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俄罗斯文学历来深邃而厚重，直面根本性的存在问题——生与死、善与恶、自由与责任、理智与信仰等，为俄罗斯思想的阐发与构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话语资源。白银时代哲学家弗兰克曾言：“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在俄国不是在系统的学术著作中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完全另外的形式——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的。” ^[1] 俄罗斯当代哲学家尼克利斯基也指出：“理解古典文学的哲学内容总是俄罗斯哲学的突出特征之一。” ^[2] 俄罗斯文学大家们总是在他们的创作中融入自己对终极问题的思考，也因此而享誉世界，生命长青。

在这个意义上，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可谓俄罗斯文学的一座高峰、一面旗帜，他不仅是驾驭语言与情感的文学大师，还以人类的良心和先知的形象铭刻于世人的脑海之中。托尔斯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粹”的艺术家，不能满足于用冷峻、客观的目光去旁观生活，其创作密切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具有凸显的哲学向度。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在自己人生的巅峰时期经历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在《忏悔录》中极力批判自己此前的生活与创作，把余下的三十年交给了对终极真理的求索。寻求关于生活的理性论证、找到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的诉求始终让他辗转反侧、苦苦追寻——“人活着为了什么？”“在这无限的世界中，人这个有限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在晚年，他公开批判官方教会，对社会的传统偶像与权威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继而构筑了自己以“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博爱”“宽恕”“简朴化”等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托尔斯泰的艺术观也经历了深刻的转向，导致其后期作品的主题与风格迥异于前，具有浓郁的说教和批判色彩。在历来的文学评论界，将艺术家托尔斯泰与思想家托尔斯泰一分为二的看法屡见不鲜。不少后世的批评家一方面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批判其晚期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无论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如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等，还是同时期的无产阶级批评家，如普列汉诺夫、列宁、卢那察尔斯基等，他们虽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但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托尔斯泰的文学天赋和思想天赋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历史评价令许多后人在研究托尔斯泰时产生了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即托尔斯泰的晚期思想在其光辉灿烂的文学成就面前黯然失色，显得幼稚和浅薄，这也导致后人易于接受这种程式化的定论，以致不愿深入剖析其精神遗产的真谛。

实际上，将作家的人生与艺术世界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期的精神激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时期没有任何根本的、内在的一体性。曾亲自拜访过托尔斯泰的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曾提到：“我们绝对不像今日的批评家般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是转变以前的，一是转变以后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连［联］。” ^[3] 俄罗斯著名批评家米尔斯基则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关联：“后期托尔斯泰创作中许多貌似全新、令人震惊的东西其实已隐含于其早期作品。自一开始，我们便能在他那里看到对生活之理性意义的追寻，对健全思维和个人理智之力量的信赖，对现代文明及其‘人为’倍增的需求之轻蔑，对国家和社会所有功能和规约的深刻鄙视，对各种约定俗成观点、各种科学和文学‘完美形式’的毫不理会，以及显而易见的教谕倾向。但是，这些互不关联地散见于其早期作品的成分在他思想转向之后却融汇成一种内涵明确、一以贯之的学说，它渗透进每个细节。这一学说让人震惊，吓走了他先前的大多数仰慕者。” ^[4] 米尔斯基认为，托尔斯泰晚期艺术观念与目的的深刻变化与其思想的内在转变是吻合的。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也认为，托尔斯泰的道德活力早在其创作生涯之初便已见端倪，他在晚年表达的理念和信念大多已出现在最初的著述中：“托尔斯泰小说建筑在道德力量和宗教力量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力量至少有一部分是与文学相互对立的。在晚年托尔斯泰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严厉言行，例如，谴责纯文学；认为大多数艺术缺乏道德严肃性；对美的东西持怀疑态度；等等。其实，早在他动手创作其主要作品之前，它们就已经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典型特征了。” ^[5]

在接受托翁百余年间，我国学界对其艺术家形象和思想家形象的定位和评价也发生了几番变化。在接受初期，学界主要关注的是思想家托尔斯泰，对其评价呈现出审美判断让位于价值取向的特点，如寒泉子的《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1904）、李大钊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1916）、蒋梦麟的《托尔斯泰的人生观》（1919）等。瞿秋白在1927年蒋光慈编的《俄罗斯文学》中评论道：“托尔斯泰是有名的两重人格：一方面他是艺术家，另一方面他又是哲学家、道德家。他的著作几乎显然把他的人格分成两截，转弯的关头便在七十年代末。然而实际上考察起来，他第二期的思想在第一期里已经伏流：实在并没有转弯——不过第一期用的是艺术的言语，第二期——却是抽象的哲学术语而已。” ^[6] 1929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托尔斯泰生平及其学说》一书中有云：“托氏对于人生问题，自少至老，盘旋胸中一大问题也。惟其历时之长，故其变迁亦至复杂，不可以一概而论，如其早年之放逸，婚后之刻苦，一八七五年后之沉思，一八七九年之乐生，一九〇〇年之烦闷，临死之解脱，生活迁易，其思想亦随之俱变，故托氏之言行，前后矛盾甚多。然思想起伏，要有酝酿通贯。托氏早年所著，多萌后此彻悟之好恶。” ^[7] 可见，我国学界在接受托尔斯泰的早期便已经意识到了托尔斯泰人生的前后期所蕴含的内在联系。

