忽视的流行率分别为47%和44%（Wang et al.，2020）。
吉尔伯特（2009）及其合作者研究了儿童虐待与忽视给高收入国家带来的经济社会负担。他们估计，高收入国家每年约有4%～16%的儿童遭受身体虐待，10%的儿童遭受忽视或情感虐待，5%～10%的女孩和最高5%的男孩遭受严重的性虐待。遭受多种类型的虐待与忽视和重复遭受某种虐待与忽视会大大增加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风险。儿童虐待与忽视是导致儿童死亡和多种疾病共存的重要因素，它还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毒品和酒精滥用行为、危险性行为、肥胖和犯罪行为等造成长期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会从儿童时期持续到成年期，甚至延续至老年期。方向明团队（2012）根据美国2008年新增证实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例带来的终生花费进行估算，每一名非致命性儿童虐待与忽视受害者终生平均消耗210 012美元，其中包括32 648美元的儿童医疗保险消费，10 530美元的成人医疗保险消费，144 360美元的生产力损失，7 728美元的儿童福利消费，6 747美元的司法审判消费和7 999美元的特殊教育消费。美国2008年新增证实的儿童虐待与忽视案例的总体终生经济负担接近1 240亿美元。同样，我国儿童遭受的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在2010年分别导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0.84%和0.47%（Fang et al.，2015）。因而，儿童虐待与忽视在全球是普遍存在的，由此造成的经济社会负担难以回避。由于各国社会文化背景不同，针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儿童保护政策也存在较大差异。
儿童虐待与忽视被全球公认为是一项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和长远福祉的公共健康议题。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全球约有1亿名2～17岁儿童在2019年曾遭受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或性虐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大量证据显示，儿童虐待与忽视对儿童身体和精神健康具有短期或长期的负面影响（Anda et al.，2006；Norman et al.，2012；Wegman & Stetler，2009）。有关儿童虐待与忽视及其不同亚类型对儿童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危险行为等产生影响的系统综述和元分析成果丰硕，并且研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本部分通过搜索中英文电子数据库，得到40余篇系统综述和元分析文献，旨在整合过去十几年有关儿童虐待与忽视对儿童生活不同维度产生影响的最新证据，然后评估已有的证据，从而为儿童虐待与忽视的预防提供循证依据。
已有的系统综述表明，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经历同C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和细胞因子的数量增多显著相关（Coelho et al.，2014）。而且，儿童虐待与忽视使得儿童整个生命周期出现肥胖的风险增加36%，尤其是对于女性和白人（Danese & Tan，2014）。而且，不论是何种虐待与忽视类型，儿童虐待与忽视同不同类型的饮食障碍都呈显著正相关（Moledijk et al.，2017）。儿童虐待与忽视会增加出现神经性贪食症和饮食失调的风险，但与神经性厌食症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Monteleone et al.，2019）。儿童虐待与忽视还同他们的睡眠障碍密切相关（Brown et al.，2022）：失眠的概率增加2.91倍，做噩梦的概率增加2.15倍，睡眠时间平均减少12.1分钟（Schønning et al.，2022）。
韦伯（Weber，2016）及其合作者通过系统综述和元分析发现，儿童虐待与忽视同生活质量呈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身体虐待对总体生活质量有较小程度的负面影响（ d =-0.10～0.47）。情感虐待对生活质量的身体和心理维度有较小程度的负面影响（身体健康： d =-0.25；心理健康： d =-0.46）。性虐待对生活质量有较小程度的负面影响（ d =-0.37）。忽视与生活质量的心理维度呈中度相关关系（ d =-0.5）。
儿童虐待与忽视是抑郁症出现和持续存在的风险因素。已有的元分析发现，近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报告了儿童虐待与忽视经历。儿童期遭受虐待与忽视的个体在成年期出现抑郁症的可能是控制组的2.66倍，更早报告抑郁症的可能是控制组的3.73倍，出现拒绝治疗行为的可能是控制组的2倍，而且情感虐待对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影响最大（Nelson et al.，2017）。不论是儿童期遭受过身体虐待还是性虐待，都会增加成年期出现抑郁和焦虑的可能性，但是在这方面没有发现男女差别（Gallo et al.，2018）。
总体儿童虐待与忽视同抑郁症状密切相关（OR=2.48）。其中，性虐待增加2.11倍抑郁风险和1.90倍焦虑风险，身体虐待增加1.78倍抑郁风险和1.56倍焦虑风险，情感虐待增加2.35倍抑郁风险，忽视增加1.65倍抑郁风险和1.34倍焦虑风险，目击亲密关系暴力增加1.69倍抑郁风险（Gardner et al.，2019）。对纵向研究的回顾发现，总体儿童虐待与忽视增加2.03倍抑郁风险和2.7倍焦虑风险。其中，身体虐待增加2倍抑郁或焦虑风险，性虐待增加2.66倍抑郁或焦虑风险，忽视增加1.74倍抑郁或焦虑风险。儿童虐待与忽视减少10%～25%，能在全球减少3 140万到8.03亿名潜在的焦虑和抑郁患者（Li et al.，2016）。除了性虐待之外，其他四种类型的儿童虐待与忽视同老年抑郁症状密切相关，身体虐待增加1.73倍老年抑郁风险，情感虐待增加1.92倍老年抑郁风险，身体忽视增加2.05倍老年抑郁风险，情感忽视增加的老年抑郁风险最高，达到3.25倍（Wang et al.，2023）。
还有系统综述发现，儿童虐待与忽视发生的时间也会影响抑郁的严重程度，在6～12岁遭受儿童虐待与忽视报告的抑郁症状最严重，其次为12～19岁和0～6岁（Li et al.，2023）。使用《儿童期创伤问卷》这一测量工具的研究发现，遭受的儿童虐待与忽视程度越高，越可能诊断出抑郁症状（ g =1.07），抑郁症状的分数也越高（ z =0.35），其中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与抑郁的相关程度最高（Humphreys et al.，2020）。
此外，儿童虐待与忽视还与产后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密切相关，但是它与产后焦虑的关系还未形成一致结论（Choi et al.，2016）。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曾经历过儿童虐待与忽视的个体最常报告的精神健康障碍包括：物质滥用、重度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Spies et al.，2012）。
总体儿童虐待与忽视还同社交焦虑密切相关（ r =0.20），情感虐待对社交焦虑的负面影响最大，显著高于身体虐待（ r =0.13）和性虐待（ r =0.15）对社交焦虑的负面影响（Liu et al.，2023）。
儿童期的虐待与忽视经历会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包括教育结果和精神健康。已有研究发现，经历过虐待与忽视的儿童（尤其是寄养儿童）经常学业表现不佳，比如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留级和就学年级更低等。儿童的学业表现与精神健康又是互相影响的。受虐儿童学业表现不佳，与儿童关键发展过程（比如依恋关系建立、情绪管理和个人自主性建立）受到破坏有关（Romano et al.，2015）。
所有类型的儿童虐待与忽视都能提高成人期2到3倍的自杀未遂，其中性虐待能提高3.17倍的自杀未遂，身体虐待提高2.52倍，情感虐待提高2.49倍。类似的结果也适用于儿童虐待与忽视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复杂的儿童虐待与忽视能提高5.18倍出现自杀意念的可能性（Angelakis et al.，2019）。
儿童虐待与忽视同自我伤害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儿童期的性虐待证据最强有力，而身体虐待对自我伤害的影响证据较少。儿童忽视与自我伤害行为的相关性，不同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儿童期的虐待与忽视带来的创伤破坏了不同功能领域适应性技能的发展。自我伤害通常在情绪被吞噬的状态下出现，它被看作矫正代表性、可控性和反应性发展路径的补偿策略（Lang & Sharma-Patel，2011）。
儿童虐待与忽视会增加物质滥用的风险，遭受过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的个体在未来生活中吸毒的可能性分别增加74%和73%，而且女性比男性面临的风险更高（Halpern et al.，2018）。同时，认知能力受损是二者关系的一个中介路径（Edalati & Krandk，2016）。
儿童期的虐待与忽视经历同后期的暴力行为密切相关，虐待与忽视经历增加了80%的暴力风险结果（Fitton et al.，2020），而且这一风险在女性样本中偏高。
加拿大监狱里的近一半的人经历过儿童期虐待与忽视，其中：女性经历过任何形式虐待与忽视的比例是65%，男性是35.5%；女性经历过性虐待的比例是50.4%，男性是21.9%；女性经历过忽视的比例是51.5%，男性是42%；经历过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的比例分别是47.7%和51.5%，几乎没有男女差异（Bodkin et al.，2019）。