而在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把托尔斯泰看作“天才的艺术家”和“糟糕的思想家”的评价在我国引起了广泛影响，多数评论主张将托尔斯泰一分为二地看待，即在肯定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同时否定其思想中的消极面。学界对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分裂论”与“统一论”的争论，前者认为反动的世界观也能创造出一流的文学作品，后者认为世界观决定创作方法，作家世界观的发展变化相应地反映在其艺术创作中，也决定语言结构、情节等艺术形式的处理和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托尔斯泰的艺术家形象和思想家形象在我国批评界逐渐趋于融合，出现了多部从文化视角解读作家创作的专著，如邱运华的《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2000）认为，作家诗性启示的主要内涵是永恒道德、普适情感价值，其中渗透着俄罗斯传统的神圣使命感 ^[8] ；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2000）把作家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认同和借鉴置于其精神求索的整个进程之中来研究 ^[9] ；赵桂莲的《生命是爱——〈战争与和平〉》（2002）通过对“和平（米尔）”一词在文本中多重意义的细致考察表明，俄罗斯“米尔”或村社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在共同体中感受生理和心理的温暖，即爱，正是因为米尔中的人民不是教条地信仰，而是凭借心灵的指引，托尔斯泰才会把自己的精神探索之路与宗法制农民的道路结合在了一起。 ^[10] 李正荣的《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2001）、杨正先的《托尔斯泰研究》（2008）、张中锋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2016）、张兴宇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自然生命观研究》（2016） ^[11] 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读了托尔斯泰的艺术世界与作家思想的关系。此外，对“托尔斯泰主义”、作家晚期思想的研究也由简单笼统的价值判断发展到对作家思想的复杂性及产生渊源的剖析，王志耕、金亚娜、倪蕊琴等学者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挖掘。 ^[12]

可以说，艺术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托尔斯泰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作家晚期精神面貌和艺术观念的改变恰是其个性发展和思想演化的必然结果和归宿。本书并非致力于从实证科学的路径去对托尔斯泰晚期学说本身进行学理性研究，而是采取了另一种路径，即剖析托尔斯泰精神求索的演变过程、内在逻辑和动态张力，挖掘其精神求索在存在层面的现实意义。托尔斯泰属于那些用自己的学说和自身实践为人类带来对生活的全新理解的思想家，常被列入孔子、老子、所罗门、佛陀、马丁·路德·金、梭罗等智者的行列。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索人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如何在理智和信仰的平衡中度过一生的问题。在当今人工智能崛起、人类伦理面临挑战、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重新审视这位被誉为“人类的良心”的大文豪的精神求索、重估其思想遗产对当代人精神生活的指导价值显得十分必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中，全面解读托尔斯泰的思想演变在其文学创作中的具体体现。对于将文以载道视为己任的托尔斯泰来说，文学创作正是他追求真理的毕生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把握托尔斯泰精神求索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动态过程的基础上，对其创作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其思想的演变对其不同时期的创作范式的影响，将成为解开托尔斯泰精神求索的发展过程、内容与实质的重要密码。在下篇中，通过阐释托尔斯泰与同时代人的互动以及托尔斯泰在白银时代宗教哲学与当代俄罗斯文化语境中的面貌，在比较视野下关照托尔斯泰精神求索的独特性和永恒性，剖析其晚年会对东方古典文化思想抱有好感的内在原因。相比于国外学者大多从有神论立场出发的研究，当我们在异质文化和唯物主义的背景下，以他者的身份来审视这一问题时，或许可以从更加客观、冷静的视角去分析作家对终极真理的思考和体悟，能够更好地阐明其超越时空、民族和宗教藩篱的全人类意义。

[1]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4页。

[2] 尼克利斯基：《俄罗斯文学的哲学阐释》，张百春译，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第3页。

[3] 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傅雷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第10页。

[4] 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下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4-5页。

[5] 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忠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218页。

[6] 转引自陈建华主编《文学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第43页。

[7] 同上书，第68-69页。

[8] 参见邱运华：《诗性启示：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0。

[9] 参见吴泽霖：《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 参见赵桂莲：《生命是爱——〈战争与和平〉》，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1] 参见李正荣：《托尔斯泰的体悟与托尔斯泰的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杨正先：《托尔斯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张中锋：《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危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张兴宇：《列夫·托尔斯泰的自然生命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2] 参见王志耕：《世俗生活的宗教阐释——托尔斯泰的〈生活之路〉》，《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金亚娜：《列夫·托尔斯泰的理性信仰与现代性因素》，《俄罗斯文艺》2010年第3期；倪蕊琴：《“托尔斯泰主义”纵横谈》，《文贝：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2013年Z1期。