儿童虐待与忽视还是在亲密关系中遭受暴力的风险因素。已有研究发现，儿童虐待与忽视同亲密关系暴力具有显著相关性（ r =0.18），而且这种相关性在情侣关系中比在夫妻关系中更强，但是没有发现性别差异。四种类型的虐待与忽视都同亲密关系暴力正相关（身体虐待： r =0.19；情感虐待： r =0.18；性虐待： r =0.17；忽视： r =0.12）（Li et al.，2019）。
儿童虐待与忽视还同亲密关系中的施虐显著相关（ r =0.16），并且在男性中二者的关系更显著，不受婚姻状况的影响。其中三种类型的虐待与施虐有关（身体虐待： r =0.17；情感虐待： r =0.13；性虐待： r =0.13）。
母亲在儿童期所受的虐待与忽视对其后代的抑郁和内化行为具有较小程度的显著影响（ r =0.14），而且母亲自身的抑郁程度能够影响母亲的虐待与忽视经历对子代抑郁和内化行为的影响，非白人女性的子代面临的精神健康问题更大（Su et al.，2022）。
儿童虐待与忽视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已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而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免疫系统、认知过程、情绪情感调节和社会关系四种类型。
遭受过虐待与忽视的儿童，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发生了改变，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出现心脏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具体来说，受虐待与忽视儿童在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期出现炎症的风险更高，成年后肥胖风险也有一定提升（Baldwin & Danese，2019）。影响儿童不良经历与肥胖之间关系的最常见因素是社会关系被破坏和慢性压力反应（Wiss & Brewerton，2020）。
核磁共振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期经历过虐待与忽视的成年人的胼胝体和海马结构同未经历虐待与忽视者存在差异。核磁共振研究结果还显示，儿童期的虐待与忽视经历会增加患多动症的可能，并且前额叶会被异常激活（McCrory et al.，2011）。
儿童虐待与忽视对儿童大脑结构发展轨迹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成为成年期心理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儿童虐待与忽视经历减小了儿童大脑海马结构、前扣带回皮质等的体积，影响了神经纤维束的发展，改变了加工和传递压力事件的感官系统的发展。已有的研究一致表明，受虐待个体的杏仁核对威胁性刺激反应提高，纹状体对期待或接收到的奖励反应降低，前额叶与杏仁核的联结性降低，顶叶的体积和神经网络中心部位增大（Teicher et al.，2016）。经历过儿童期虐待与忽视的成年人的前额叶皮质右侧和海马结构右侧灰质减少（Paquola et al.，2016）。儿童虐待与忽视还会破坏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Van Voorhees et al.，2004），它导致了DNA甲基化的表达模式（Cecil et al.，2020）。
儿童虐待与忽视是老年认知功能失调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单一或多种形式的儿童虐待与忽视会显著破坏认知功能的九大领域：记忆力、学业成绩、识字、口头理解、智力、执行功能、加工速度、认知推理和非语言推理。其中，智力和认知推理是最常被报告受损的认知领域（Su et al.，2019）。情感虐待与认知风格之间具有较显著的相关关系，对年长儿童的性虐待对他们的认知风格有较小的负面影响，但身体虐待与认知风格无关（Gibb，2002）。对于黑人青年的研究发现，社会信息加工过程是导致儿童虐待与忽视影响抑郁症状的一个重要机制（Ross et al.，2023）。
儿童虐待与忽视对人际交往也产生不同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儿童虐待与忽视会对社交理解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对情感理解比情感识别的负面影响更大，对年幼儿童比年长儿童的影响更大（Luke & Banerjee，2013）。
同没有遭受过虐待与忽视的儿童相比，有受虐待与忽视经历的儿童负面情绪更多，容易行为充满负面情绪，表现出较强的情绪失控（Lavi et al.，2019）。在情绪管理的不同维度，儿童虐待与忽视降低了情绪管理能力（ r =-0.24），提升了情绪失控能力（ r =0.28）。在策略层面，儿童虐待与忽视会显著提升回避性（ r =0.25）、情绪压抑（ r =0.24）和情绪表达（ r =0.25）（Gruhn & Compas，2020）。情绪失控是一个连接儿童虐待与忽视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中介因素（Messman-Moore & Bhuptani，2017）。
基于心理学和流行病学领域的文献回顾，儿童早期的虐待与忽视经历会改变个体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威胁信息加工、奖励加工，以及情绪控制的变化），减弱社会支持，从而增加精神健康的脆弱性（McCrory et al.，2019）。
经历儿童期虐待与忽视会增加社会功能困难风险。儿童虐待与忽视同总体社会功能呈负相关关系（ r =-0.20～-0.11），其中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对社会功能的负面影响最大（Fares-Otero et al.，2023）。
1992年，证据为本的医学作为一种新的指导临床医学实践的范式而出现（Evidence-Based Medicine Working Group，1992）。这一范式旨在推动临床决策过程变得清晰和理性，降低直觉和非系统性临床经验的作用，强调将最好的研究结果整合进临床照护中。证据为本的医学被界定为“谨慎并且明智地使用目前临床照护研究中的最佳证据来管理病人”（Haynes et al.，1996）。证据是指基于观察和实验研究获取的有关问题和假设得到验证的系统性数据结果，而最佳证据通常来自随机对照实验和系统综述，不是个案研究或者专家意见。1992年，美国卫生保健政策研究所（AHCPR）在制定临床实践指南时提出了4级证据级别和3级推荐级别（见表3-1）。
表3-1 1992年美国卫生保健政策研究所证据分级标准及推荐级别
证据为本的医学范式改革影响了公共卫生、护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诸多应用型学科。尽管整合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的模型早已存在，但当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于20世纪90年代被介绍进社会工作专业中时，也被看作一种范式革命（Gambrill，2003）。1999年开始，坎贝尔联盟大力推动社会福利、犯罪司法和教育领域高质量系统综述的开发和传播。欧洲和北美洲的证据为本社会工作实务中心为这一范式的落地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因而实务工作者与研究者的合作关系更加紧密。现在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已成为社会工作者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必要条件，美国社会工作国家伦理规范要求在实务中使用研究证据（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Work Research，2007）。
全球96个国家的代表性调查数据显示，大约10亿名2～17岁儿童在2015年里经历过身体、情感和性虐待（Hillis et al.，2016）。尽管如此，针对儿童的虐待与忽视常常是隐藏而未被公众看到的，人们所知道的流行率远低于真实发生的情况。鉴于儿童虐待与忽视的高流行率及其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响，以及践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世界卫生组织基于虐待与忽视产生原因的社会生态模型，并根据已有的研究证据，提出了七项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策略，它们分别是：实施和执行法律、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安全的环境、父母和其他照顾者支持、收入和家庭经济赋能、响应和支持性服务、教育和生活技能训练。这些证据为本的策略为致力于预防和回应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了可操作指南。
这七项预防策略的入选标准符合有效、有前景或谨慎干预的原则。有效的干预意味着至少符合以下一项标准：（1）有至少两项或者更多高质量的随机对照实验或者高质量的准随机对照实验结果显示该项策略能够显著降低儿童虐待与忽视或其他暴力的指标；（2）基于高质量的元分析或者系统综述从而推荐的干预策略。有前景的干预是指有至少一项中高质量的随机对照实验或者高质量的准随机对照实验报告该项策略能够显著减少儿童虐待与忽视或者其他暴力，以及显著提升保护因素或降低风险因素的影响。谨慎的干预是指至少符合以下一项标准：（1）全球条约或者决定认为该项干预策略对于降低儿童虐待与忽视发生率非常重要；（2）定性或者观察研究显示该项干预策略在降低儿童虐待与忽视发生率方面效果显著。
对儿童进行立法和政策保护并采取措施执行是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谨慎的干预。禁止暴力惩罚和儿童性侵的法律非常有用。首先，它告诉社会暴力行为是错误的，法律可以根除容忍这些错误行为的流行观念；其次，法律让施暴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到惩罚；最后，法律也可以减少促使虐待与忽视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比如酒精等。这一策略的目标是确保对预防暴力的行为立法并执行，减少过度饮酒，限制儿童接触枪支和其他武器。通过立法，能减少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顾者对儿童的身体虐待，以及社会中成年人对儿童的性侵或性剥削，增进保护儿童的社会规范和观念。
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各国有义务设立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采用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免受任何形式的伤害。此外，限制儿童滥用酒精和接触枪支，可以避免其成为暴力实施者和加害者。
已有的证据显示，法律可以减少采用暴力手段惩罚儿童，加深对暴力惩罚的负面结果的认识，改变使用惩罚手段的态度（Osterman，Bjorkqvist，& Wahlbeck，2014；Roberts，2000；Sariola，2012）。对欧洲五国的比较研究发现，与两个未对禁止体罚立法的国家相比，三个对禁止体罚立法的国家报告它们已不再经常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了（Bussmann，Erthal，& Schroth，2011），而且对体罚的接受度降低了很多（Zolotor & Puzia，2010）。到2016年，近50个国家禁止对儿童进行暴力惩罚，还有52个国家承诺会对此进行立法（Zolotor & Puzia，2010）。
改变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也是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社会中，某些形式的暴力不仅是正常的，有时还得到维护（UNICEF，2014），所以，需要改变这些根植于社会和文化传统的规范和行为。尽管社会规范的改变很难评估，但是当它与立法或者生活技能训练结合起来使用时，效果较为显著。这一策略的目的是强化支持儿童生活在非暴力、尊重、包容、积极和性别平等环境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改变针对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有利于降低对妇女和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接受度，推进男女平等和家务劳动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支持父母非暴力的态度，减少父母对儿童的身体虐待。
从公共卫生预防的角度来看，改变支持性别不平等的有害社会规范，社区动员项目和旁观者干预都是很有前景的策略。当大众媒体、社会动员联盟和支持性服务为实施这些策略提供支持时，这些策略能够成功鼓励对禁止暴力的报道，以及推动禁止暴力惩罚的法律得到执行。
乌干达的社区动员项目利用社区工作方法改变了社会规范，有效预防了对女性的虐待与忽视。社区中参加该项目的女性报告，来自亲密关系中的身体虐待减少了52%，社会对虐待与忽视的接受度也显著下降（Raising Voices，2016）。南非的灵魂之城干预项目通过电视、宣传册和广播分别触及86%、25%和65%的受众来宣扬禁止家庭暴力，结果显示公众连续听过4次宣讲之后，41%的参与者意识到社区中设立了求助热线，并且不同意家庭暴力是家庭私事的参与者增加了10%（Usdin et al.，2005；Soul Buddyz，2008）。
创造和维护安全的环境也是减少儿童暴力的重要策略。安全的环境策略聚焦于改变社区中的物理和社会环境，增加积极行为，消除有害行为。现有的证据并没有在支持社区干预时对年龄进行区分，因而，有效的社区干预应该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这一策略的目的是创造和维护安全的街道，以及保证其他儿童和青少年聚集和玩耍的地方的安全，这样有利于减少因为攻击造成的意外伤害，提升在社区周围活动的安全性。
来自巴西、加拿大、南非和美国的研究显示，很多青少年暴力事件发生在特定的区域（比如某条街、某俱乐部和酒吧等）（Minamisava et al.，2009；Bell，Schuurman，& Hameed，2009；Nicol et al.，2014；Wiebe et al.，2016）。对10项随机对照实验的系统综述显示，对热门地点的巡逻有助于减少暴力犯罪和社会混乱（Braga，Papachristos，& Hureau，2012）。
帮助父母和其他照顾者理解积极、非暴力管教和亲密有效的亲子沟通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以降低严厉管教的使用率，创造积极的亲子互动，帮助父母或其他照顾者与孩子产生有效联结，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支持家庭、父母和其他照顾者学习积极的育儿策略，可以预防亲子分离、儿童虐待与忽视和目击父母之间的暴力。这一策略的目的是减少暴力管教，创造积极的亲子关系，它有助于减少对儿童保护服务的使用以及父母对孩子的身体、心理和性虐待，减少青少年攻击行为，增进父母对儿童和青少年安全的监管。已有的证据显示，亲职项目的花费低于儿童虐待与忽视发生后导致的医疗和卫生花费。
亲职项目可以根据儿童虐待与忽视类型、儿童年龄或者项目递送方式不同而进行相应调整。研究表明，不同形式的亲职项目，比如家访、家长支持小组或者社区支持的家庭项目等，都是有效的。一项针对在美国实施的20个家访项目的系统综述显示，它们显著降低了儿童虐待与忽视的发生率（Bilukha et al.，2005），其中护士—家庭合作计划的证据最为充分。南非的家访项目是由非专业人员对贫困社区的新生儿母亲进行16次家访，随机对照实验显示，项目在完成一年后仍能够对母婴关系产生积极影响（Cooper et al.，2009）。以小组形式开展父母培训和支持也被发现在减少严重暴力方面效果显著（Knox & Burkhart，2014）。在南非实施的大规模的家庭教育与终身健康项目的随机对照实验显示，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身体虐待发生率降低44%，情感虐待发生率降低61%，积极育儿技能提升17%（Cluver et al.，2017）。
收入和家庭经济赋能干预有利于减少对儿童的虐待与忽视，并降低亲密关系暴力的发生率和儿童目击家庭暴力的可能。另外，增加女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可以提高整个家庭的经济水平，有效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这一策略的目的是提升家庭的经济安全和稳定性，从而减少儿童虐待与忽视和亲密关系暴力。已有的证据显示，收入和家庭经济赋能策略包括现金转移支付、社区促进性别平等的存款和贷款培训，以及发展小微经济（Guidance for 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Programming，2012）。
21世纪以来，中低收入国家对困境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帮助提升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对健康教育服务的使用率。已有研究显示，现金转移支付结合女性家长培训能够提升父母的监管能力，减少儿童虐待与忽视，提升儿童的亲社会行为（Cancian et al.，2013；Huston et al.，2003；Ozer et al.，2009）。三项在美国的随机对照实验显示，现金转移支付与其他医疗补助或儿童照护服务相结合，能够帮助父母获得更高学历和找到工作，并提升积极育儿能力（Cancian et al.，2013；Huston et al.，2003）。
当基本的医疗服务（比如针对暴力伤害的医疗急诊服务和对性侵受害者的临床服务）到位之后，只有为儿童暴力与忽视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提供咨询和社会服务，才有助于打破儿童生活的恶性循环，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并逐步恢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但是，中低收入国家儿童在遭受暴力与忽视伤害后接受医疗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的比例非常低。因而，增加儿童使用服务的比例，需要有效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服务和改进求助机制，包括社会服务部门和警察的转介。另外，政府支持的、安全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宣传到位的、具有匿名性和可及性的机制对于提升服务使用率和报告暴力案件都非常重要。这一策略的目的是提升儿童虐待与忽视受害者使用高质量医疗服务、社会福利服务和司法支持服务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同一种虐待与忽视的再次发生率，减少创伤症状和暴力伤害。已有的证据显示，提供服务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认知行为疗法中的治疗方法、支持小组中的儿童虐待与忽视筛查、庇护中心、个案管理、治疗小组和寄养服务等。
个案和小组形式的聚焦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对于经历了虐待与忽视的儿童减轻创伤症状及负面心理和情绪后果的影响效果显著，个案治疗能降低37%的负面影响，小组治疗能降低56%的负面影响（Wethington et al.，2008；King et al.，2000）。有研究发现，通过经培训的健康工作者来递送聚焦创伤的认知行为咨询也是可行的（Bass et al.，2013；Murray et al.，2015）。培训健康专业人员识别儿童虐待与忽视或者其风险因素，有助于帮助儿童得到一系列可能的干预。美国的随机对照实验显示，培训儿科医疗工作者筛查儿童抑郁状况、物质滥用情况、家庭暴力等，有助于降低儿童保护服务的使用率和减少儿童忽视记录（Dubowitz et al.，2009）。
学校是儿童生长的重要环境，儿童能够在学校学习和接受亲社会行为，从而预防学校和社区暴力。生活技能训练能够提高儿童的沟通能力、冲突管理和问题解决技能，帮助儿童建立积极的同辈关系。这一策略的目的是增加儿童的性别平等教育、社会情感学习和生活技能训练，并确保学校环境的安全和赋能作用。这一策略有助于提升儿童的入学率，促进儿童的学校参与，为儿童识别亲密关系暴力和自我保护赋能，减少儿童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关的具体策略包括提升不同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创造安全的学校环境、提升儿童保护自己免受暴力伤害的知识和技能、生活和社会技能训练等，尤其是教授儿童非暴力应对和管理风险与挑战的生活技能。
很多系统综述结果显示，学校开展的预防性侵项目对于提升儿童自我保护的知识和行为效果非常显著（Mikton & Butchart，2009），而且与预防性侵有关的社会观念和性别角色在学校项目中非常必要（UNICEF，2014）。一项“对性侵说不”的项目评估结果发现，干预组自我披露性虐待的比例提高了 34%（Adolescent Girls’Empowerment Program，2014；Sarnquist et al.，2014）。
不同学科的研究揭示出儿童健康成长所必需的重要因素如下：身体关爱和营养（满足儿童的生存需要，比如充足的食物、温暖的住房等）；情感关爱（爱、情感，安全的亲子依恋，帮助儿童学习情绪管理的关爱环境）；社会关爱（帮助儿童发展社会适应能力，建构适宜儿童成长的社区环境）；教养和社会化（通过榜样鼓励期望看到的行为，从发展的视角设定规则、教授儿童独立生活的技能）（Beach，Brody，Barton，& Philibert，2016）。如果儿童在早期家庭环境中的不良经历（比如贫困、暴力、严厉管教和虐待与忽视等）过多，他们的正常发展就会受到负面影响。
在所有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幸福感和生命历程的可改变因素中，没有哪个因素比父母的教养方式更加重要（Sanders & Mazzucchelli，2018）。来自行为科学和流行病学的证据表明，儿童早期的家庭环境会影响他们的方方面面，比如大脑、语言、社交技能、情绪管理、自我控制、身心健康、与健康相关的危险行为，以及对重大生活事件的应对能力（Cecil et al.，2013; Moffitt et al.，2011）。大量证据显示，家庭危险因素，比如不良的育儿方式、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严厉刻板并且不一致的管教、家庭冲突和婚姻破裂等，会提升儿童出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可能性（Loeber & Farrington，1998）。相反，安全和积极的亲子互动能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Collins et al.，2000；Stack et al.，2010）。儿童成长在温暖和充满支持的家庭里，即使面临贫困和社会经济地位劣势的困境，也不太可能发展出反社会行为（Odgers et al.，2012）。因而，提高父母的育儿技能是促进儿童发展、提升亲子双方的幸福感，以及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重要策略。
循证家庭干预是指经过多年严格实证检验的亲职项目，比如通过随机对照实验证明出现了有利的儿童和家庭发展结果，在真实世界中验证了临床实用性，并且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拓展实验，证明了项目的可推广性和可持续性。换句话说，当通过不同样本能够支持实验的效果时，就说明这个项目具备了证据基础（Kumpfer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09）。目前国际上的趋势是投资具备证据基础的预防项目和早期干预项目以减少贫困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并且这样做对公共开支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
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递送亲职项目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传统的面对面亲职项目递送通常聚焦于表现出高风险的少数家庭，而网络为大规模开展亲职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纽伯尔（Nieuwboer）及其同事（2013）对2000—2010年发表的19项在线亲职项目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其中7项研究了证据为本的亲职项目，12项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显示，在线亲职项目能够给儿童及其父母的相关结果变量带来中等程度的积极影响。汉森（Hansen）及其同事（2018）对澳大利亚贫困社区的亲职项目的系统综述显示，在线亲职项目代表了一种代替传统面对面亲职项目的有效方式。尤其是2019年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各国的社会服务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利用在线形式开展循证家庭教育服务项目成为一种新的选择和可能。
从已有的国际经验来看，儿童虐待与忽视完全是可以预防的。对于存在儿童虐待与忽视风险的家庭，政府要提供家庭教育和咨询服务等，以降低儿童遭受虐待与忽视的风险。在我国，虽然有研究针对此问题做出了积极尝试，但这些研究要么缺乏质量评估或有效性证据（刘海鹰，刘昕，2008），要么研究对象仅为新生儿母亲（Gao et al.，2015；Jin et al.，2007）。更重要的是，目前所有的研究都并未将其所开发的方案标准化，也未检测其适用性和复杂性，从而限制了方案的大规模推广和使用。因此，研制并推广适合我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循证儿童虐待与忽视预防方案，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较高的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